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必不可少，而文学翻译则使得人们跨越时空于一个个故事中进行精神文化交流，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翻译质量尤为关键。跨文化交流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文化差异，这也同样造成了“翻译鸿沟”，导致译者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完全等同于源语言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故而研究译者如何主观能动性地缩小“翻译鸿沟”显得尤为重要。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研究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探究其行为特征和内在动因[1]。
2003年出版的《追风筝的人》广受赞誉，这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首个长篇小说，其故事围绕阿富汗人阿米尔展开，深入反思了人性、战争以及民族与宗教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已被译成四十余种语言发行，胡赛尼也因这部作品荣获2006年联合国人道主义奖。迄今为止，中国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现两个中译本，其中李继宏是唯一的简体中文版，小说中包含了大量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词语，对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则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的主体性选择。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研究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助于验证和丰富该理论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同时为探讨译者主体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实践意义：通过分析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的行为特征及其效果，可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实践提供参考，特别是在处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方面。
2. 文献综述
2.1. 《追风筝的人》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追风筝的人》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本体与翻译传播两大领域展开。文学研究侧重于文本内部深层意义的挖掘，聚焦于后殖民主义[2]、生态女性主义[3]等理论视角，并持续探讨原罪与救赎[4]、身份与认同[5]等核心主题。与之相对，翻译研究则更关注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旨在通过译本的生成与接受，推动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动与理解。
在翻译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学者们尝试运用多种理论对《追风筝的人》李继宏中译本进行剖析。这些研究或从目的论出发评估译文的策略选择[6]，或借助关联理论分析译文与原文的语境效果与认知关联性[7]，等等。此外，译者主体性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多项研究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四步骤理论(信赖、侵入、吸收、补偿)探讨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8]。同时，主体间性视角则试图突破单一主体性的局限，探索作者、译者、读者乃至赞助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9]。
尽管现有成果丰硕，但深究之下不难发现其局限性。首先，多数研究侧重于静态的文本对比(如分析增删、改写等策略)，或止步于译者主体性的描述，却未能深入揭示主体性背后驱动译者行为的社会、文化动因。其次，现有研究理论视角虽呈多元化，但缺乏对译者行为系统性、社会化的考察。关联理论等分析虽能指出翻译中的“问题”，但往往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得失评判，未能将译者的具体行为(如为何对某些文化负载词采取归化)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中，分析其行为规律与动因。
2.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我国知名学者周领顺教授率先提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展现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全新的理论框架[10]。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目前唯一典型的译者行为理论，涉及一体化的理论、应用与评价系统，但首先是作为评价理论使用的，以此来指导翻译实践[11]。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其核心内容，“‘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于读者或社会的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求真”和“务实”就是这个连续统的两端，译者选择如何用翻译策略调节平衡这两端以达到合理化[1]。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框架完善与发展、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对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建设及框架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周领顺教授为主。他于2010年首次提出了翻译“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旨在探究译者行为动因及翻译社会化程度[1]；2019年进一步论述了“连续统”思想与“求真”“务实”之间的关系及“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操作性问题等，旨在提升理论的运用效果[12]；随着理论不断发展完善，于2024年总结了该理论的系统性发展的特征，以求得到持续的研究与发展。其他学者对该理论的发展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学者发现可以结合“国家翻译实践”为该理论提供国家视点[13]，也有学者参照学派构成性特征反思该理论发展的不足之处[14]等，进一步丰富该理论的同时也推动了理论的未来发展。此外，众多学者将该理论应用于具体翻译实践的分析当中，例如对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译本的翻译内外研究[15]，基于语料库汉语粗俗语的英译行为研究[16]，探究明喻、隐喻和拟人三种修辞格的汉译[17]等，验证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但是，利用该理论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研究甚少，故本文可以丰富该理论的应用范围研究。
2.3. 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作为一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刻反映了该国的思想精髓、传统习俗、情感表达及日常习俗等独特元素[10]。如何将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中精准呈现对于理解文学作品、跨文化交流尤为重要。在文化分类领域，尤金·奈达等[18]提出了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五大类别。基于此，众多学者进一步将文化负载词细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五大类进行研究[10]。本文将继续沿用这一分类标准，通过分析《追风筝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负载词例句的汉译过程，探究译者在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方法，以及这些翻译行为背后所体现的译者行为动因及专业素养。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历来受到学界关注，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翻译研究、文化因素研究等。学者们结合了不同的翻译理论来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例如结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19]、生态翻译学[20]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关注文化负载词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如探究文化负载词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指导教学等[21]。
3. 研究问题
1) 译者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文化负载词时使用了何种翻译策略？
2) 译者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文化负载词时体现了何种翻译行为？
3) 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对文化负载词的传递效果产生了什么影响？
4. 《追风筝的人》中文化负载词的汉译及译者行为分析
文化负载词是民族之间进行文化沟通的桥梁，是文化沟壑的填补者，准确地翻译文化负载词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22]。本文试图从《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句加以分析，进而探析李继宏在译文创作中如何能动地发挥译者主体作用以及其达到的效果如何。
4.1. 生态文化负载词
各个国家在地理位置、地质结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各种语言描述生态环境的生态文化负载词在表达上千差万别[22]。译者需要将这种独特性译出也十分困难，总体上李继宏则采取了异化的策略。
在《追风筝的人》中，生态文化负载词主要体现在译者对于出现的阿富汗地名处理上。李继宏选择将地名音译，例如“Kabul [23] (喀布尔[24])”“Kandahar [23] (坎大哈[24])”“Paghman [23] (帕格曼[24])”“Jadeh Maywand [23] (雅德梅湾[24])”等阿富汗地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原名的发音及独特性，让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特色，此外，译者对于有的地名还采取了加注解释，例如“Bamiyan [23] (巴米扬[24])”，注释为“阿富汗城市，在喀布尔西北150公里处”，明确了这是一个阿富汗当地的特定地点，有助于构建小说的空间特征。
译者行为的求真度较高，音译方式处理地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地名的语音特征，同时保留了原文拼写，使读者能够对照参考，体现了译者的忠实态度，还通过注释补充地理位置信息，确保了地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译者行为的务实度适中，虽然保留了异域文化特色，但地名相对复杂，在阅读过程中会增加一定的困难。本文认为在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译者偏向了求真端。
4.2.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指一切凝结人类灵感及智慧而产出的有形的物质产品，涵盖衣食住行、技术设备和交通等，由于各民族地区物质文化略有不同，从而语言描述物质文化负载词上的差异[20]。为降低目标语中由于部分文化词汇缺失带来的阅读停滞感、陌生感，针对文中几处彰显民族特色的词汇，李继宏采取了直译加注、借译、增译等翻译技巧，体现了一定的归化策略，增加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从而实现了更好的跨文化交流效果。
例1. 李继宏将“Naan [23]”直译为“馕饼[24]”，并采取加注的翻译方法，体现了归化的策略。在这里，译者联系了目标语读者熟知的新疆“馕饼”的概念，在同时保留了“Naan”的原始发音和基本语义的基础上，还能让读者直接了解到所指食物的大致类别。之后，再运用注释补充信息，对于阿富汗文化中的制作方式进行详细说明，为读者提供更全面、深入的文化背景知识，辅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中“Naan”一词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
例2. 李继宏将“Kursi [23]”译为“暖炉桌[24]”，采用了借译的方法、归化的策略。在这一翻译过程中，译者借用目标语中已有的、熟悉的类似概念来翻译源语中的词汇，原因是文中阿富汗的“kursi”在描述上与日本的暖炉桌在构造上相似，这能促使读者能够更容易地想象和理解此物品的大致形态和用途。
例3. 李继宏将“Panjpar [23]”译为“一种叫做‘番吉帕[24]’的扑克游戏”，采取了增译的方法，添加词汇增加了对该事务的解释，一定程度上是归化的策略，因为“扑克游戏”能让目标语读者明白这是一种纸牌游戏。事实上与中国的扑克略有不同，“Panjpar”是阿富汗流行的双人纸牌游戏，共有52张牌，其字面意思是“五张牌”，对应该游戏开始时每个玩家手中的牌数。
而李继宏的此类翻译中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表现出较好的平衡，尊重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又便于理解，但略偏向务实，此类的大多数翻译可以让目标语读者畅“读”无阻。
4.3.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涉及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等词汇，是社会文化语境的催生品[20]。译者在翻译此类文化负载词时根据不同情形选择不同翻译策略，大部分是异化，将源语言的社会文化一定程度介绍给目标语读者，服务于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1. 李继宏将“kite-fighting tournament [23]”意译为“斗风筝比赛[24]”，比起直译“风筝打架锦标赛”，意译的选择则转化成了目标语读者更熟悉的概念，更加通俗易懂。
例2. 李继宏将“Raga [23]”译为“拉格[24]”，并加注“印度的一种传统音乐”，选择异化策略，保留异域风情。
译者在“求真–务实”之间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对重要的文化负载词倾向采用异化策略，保留文化特色，对较易理解的概念采用归化策略，提高可读性，还通过注释系统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
4.4. 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伦理标准和意识形态[20]。伊斯兰教是阿富汗的主要宗教，极大地影响了该国的文化，所以在翻译此类词时需要格外注意，李继宏在翻译此类文化负载词时运用了异化策略。
例1. 李继宏将“Inshallah [23] (God willing)”译为“阿拉保佑[24]/安拉保佑[24]”，“Mashallah [23]”译为“我的天[24]”，这些翻译结合语境，直接采用了常见的中文翻译，保留了其宗教内涵。
例2. 李继宏将“Mullah [23]”音译为“毛拉[24]”，并通过加注的方式，即“伊斯兰教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解释了“毛拉”在伊斯兰教中的特定含义。
此类翻译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求真度和务实度，两者的结合使得翻译具有较高的合理度。其翻译策略既尊重了原文的宗教文化特色，又照顾到了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体现了译者对跨文化传播的较好理解。
4.5. 语言文化负载词
英语和汉语所属的语系不同，故而在语音、句法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英语注重形合，比汉语更注重使用连词连接句子关系，而汉语强调意合，句子的成分借助意义进行连接，语言上的这些差异使得翻译时很难还原源语言的表达效果[22]。对于此类文化负载词，译者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例1. 原文：Rahim Khan told me Baba had personally funded the entire project, paying for the engineers, electricians, plumbers, and laborers, not to mention the city officials 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 [23]
译文：拉辛汗说爸爸独力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电工、管道工、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支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24]
李继宏将本句中的“not to mention”所连接的句子被切分成两个独立的短句，译为“也”来表达其中暗含的强调关系，并且，将“oil”译为本土化的“油水”，指给予好处以获取官员的同意，采用归化策略，是一个文化适应性较强的翻译。
例2. 原文：And not only did she teach classic Farsi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she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royal family, a fact that my father playfully rubbed in the skeptics’ faces by referring to her as “my princess”. [23]
译文：她在大学教授古典法尔西语文学，祖上是皇亲贵胄。这让爸爸十分高兴，总在那些对他有所怀疑的人面前称呼她“我的公主”。[24]
李继宏在本句中没有将英文表达中特有的强调句式“not only”(不仅……而且/还……)译出，没有传递出原文凸显的递进关系。但是将“a descendant of the royal family”译为“祖上是皇亲贵胄”，结合了目标语读者所熟知的本土成语表达，并将长句分割为短句，减轻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压力，提高了可读性。
整体来看，求真度和务实度都很高，较为合理。例如例(1)既传达了原文的讽刺意味，又保持了修辞手法，但相较而言，译文的务实度更高，译者大部分采取独立短句的形式，部分连词尚未能明晰，相对而言缺少了原文想要传递的暗含逻辑关系。
5. 讨论
通过分析李继宏对《追风筝的人》中五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践，本研究揭示了一个处于特定社会与市场语境中的译者，其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所呈现的复杂样态。总体而言，李译本的译者行为呈现出一种在合理度尚可的基准上，系统性偏向“务实”的倾向。针对生态文化负载词而言，译者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求真度更高；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译者采取了直译、归化的翻译策略，务实度相对更高；对于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译者根据重要程度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大部分是异化，但总体上在求真与务实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在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面，译者运用异化策略、加注方法，合理度也很高；对于语言文化负载词译者主要采用意译、归化策略，寻求更高的务实度。
这种“务实”偏向，根植于畅销书文学翻译这一特定实践场域的多重约束。首先，作为一位非翻译科班出身、凭借个人兴趣与机遇接手翻译的年轻译者，李继宏的翻译行为深受其个人翻译观与目标读者定位的影响——即优先确保大众读者能够“流畅地阅读”。其次，翻译行为受到市场逻辑与出版时效的潜在制约。有限的翻译周期与酬金，可能促使译者在“精准度”与“传播效果”之间做出权衡，倾向于采用能快速被目标语文化语境接纳的策略，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效率最大化”。
由此，李译本的“效果”与“精准度”之间呈现出一种值得深思的张力关系。从传播效果看，该译本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流畅可读的语言是推动《追风筝的人》在中国成为畅销书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印证了其“务实”行为的有效性。然而，从学术批评视角审视，这种对可读性的侧重，有时不免以牺牲原文特定语言风格(如英语形合句式的逻辑关系)或文化细节(如某些物质文化的精确内涵)的“精准”传达为代价。这一矛盾恰恰凸显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解释力：李继宏的行为并非简单的“忠实”或“叛逆”所能概括，而是一位作为“社会人”的译者，在特定条件下为实现其核心目标(有效传播)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选择，其行为的“合理度”也应在这一社会化框架内予以评价。
6. 总结
本研究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李继宏译《追风筝的人》中文化负载词的个案分析，深入考察了其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的行为轨迹与动因。研究表明，李继宏的翻译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务实导向与策略性平衡特征，其策略选择深受其非专业背景、读者意识及畅销书翻译语境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这一案例揭示，文学翻译，尤其是面向大众市场的畅销书翻译，其“成功”的标准往往是多维度的，译者的行为是其在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之间进行动态调适的复杂过程。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一个典型个案，具体展现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解释特定类型译者(如非科班出身的畅销书译者)行为复杂性方面的适用性与深度。它说明，对译者行为的评价，需要超越静态的文本对比，进入其行为发生的社会视域，理解其策略选择背后的动因与约束条件。
同时，本研究作为一项基于有限代表性案例的质性分析，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的研究可沿两条路径深化：一是建立更大规模的平行语料库，对李译本及其他译本(如台湾译本)进行量化对比，以更具统计意义的数据验证译者行为模式；二是拓展个案范围，将更多不同类型的译者纳入研究视野，从而构建起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文学翻译译者行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