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隐喻作为语言及思维现象，始终是人文与社会学科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经历了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认知科学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认知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Lakoff与Johnson (1980)《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的出版[1]。该书系统论证隐喻并非仅与语言相关，而是我们理解和构建抽象概念、进行推理乃至塑造日常行为的基本认知机制。我们赖以思考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
然而，这一基于语言内省与哲学思辨的理论体系，在诞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心理现实性——即它是否真实反映了人脑在线加工的过程——始终面临着实验心理学研究的质疑。反对者认为该理论缺乏直接、可重复的行为或神经科学证据[2]。为提供更多实证证据，研究者引入了错误记忆范式(DRM)。
错误记忆研究为探究记忆的内部结构和加工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者发现[3]，当个体学习一系列基于同一概念隐喻(如“TIME IS MONEY”)的短语时，他们不仅会记忆呈现过的短语，还会错误地记住未呈现过的、但与该概念隐喻相关的其他短语，甚至概念隐喻本身(如“时间就是金钱”)。这一稳定的概念隐喻错误记忆效应强有力地表明，语言加工时，底层的概念隐喻结构确实在记忆系统中被自动激活并进行了跨域映射，从而为概念隐喻理论提供了来自记忆的实验证据。
随着双语或多语者群体日益庞大，隐喻加工研究从一语延伸至双语领域。主要探讨概念表征与语言表征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语言经验对认知过程的塑造作用。研究发现，隐喻记忆在双语者的一语和二语中并非完全一致[4]。二语加工中，尽管概念隐喻能够被通达，但学习者往往表现出对字面义抑制能力的减弱和更高的认知负荷，这反映了双语隐喻加工机制的复杂性。
本文旨在对“隐喻记忆的双语研究”这一新兴交叉领域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综述。我们将首先介绍概念隐喻理论的发展脉络，继而阐述错误记忆范式如何提供实证支持，重点聚焦双语研究发现，深入分析其认知机制及个体差异的影响，最后总结现有研究局限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2. 概念隐喻理论的发展
2.1. 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
西方思想史上对隐喻的探讨源远流长，其发展脉络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传统修辞观和现代认知观。
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隐喻被普遍视为语言层面的一种修辞手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与《修辞学》中提出“比较论”，认为隐喻是通过发现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另一个事物。与之稍有不同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则主张“替代论”，认为隐喻是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行为。尽管视角略有差异，两者的核心观点一致：隐喻是语言的附加品，其功能在于修饰和美化语言，增强表达效果，它并非思维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一主要观点在20世纪受到挑战。Richards (1936)在其《修辞的哲学》中提出了“互动论”，将隐喻研究从词句层面拓展至概念层面。他认为隐喻是“主旨”与“载体”两个概念系统相互互动、彼此作用的产物[5]。Max Black (1962)随后发展并完善了互动论，强调在隐喻理解中，载体系统的“关联常识”会被投射到主旨系统上，从而筛选、凸显或隐藏主旨的某些特征，这是一个积极的认知建构过程[6]。
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 (1980)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隐喻观。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1) 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它根植于我们的概念系统；(2) 隐喻是系统性的，一个概念隐喻(如“ARGUMENT IS WAR”)能系统地生成大量相关的隐喻表达(如“他的论点不堪一击”、“我驳倒了他的观点”)；(3) 隐喻是自动化和无意识的，我们平日使用和理解隐喻表达式时，通常并未意识到底层概念隐喻的存在；(4) 隐喻的基础是具身的，许多核心的概念隐喻源于我们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如“HAPPY IS UP”、“SAD IS DOWN”) [1]。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从语言边缘推向了认知中心，开启了认知语言学的新纪元。
2.2. 汉语隐喻研究的发展
汉语隐喻研究悠久而丰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比”与“兴”是两种与隐喻密切相关的诗歌创作手法。东汉王逸、宋代朱熹等学者对《诗经》中“比兴”手法的阐释，体现出对隐喻早期的深刻认识。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中国古代系统论述隐喻的里程碑式著作。他在“比兴”篇中不仅区分了“比”与“兴”，更对“比”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如“比义”、“比类”)。南宋陈骙的《文则》则在中国修辞学史上首次将“隐喻”确立为独立的修辞格，并将其归纳为十种类型，标志汉语隐喻研究走向精细化。
进入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1932)中构建了现代汉语修辞学体系，对隐喻(比喻)进行了科学界定和分类[7]。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海内外认知语言学浪潮的推动下，汉语隐喻研究开始了“认知转向”。束定芳(2000)在其《隐喻学研究》中系统介绍并发展了概念隐喻理论，呼吁建立中国的“现代隐喻学”[8]。赵艳芳(1995)、蓝纯(1999)等学者则通过具体的汉语语料(如空间隐喻)，从认知视角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证与理论研究，推动汉语隐喻研究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与接轨[9] [10]。
3. 错误记忆研究与概念隐喻的结合
3.1. 错误记忆的研究方法
错误记忆指个体对未发生事件的确信，或对已发生事件的错误重构。周楚(2005)将其划分为源于内部联想的“内部加工型”和源于外部误导信息的“外部干扰型”[11]。Bartlett (1932)关于故事记忆的经典实验揭示了记忆的“重构性”本质，表明记忆并非对经历的精确复制，而是基于已有图式的主动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扭曲和错误[12]。
在内部加工型错误记忆的研究中，由Deese (1959)发起，经Roediger和McDermott (1995)复兴的DRM范式已成为最经典和有效的实验范式[13] [14]。该范式的基本流程是：向被试呈现一个与某个未呈现的“关键诱饵”(如“甜蜜”)高度关联的词表(如“糖、蜂蜜、苦、蛋糕、滋味……”)，随后进行回忆或再认测试。结果发现，被试会以很高的概率错误地回忆或再认出“关键诱饵”。这一效应揭示了人类记忆的关联本质：语义网络中的节点在被激活后，会向相关节点自动扩散，当激活强度达到一定阈值时，便产生了对未经历事件的记忆。
3.2. 概念隐喻错误记忆效应
DRM范式揭示出记忆的语义关联特性，与概念隐喻理论所强调的概念系统的结构性高度契合。研究者开始探究概念隐喻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化的概念关联，是否也能在记忆系统中引发类似的错误记忆效应。
Reid和Katz (2018)的研究首次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3]。他们不再使用简单的词汇列表，而是采用基于特定概念隐喻(如“LIFE IS A JOURNEY”)的短语作为学习材料(如“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开启了生命的新篇章”)。在随后的记忆测试中，被试不仅会错误再认其他未呈现的、基于同一隐喻的短语，甚至会错误再认概念隐喻本身(如“人生是旅程”)。这表明，在加工语言时，底层的概念隐喻结构被自动激活，并在记忆中被表征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Reid和Katz (2018)的研究通过更严谨的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并深化了这一发现。他们在再认测试中设置了多种类型的干扰项：
(1) 关键一致项：与学习短语基于同一概念隐喻，但不呈现的短语。
(2) 隐喻控制项：与学习短语目标域相同但源域不同，且不呈现的短语(如与“LIFE IS A JOURNEY”设置“人生是礼物”)。
(3) 字面控制项：仅与源域的字面义相关的句子(如为“TIME IS MONEY”设置“她银行账户里有很多钱”)。
(4) 无关项：与学习列表毫无关系的短语。
结果发现，对“关键一致项”的错误再认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干扰项。这一模式至关重要，因为它排除了被试仅记住“人生”或“金钱”等孤立概念的可能性，强有力地证明了错误记忆的产生源于从特定源域到特定目标域的完整概念映射的激活。这为概念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行为证据。
4. 双语隐喻记忆
4.1. 双语概念隐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双语研究针对不同语言中的隐喻共享底层概念结构的程度，形成了“概念普遍性假说”和“语言特异性假说”两种竞争性观点。前者认为，由于人类共享许多基本的身体和经验基础(具身认知)，核心的概念隐喻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1]。后者则强调，隐喻的产生和理解深受特定语言、文化模型和身体经验的影响，因此不同语言的隐喻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15]。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开始采用错误记忆范式来探究双语者的概念隐喻表征。Yang、Reid和Mei (2023)的研究是该领域的标志性成果[4]。他们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的汉英双语者为被试，分别进行了中英两版概念隐喻错误记忆实验。
他们的研究表明概念隐喻错误记忆效应在一语和二语中均出现，具有跨语言的稳定性。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实验中，对“关键一致项”的错误再认率都显著高于控制条件。这表明，当双语者分别使用一语和二语时，底层的概念隐喻结构都会被自动激活。
然而，更深入的发现揭示了双语隐喻加工的显著差异。首先是字面义抑制困难。在英语实验中，被试对“字面控制项”的错误再认率显著高于在汉语实验中的水平。这表明，双语者加工二语隐喻时，虽能通达概念隐喻，但他们在抑制与源域相关的字面义方面存在困难。字面义在二语加工中保持了更高的激活水平，从而更容易干扰隐喻义的理解和记忆。其次是更高的认知负荷。整体上，英语实验中，对各类新项目(包括无关项)的错误再认率也更高，而对旧项目的正确再认率则更低。这反映出二语隐喻加工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可能与二语词汇和句法加工的自动化程度较低有关。
这些发现与Mashal等人(2015)的神经科学研究相互印证。他们发现，母语者加工常规隐喻时主要依赖左半球，而二语者加工同类隐喻时则表现出右半球优势，这与母语者加工新颖隐喻时的脑区活动模式相似[16]。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对二语者而言，即使是常规隐喻，其加工也可能更像是“新颖”问题的解决，需要额外的认知努力。
4.2. 双语隐喻记忆的影响因素
双语隐喻记忆的表现受到个体差异和任务特征的双重影响。在个体差异方面，研究显示个体的认知能力有重要作用。Silvia和Beaty (2012)的研究发现流体智力在创造新颖隐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表明流体智力可能通过影响抽象推理和认知能力来调节隐喻加工过程[17]。然而，Yuan Fang (2020)针对汉英双语者的研究则呈现出更复杂的情况，其研究发现流体智力与隐喻产出能力并无显著关联，被试产出的几乎全是传统隐喻，这暗示了后天习得的知识可能在隐喻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18]。
在任务因素方面，隐喻的认知复杂度是一个关键变量。Stamenković等人(2019)的研究明确区分了文学隐喻(高认知复杂度)和非文学隐喻(低认知复杂度)，并发现流体智力对高复杂度隐喻的理解具有更大影响[19]。此外，语言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因素，其影响不容忽视。在二语环境下加工隐喻，被试会表现出明显的字面义抑制困难，具体体现为对字面控制句的错误再认率显著高于母语任务[4]。综上所述，双语者的隐喻记忆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其认知能力与特定任务要求(如隐喻复杂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5. 总结、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系统回顾了双语隐喻记忆研究的理论根基、方法创新与前沿发现。概念隐喻理论实现了隐喻研究从修辞到认知的范式革命，而错误记忆范式(尤其是DRM范式)则为检验该理论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关键的实验方法。实证研究一致发现稳定的“概念隐喻错误记忆效应”，证实了概念隐喻在记忆中的在线激活。双语研究进一步揭示，尽管概念隐喻表征具有一定的跨语言普遍性，但其加工过程却存在语言特异性：二语隐喻加工伴随更显著的字面义干扰和更高的认知负荷，这反映了双语者认知机制的特殊性。
尽管隐喻记忆的双语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该领域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多依赖行为实验数据，对隐喻加工的内在神经机制探索不足。虽然错误记忆范式为概念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但这种行为层面的证据仍属于间接推论，难以揭示实时神经活动过程。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的被试群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数研究以高校学生特别是语言专业学生为被试，其语言背景和认知特征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更广泛的双语群体。研究内容上，当前研究较多关注常规的概念隐喻，对那些更具创造性的新颖隐喻的探讨相对不足。这些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和改进。
本领域的研究发现对于二语教学、翻译实践及跨文化理解具有重要启示。二语教学应认识到二语学习者加工隐喻时的困难，并设计针对性训练。例如，可以开发旨在增强抑制控制能力的练习，帮助学习者克服字面义干扰；或通过大量接触和对比一语与二语中共享及特有的概念隐喻，深化其认知图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敏锐洞察隐喻背后的概念结构及其文化负载，避免字面直译导致的概念失真，并寻求在目标语中激活对等概念映射的表达方式。
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未来研究可从多个维度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例如，在认知机制上，二语隐喻加工中观察到的“字面义抑制困难”，其根本原因是抑制控制能力的普遍不足，还是二语词汇通达的自动化程度低。未来研究可结合ERP技术(如N400、P600成分)与抑制控制任务，探究个体抑制控制能力与二语隐喻加工中字面义干扰程度的相关性。此外，未来研究还可探索个体差异的影响，更精细地考察流体智力、工作记忆容量、抑制控制等认知能力，以及动机、情感等非认知因素如何与语言经验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隐喻记忆。这些研究方向的推进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双语隐喻加工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