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资本积累逻辑的深度耦合，关于“数字劳动”、“平台资本主义”及“数字异化”的探讨成为学界焦点。这一理论版图中，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数字劳动”理论构成了西方批判范式的两座高峰。本文的研究试图在与其进行深度的理论对话中，指认其在解释“数字内卷”与“算法统治”时存在的人学视域盲区，进而通过重访马克思异化理论，探索指向“人的解放”的理论解释。
(一) 祖博夫视域下作为掠夺逻辑的监控资本主义伦理批判
祖博夫的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学与商业伦理视角审视资本对人类经验的掠夺。如田方晨、刘明明(2024) [1]所述，祖博夫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行为剩余”如何被转化为预测产品，以及“工具主义权力”如何通过算法诱导瓦解人的主体性。何小雨(2024) [2]进一步指出，这种模式导致了“存在的透明化”与“行为的商品化”，引发了严重的伦理风险。程嘉妮、殷筱(2025) [3]则从伦理规制的角度，强调了这种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共谋所带来的民主伦理危机。
本文认为，祖博夫的理论虽然在现象描述上极具穿透力，但其缺陷在于本体论维度的软弱性。正如田方晨等学者所批评，祖博夫倾向于将监控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流氓变种”而非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她更多地将其视为对隐私权利的侵犯，寄希望于通过法律监管恢复“良性的市场”。这种视角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数字异化的深层结构，体现的是对数据的掠夺，和马克思所言的“类本质”的丧失，我们仅靠伦理规范是无法触及“算法统治”对人主体性根基的系统性侵蚀。
(二) 福克斯视域下作为剥削逻辑的数字劳动政治经济学回归
与祖博夫不同，福克斯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张继龙、周方志(2025) [4]在梳理福克斯理论时指出，其核心要义在于揭示“玩工”(Playbor)机制，即用户的在线活动被转化为无偿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积累的实质仍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谢芳芳(2017) [5]肯定了福克斯将受众商品论延伸至数字时代的理论贡献。
但是，福克斯的理论在具体应用中也面临挑战。许璐璐(2025) [6]敏锐地发现，福克斯存在“劳动概念泛化”的倾向，可能导致理论解释力的衰减；且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算法驯化”正在取代简单的“自愿劳动”，单纯的经济剥削分析难以穷尽个体在“数字内卷”中的生存困境。面对现代人普遍感受到的精神倦怠与意义虚无，福克斯的宏大叙事虽然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流向，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微观层面人与自身精神活动、人与他人的全面疏离。要回应这一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升到人学本体论批判的高度。
(三) 本文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学术定位与研究贡献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与Zuboff及Fuchs的研究既有承继亦有显著差异。
首先，在理论视角上，本文不满足于祖博夫式的伦理探析，也不止步于福克斯式的经济决定论。本文试图在承认数字监控(Zuboff)与数字剥削(Fuchs)并存的基础上，回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逻辑。本文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尚未消解异化，反而借助技术将其推向了更深层次。这种异化不仅体现为数据的被占有，更体现为算法系统对人的主体性重构与生活世界的殖民。
其次，在研究语境与出路上，不同于西方学者往往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或仅停留在制度修补层面，本文聚焦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命题。正如何小雨(2024)所言，需要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打破人的发展困境。本文将探讨在“技术向善”的伦理指引下，如何超越单纯的资本增殖逻辑，在理论批判与现实关怀的结合中，寻找一条能够复归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尊严、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路径。这是对西方理论盲区的补充，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数字时代解释力的有力证成。
2.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经典内涵与核心关怀
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利器，“异化”这一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至为深刻的基石。它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对话与决裂中锻造出的理论武器。思想源流可追溯至黑格尔，在他那里，异化是“绝对精神”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本质上是意识层面的自我疏离。随后，费尔巴哈完成了关键一跃，将异化从思辨天国拉回人间，揭示了“宗教异化”的秘密，即人将自身美好的类本质投射于上帝，反过来却屈从于这个由自己创造的偶像。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的革命性贡献，正在于他突破费尔巴哈的局限性，还完成了对异化问题的“哥白尼式”革命。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思想的异化只是现实异化的反映，真正的、根本的异化必须在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去寻找。由此，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将异化理论从一种哲学思辨，转变为一种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解剖学，揭示了其相互关联的四重规定，它们如同一张无形的巨网，将劳动者牢牢束缚。
其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生命力物化于商品，但这些商品一旦被创造，便作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与他相对立。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7]当代全球化生产链条便是生动写照：一名流水线工人夜以继日地组装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其精湛的技艺凝结其中，但这部手机的市场价值却可能远超他数月的薪水，它属于遥远的品牌和消费者，唯独不属于它的直接创造者。产品世界的增值，精确地以劳动者世界的贬值为代价。
其二，由产品异化溯源，必然触及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过程本身对工人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的苦役，劳动不再肯定自我，反而否定自我；不再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不幸。所以，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的动物性机能中才感到自由，而在本应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劳动中，他反而感觉自己像个动物。当下广受争议的“996工作制”便是此种异化的绝佳注脚，工时延长背后的逻辑就是将人的生命完全工具化的逻辑，使劳动过程充满了非人化的压迫感与身心俱疲的耗竭感。
其三，上述两种异化共同导向了最深邃的层面，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在于其“自由自觉的活动”[8]。人能够有意识、有计划、有创造性地改造世界，劳动本应是确证和实现其类本质的生命形式。从它的本质上看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异化劳动却将这种最高级的生命活动，贬低为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使人的类本质服务于其个体生存。人的生活被物质化，丧失了作为社会性、创造性、能动性存在的丰富内涵，这无疑是对人之为人的最深刻剥夺。
马克思穿透现象，直指异化的根源及其扬弃之道。他明确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直接原因，但同时也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和表现，二者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扬弃异化，就必须扬弃私有制。马克思所构想的高级社会形态，正是一种“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9]，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个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构成了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价值底色，也为我们今天审视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永不褪色的批判性标尺。
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新形态与新特征
马克思在19世纪的工厂烟尘中诊断出了异化的最初形态，在21世纪由代码和光纤构建的数字资本主义中，这种病毒非通过技术赋能，发生了更具渗透性的变异。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仍然存在，但其实现形式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转型。昔日可见的生产线轰鸣的机器，如今演变为无形的算法与我们须臾不离的智能终端。正是在这一新语境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现出惊人的当代穿透力，它帮助我们撕开“科技赋能”与“自由连接”的温情面纱，直面数字时代异化的新图景。
第一，异化的当代变体，在劳动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控制形态：算法控制下的“数字泰勒主义”。在工业时代，泰勒主义通过对工人肢体动作的科学分解与时间计量，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极致控制。如今，这一逻辑在“零工经济”的平台催生了更为严酷的宰制模式[10]。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为例，他们看似是摆脱了传统雇佣关系，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独立个体户，但这“自由”的表象之下，是资本的控制。这个算法“黑箱”基于海量数据，为骑手规划出最优的路线，计算出精确到秒的配送时间，并通过智能手机实时追踪其一举一动。劳动者不再需要思考和判断，只需严格执行系统发出的指令。任何延误都会被系统记录在案，并转化为惩罚。这种控制模式甚至比传统流水线更为精妙，它通过“游戏化”的奖励机制，将外部强制内化为一种自我规训，激励着劳动者不断自我加速。从此，劳动者与自己的生产活动发生了彻底的分离，劳动不再是展现技能、运用智慧的过程，已经沦为一种对算法指令的被动响应。应和了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活动异化的当代翻版：劳动不再是人的生命的确证，而成了一种使人疲于奔命的异己力量[11]。
第二，这种劳动过程的异化，进一步延伸到了劳动产品的界定上，揭示了数字时代一个更为隐蔽的剥削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生产数据的“无偿劳工”。数字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革，在于它模糊了生产与消费的边界。当我们刷朋友圈、刷短视频、搜索信息时，我们在消费内容的同时，还持续不断地生产着一种极其宝贵的数据。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每一次点赞，都构成了可供分析的“数据痕迹”，成为平台资本赖以生存和扩张的助力器。这一生产过程及其产品，对于生产者自身而言却是完全异化的。我们无意识且无偿地从事着这种数字劳动，所生产的数据被平台公司私有化，通过算法加工成精准成高价值商品，而我们自己却不能从其利润中分得一杯羹。这在业界被称为“监视资本主义”，其核心正是对人类经验的单方面占有。这完美复现了马克思对产品异化的诊断：我们生产得越多，那个与我们对立的、由数据构成的“他者世界”就越强大，而我们自身则在算法的精准操控下变得越被动、越透明。
第三，当劳动过程被算法支配，劳动产品被无形攫取时，异化的侵蚀便不可避免地深入到人的精神内核，导致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即技术奴役下的“单向度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活动。当今，在以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为主导的“注意力经济”中，人的这种本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平台的设计逻辑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用户的注意力时长，它们就开始精心设计了多巴胺奖励机制和个性化推荐算法，将用户缚于一个永无止境的“信息流”瀑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生存方式日益“景观化”和“表演化”，真实的自我被精心修饰过的“虚拟人设”所取代，生活的意义似乎被简化为获得更多的点赞和关注。创造性活动也被平台的逻辑所规训，人们不再为自我表达而创作，而是为追逐流量而生产“内容”。同时，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使用户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信息，逐渐丧失了批判性反思的能力。人的思想日益变得扁平，趋向于赫伯特·马尔库塞所描绘的、丧失了否定与超越维度的“单向度的人”。这无疑是对人的精神内核最深刻的背离。
4. 寻求“人的解放”的当代路径
在系统地剖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的诸种新形态之后，我们面临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这一诊断是否必然导向一种技术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重思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为了在深刻的批判中寻找超越的可能性，为寻求“人的解放”这一永恒命题探明当代的实践路径。
在探索这一路径之初，我们需要引入一种辩证的技术视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数字技术等同于异化的帮凶，应看到其内部蕴含的双重属性与矛盾效应。一方面，算法确实强化了资本的控制；但另一方面，技术也意外地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连接工具与抵抗空间。外卖骑手利用社群网络共享信息以应对算法考核，用户通过开源技术反抗数据霸权，这些微观层面的创造性实践与策略性抵抗表明，技术完全有潜力被重新挪用，成为打破原子化生存、构建团结的工具。承认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的批判更加全面和公允异化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在于控制技术的权力结构。因此，解放的可能恰恰孕育在对技术潜能的争夺之中。
首先体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柄无与伦比的思想武器。在“算法中立”“技术赋能”等话语甚嚣尘上的今天，异化理论如同一束X光，穿透了技术的光环，直指其背后不变的资本增值逻辑。它雄辩地证明，无论是蒸汽机时代的工厂，还是数字时代的平台，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的驱动力不变，技术就极有可能沦为加深对人的控制与剥削的工具[12]。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将我们从对技术本身的盲目崇拜或恐惧中解放出来，促使我们将批判的焦点对准技术被嵌入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正是开启一切变革的认知前提。承认理论的批判力量，便吹响了实践的号角。寻求“去异化”的道路，是一场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工程。这条道路的起点，必须始于个体的觉醒与抵抗。在被算法和信息流全面包围的今天，个体的反抗或许看似微弱，却构成了捍卫主体性的第一道防线[13]。这可以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数字苦行主义”，例如通过“数字斋戒”定期远离屏幕，重新建立与物理世界和内心的连接；可以是有意识地线下真实的兴趣与社交，在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重塑有温度的人际关系；更可以在职业选择和日常工作中，尽可能追求那些能发挥创造性的活动，拒绝将自我完全工具化。个体需要培养一种媒介批判素养，时刻警惕“信息茧房”的塑造，主动寻求多元信息，保持独立思考与反思的能力。这些个人层面的实践，虽然无法撼动庞大的结构性力量，但它们是意义非凡的认知与精神起义，是拒绝被完全同化的必要姿态。
个体的“数字苦行”终究无法根除异化的土壤。倘若缺乏制度性的变革，个体的努力很容易被更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所消解。所以，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动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制度创新。这要求我们在宏观层面采取果断行动。首先，必须加强对平台资本的有效监管，打破其数据垄断和市场垄断地位，并切实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保他们能从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合理回报。其次，亟须探索“数据所有权”的公共化方案，挑战平台公司对个人数据的私有化占有，或许可以构想一种“数据合作社”或“数据信托”模式，让数据价值回归社会公共利益。再者，应大力发展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建立非营利性的社交平台、搜索引擎和教育资源库，为公众提供一个不受商业逻辑过度侵蚀的数字公共空间。最后，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和建立更人性的工作制度与企业文化，抵制“996”等过劳模式，鼓励一种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同时还能促进员工创造力与福祉的新型劳动范式[14]。
5. 小结
从个体觉醒到制度重构，我们描绘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实践路径。要想真正摆脱数字异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必须时刻铭记，技术本身并非异化的根源。数字技术既可为锁链，亦可为翅膀，其属性取决于它被嵌入何种生产关系，服务于何种社会目标。在一个以资本增殖为最高法则的社会里，技术进步往往只会带来更高效的剥削与更精密的控制。真正的人的解放，必须指向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它要求我们建立一个以“人”的发展为最高目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技术将被用来缩短必要劳动、增加自由时间，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联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今天振聋发聩，它始终提醒我们：在数字技术的浪潮之巅，我们所要追寻的，不应是一个更智能的牢笼，而是一个更自由、更公正、更人道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