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进入关键阶段。对于曾经深度贫困的民族地区，如何在这一转型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当前的核心任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必须提升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四川省也提出了实施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提升计划，推动发展模式从“输血”型的外部资源输入转向“造血”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政策背景为本研究提供了现实切入点。
在学术界，关于乡村发展模式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研究逐渐形成了外源式、内源式及新内源式三种主要理论范式。外源式发展模式强调外部力量在短期内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但容易导致路径依赖的问题[1]。相比之下，内源式发展模式更注重激活本土资源和村民自主性，但在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等方面存在局限，容易导致发展受限[2]。为了弥合这两者的不足，新内源发展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主张在强化地方内生力量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入外部资源，促进地方与超地方力量的有机结合[3]。研究表明，内外力量共同作用下，乡村旅游文化产业能够通过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优化、人口“反虹吸”效应以及基础设施带动效应，推动乡村振兴[4]。然而，外部力量的介入也可能导致过度干预，抑制乡村内生动力，甚至导致内生空间被侵占，转变为外源式发展模式[5]。因此，如何平衡外部力量的介入，避免其过度干预，已成为新内源发展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新内源发展模式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各个行动主体(如政府、企业、村民、乡土精英等)在其中的角色及其互动关系，已成为研究的关键。本文将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主要分析工具。ANT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技术、资源、政策文本)共同构成的异质性网络，通过“转译”过程构建、稳定和演变[6]。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乡村转型和产业集群的研究领域，其核心在于通过“转译”过程整合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揭示网络构建的动因与机制[7] [8]。温凤鸣和解学芳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短视频推荐算法的运行逻辑时亦指出，该理论对乡村场域中异质行动者的联结机制具有强解释力，其“转译”过程可有效剖析乡村产业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互动逻辑[9]。
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德石窝村为例，该村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和“高山向导第一村”这一旅游发展模式，从一个“深藏山中的”嘉绒藏族村落，迅速转型为广为人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德石窝村的成功转型展示了如何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为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在返乡能人苏拉王平的带动下，德石窝村形成了政府、能人、公司、村民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模式。短期内，村集体与村民的收入实现了突破，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得到了显著激发。
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网络的构建中，能人扮演了核心引领者的角色。苏拉王平不仅通过个人影响力带动外部资源的引入，还通过“信任赋权”的方式将政府、企业和村民联结在一起，推动了“外部支持”向“内生动力”的转化。这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可借鉴的经验。
2. 案例呈现与分析框架
2.1. 案例呈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德石窝村
德石窝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距离县城约16公里。下辖4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约500人，于2021年8月被列为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是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地。背靠雄伟的三奥雪山，拥有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和冰川溪流丰富的自然资源。三奥雪山由“群山之父”奥太基、“群山之母”奥太美和“群山之子”奥太娜三座雪峰组成，构成了独特的地理与文化景观。
尽管德石窝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背景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海拔高、交通不便，信息流通受限，导致该地区长期未能得到有效开发，难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村民主要依赖传统的农牧业维持生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转折点出现在“能人”苏拉王平的回归。他早年投身户外登山事业，逐渐成为国内知名的登山家，并创办了成都川藏登山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川藏队”)。2019年，由他为原型拍摄的纪录片《珠峰队长》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纪录片不仅提升了三奥雪山和德石窝村的知名度，也使村庄的旅游潜力得到广泛曝光。
与许多外出成功的乡土精英不同，苏拉王平始终关注家乡的振兴和发展。每年返乡时，都会为村里的老人发放衣物，并组织村民聚会，逐步在村里建立了深厚的声望与信任。这些社会资本为他后续的返乡创业和带动村民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珠峰队长》的热播让德石窝村的旅游价值再次被挖掘。当地政府敏锐抓住机遇，与川藏队合作推出了“景区 + 专业机构”的运营模式，推动旅游产业的开发。
在德石窝村的发展模式中，县、镇两级政府扮演“搭台者、服务员、监管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基础设施，累计投资7100万元(含国家交通运输部1.8亿元专项)，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登山大本营及观景平台等关键硬件；二是建立管理体系，在游客中心设立三奥雪山旅游管理局，负责监督指导、防汛防灾及安全保障等工作；三是进行技能赋能，由政府出资联合当地人社局为村民免费举办了三批次共200人的高山向导专业培训，帮助他们实现持证上岗。通过政府、企业和苏拉王平的共同努力，德石窝村的旅游产业逐步走上正轨。公司作为“引领者、运营者、联结者”，在市场开拓和客源引进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利用苏拉王平的行业影响力，与全国107家俱乐部建立合作，全面负责游客招揽。同时，公司在大本营修建木屋作为登山基地，为游客提供更完善的服务配套。为激发村民动力，公司定期组织向导技能大赛并予以奖励，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村民则通过成为高山向导、后勤保障人员等方式，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获得了每次约300元的稳定收入。集体经济方面，通过“登山游客每人抽取10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机制，村集体经济得到有效增强。
德石窝村的旅游发展依托多元主体协作，形成了“政府搭台、能人引领、公司运营、村民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德石窝村的成功经验表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本土精英的引领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通过“能人”引领和“文化共鸣”式的转译，能够有效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该理论提出，行动者网络由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转译过程以及网络结构三部分构成。该理论反映了社会现象的生成过程，并强调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一框架下，社会现象并非由单一主体单向推动，而是通过这些异质的力量和元素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不断地充满了转换、调解和再创造的动态。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键概念。它并不是单纯的利益交换，而是通过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对接，使得各方能够在协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具体而言，转译是指通过核心行动者的努力，不同背景和利益的行动者逐步达成共同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并不总是一致或完全对齐，但转译通过协调不同的需求和预期，最终实现协作和共同推进的效果。
转译帮助识别行动者的核心角色，分析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通过有效沟通与协调达成共同目标。最终，行动者通过相互协作形成密切联系的网络，这一过程是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6]。这一过程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乡村振兴等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德石窝村的乡村振兴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分析其振兴模式提供重要框架。中国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分析框架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差序格局理论强调社会关系的层次性和相互依赖性，而ANT则关注多样性行动者间如何通过网络形成协同效应，最终推动社会变革。这两者在解释乡村社会如何形成互动、如何推动发展方面存在高度的契合点[10]。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是能创造资源和价值的关键要素[11]。德石窝村的振兴经历充分展现了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资源的网络，更是通过信任与规范的积累，形成了一种推动社会协作和集体行动的力量。在德石窝村，社会资本的作用尤为突出，其根基可追溯到嘉绒藏族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人类学研究表明，嘉绒藏族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屋”(House)，它是一个包含建筑、家人、财产、土地乃至社会地位在内的综合体，并通过“房名”(House Name)代代传承。这种“家屋”结构不仅仅反映了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承。“家屋”作为社群单位的载体，通过“房名”的延续，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家族间的互信与合作[12]。种社会网络的运作是基于长期的共同历史和文化认同，这种本土信任网络成为苏拉王平能够进入村庄并最终领导村庄振兴的基础。
在德石窝村，苏拉王平的“信任资本”正是在这一传统土壤中长期培育而成，通过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持续投入，成功地被纳入了村民的信任网络，从而被“赋权”成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信任的作用尤为突出。信任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关系的互惠，它还通过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利益共享机制以及政府的支持，逐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7]。通过公司化运作(签订合同)、政府制度保障(颁发资格证)和利益共享机制，信任的边界从村庄内部扩展到外部市场与公共体系，最终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转化，为网络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4]。这一转化过程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内源发展理论由[3]在研究欧盟地区乡村发展时提出，核心在于“在强化地方发展力量的基础上，寻求外部资源的介入，从而实现‘地方’和‘超地方’力量的有机整合”[3] [7]，其充分吸收内源式与外源式发展的优势，强调产业发展需通过地方行动者积极参与内外部互动实现，而非偏向单一力量[13]。这一理论在乡村振兴中尤其强调内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同时需警惕外部力量过度干预导致内生空间被挤压——正如曹海林和何经纬指出，外源式发展易因“文化供给与需求不吻合、产业稳定性不足”陷入路径依赖，而新内源模式需以“内生力量持续在场”为前提[7] [14]。德石窝村的实践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体现。这里的“内源”力量，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如三奥雪山的冰川和森林资源，更包括深厚的文化源泉，宗教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对三奥雪山的“神山”崇拜，不仅是本土信仰的体现，这种传统叙事与现代“登山探险”精神的结合，为旅游产品注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神圣感，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在黑水地区，存在着如“铠甲舞”(卡斯达温)等集祭祀、征战、庆典于一体的村寨仪式。这类仪式通过身体展演和集体参与，不断强化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5]。通过这些文化元素，德石窝村不仅维持了传统文化的活力，也为现代旅游产业注入了独特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和自然资源，经过有效的转化，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地知识也是德石窝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村民们对山川草木、气候变化的熟悉，以及代代相传的文化故事，都是宝贵的“在地知识”。通过专业培训，这些知识被转化为标准化的向导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也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通过这些内外力量的有效结合，德石窝村实现了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转型。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通过多方协作促进了社区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强化了村庄振兴的韧性和可持续性[5]。德石窝村的成功实践不仅证明了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也为其他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3. 行动者网络“信任赋权”式转译与文化重塑
3.1. 内生行动者识别
在德石窝村的“内生自主”发展阶段，多个行动者共同推动了村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苏拉王平作为核心行动者，深耕乡土社会与外部市场之间的纽带作用，使其成为村庄与外部世界的桥梁。通过在登山领域的影响力和村民间建立的深厚信任，有效地凝聚了各方力量，推动了这一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三奥雪山和嘉绒藏族文化作为非人类行动者，需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来表达意愿、发挥主体性作用”[16]——在德石窝村案例中，村民(承载“神山”信仰)与苏拉王平(转化“神山”文化为旅游符号)正是其“代言人”，二者共同将自然景观与文化信仰转化为旅游发展资源；这一过程与马庄村香包产业中“香包文化通过非遗传承人(王秀英)与村干部(孟庆喜)实现向特色产业转化”的逻辑一致[7]，均体现非人类行动者需依托人类行动者完成价值转译。同时，《珠峰队长》纪录片的广泛传播让外界认识到德石窝村的独特潜力，并为村庄吸引了更多的外部支持。村民和登山爱好者的参与进一步加快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村民通过参与培训获得了稳定的收入，纪录片和登山运动则吸引了大量潜在客户，为村庄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在苏拉王平的引领下，村民们的信任与合作推动了这一发展模式的有效实施。核心行动者将各方力量汇聚，打破了传统的外部依赖模式，激发了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精英引领和外部资源的有机整合，德石窝村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4] [5]。
3.2. “信任赋权”式转译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是“转译”(Translation)，即核心行动者通过一系列协商、说服、利益捆绑等手段，将异质行动者的目标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络(如图1)。在中国乡土社会这一“差序格局”的场域中，转译过程往往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借鉴董毅和曹海林提出的“文化共鸣”式转译，本文认为，在德石窝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转译的核心机制是“信任赋权”[7]。在这一过程中，村民、政府和公司之间通过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图1.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过程示意图
在德石窝村的“信任赋权”式转译中，行动者面临的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村民困于“守着雪山没饭吃”的窘境，渴望改变现状；苏拉王平怀揣回报家乡的愿望，希望将家乡的资源转化为财富；三奥雪山和嘉绒藏族文化，虽然具有巨大潜力，但仍面临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困境；而登山爱好者则在寻找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且足够专业的目的地。在此背景下，苏拉王平提出的“以专业高山向导服务为核心、公司化运营的登山旅游产业”方案，成为了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所有行动者都必须通过这个方案才能实现各自的目标。
确立OPP后，苏拉王平开始对各行动者进行“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信任赋权”与文化嵌入的特点。对村民而言，信任基础上的利益承诺和能力赋权是关键。苏拉王平的动员力首先来源于村民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这种信任植根于嘉绒藏族以“家屋”为单位的紧密社群结构，以及他长期以来“每年归乡为村中老人发放衣物”等符合传统伦理的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承诺的“家门口就业”“稳定收入”以及“成为专业人士”的职业尊严，迅速获得了村民的响应。对政府而言，苏拉王平通过展示其专业能力赢得政策倾斜与合作。政府看到了一个低风险、高成功率的项目，因此愿意投入公共资源，扮演好“服务员”和“监管者”的角色。对公司而言，资源整合实现商业与社会价值双赢。通过信任的赋予，村民对苏拉王平的信任降低了动员成本，政府对其专业能力的信任促成了公共资源的精准投入，最终公司以较低成本获得了独特的旅游资源、硬件支持和熟悉本地情况的专业向导队伍，从而构建了强大的商业护城河。
在利益赋予成功后，各行动者被成功“征召”(Enrolment)并“动员”(Mobilisation)，网络开始协同运转。人类行动者各司其职，而非人类行动者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三奥雪山(自然和文化复合体)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承载“神山”信仰的文化符号。其“新手友好型”的特性降低了参与门槛，而其神圣性则提升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珠峰队长》(媒介产品)作为强大的宣传工具，持续为景区带来知名度和客流，将德石窝村从地理名词转化为情感符号。高山向导资格证(技术标准)将村民的“在地知识”标准化，使其劳动价值得到市场认可，这一转变是传统信任边界向现代制度信任扩展的关键一步。通过收益分配机制(制度设计)“每人10元”的集体分红制度，将个体收益与集体发展捆绑，成为强化网络凝聚力的核心制度，呼应了村寨共同体的传统价值观。
通过这一系列动员，由能人、政府、公司、村民、自然资源、文化信仰、媒介、技术标准等共同组成的行动者网络高效运转起来，将德石窝村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一过程深刻展示了“信任赋权”式转译的核心力量，推动了从依赖外部资源到自主发展的转变。
4. 新内源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动力转化机制
在德石窝村的“内生外嵌”发展阶段，村庄的转型不仅依赖于内生动力的激活，还通过外部力量的有效嵌入，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协作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体现了内外部资源的有机结合，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
4.1. 内生动力激活
德石窝村的案例完美诠释了新内源发展的核心要义，即在激活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实现内外力量的有机融合。其从“输血”到“造血”的动力转换，根植于深厚的社会资本和精巧的制度设计。
与许多外部力量主导的项目不同，德石窝村模式的起点是内生的。乡土精英苏拉王平是内生动力的核心点火器。他不仅带回了外部资源，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内嵌于乡土社会的身份和信任，激活了村民的主体性。村民不再是被动的受助者，而是转变为乡村振兴的“主角”。他们通过学习专业技能，将自身的劳动力和文化基因(如熟悉地形气候、神山故事)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服务，实现了从“要我致富”到“我要致富”的根本转变
“我们村总共就500多人，有210余人成为了高山向导。旅游旺季时，向导的平均月工资可以达到7000元至8000元。”——德石窝村村民访谈
这一数据说明了村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基于文化自信和经济自主的内生发展动力被全面激活。
4.2. 外部赋能嵌入
政府在德石窝村模式中扮演了“赋能”而非“包办”的角色，其“输血”精准投向市场和村民个体无法独立解决的领域：公共品供给(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投资(免费培训)和制度环境营造(设立管理局)这一做法契合新内源发展理论中“外部力量应聚焦于弥补内生短板，避免过度干预”的原则，与马庄村“内生外嵌”阶段地方政府(贾汪区政府)“委托一流设计团队编制《香包产业发展规划》、助力‘香包小镇’建设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实践逻辑相通[7]。同时，曹海林指出，数字技术等外部资源的嵌入需以“不挤压内生实践空间”为前提，德石窝村政府未介入旅游运营细节，正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循[17]。政府的行动边界清晰，没有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而是通过“筑巢引凤”和“扶上马、送一程”的方式，为内生力量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这种“有限而有效”的政府作为，是新内源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程士国等指出，政府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18]。在德石窝村，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组织高山向导培训等措施，有效地支持了村庄的发展。
4.3. 利益联结机制
德石窝村模式的精髓在于建立了一套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成功将社会资本转化为了经济资本，并反哺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发展初期，村民投入时间，公司投入资金，政府投入公共资源，形成了一种基于对能人信任和共同期望的隐性风险共担机制。通过“个体稳定就业 + 集体收益分红”的双层设计，将村民的个人发展与村庄的集体发展紧密相连，形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性循环，这一利益联结机制与马庄村香包产业中“村民通过香包制作就业增收、村集体通过香包企业发展壮大”的利益共享逻辑一致[7]。新内源发展理论强调，此类机制是“将内生力量‘在场’与外部力量‘赋能’结合的关键”，可有效避免“外源依赖”，确保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7] [19]。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仅来源于技术和制度，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18]。
最初基于个人情感和传统社群关系的社会资本，通过制度化的利益共享，升华为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共享规范的、更具韧性的集体社会资本。这为村庄未来的发展和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4. 文化嵌入与社会资本的重构
在德石窝村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对三奥雪山的“神山”崇拜，是一种源于本土信仰的集体情感。这种传统叙事与现代“登山探险”精神的结合，为旅游产品注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神圣感，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仪式传统，如“铠甲舞”等集祭祀、征战、庆典于一体的村寨仪式，通过身体展演和集体参与，不断强化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种由仪式活动所构建的社会团结，是能人进行社会动员的潜在基础。在德石窝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的结合，内生动力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18]，不仅提升了旅游产品的附加值，还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5. 总结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德石窝村“向导村”发展路径的案例分析，本文揭示了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转换的内在机理。同时，也需看到德石窝村作为个案本身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其经验更适合被提炼为原则与要素，而非简单概括为可直接复制的“模式”。
首先，德石窝村的发展起点具有显著的稀缺性和非普遍性。一是自然与文化资源禀赋独特。德石窝村背靠三奥雪山，拥有高山冰川、原始森林、草甸等复合型景观，以及与“神山”崇拜相联结的宗教信仰与嘉绒藏族文化叙事，这种“高山探险 + 民族文化”的资源组合，在其他乡村并不常见。二是村庄意外获得了纪录片《珠峰队长》带来的全国性曝光，使德石窝村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难以复制的“流量入口”和广泛关注。三是返乡能人苏拉王平兼具专业登山者与本地“家屋”体系成员的双重身份，既掌握外部市场资源，又深度嵌入本土信任网络，拥有其他地区乡土精英难以完全具备的综合能力和社会资本。四是地方政府在关键时期形成了“赋能型而非包办型”的政策取向，选择在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与技能培训等公共领域进行投入，而不过度介入企业运营与日常管理，为内生力量成长预留了足够空间。上述因素叠加，使德石窝村的成功带有明显情境性，难以在资源、能人、制度环境等多方面被原样复制。
其次，在这一特殊情境中，乡土精英是激活内生发展的关键支点。返乡能人苏拉王平依托深植于嘉绒藏族“家屋”社会结构中的深厚社会资本，通过长期的情感投入与公共事务参与赢得村民信任，并凭借登山专业能力与行业资源，扮演了“转译者”和“联结者”的角色。他以“信任赋权”为核心机制，将村民的致富愿望、政府的政策目标、企业的市场逻辑与“三奥雪山–神山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的象征价值有机整合，在行动者网络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枢纽节点，推动了从“政府主导项目”向“村庄自主发展”的转变。
再次，德石窝村呈现的“政府搭台、能人引领、公司运营、村民参与”并非一种固定、封闭的制度模式，而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可调节的多元主体协同要素组合。在该组合中，政府、能人、企业、村民分别围绕“公共品供给–资源整合–市场运作–劳动与文化供给”形成分工互补关系，避免了单一外源主导易致的“水土不服”，也克服了纯内源发展中常见的“资金技术不足、动力有限”等问题。就此而言，“四位一体”更接近一套可因地制宜重组的协作原则，而非只要照搬形式即可奏效的标准化“模式”。
最后，紧密而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协同治理得以长久运行的核心结构。通过“个体稳定就业 + 村集体经济分红”的双重利益安排，将早期基于人情与伦理的“特殊信任”上升为嵌入制度的“普遍信任”，实现了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持续转化，又通过集体分红等形式反哺社会资本再生产。这种从关系性信任到制度化信任的演化，为协同治理网络在面对市场波动与外部冲击时提供了韧性支撑。
5.2. 进一步讨论与启示
德石窝村在资源、能人、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明显特殊性，其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以乡土精英为支点激活内生发展：重视发现、培育和支持扎根本土、熟悉地方社会结构且具外部联系能力的“领头雁”。政策上可以通过建立乡土人才库、返乡创业支持计划、能力提升与荣誉激励机制等方式，为这类能人的涌现与成长提供制度环境。然而，乡土精英并非“可供复制的资源”，其产生依赖于特定历史积累与社会结构，各地在学习这一经验时，应将其理解为“重视与善用本地关键行动者”的原则，而非机械寻找“第二个苏拉王平”。
推动政府角色从“全能管制”向“精准赋能”转变：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更适宜聚焦于市场难以有效提供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安全与监管、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环境营造等，避免直接替代企业与村庄主体进行经营决策。对其他地区而言，可将“有限而有效”的政府作为一项可借鉴的行动原则：一方面保障公共利益与底线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搭台”而非“包办”，为村庄内部力量预留成长空间。
构建公平、透明且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德石窝村通过“岗位收入 + 集体分红”的组合，增强了村民个体的获得感，也巩固了其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对其他地区而言应把握几个原则：一是确保不同群体的基本参与权与收益分享权；二是通过适度的制度化安排，减少“口头承诺”引发的信任危机；三是适度留有调整空间，以便在产业发展阶段变化时进行动态优化。
推动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神山叙事、嘉绒藏族仪式传统与登山探险文化”有机嫁接，使文化从“被保护的对象”转化为“被激活的资源”，又通过在地主体的主导参与，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异化。其他地区应注意确立基本原则：文化要素应由本地主体参与定义、转译和收益分享，在尊重其内在逻辑的前提下与市场需求对接，而不宜由外部力量单向塑造。
警惕“能人依赖”与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能人”在初期至关重要，但长期来看，过度依赖单一能人可能带来风险。因此，对其他地区而言，在学习“能人引领”的同时，更应同步推进村民议事会、合作社等组织建设，通过规章制度、组织程序和集体议决，将个体能力逐步转化为更加稳定的制度化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从“能人治理”向“良性治理”的平稳过渡。
综上，德石窝村的实践并未提供一种可以“打包复制”的标准模式，而是展示了一套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原则与要素组合：以乡土精英为支点撬动内外资源，以“赋能型”政府为制度保障，以利益联结机制为运行内核，以在地文化资源为价值底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对其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而言，更有意义的不是寻找“另一个德石窝村”，而是在自身资源禀赋、社会结构与政策环境约束下，依照上述原则和要素进行因地制宜的重组与创新，在持续激发内生动力的同时，构建起可长期运转的协同治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