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在“互联网+”时代浪潮下，电子商务行业蓬勃发展，已深度融入社会经济与大众生活，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3》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从2016年的26.1万亿元攀升至2023年的46.82万亿元。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也从数亿人增长至9.15亿人，电商平台在优化消费体验、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推动消费者个人信息成为关键数字资源——消费者在在线支付、浏览商品、参与促销等环节需提供姓名、地址、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且超80%的电商平台通过Cookies等技术追踪用户行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与使用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行业繁荣背后潜藏着严峻的个人信息保护危机。2021年我国网络安全事件中，涉及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占比超30%，泄露数量高达数亿条；部分电商平台为追求商业利益，以“格式化隐私政策”“概括性授权”等形式规避信息保护责任，甚至存在超范围收集、非法交易用户信息的行为，导致消费者面临诈骗、骚扰等风险。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不同法律对个人信息侵权的处罚标准不一致，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罚款上限存在差异，削弱了法律威慑力；法律条款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针对电商场景的细化规则，平台常以冗长晦涩的隐私政策模糊信息处理规则，消费者知情权难以真正实现；同时，监管多以事后处罚为主，缺乏事前预防与事中干预机制，消费者维权时还面临举证难、成本高的困境，个人信息保护仍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实质保护需求远未得到满足。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的宏观法律框架，对电商场景下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关注不足。国内学者围绕个人信息法律属性形成“法益说”与“权利说”两大观点，其中“人格权兼财产权说”得到较多认可，该观点指出电商场景下的个人信息兼具人身价值与经济价值，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是交易基础，行为信息(如消费偏好、价格敏感度)可被平台用于精准营销并产生商业收益，这一认知为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边界提供了理论支撑[1]。实践层面，当前电商行业存在的立法衔接不足、监管滞后、救济不畅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与行业健康发展——有学者指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侵权救济规则上存在内容重叠，且未解决信息侵权损失量化难题，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2]。同时，现有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定位仍需进一步明确，若仅侧重人格属性保护而忽视财产属性，将难以应对电商场景下信息商业化利用引发的权益纠纷[3]。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法律体系缺陷、借鉴域外经验，探索从形式合规到实质保护的治理路径，可为立法机关完善法律条款、监管部门优化监管机制、电商平台提升保护水平提供实践指导，助力构建安全透明的电商环境。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虽为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基础，但国内研究多聚焦单一问题，缺乏对“形式合规–实质保护”转型的系统性探讨，未能形成覆盖立法、监管、救济的全链条方案。因此，本文后续将先分析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的特征与侵害形式，明确实质保护的核心诉求；再深入剖析当前形式合规困境的具体表现；接着梳理欧盟、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经验，提炼可借鉴的治理要素；最终从立法完善、监管创新、救济优化三方面，提出适配我国电商行业发展的治理转型路径，推动个人信息保护从“纸面合规”走向“实际有效”。
2.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的特征与侵害形式
2.1.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的界定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是指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服务消费等电商活动中，被记录的可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个体的信息集合。其不仅涵盖《民法典》规定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传统个人信息，还包括通过算法分析得出的消费偏好、浏览习惯、社交关系等衍生信息[4]。在界定标准上，“识别说”更符合电商场景需求：一方面，电商平台通过整合浏览记录、购买历史等间接信息，可精准识别消费者身份；另一方面，即使信息被匿名化处理，未来仍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去匿名化，需法律对信息全生命周期进行保护[5]。
2.2.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的特征
1) 人格可识别性
电商场景下的个人信息具有极强的人格可识别性，且间接信息的识别能力不断增强。传统个人信息多为直接识别信息，而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算法，可将消费者的浏览轨迹、支付习惯、设备特征等间接信息整合，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例如，平台通过分析消费者对宠物用品的浏览、购买记录，可确定其“宠物爱好者”身份，并推送相关商品，这种精准识别既体现了信息的人格属性，也为信息滥用埋下隐患。
2) 强财产属性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且财产属性在电商场景中更为突出。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是交易基础，体现人格属性；而行为信息(如消费偏好、价格敏感度)可被平台用于精准营销、产品优化，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例如，电商平台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提高广告转化率，甚至将脱敏后的用户数据出售给第三方企业，个人信息成为电商行业的核心资产，其财产价值日益凸显[6]。
3) 极易传播性
网络技术的便捷性使电商个人信息具有极易传播性。一方面，电商交易涉及平台、商家、支付机构、物流企业等多主体，信息在多环节流转，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泄露风险点；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信息传播的感知度低，点击广告、参与抽奖等行为产生的信息痕迹，可能被多平台共享，信息传播范围与速度远超传统场景，一旦泄露，影响面广、危害深远。
2.3.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受侵害的特殊形式
1) 依托网络技术过度收集
电商平台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等手段，超越“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2023年《“网上购物类”App个人信息收集情况测试报告》显示，10款购物类App中，多数存在过度收集现象，如强制获取地理位置、读取设备相册、收集非必要的社交关系信息等。部分平台以“提升用户体验”为名，通过“一揽子授权”“默认同意”等方式，变相强制消费者提供信息，严重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7]。
2) 网络环境下的非法使用与交易
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与交易已形成黑色产业链。一方面，平台超出授权范围使用信息，如将消费者购物记录用于跨平台精准广告投放，或与第三方共享信息却不告知消费者；另一方面，部分平台员工、黑客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用户信息，在黑市出售，内容涵盖联系方式、支付记录、消费偏好等，消费者面临诈骗、骚扰等风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3) 技术缺陷与利益驱动导致的不法泄露
信息泄露主要源于技术漏洞与利益诱惑。技术层面，部分中小电商平台数据加密技术落后，系统易被黑客攻击，导致信息泄露；利益层面，部分平台为降低成本，未落实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甚至为追求商业利益，主动向第三方泄露信息。例如，快递企业因管理不善，快递面单信息被泄露，消费者频繁收到垃圾短信、诈骗电话，且泄露事件具有隐蔽性，消费者难以察觉，维权困难[8]。
3.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的形式合规困境
3.1. 立法衔接不足，难以支撑实质保护
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各法律间衔接不畅，存在标准冲突与空白，导致实践中“形式合规易，实质保护难”。
1) 法律条款冲突，执行标准不一
不同法律对个人信息侵权的处罚标准不一致。《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无违法所得的罚款上限为100万元，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限为50万元，同一违法行为可能因适用法律不同，面临差异较大的处罚，削弱法律威慑力。此外，在消费者维权依据上，《民法典》侧重平等主体间的侵权救济，采用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传统方式，未考虑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的地位不平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了救济措施，但与《民法典》内容重叠，且未解决信息侵权损失量化难题。
2) 条款模糊，可执行性差
法律条款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针对电商场景的细化规则。在知情权保护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平台“明确告知信息处理规则”，但未规定告知的具体形式与内容，平台常以冗长、晦涩的隐私政策规避责任，消费者难以真正理解信息用途。在删除权方面，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平台删除信息，但电商交易中信息流转至商家、物流等第三方，平台缺乏通知第三方删除的义务，消费者删除权沦为“形式权利”。
3) 忽视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
现有立法侧重保护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对其财产属性关注不足。电商场景下，个人信息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但法律未明确消费者对信息财产权益的支配权，如信息被平台商业化利用时，消费者无法获得合理补偿；也未建立信息交易的合法机制，导致信息黑市泛滥，消费者财产权益受损[9]。
3.2. 监管滞后被动，难以遏制侵权行为
当前监管以事后处罚为主，缺乏事前预防与事中干预，且对平台自律的监管不足，无法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全链条保护。
1) 事后监管为主，预防功能缺失
《个人信息保护法》虽规定监管部门的职责，但实践中监管多在侵权事件发生后介入，如信息泄露事件曝光后才开展调查、处罚。电商行业技术迭代快、信息流转快，事后监管难以挽回消费者损失，也无法遏制新型侵权行为。例如，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滥用个人信息，监管部门因缺乏实时监测手段，难以及时发现并制止，导致侵权行为持续发生[10]。
2) 平台自律监管不足，公约执行流于形式
行业自律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补充，但我国电商行业自律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中国互联网协会等组织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倡议书》《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自律公约》，缺乏强制约束力与监督机制。多数电商平台虽签署公约，但未落实到实际运营中，隐私政策更新不及时、信息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普遍存在。当发生信息泄露事件时，自律公约难以发挥追责作用，沦为平台“形象工程”[11]。
3.3. 救济机制不完善，消费者维权困难
消费者在个人信息侵权维权中，面临披露义务履行不严格、举证难、成本高等问题，救济渠道不畅，实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1) 信息泄露通知义务履行不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平台发生信息泄露后及时通知消费者，但法律赋予平台一定自由裁量权，部分平台为规避责任，延迟通知或不通知消费者。例如，2023年某快递企业疑似泄露45亿条个人信息，却否认泄露事实，未及时告知消费者，导致消费者无法采取防范措施，遭受诈骗风险。此外，快递、支付等第三方机构的信息泄露，也因责任界定模糊，消费者难以追责。
2) 维权成本高，举证难度大
电商个人信息侵权具有隐蔽性、跨地域性，消费者维权面临多重障碍。一方面，消费者缺乏专业技术知识，难以证明信息泄露与平台行为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信息侵权损失多为非物质损失(如隐私泄露导致的精神损害)，难以量化，且证据易灭失，消费者需承担高额的举证成本与时间成本。例如，在“高某诉某电商平台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高某因无法证明平台泄露其订单信息，最终自行承担诈骗损失。
4. 域外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经验借鉴
4.1. 域外立法经验：明确属性，注重衔接
欧盟、美国、日本通过差异化立法，明确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与保护规则，为实质保护提供制度基础。欧盟GDPR将个人信息视为“基本权利”，强调信息主体的控制权，规定“数据最小化”“目的限制”原则，明确敏感信息需单独获得同意，同时统一成员国法律标准，解决立法冲突。美国CCPA将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纳入保护范畴，允许消费者要求企业披露信息出售情况，并获得相应补偿，其分级处罚制度(根据违法情节轻重设定罚款金额)增强了法律的可执行性。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平衡人格与财产属性，提出“信息银行”制度，由政府认证机构管理个人信息，规范信息的合法交易，既保护消费者权益，又促进数据流通[12]。
4.2. 域外监管经验：动态精准，强化自律
域外建立了多元化监管机制，推动监管从“事后处罚”转向“全链条防控”，同时加强对行业自律的监督。欧盟设立独立监管机构(如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赋予其调查、罚款、发布禁令等权力，ICO通过“信息违规通知制度”，要求企业72小时内报告信息泄露，实现实时监管。美国依赖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结合，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监督企业遵守行业隐私标准，同时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隐私认证，如“TRUSTe隐私认证”，认证企业需定期接受审查，违规者将被取消认证，提升消费者信任。日本成立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PCC)，制定《特定个人信息保护评估指南》，要求电商平台定期开展信息保护评估，监管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开展专项检查，实现精准监管。
4.3. 域外救济经验：降低门槛，强化补偿
域外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惩罚性赔偿等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难度，确保实质补偿。欧盟GDPR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信息处理者需证明自身无过错，否则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非物质损害”可获得赔偿，减轻消费者举证负担。美国CCPA引入惩罚性赔偿，企业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消费者可要求“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且集体诉讼制度允许消费者联合维权，提高维权效率。日本建立“小额诉讼”机制，针对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同时要求平台建立“内部投诉处理机制”，消费者可直接向平台投诉，快速解决纠纷。
5.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治理转型的路径
5.1. 完善立法体系，夯实实质保护基础
1) 加强法律衔接，统一保护标准
一是协调各法律条款冲突，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一致的罚款标准，明确个人信息侵权处罚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确保法律威慑力统一；二是在《电子商务法》中增设“个人信息保护专章”，细化电商场景下的保护规则，如明确平台对第三方(商家、物流)的信息管理义务，规定信息删除的全链条责任。
2) 细化权利条款，增强可执行性
在知情权方面，要求电商平台采用“分层告知”模式，将隐私政策分为“核心条款”(如信息收集范围、用途)与“详细条款”，核心条款以弹窗、加粗字体等形式突出显示，消费者需单独确认同意核心条款；在删除权方面，规定平台接到删除请求后，需在72小时内通知第三方删除信息，并向消费者反馈删除结果，未履行义务的平台需承担赔偿责任。
3) 认可财产属性，建立交易机制
借鉴日本“信息银行”经验，由政府认证机构设立“个人信息银行”，消费者可将个人信息存储于银行，授权银行向合规企业出售信息，获得相应收益；同时明确信息交易的规则，如企业需证明信息使用目的合法，银行需对信息进行脱敏处理，防止身份识别，平衡信息保护与商业利用。
5.2. 创新监管机制，推动主动保护
1) 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
事前监管方面，要求电商平台开展“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新业务上线前需向监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评估通过方可运营；事中监管方面，监管部门建立“大数据监测平台”，实时监测平台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对异常行为(如超范围收集信息)及时预警；事后监管方面，完善处罚制度，根据侵权后果设定“阶梯式罚款”，对泄露大量敏感信息的平台，可处年营业额5%的罚款，同时将违法企业纳入信用黑名单，限制其市场准入。
2) 加强行业自律监管，提升自律效力
一是明确行业自律组织的独立性，要求中国互联网协会等机构脱离企业控制，经费由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承担，确保监督公正；二是建立“自律认证制度”，制定电商行业个人信息保护标准，符合标准的平台可获得“隐私保护认证标识”，标识需公示在平台首页，违规者将被撤销认证并公示；三是监管部门定期对自律公约的执行情况开展检查，对未落实公约的平台，处以额外罚款。
5.3. 优化救济体系，保障消费者权益
1) 规范信息泄露通知义务
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泄露通知的“强制时限”(如24小时内)与“内容要求”(需包含泄露信息类型、风险提示、补救措施)，平台延迟通知或隐瞒泄露事实的，需承担“惩罚性赔偿”；同时规定第三方机构(快递、支付企业)的通知义务，要求其直接向消费者告知泄露情况，平台对第三方的通知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 降低举证难度，完善赔偿机制
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消费者只需证明自身信息被平台处理且遭受损害，即可推定平台存在过错，平台需证明自身无过错；建立“个人信息侵权损失计算标准”，非物质损失可参照“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 × 侵权时长”计算，物质损失包括维权费用、诈骗损失等；引入惩罚性赔偿，平台故意泄露、滥用信息的，赔偿金额可设定为“实际损失的1~10倍”，同时完善集体诉讼制度，由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降低维权成本。
3)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法院设立“个人信息侵权专门法庭”，配备熟悉电商技术与法律的法官，简化诉讼程序；鼓励电商平台建立“在线纠纷调解机制”，消费者可通过平台申请调解，调解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建立“赔偿基金”，由电商平台按营业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用于快速补偿小额侵权案件的消费者，提高救济效率。
6. 结论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从形式合规到实质保护的治理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电商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立法衔接不足、监管滞后、救济不畅等困境，平台“被动合规”现象突出，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通过借鉴欧盟、美国、日本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需从三方面推进转型：一是完善立法，明确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解决法律冲突，细化保护规则；二是创新监管，构建全链条防控机制，强化行业自律监督，推动平台主动保护；三是优化救济，降低维权门槛，建立多元化赔偿与纠纷解决机制。治理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机关、监管部门、电商平台、消费者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安全、透明的电商环境，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