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移动网站平台的支付效率得到显著提升[1]。我国网络支付自2010年起渗入民众生活中，从传统网银支付逐步演进为以网络支付为核心、多元业态并存的支付动态。货币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经济时代，据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银行处理移动支付业务达2109.80亿笔，金额563.70万亿元，较2018年的127.67万亿元增长341.6%；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1.34万亿笔，金额331.68万亿元，形成了涵盖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支付网络。
同时，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内部分差扩大的特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M0流通速度自2002年以来持续上升，M2流通速度在次贷危机后长期下降，而M1流通速度在2010~2015年与M2流通速度出现显著背离，在经济增速下滑背景下仍保持上升趋势。这种分化现象与网络支付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合，引发学界对二者关联机制的广泛关注。
货币流通速度作为连接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的关键变量，其稳定性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以及电商经济态势。费雪方程式MV = PT表明，在货币供应量(M)与物价水平(P)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V)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商品交易总额(T)。网络支付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重塑作用，可能改变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与实施效果，因此系统研究二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研究聚焦于网络支付的中国特色影响路径，许军[1]针对大数据背景下移动网络支付的安全问题提出对策，聚焦风险防控；黄琛、鞠建东[2]深入探讨央行数字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与路径，将数字货币与国家经济发展结合。郑晓燕[3]研究重点技术实践与宏观影响，聚焦银行网络支付清算系统的分布式架构性能优化，但是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影响提及较少；王星星[4]系统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但数据支撑不足。这些学者领域共性都涵盖技术升级的必要性，无论是分布式架构对支付清算系统的优化，还是大数据环境下支付安全技术的升级，研究者均认可技术革新是解决当前网络支付领域问题的核心方向。
同时也突出了央行数字货币的重要价值，王星星[4]、黄琛[2]等学者均认同，央行数字货币不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影响，还具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其国际意义得到普遍认可。
当然也存在分歧，学者研究侧重差异，郑晓燕[3]的部分研究聚焦技术落地和许军[1]的风险防控，侧重解决当前支付领域的实际问题；而王星星[4]、黄琛[2]则偏向宏观层面，关注数字货币对经济格局和国家战略的长远影响，两者在研究视角和优先级上存在分歧，王星星[4]侧重分析数字货币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未明确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作用路径；黄琛[2]团队则专门聚焦国际化路径，但对宏观经济的细分影响探讨较少，导致在数字货币核心价值的侧重点上存在差异。
为应对上述存在的差异，未来研究应该注重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合作，以提升网络支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例如，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既能够帮助深入探讨网络支付的内在机制，又能够通过实证数据验证理论假设。这将为网络支付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1.2.2.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采用“理论构建–机制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框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基于2010~2024年央行支付体系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数据，对网络支付与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分析。
创新点在于：一是系统构建“支付效率–货币结构–金融创新”三重传导机制，揭示网络支付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内在逻辑；二是结合2023~2024年最新数据，验证后疫情时代网络支付影响效应的变化；三是区分M1、M2等不同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理清网络支付的影响差异。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网络支付
网络支付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行等主体实现资金转移的支付方式，包括移动支付、互联网支付等形式，在推动人民币建设方面具有积极作用[2]。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交易成本低(单笔交易成本仅为传统柜面支付的1/50)、清算效率高(平均交易耗时低于3秒)、覆盖范围广(2024年农村地区渗透率达68.7%)。
2.1.2. 货币流通速度
货币流通速度是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交易次数，反映货币的周转效率。本文采用常用测算方法，分别计算狭义货币流通速度V1 = 名义GDP/M1和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 = 名义GDP/M2。二者的结构性差异在于：V1反映即期支付能力的周转效率，与实体经济交易活跃度直接相关；V2涵盖准货币层次，受储蓄行为与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更大。
2.2. 理论支撑
2.2.1. 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与履约成本。网络支付通过技术赋能显著降低三类成本：移动支付的场景覆盖降低交易搜寻成本，即时清算功能缩短资金占用时间，大数据风控提升交易安全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促使经济主体减少预防性货币持有，加速资金周转，从而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推动电商经济发展。
2.2.2. 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将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预防性与投机性需求。网络支付对前两类需求产生显著影响：一是通过提高支付便捷性，使交易性货币需求的持币时间缩短，资金滞留期从平均3天降至0.5天；二是依托实时到账功能与余额理财服务，降低预防性货币需求，据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居民活期存款占比达42.3%，较2013年提升15.6个百分点。
3. 网络支付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传导机制
3.1. 支付效率完善机制
网络支付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支付效率的质的飞跃，从交易时间、空间覆盖与操作成本三个维度加速货币周转。
在交易时间维度，据中国银行货币数据显示，传统现金支付的平均交易耗时约30秒，而网络支付平均交易耗时低于3秒，效率提升92%以上。这种效率提升在高频交易范围中较为突出。据网联清算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餐饮、零售等行业移动支付占比超85%，使单笔交易的资金回笼时间从T + 1缩短至T + 0，资金年周转次数从传统模式的12次提升至36次。同时系统最高支付能力高达600 TPS左右，有效保障网络支付清算系统稳定运行[3]。
在空间覆盖维度，网络支付突破物理网点限制，实现“无边界支付”。据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用户达5.2亿，较2018年增长96.2%，偏远地区的资金流通周期从平均15天缩短至2天，有效提升了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流通效率，有助于减缓调控型冲击带来的影响，增强了利率传导机制，进而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可控性[4]。
在操作成本维度，网络支付降低了货币流通的物理成本与管理成本。央行数据显示，现金流通的综合成本占GDP的0.5%，而网络支付的成本占比仅为0.08%。2024年网络支付替代现金交易约82.6万亿元，节约社会成本超3000亿元，成本节约效应进一步激励经济主体增加交易频次，间接提升货币流通速度。
3.2. 货币结构优化机制
网络支付通过替代效应与转化效应改变货币层次结构，进而对不同层次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差异化影响[5]。
现金替代效应显著降低M0规模，间接提升基础货币流通效率。据央行数据显示，2013~2024年，我国M0余额从5.86万亿元增长至10.12万亿元，增速4.8%，远低于同期GDP增速(6.5%)与网络支付增速(34.2%)，显示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现金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从2013年的22.3%降至2024年的14.7%，减少了货币流通中的“沉淀资金”，为货币周转提速奠定基础。
存款转化效应加速资金向高流动性层次迁移，直接提升M1流通速度。网络支付与活期存款的深度绑定，使居民与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活期存款以满足即时支付需求。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M1余额达68.4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187.3%，活期存款占M2的比重从2013年的26.7%提升至2024年的42.3%。这种结构变化使M1成为货币流通的核心载体，其流通速度从2013年的1.52次提升至2024年的2.08次，增幅37.2%。
3.3. 金融创新传导机制
近年来，金融科技创新与平台类支付业务快速发展，电商经济也逐步发展。部分机构借创新之名模糊支付账户定位与业务边界[6]，网络支付平台依托流量优势开展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打破业务边界壁垒，加速资金循环。
余额理财业务实现支付资金与投资资金的间接转换。以支付宝余额宝、微信零钱通为代表的产品，使用户可在支付瞬间完成“理财资金–支付资金”的转化。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显示，2024年这类产品的规模达2.8万亿元，较2018年增长210%，这种转化使原本沉淀在M2中的定期存款转化为高流动性资金，2023年数据显示，余额理财用户的资金周转频次较传统储蓄用户高4.2倍。
场景融合创新拓展货币流通的广度与深度。网络支付与电商、出行、医疗等场景的融合，催生了“即时消费–即时支付–即时结算”的闭环模式。据PayU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电商平台网络支付交易额达286.4万亿元，占网络支付总规模的42.7%，这类交易的资金从消费者到商家的结算周期仅为1.2天，较传统线下交易缩短80%，显著提升了货币流通效率，也提升了电商经济的流通，供应链金融创新加速企业资金周转。基于网络支付数据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使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从平均92天缩短至45天，2024年这类服务覆盖的企业资金规模达1.6万亿元，带动企业活期存款周转速度提升63.5%，间接促进M1流通速度上升。
4. 网络支付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
4.1. 趋势关联性分析
降低了流动性较高的M0、M1等层次的货币供给，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和数字支付体系内实际发挥货币功能的工具数量，从而在总体上推动了货币供给流量规模的增加[7]。
2013年成为关键转折点，据网联清算平台数据显示，此前网络支付规模不足20万亿元，M1流通速度稳定在1.4~1.5次区间；2013~2015年网络支付爆发式增长(年均增速187%)，M1流通速度从1.52次升至1.86次，增幅22.3%，与曾刚等(2019)的研究结论形成印证；2016~2020年网络支付增速放缓至35%~45%区间，M1流通速度维持在1.75~1.85次的相对稳定区间；2021~2024年网络支付重回高速增长(年均增速42.3%)，M1流通速度同步上升到2.08次，二者呈现显著的正向趋势关联。
4.2. 网络支付与M2流通速度的趋势分化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8]。
据金融数据平台显示，2010~2024年M2流通速度从0.68次下降到0.49次，整体呈下行趋势，但下降幅度逐步收小，2013年前网络支付规模较小时，M2流通速度年均降为2.3%；2013~2020年网络支付快速发展时期，降幅收小至1.1%；2021~2024年网络支付规模突破800万亿元后，降幅进一步收小至0.3%。这表明网络支付对M2流通速度的下行趋势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但其促进效应并没有完全抵消其他因素的抑制作用。
5. 网络支付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政策建议
5.1. 网络支付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5.1.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影响
网络支付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电子渠道，货币政策的变化能够更快地传递至市场，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受到挑战。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复杂性，监管部门难以准确判断和监控所有交易活动，这可能会引发监管套利等问题，影响货币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调控效果。
5.1.2. 货币层次界限模糊
第三方支付和数字货币的发展会改变货币需求结构，推动不同层次货币的互相转化，使得预防性现金减少，从而影响货币的需求，使得货币从流动性较强的种类向流动性较弱的种类转化，各种货币层次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给准确衡量和分析货币流通速度带来了困难。
5.1.3. 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性下降
网络支付的普及使得支付方式更加多元化和便利化，不同群体对支付方式的接受和使用程度存在差异，如年轻群体对数字支付依赖度高，而老年群体现金使用率相对较高，这可能造成货币速度的代际差异和结构性分化，进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
5.1.4. 跨境支付带来的复杂性
在电商经济中，跨境网络支付也逐渐频繁，这可能带来汇率波动风险、洗钱嫌疑等一系列问题，给货币政策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也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确定性。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支付体系和监管政策存在差异，也会影响跨境支付中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和调控。
5.2. 政策建议
5.2.1. 推进金融市场改革，畅通货币传导渠道
以网络支付为抓手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货币层次间的转化壁垒。鼓励银行与支付机构合作，开发兼具支付便利性与收益性的金融产品，引导M2向M1合理转化；完善农村地区与中小企业的支付服务体系，提升金融包容性，释放下沉市场的货币流通潜力。
5.2.2. 完善支付体系监管，平衡创新与稳定
构建分层分类的网络支付监管体系，对具备系统重要性的支付机构实施重点监管，防范其对货币流通的冲击。一方面，加强支付机构备付金管理，确保资金流动性与安全性，避免备付金沉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扭曲；另一方面，鼓励支付技术创新，支持生物识别、区块链等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支付效率，优化货币层次界限，提高货币流动性。
5.2.3. 优化货币政策框架，匹配货币流通速度动态
央行应将网络支付发展纳入货币政策考量体系，构建“货币供应量 + 流通速度”的双监测框架。针对M1流通速度的上升趋势，可适当调整狭义货币调控力度，增强货币政策的精准性；针对M2流通速度的结构性变化，应完善广义货币统计口径，将网络支付平台的备付金与余额理财资金纳入监测范围。同时，建立货币流通速度的动态预测模型，结合网络支付交易数据预判其变化趋势，推动电商经济发展，提高货币政策前瞻性。
5.2.4. 加强跨境网络支付风险防控，维护货币流通稳定
建立跨境网络支付与货币流通的风险预警机制，要选对支付工具与合作方：优先选择合规资质齐全的平台(如SWIFT、PayPal、本地主流支付通道)，避免小众渠道；根据交易金额，选择电汇(大额)、跨境电商支付(小额高频)等适配方式，降低操作与汇率成本。而且要提前明确规则与成本：交易前确认汇率计算方式、手续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到账时间、退款规则等，用固定公式核算总成本，避免因规则模糊产生纠纷。同时要做到合规与风险管控：提前了解收付双方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反洗钱(AML)要求，备好贸易合同、发票等备案材料；设置汇率波动预警，用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等工具对冲汇率风险；定期核验合作方资质，防范欺诈，促进跨境网络支付市场健康发展。
6. 研究结论
网络支付通过三重机制影响货币流通速度：支付效率提升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缩短清算时间，加速货币周转；货币结构优化机制通过现金替代与存款转化提升M1流动性；金融创新传导机制通过场景融合与产品创新打破货币层次壁垒，这些机制共同构成网络支付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完整路径。
网络支付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群体对人民币的需求，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新的挑战[9]。网络支付不仅通过技术–结构–创新三重路径加速货币周转，而且深刻改变了货币需求的形态与政策传导的逻辑，为完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和支付体系监管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未来的研究可从三方面拓展：一是利用高频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深入分析网络支付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效应特征；二是区分个人支付与企业支付、移动支付与线下支付等不同方式，揭示网络支付影响的其他影响；三是结合数字人民币的推广进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与网络支付的协同效应及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