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存在论问题，作为哲学运思的根基，始终关乎对“存在”本身之意义与人之生存本质的终极追问。传统西方存在论，从柏拉图的理念论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始终在超验的实体领域锚定存在的根基，而将人的感性生存贬抑为次要的、非本质的现象。马克思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他发动并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存在论革命——“这场革命记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后概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论述中”[1]最终开启了以“实践”为核心原则的生存论新境域。这一转向，将存在的意义从彼岸的超验实体拉回至此岸的“生活世界”，使存在论真正成为关乎人之历史性生存的学说。
1996年加拿大籍学者唐·泰普斯科特在其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中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后经曼纽尔·卡斯特和尼葛洛·庞帝等学者逐渐发展完善。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数字经济的正式定义，以上种种论述的问世正在宣告着人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时代所带引起范式革命正在重构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揭示了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样态并预言到：“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希望和尊严。”[2]然而，现实却与之大相径庭，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下，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正面临着主体日益模糊、乃至被遮蔽的困境。为此，我们有必要重返马克思的生存论境域，厘清数字化生存主体错位的根源，并探寻人类主体在数字世界中的复归之路，这一复归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复，而是使人的数字化存在跃升至类生存的高度。
2.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生存主体的建构
正是通过对传统哲学存在论根基的彻底批判与重构，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够透视一切“在者”遮蔽而直接切中“在者之在”的生存论视角。这一存在论范式的根本转换，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数字时代生存主体问题的理论基础。
2.1. 从实体到实践：存在论根基的革命性转变
任何时代关于主体的深刻讨论，都必须回溯到其存在论的根基处。马克思生存论境域的开启，正是始于对德国意识形态，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与超越。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 p. 133)这一批判，直指一切旧唯物主义在存在论根基处的共同迷误。它深刻地启示我们：感性，绝不能被视为静态的、被给予的直观对象，而必须被把握为能动的、建构性的“感性活动”。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以“感性–对象性”原则将人从黑格尔庞大的思辨逻辑体系中解救出来，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在根本上仍是一种静止的、被动反映性的直观，而非革命的、批判性的活动。他未能洞察到，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非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 p. 155)。因此，费尔巴哈至多达到了对“市民社会”中抽象的、孤立的单个人的直观，而未能触及构成这些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历史性生成。其思想最终未能摆脱实体存在论的桎梏，不可避免地重新滑向了另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
正是在费尔巴哈止步的思想隘口，马克思发动了一场深刻的存在论革命，他以“实践”这一总纲性的范畴，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原则性超越。他旗帜鲜明地宣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3]: p. 136)这标志着整个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哲学的根本任务不再是对既定世界的理论静观与概念把握，而是对生活世界本身之历史性与革命性的表达，由此，一种与人之现实生存内在相关的、充满实践活力的生存论存在论得以真正确立。
2.2. 从对立到统一：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生成
在马克思所开启的生存论视域中，长期被旧哲学割裂的主体性与对象性实现了内在的、辩证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活动。”([4]: p. 209)这意味着，人之为主体，并非因为他首先拥有一个孤立的、先验的自我意识，恰恰在于他能够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将自身内在的本质力量现实地投射、外化并建构于外部世界之中，并在这种建构中返回到自身。主体性正是在这种与世界不断打交道、并持续将世界“人化”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得以生成、发展与确证。换言之，主体不是纯粹思维的起点，而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不是封闭的内在幽灵，而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生动展现与确证。
由此，马克思所指认的生存主体，绝非任何形式的实体性的、先验的“自我”，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从事着感性存在之自我生产的能动存在。其基本的、也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单位是“现实的个人”，即处于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并从事着实际对象性活动的个人。这些现实个人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也是他们与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标志，便是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与自然界进行持续的物质变换。而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以社会交往为前提。生产与交往互为前提、相互建构，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性存在的生存论基础。因此，人在本质上就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p. 135)然而，在自发分工和私有制(尤其是在其高级形态——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这种本应属人的、体现人的本质的交往关系，却异化为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社会权力，构成了主体异化最深刻的生存论根源。正是这种对人之生存论基础的深刻洞察，使得马克思的视角能够穿透一切历史时代中主体被遮蔽的迷雾，为我们分析数字时代的异化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2.3. 从理论到现实：生存论主体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主体的生存论讨论仍具有充分的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第一，它始终指向人的解放。它将主体的真正实现理解为一个通过持续不断地实践来扬弃异化、从“个体的偶然存在”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类存在”状态的历史性跃迁过程。第二，它内在地蕴含着坚实而丰富的“主体间性”维度。这种主体间性并非胡塞尔意义上的超验意识的相互投射，也非哈贝马斯偏重的语言交往，而是直接奠基于社会性的、物质性的交往实践之上，是人们在共同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结成的生存统一体。第三，它彻底贯彻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批判思维。它将历史的本质看作是人之生存实践的自我展开与自我理解，人正是在这种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承担起自身的“命运自生性”。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才给予其高度评价：“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5]海德格尔的这一判断，实则从存在论层面承认了马克思在洞察历史与人之生存关系上的深刻性与优先性。唯有凭借这一视角，我们才能够穿透数字时代各种纷繁复杂的现成范畴与技术表象的遮蔽，直达生存本身，揭示主体错位的真相。
3. 数字化生存中的主体迷失：一种生存论的诊断
数字技术不仅在实践层面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在存在论层面引发了人之为人的主体地位的动摇。前文对马克思生存论的阐释，绝非单纯的理论回溯，其根本旨趣在于为重新审视当代人类最鲜活的存在样态——数字化生存，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将在此视域下，从生产领域、理性能力及交往方式等三个维度，对数字化生存中主体的迷失现象进行深刻剖析。
3.1. 生产领域的异化：从劳动主体到算法附庸
要理解数字化生存中主体的命运，首先必须回到生产领域，这是马克思生存论的首要出发点。马克思曾精辟地勾勒出机器演进的历史轨迹：“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6]: p. 483)这一进程本质上是人类身体机能(首先是体力)通过特定的技术构架在自然中的外部化、客观化与放大的过程。而数字智能的历史性诞生，则将这一外化进程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它意味着人类的理性能力本身被系统地对象化、算法化，从而实现了一种“脑力劳动的自动化”。这无疑构成了一次深刻的生产力革命，数字智能深刻地重塑了传统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乃至整个劳动过程本身。在高度自动化的“无人工厂”中，数字智能系统仿佛僭越了人的主体位置，它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表现为集感知、分析、决策、管理与执行于一身的“主导者”与“操盘手”。传统工业生产中劳动者凭借其长期积累的“技艺”、“经验”乃至“劳动积极性”来参与并实质性影响生产进程的维度，被算法的精确指令彻底抹平，劳动过程与劳动者活生生的、整体的个性与情感彻底分离。其结果，是作为“现实个人”的劳动者在数字生产场域中被系统地边缘化甚至透明化，从生产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导者，沦落为被算法架构所安排、调度和监控的被动要素，正如雅斯贝尔斯曾预言的，“在技术系统的全面支配中，人的劳动不再是其本质力量的自由展现，而是被简化为一种预设的、可被规范的功能。个体被嵌入机器运转的链条，其存在价值仅取决于能否满足系统的适配需求——你不再是劳动的主人，而是成为技术流程中一个可随时替换的部件，与其他机械元件无异。这种功能化生存抹去了人的独特性，使劳动沦为单纯的工具性活动，人也随之丧失了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掌控。”[7]数字智能系统客观上构成了生产维度上生存主体的功能退场与存在萎缩，这远不仅仅是某些岗位被技术替代的经济现象，更是人之为生产主体、劳动主体的存在论地位的深刻侵蚀与瓦解。
3.2. 理性能力的幻象：从主体性到功能化的迷思
从理性能力的层面看，主体性的错位表现得更为隐蔽和深刻。传统知识论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习惯于将主体性等同于理性思维能力，尤其是逻辑推理与计算能力。若仅以此狭窄的、物化的标准来审视，那么数字智能无疑展现出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性”形式：它是全部人类既有知识的数据化聚合与超高效算法运行的结合体，它不知疲倦，没有情绪波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此在的有限性”——肉身的脆弱性、情感的复杂性、生存情境的偶然性与历史性——使得人类理性在它面前显得充满缺陷、模糊与偶然。数字理性则在封闭的系统边界内，以绝对的精确、稳定与可预测性运行，似乎更纯粹、更高效地“体现”了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本质。这种强烈的对比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存在者层面上的幻象：即数字智能是更优越、更理想的“理性主体”，甚至具备了取代人类主体地位的潜能。然而，这一极具诱惑力且广为流传的判断，恰恰落入了旧哲学的知识论陷阱，即将主体性错误地理解为某种现成的、可被量化比较的“属性”或“功能”，而非从生存论层面将其把握为人在世存在的历史性方式与可能性展开。人类的理性，其伟大与超越性恰恰不在于其计算的精确与速度，而在于它能够超越任何既定的程序与规则，在于其面向未来无限可能性的筹划能力、对价值与意义的追问能力、以及将错误、偶然性和痛苦吸收进自身历史生成并进行辩证扬弃的能力，这些恰恰是作为完成态封闭系统的数字智能永远无法企及的。
3.3. 交往方式的异化：从共在到虚体化沉溺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生产与理性，更重构了共在结构，即人类的交往方式。数字交往不仅打破了物理性的场域边界，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普遍互往，仿佛促成了一个“全球村落”；而且改变了时间性的体验，通过数据留痕，制造了一种“数字化永生”的幻象，以对抗此在个体的时间有限性；它甚至承诺了一个可以剥离现实社会身份、财富、地位等“噪音”，以所谓“更纯粹、更本真”的状态进行交互的虚拟空间。与此同时，平台精密的算法推荐机制，为孤独的现代个体提供了精准匹配的“同频”交往对象，营造了一种舒适、安全的心理回音壁。
然而，这种看似自由、平等且充满解放潜能的交往形式，在生存论上却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它使得此在个体轻易地沉溺于一种虚体化的存在方式，在精心筛选和过滤的虚拟共在中获得廉价而便捷的自我确证与情感满足，从而逃避其在现实生活世界中那份沉重而不可让渡的“共在”责任与伦理担当。这正是克尔凯郭尔所揭示的，“大多数人最终在对‘成为自身’的逃避中，沦为‘人群中的孤独者’。”[8]此外，数字交往在极大扩展交往范围与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交往深度的肤浅化、情感表达的符号化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疏离化，它提供的是交往的“量”的爆炸性增长，却可能牺牲了交往的类特性所必需的真诚投入、身体共场与共同在场历史厚重感。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 p. 533)而采用抽象机器语言的数字交往，则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这种基于共同现实生活实践和历史积淀的鲜活意识，成为一种去身体、去情境的扁平化符号交换，其对于数字化实践的承担能力，无疑是值得怀疑的。
4. 主体的复归：实践生存论视域下的祛蔽与重建之路
实现主体的复归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批判，在马克思生存论的视域下，探寻一条既正视数字时代现实，又坚守人的主体地位的切实路径。这一复归之路，本质上是要在数字时代重新夺回人之存在主动权，它需要在理论层面澄清迷雾，在实践层面瓦解异化结构，并最终在交往层面重建本真的共在关系。
4.1. 祛除数智迷思：重思历史主体的存在论地位
面对数字化生存中的主体迷失现象，任何简单化的技术批判或怀旧式的浪漫主义逃避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从问题的根源入手，在马克思生存论的视域下，寻求一条切实的复归之路。首先，数字智能所呈现出的主体假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近代以来数学理性与资本逻辑紧密联姻并推向极致的必然产物。资本作为一种追求自我无限增殖的社会权力，其内在逻辑要求将世间一切存在，包括人自身的生命活动、社会关系乃至情感体验，都还原为可计算、可控制、可交换的量化数据。将数字智能推向前台，扮演“高效主体”的角色，而将活生生的劳动者贬抑为后台无声的“数据存在”或数字要素，最符合数字资本无限制地进行价值抽象与增殖的贪婪需求。从生存论上重新确证生存主体，就必须坚决地穿透这一重由资本与技术共谋编织的表象。
真正的生存主体，是历史性的主体，其最根本的规定性，同时也是其与一切人造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命运自生性”。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能在对象性活动中自我生产、自我超越，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未被事先编程的、创造性的历史性需要。数字智能无论其运算能力多么强大，其运作完全基于已有的、被给予的数据与既定规则，它是对过去的无限迭代与组合，却无法自发地开创一个面向未来的、全新的可能性领域。它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在世之在)，也无法理解并承担自身的“历史命运”。它的一切“创造”与“产出”，皆在由人类预先设定的可能性空间的既有边界之内进行排列组合，而人类的实践则具有打破旧有边界、开创全新历史境遇的革命性力量。
更进一步看，人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不仅满足生存需要，更生成了“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意识，从而成为能够面向并关切整个类存在的历史主体。数字智能的一切运算结果与数据产品，均未也不可能超越人类既有知识、经验与思维模式的范畴，它体现的是一种“非对象的主体性”，即一种缺乏真实外部对象、在自身内部空转的“理性”，而不具备马克思所言的、在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中确证并发展自身本质力量的实践意义。因此，数字智能终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卓越产物与强大工具，一个非凡的“存在者”，但它本身绝非“历史性的存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坚决而清醒地锚定人作为历史性生存主体这一不可替代、不可动摇的终极价值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9]其深层意蕴正是要让数字技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真实基础，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而非让其脱离乃至凌驾于主体之上。
4.2. 瓦解资本逻辑：数字异化的扬弃与感性意识的觉醒
在当代数字资本的严密宰制下，人的数字生存方式，即普遍化的数字劳动，也不可避免地、甚至更为深重地陷入了异化状态。数字资本主要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霸权这两种新型权力形式进行隐秘而高效的剥削，广大数字劳动者在数据与算法的结构性支配下，不得不依附于数字资本而生存。作为数字劳动者本质力量对象化产物的数字产品、内容与数据，非但不属于劳动者，反而表现为一种虚拟化的、强大的异己力量并作为他者，与劳动者相对立；数字资本凭借技术优势对劳动全过程实现了空前强化、细密化的控制，劳动者置身于“数字全景监狱”之中，被持续地监控、评估与规训，其“感觉时刻处于被监控之中的紧张状态与恐惧心理推动着劳工自觉服从平台的管理与安排”[10]；数字劳动工具(电脑、算法平台等)本应代替人类进行繁复的数据处理与运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人的头脑，使之更充分地发挥主体的创造能力而存在，但现实却是，它们为数字资本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彻底打破了工作与休息、公共与私人的时空界限。数字资本已然将工厂的流水线无声地延伸并建在了每一个家庭的客厅与卧室之中，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家庭生活都转化为潜在的、可供剥削的劳动时间。由此，数字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的类本质以及社会关系，都呈现出全面而深刻的异化图景。
马克思曾极具辩证智慧地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 p 184)这意味着解放的契机就蕴藏在异化形态的发展本身之中。要真正祛除数字资本的遮蔽，就必须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进程中，积极培育并形成能够自觉否定其数据垄断和算法霸权的新型感性力量与感性意识，从而在社会占有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人类财产”而非“私有财产”的意义上，实现对数据、算法等关键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占有。这意味着，我们绝不能仅仅在工具层面将数据看作一种新的、中性的生产要素，更要在其存在论层面将其视为全体人类共同创造与拥有的、关乎未来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最终将其从少数私人资本的独占性控制中彻底解放出来。如此，方能从根本上扭转数字经济的异化倾向，恢复其本应具有的人类解放功效，为其健康发展重新确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价值导向。
4.3. 重构数字交往意义：从“虚假交往”到“本真交往”的生存论转向
数字交往的异化导致主体间性的瓦解，而重构数字交往的意义，需要基于马克思生存论的实践原则，推动数字交往从“虚假交往”向“本真交往”的转向，实现主体间性的复归。
首先，回归数字交往的实践本质。马克思认为，交往的本质是感性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数字交往的异化，本质上是对交往实践本质的背离——数字交往通过机器语言(代码、数据)替代了人类的感性语言，导致交往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确证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功能。重构数字交往意义，需要回归交往的实践本质，要求我们不再将他人视为达成自身目的的工具或客体，而是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彼此作为目的本身来相互承认、相互成就，实现交往关系从社会权力的维度向生存论维度的跃迁。
其次，破除数字交往的算法操控。算法的操控是数字交往异化的重要根源——算法通过编织“信息茧房”和营造“流量至上”的价值取向，扭曲了交往的目的与意义。重构数字交往意义，需要破除算法的操控：一方面，推动算法的“去资本化”，要求平台算法的设计以“促进主体间性”为目标，推动建设由用户共享共治的数字交往空间，使其成为新的“对象性活动”的场域，而非数据提取和资本增殖的机器。另一方面，提升用户的“算法素养”，通过教育与引导，让用户认识到算法的逻辑与局限，学会自主选择信息、自主判断价值，避免被算法操控。
最后，实现数字交往与现实交往的统一。数字交往的异化导致“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的割裂，使得部分人沉溺于虚拟交往，忽视现实交往，导致“现实中的孤独”与“虚拟中的狂欢”并存他们在人群中随波逐流，以群体的归属感掩盖自我的缺失——看似与他人共在，实则是在对“成为自身的逃避”中，沦为“人群中的孤独者”。重构数字交往意义，需要实现数字交往与现实交往的统一：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赋能现实交往，将虚拟的交往关系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以现实交往规范数字交往，例如，将现实中的道德准则(如诚信、尊重、正义)和法律规范延伸到数字交往中，避免数字交往中的“匿名性”导致的行为失范。
5. 结语
数字化生存的主体迷失与复归，是数字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存在论问题——它关乎“人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宰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本真性”，关乎“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何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生存论视域以其对“对象性活动”的深刻洞见、对“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对“历史发展”的辩证把握，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支撑。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不是“超历史”的存在，而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只有人类才能成为数字化生存的主体，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通过重新确证生存主体、祛蔽数字资本遮蔽、重构数字交往意义，我们终将推动数字化生存主体的复归，实现人的存在意义与经济价值的统一，走向一个数字文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