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重大变局演进速度不断加快，在不同国家、民族以及文明之间，猜疑、分裂与对抗的现象时有发生且程度有所加深。“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1]。然而，开展交流对话、加强团结协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马克思在论述文明对话交流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之际，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指明了文明对话交流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2. 基于交往异化现实困境考察资本主义文明冲突论的内在根源
1) 异化劳动：私有财产造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进而导致交往异化
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交往体系中，经济交往作为最具根本性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交往形态，对其他交往形式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交往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对经济交往的破坏是造成交往异化危机的最重要因素。
在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中类本质的异化占据着核心地位。作为具有类特性的存在者，人类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自身本质力量，而类本质的异化则集中体现为：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被异化为单向度掠夺，人与自身本质的统一性被割裂为自我疏离。这种总体性异化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存在困境。其中劳动产品的异化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普遍的、被国民经济学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现象的分析，这种现象就是蕴含于私有财产之中的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这一必然的事实，在私有制条件下，单个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越多，在劳动者的对立面积累出来用来控制劳动者的资本就越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 p. 156)私有制下的个人的劳动不仅不能使个人的社会特质得到充分的实现，反而成为一个把个人掏空的过程。无论是劳动产品还是劳动的过程，都是个人的类生活，但异化却使得个人把这种类生活贬低为个人生活的手段，个体的肉体生存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这就是异化所导致的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劳动产品不再是社会产品，而是变成了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对劳动者的剥夺，马克思从而得出了异化劳动必然导致私有财产这个结论。
2) 交往异化下资本主义文明冲突等论调的产生根源与真正目的
私有制使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分化为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分野，促使共同利益外化为国家这一独立形式。该形式既超脱于具体的个体与集体利益，也以某种抽象的、甚至带有虚幻性质的统一体面貌出现。在虚假的共同体中，分裂加剧，利益具有个体性、排他性。于是只有在个人把劳动产品变作自己的消费对象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占有，在私有制下，马克思认为人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呈现出显著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我们倾向于仅从功能化与效用化的角度来确认物的归属：一个对象之所以被认定为“属于我们”，前提是它必须具有资本属性，或能够被我们通过排他性的占有与消费所利用。人对世界的全部感觉就只剩下了占有感、拥有感，当一个人不占有和拥有某件东西，自然就认为它对自己来说是疏远和外在的东西，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进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漠不相关的关系，冷漠成为了交往关系的本质内容。
现代化起始于西方，在西方的发展最为成熟。西方文明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具有优势，是由于它操控了国际金融系统、主宰着资本市场、在制造业领域处于支配地位、有着明显的军事与科技实力、具有意识形态话语权([4]: pp. 77-78)。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基于二元对立的文明观念。尽管该理论承认世界范围内存在多种不同文明，但其论证框架与话语体系，仍致力于强调西方文明在当代所具有的优越性与中心地位，从而在学理层面强化了单一文明主导的叙事逻辑。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4]: p. 203)。其核心论断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分歧或经济利益争端，文化层面的差异将成为主导性冲突诱因，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将逐步演变为未来世界的矛盾分界线。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始终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议和批评，许多学者指出，该理论存在本质主义陷阱。亨廷顿在理论构建中将文明与宗教高度绑定，赋予各类文明近乎永恒不变的固有本质，这种简化忽视了文明的多样性，动态性和流动性，把复杂多元的文明体系固化为单一维度的分析单元。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在《文明的共存》中进一步批评，认为亨廷顿在论证过程中选择性使用证据，刻意忽略了大量与“文明冲突论”相悖的现实，例如美国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的数量远超非西方国家，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跨文明合作并未因文化差异而中断，这直接削弱了其理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后殖民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则从更根本的角度批判亨廷顿的理论，指出其隐含着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忽视了殖民历史对当代文明关系的深远影响。萨义德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势力对非西方文明的压迫与掠夺，是塑造当前文明格局的重要历史因素，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心秩序的合理反抗，而非单纯由文明差异引发的对立冲突。
3) 交往异化的现实困境：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何者受益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而必将倾销目标放在世界市场，全球化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与交往范围的不断拓展，生产活动与消费行为必将突破既有地域、民族及国家边界的桎梏，逐步演化为具有全球属性的经济形态。在此进程中，各民族间多维度、深层次的互动关联与依存关系，将系统性瓦解传统地方性、民族性的封闭发展模式，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密切逻辑关系，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结果，同时也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的对立、博弈。彼时全球化的受益方却成为此时逆全球化的倡导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开始上升为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等逆全球化的趋势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逆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矛盾的呈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视为高于一切的存在，主张一切为经济领域松绑，全球财富和权力的马太效应日益明显，集中于财团和大资本家，边缘国家、中小企业等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外移至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提高关税等手段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合作受阻，进而阻碍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开展，也破坏人的全面发展。
3. 以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为遵循的文明交流路径探索
马克思指出：“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 p. 520)。马克思从人类交往模式的动态演进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文明形态的嬗变轨迹：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社会呈现“主体–客体交融共生”的原始文明特征；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逐渐形成“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典型范式；而当历史发展迈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则将最终实现以“主体与主体平等”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新型文明形态。立足马克思跨文明交往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深化文明交流的路径。
1) 以尊重文明形态多样性、兼容并包为原则，超越西方文明单一化逻辑
秉持什么态度进行交往是不同文明如何交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始终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明确承认多元文明形态的并存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他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学术视野审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关系，强调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及其路径选择，本质上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地理生态条件、人口结构特征等物质基础性要素共同决定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扩张所蕴含的“同质化”逻辑，即通过资本全球流动强行推广单一发展范式、消解文明多样性的历史倒退倾向。
全球文明倡议是面对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交往现实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的根本宗旨在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双向互鉴，并以回应错综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为重要导向。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尤其承袭了“和合”思想的精神内核。它建立在对西方强行推行文明单一化所导致严重后果的深刻省思基础之上，始终致力于构建一种尊重差异、和谐共存、互鉴共荣的文明交往范式。它超越了试图用单一文明征服的狭隘桎梏，主张通过平等、多元、多向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5]。正是由于文明具有多元性特征，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才显得尤为必要。全球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大多是在吸纳其他文化形态精华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从各异文明中探寻智慧源泉、汲取养分，文化的多样性为文化的甄别与文明的交融互通开辟了丰富路径，赋予了诸多可能性。中国秉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原则，为其他国家开辟可持续发展新机遇，促进不同发展模式间的交流互鉴与优势互补。
在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的过程中，我国开展了大量扎实而系统的工作。例如，在中国–中亚峰会、中非领导人对话会等多个重要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球文明倡议进行了多次深入阐释，为其内涵与实践路径提供重要指引。同时，我国还通过发起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等机制性平台，积极构建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沟通桥梁。此外，诸如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中俄体育交流年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也在持续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等重大合作框架，不仅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成效显著，也始终致力于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所秉持的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从而有力拓展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认知与实践影响。
2) 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超越西方依附发展的逻辑
文明由人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两大事实共同组成，而人的发展是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提出“真正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工人脱离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6]: p. 394)。脱离了社会生活，也就脱离了共同体。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所提出的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分析，其价值指向和追求的目标就是让人的劳动在社会中获得承认，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实现自身价值，进而使人享有充分自由，获得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劳动与人的发展获得统一。因此构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扬弃私有财产。要用本质占有的方式占有社会财产，让物质为人服务，将其置于人的控制之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超越性实践，其本质特征在于通过重构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关系，实现人的解放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一进程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点，既强调劳动对资本的支配性作用，防止资本逻辑对劳动过程的异化控制；又注重通过劳动实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共生的社会条件。其核心要义在于破解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资本增殖与劳动异化的根本矛盾，在制度层面构建劳动主体性与社会整体性相统一的新型发展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追求个体与共同体根本利益的一致，塑造个体与共同体统一关系的内部联系，进而塑造个体与共同体同一关系的精神自由。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与全球性挑战的持续加剧，基于单一文明主导的交往范式与治理架构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国际社会愈发期待能够突破传统的主从对立思维，共同探索并构建一种更加平等、包容且可持续的新型世界秩序。在这一新型秩序框架下，现代社会的运转不应由资本力量全面支配，而应在积极释放其生产效能的同时，对其盲目扩张进行有效约束与引导；国际分工与资源交换也不应继续围绕西方中心体系展开，而应形成更加公平、使各国普遍受益的发展成果分配机制；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不应为少数国家或集团所垄断，而应通过广泛、平等的对话协商实现共同参与；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倡导的文明互动路径，内在包含着对构建开放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从而为确立一种更加公正、多元、可持续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7]: p. 501)。中国坚决摒弃殖民者之掠夺旧途，高度重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发展需求。合作共赢不仅体现了社会分工深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筑牢人类发展根基、实现共同繁荣的核心旨归，同时亦是全球各国协同共进、共谋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合作共赢理当成为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共同秉持的基本价值准则。
3) 以守正创新为文明发展的动力，超越西方线性发展逻辑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 p. 560)。文明的进步得益于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借鉴，这一过程加速了其发展步伐。文明与文化的演进不仅源自其内在的自驱力，还受到来自外部的促进因素。具体而言，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构成了推动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外部力量。在自然界中，任何生命体都必须持续进行新陈代谢，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前提。与之相似，一种文明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也难免会逐渐丧失活力，最终走向衰败。根据文化人类学中传播学派的观点，各民族的文化并非源自自身的独立创造，而是从遍布全球的多种文化现象中“汲取”了若干既成的元素。人类文明新形态视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为促进文明革新的关键路径，而文明的革新进程，反过来又成为了深化文明对话与交流的根本驱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被提升至现代文明整体的高度，致力于促使中华文明的创新成就深入融合并体现在文明交流与文明创新的实践之中。
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在传统要素与现代发展之间建立协调平衡的关系，通过推动二者深度交融与有机互动，从而强化文化的主体地位，夯实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基础。与西方主张的“线性发展观”有所区别，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世界各国充分发掘自身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并促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实现富有创造力的转化与革新性发展。
“十五五”规划中指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8]: p. 24)。要持续产出顺应全球发展潮流的文化成就，借助文学、音乐、影视等卓越文化作品的创新发展与国际交流，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之魅力的多元化理解，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与共同创造发挥关键的推动作用。要深化内涵创造文化产品新价值，实现文化贸易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华文明不谋求消除其他文明中与本文明具有差异性的部分或改变其他文明，而是侧重于发现彼此的共同之处，甚至主动塑造双方的交汇点”[9]。在文明交流学习中“不断将外来文明化为自身的传统”，由此促使其他文明自发地产生了解与研究中华文明的意愿，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搭建起相互交融的桥梁，还能增强中华文明自身的感召力。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中华文明得以自然延展，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培育起彼此之间的认同感。
4.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突破地域局限与民族文化隔阂，秉持开放包容的广阔胸怀，精准洞察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着对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充分尊重，从未试图将自身的发展模式强行施加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为核心理念，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诸多层面的交流互动愈发频繁且深入，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孤立于其他文明之外而实现独立发展。文明对话的实质并非通过选择性吸纳或简单拼凑形成文化拼盘，而是在解构文明表象差异的过程中，揭示不同文明在价值内核、思维范式与实践智慧层面所共通的深层精神基因。这种一致性既非表面特征的趋同，亦非强制同化的产物，而是人类文明在应对共同挑战、追求普遍价值过程中自然生成的精神共鸣[10]。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以承认世界文明多元共生的客观规律为前提，通过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文明对话的伦理基础；以回应全球性挑战为实践导向，形成文明间团结协作的价值共识；以激发文明创新活力为根本路径，为不同文明间的深度互融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能。这一形态为化解文明间对话交流在当下所面临的时代困境提供了科学且合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