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已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载体，劳动力市场在贸易开放过程中面临工资结构、就业形态与技能需求的深刻调整。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仅关乎一国经济的运行效率，更直接影响到社会收入分配与民众福祉，因而成为劳动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交叉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贸易开放带来的“工资溢价”与技能回报差异，加剧了工资不平等与就业极化现象，对低技能劳动者构成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深入理解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机制，对于构建更具韧性与公平的全球经贸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国际贸易对工资水平与结构的影响，二是国际贸易对就业规模与结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了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以形成更系统的认知框架。
2. 国际贸易对工资的影响
2.1. 工资溢价与工资不平等
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贸易开放通过提升丰裕要素密集型商品的价格，引致该要素报酬上升，形成“工资溢价”。然而，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并非仅由贸易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样扮演关键角色。
Borjas和Ramey (1995)关注那些面临激烈国际竞争(尤其是贸易逆差集中)的制造业部门。他们发现，贸易虽然对这些部门的就业和工资产生了局部影响，但这种局部影响的规模，远不足以解释工资不平等的全局性趋势[1]。Lloyd和Schweinberger (1997)基于家庭生产与互补性理论，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其核心在于，家庭选择向市场供给生产要素的决策条件是：将其要素投入市场活动的机会收益，必须超过将其完全用于家庭生产所能创造的价值。此外，该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行业的经济体中[2]。Lawrence (1996)系统总结了贸易、技术与工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是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在论证过程中，他主要围绕贸易对工资的影响展开，并将其论述分为三个部分：“数量方法”、“价格证据”和“租金”。其中，“数量方法”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中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因素含量是否能够解释富裕国家对未受过教育工人需求下降的问题；“价格证据”则探讨了技能密集型和非技能密集型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否能够通过萨缪尔森–斯托珀机制解释不同因素的价格变化；最后，“租金”部分则考虑了技术进步对工资差异的影响。Lawrence认为，技能偏好的技术变革是导致工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3]。
国际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复杂多变。Nelson (1998)探讨了国际贸易和保护对澳大利亚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 降低有效税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制造业就业；2) 不同行业的就业弹性存在差异，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更具有竞争力；3) 进口增长对制造业就业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4)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4]。
Tyers和Yang (1997)使用数据库和模型进行分析，并着重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发达国家中的技能升级情况。通过对1970年至1992年期间亚洲贸易和技能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回顾，提出了未来通过贸易政策降低工资差异的建议。研究表明，亚洲贸易和技能升级对老工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有效的贸易政策可以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Harrigan (2000)估计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工资决定模型，试图整理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关于进口、产出和要素供应的价格和数量的综合数据是根据分类来源构建的。计量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是，工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相对要素供给和相对最终商品价格的变化驱动的。相比之下，进口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5]。
2.2. 企业异质性与工资差距
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学者开始从微观企业层面审视贸易对工资结构的影响。Dix-Carneiro和Kovak (2015)通过构建一个特定因素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考虑了两种工人类型(熟练和非熟练)在不同地区的分配情况以及他们与行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巴西1990年代早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了小幅度但统计显著的熟练工人的薪酬下降[6]。Egger和Kreickemeier (2009)建立了一个包含异质企业的广义均衡模型，研究了利润、非自愿失业和内部工资不平等的决定因素。通过分析全球化的影响，指出了目前未被考虑的分配冲突：平均利润和非自愿失业同时增加以及内部工资不平等激增[7]。Klein等(2013)基于德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出口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技能工资溢价，出口活动可能解释约30%的技能组内与组间工资差距[8]。Antràs等(2017)进一步从福利角度指出，贸易引致的收入不平等会削弱约20%的贸易收益，凸显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性[9]。
在中国情境下，项松林(2013)发现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而进口企业则未表现出类似效应，具体来说，出口企业能够明显促进职工实际工资增长，而进口型企业则没有这样的作用。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这一结论也是成立的。文章认为，进口型企业缺乏工资溢价的原因可能与其生产率水平不高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双重成本有关。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实际报酬的增长，进口型企业需要尽快提高生产率水平[10]。戴觅等(2019)基于中国加入WTO后的数据研究表明，进口关税削减显著抑制了受冲击城市的工资增长，低技能工人所受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在进一步开放进口、降低关税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些群体的利益[11]。李磊等(2012)与刘灿雷等(2019)分别从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与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角度，揭示了贸易对工资结构的非对称影响[12] [13]。此外，Ma和Ruzic (2020)使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贸易冲击的例子，发现出口到中国的企业在加入WTO后增加了出口、扩大规模并加剧了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外国市场上获得的额外利润更多地受益于高管而不是平均工人。将该模型应用于美国经济，并成功匹配数据中的收入分布。贸易和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解释1988年至2008年间数据中顶部0.1%收入份额激增约44%的原因[14]。
2.3. 贸易政策与工资调节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TPU)的下降被证明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缩小工资差距。李胜旗和毛其淋(2018)发现，TPU下降显著推动了中国企业就业增长与平均工资提升，并缓解了工资不平等[15]。陈昊和陈海英(2022)研究指出，主动扩大进口有助于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尤其在市场竞争程度高、政企关联弱的行业中效果更显著，然而政府补贴则可能扩大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尤其是政府补贴强度较高的行业。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6]。
3. 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3.1. 理论基础
传统上，贸易与失业被视为分属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和失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方面反对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外国公司由于成本低、监管少等优势而能够击败国内生产商，导致国内产量减少和就业机会减少；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则认为自由贸易扩大出口市场，增加产品需求，促进国内生产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然而，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家将贸易视为一个微观经济问题，关注资源在经济环境中的分配，而将失业视为宏观经济问题，与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和其他经济绩效指标有关。此外，国际贸易领域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基于理论的微经济学领域，依靠数学模型得出关于贸易政策对现实世界经济影响的结论。由于经济学家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失业微观经济模型，因此贸易经济学家通常忽略了贸易对就业的作用。Davidson等(1999)尝试将搜寻摩擦引入贸易模型，探讨贸易对失业的微观机制[17]。Gaston和Trefler (1995)则从工会谈判与战略竞争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对工资与就业的联合影响，提出了一个包含工会企业谈判、国内企业与外国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内生保护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对工资的影响与通常考虑的国内因素一样重要；进口和关税与工资呈负相关关系；没有证据表明战略性贸易理论所提出的贸易流量内生性或可以解释负面关税系数的关税内生性。该研究对于理解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对工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18]。
3.2. 经验研究
早期研究多采用要素含量法，如Driver等(1986)使用投入产出框架分析了英国与新工业化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贸易扩张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979年的情况下，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各行业中，都存在微小的负向净就业效应[19]。Wood (1991)重新审视南北贸易中制造业因素含量的问题，采用了新的方法论并探讨了非竞争性进口和实际系数以及因素价格等问题，指出实际系数和反事实系数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贸易对要素需求的实质影响[20]。
随着研究方法演进，回归分析法被广泛应用。Greenaway等(1999)利用动态劳动力需求模型发现，当引入贸易时进口和出口量的增加会导致劳动需求水平下降。通过将进口来源进行分类，还发现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相比，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对英国制造商的竞争更加强烈。该研究结果支持了贸易影响生产效率的观点[21]。Levinson (1999)探讨了智利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后就业情况的变化，并分析了不同规模和贸易导向的企业对就业的影响。通过研究创造和破坏工作的模式，试图揭示贸易自由化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贸易导向对其雇佣决策具有重要影响[22]。该研究为理解国际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Figure 1.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y which trade opening (taking tariff reduction as an example) affects the labor market
图1. 贸易开放(以关税削减为例)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传导机制
此外，Balassa (1982)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和就业创造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关注的是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激励系统以及这些激励对资源分配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包含了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国家专家对阿根廷、哥伦比亚、以色列、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深入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劳动密集度较高，降低关税将有利于就业[23]。Harrison和Revenga (1995)探讨了关于改革的知识问题，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第三，外部援助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此外还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该注重政治稳定和减少政府干预的程度，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24]。
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贸易对就业总量与结构的复杂影响。为了更清晰、系统地展现贸易开放(以关税削减为例)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全貌，特别是其如何联动地作用于工资与就业，本文将核心传导机制梳理为如上图1所示。
4. 结论与政策启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多维度互动
如图1所示，本文系统揭示了国际贸易通过“工资溢价”与“就业结构”两大核心机制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复杂路径，深刻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逻辑与分配格局。研究表明，贸易开放虽有助于提升部分技能群体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但也加剧了工资不平等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显著。为应对这些挑战，政策层面应着力推动教育体系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动态适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机制，提升劳动者对技术变革与贸易开放的适应能力；同时，应建立健全贸易调整援助与再就业服务体系，为受冲击群体提供有效的社会保护与职业过渡支持；此外，在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关税政策调整的过程中，需注重对不同区域、行业与技能群体的差异化影响评估，增强政策的精准性与包容性，以实现开放背景下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
2025年自治区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项目《新疆自贸试验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及其联动效益研究》(建设类一般项目)；新疆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产业集群化发展视域下新疆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路径与机制研究》(人文社科类一般项目)；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建设研究》(ZK2024B1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