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孔乙己的长衫”作为重要的文化隐喻是大学毕业生在当前社会中的身份症结和精神羁绊，它源于鲁迅笔下刻画的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但是在当前高校扩招大背景下又有新的含义：当初高等学校是培养精英人才的重要阵地，文凭证明学生的能力水平。但是，经过现实生活中使用之后却发现文凭已蜕变成限制年轻人发展的“紧身衣”，反映出在现实社会中，教育投入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的鸿沟。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教育筛选功能的变质表现在现实工作中已经明显呈现出对学生主体性的消解、身份标签化的倾向，以及个体发展目标体系中向社会化的倾斜与靠拢等变质特征，在认识上形成思维定势，在行动层面上显现出趋同性的样态，在价值层面流露出自我认同迷茫的特点。形成变质现象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原因，变质形成后不仅造成了大学生们既有“高学历”又“低就业”现状的同时出现，而且造成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发生负面变化，出现所谓的“脱不下长衫”的问题。
Abstract: Kong Yiji’s long gown,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metaphor, represents the identity dilemma and spiritual bondage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oday’s society. It originates from Lu Xun’s depiction of the life conditions of intellectuals, but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expanded college enrollment, it has taken on new meanings: higher education was once a key base for cultivating elite talent, and diplomas proved students’ abilities. However, after being applied in real life, diplomas have been found to transform into “tight-fitting clothe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reflecting the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market demand in the real world.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 alien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creening function is evident in the workplace today, manifesting as a reduction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tendencies toward identity labeling, and a shift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goals toward social conformity. Cognitively, this forms a fixed mindset; in actions, it shows a tendency toward homogenization; and in terms of values, it reveals confusion in self-identity. The formation of alienation results from various factors acting together. This alienation has not only led to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education” and “low employment” among college graduates but also negatively affected their mental state, giving rise to the so-called problem of being “unable to take off the long gown”.
1. 引言
目前大学生就业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实体领域长期存在“用工荒”，技术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很多大学毕业生因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符、实践能力与岗位要求相距甚远、就业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等原因陷入“就业难”的困境[1]。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情况，实际上说明了一些大学生择业过程出现了问题：想要以获得高学历而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的尊严；又要受制于当下就业市场重新认识的学历价值。
学界针对大学生就业困境与文凭价值的探讨已形成诸多理论成果，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视为提升个体人力资本存量的核心路径，认为文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外在表征，个体可凭借文凭对应的知识与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换取更高回报[2]，但其局限在于过度强调教育的“增值属性”，忽视了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对文凭价值的形塑，难以解释“高学历低就业”的悖论；信号理论将文凭界定为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信号”，认为企业通过文凭筛选人才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3]，但该理论仅聚焦文凭的市场筛选功能，未关注文凭在个体身份建构与精神层面的变质效应；文凭主义理论指出社会存在过度推崇文凭、将文凭等同于能力的价值倾向，却未能从学理层面揭示文凭从“工具”变质为“桎梏”的内在逻辑[4]。这些理论均无法完整阐释“孔乙己长衫” 背后文凭对个体的双重束缚——既无法兑现市场价值，又成为身份羁绊的困境，因此亟需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实现解释突破。
马克思的“变质劳动”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点提供了关键且系统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了变质劳动的四重内核：其一为劳动产品的变质，即劳动者创造的产品成为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其二为劳动过程的变质，劳动从人的本质需求变质为谋生的痛苦手段；其三为人的类本质的变质，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被变质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活动；其四为人与人关系的变质，劳动竞争使劳动者彼此对立[5]。这一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揭示特定生产关系下，人的实践产物脱离人的掌控并反过来奴役人的变质逻辑，其分析范式可从“劳动”延伸至其他具有实践属性与价值承载的社会产物。
将马克思变质理论应用于“文凭”现象具备充分学理依据：首先，文凭是个体教育实践的核心产物，如同劳动产品一样凝聚了个体的时间、精力与智力投入，具备变质的“产物基础”；其次，文凭承载着教育的本质价值与个体的发展期望，其本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具备变质的“价值基础”；最后，在当前社会结构下，文凭嵌入了复杂的市场规则与社会评价体系，具备脱离个体掌控并形成支配力量的“制度基础”。基于此，本文试将马克思 “变质劳动”理论框架引入“文凭”，构成一种“文凭变质”的分析范式。
本文对文凭变质作出操作化定义：文凭变质是指在教育功利化、劳动力市场信号失灵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文凭逐渐偏离其“证明能力、促进个体发展”的本质属性，变质为支配个体学习行为、职业选择与身份认同的异己力量的过程。其测量指标可分为四个维度：一是自我维度，表现为学习行为与个人兴趣、能力需求的偏离程度；二是学习过程维度，表现为学习的功利化倾向与深度学习的缺失程度；三是职业维度，表现为文凭对职业选择的限制程度与职业共同体的割裂程度；四是社会关系维度，表现为文凭引发的人际竞争与代际矛盾的激化程度。具体而言，文凭变质的表现形式包括人才培养的“空心化”、学习行为的功利化、职业选择的身份壁垒、社会关系的对立化等，这使得文凭从“能动投资”的赋能工具，转变为被动的“文凭符号”，大学生在文凭崇拜规则面前逐渐丧失主体性。
2. “长衫”为何脱不下：文凭变质的多维呈现
2.1. 文凭与“自我”的变质
文凭是能够代表人们具体的知识和能力素养的客观证明，其根本属性在于反映一个人经历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后所拥有的能力证明，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真实的整体素养和专业水平[6]。而事实上，因为文凭的变质，文凭逐渐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个体真实的自我并与之分离的被赋予个体实际的评价大小的标准，并使得学生为了获取文凭，将自己真正要从事的向学的目的转变为为了获取文凭的目标，在追求文凭目标的过程中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寻求偏向于易得高分、易获得文凭的路径和方式去谋求，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真实兴趣以及自身的能力水平和愿望规划自己的学习行为。久而久之，这将使学生的相关的行为与自我密切相关的需求产生了非常大的偏离，使他们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且对实践能力掌握程度不够充分，到最后呈现出一种仅有文凭却无真本领的“空心化”人才特性。
2.2. 文凭与“劳动过程”的变质
教育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世界的各个领域、学会观察分析问题、注重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和探索问题的能力[7]。但是在当下社会环境影响之下，求学过程变成取得一张证书的过程，学生更多的就是学习一些所谓的知识内容和经验，其对于知识本身的内涵缺乏思考与分析。对于学分、绩点、证书等量化的指标更为关心，这就容易造成学生的功利主义式的学习方式出现，无法按照学习的目标展开深度学习，从而产生碎片化教学的现象[8]。比如有些学生为了获得高分，就想着通过一些死记硬背的方法去达到目的；有些学生为了获得各种证书就尽可能多地参加考证等。另外，还有一些师生，他们将求知的乐趣转变成了获取外部奖励的渴望，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又在高考压力之下丧失殆尽。该类变质使得学生把学习当成一件辛苦的事而不是幸福的事，把校园生活变成了一场比谁先拿证的竞赛，其最终的结果是背离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初衷。
2.3. 文凭与“职业共同体”的变质
文凭是联系着个体与职业世界的桥梁，文凭能够提供给不同背景的学习者平等进入职业世界的资格。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文凭并不能够造就一个完整的职业共同体，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加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界限[9]，其中的身份性分割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种是“大学生”的身份赋予了他们过高期望，变成了排挤一部分职业的一种砝码，甚至很多大学生都害怕自己“大材小用”或者“玷污了自己的身份”，就直接拒绝了那些最基层的技术岗或者是服务岗，从而造成一种人才需求与供给之间严重的矛盾；第二是文凭等级性放大了各行业的差别，“高”学历集中在极少数行业中，处于被遮蔽、被忽视的位置，“低”学历的人被驱逐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底层之中。这个分野不仅仅封闭了整个劳动市场流动性的可能，更直接影响了职业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
2.4. 文凭与“他人”的变质
文凭变质还使得个体与自己、文凭和工作的关系发生变质，其主要表现为文凭变质增加了人与人之间发生合作的可能性和人与人之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同龄群体中，文凭变质把人变成了文凭场上你追我赶的竞争者，而不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钻研学问的合作者，滋生出了校园恶性竞争，让学生间的合作氛围越来越淡。同时又加剧了个人跟家庭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家庭给孩子报高价培训班，花大价钱供孩子上名校，期望其凭借高学历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一些孩子却陷入了为学习而学，替父母拿文凭的尴尬境地，进而产生了亲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代际沟通出现较大问题。另外，文凭变质也造成了不同教育背景群体之间隔阂，“读书不如人家”让人成为被归类的对象，拥有高学历者认为自己更优秀[10]，这就加大了人们之间代际鸿沟，加剧了社会共识的瓦解，弱化了社会凝聚力，最终把教育变得不是引导人成人的一条捷径，而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变质的一个武器。
3. 变质的根源：教育投资、社会叙事与身份焦虑
3.1. 教育投资的“变现”压力
在当今社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投资活动[11]，对于学生和家庭来说，在获取文凭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机会成本是大量的。基础教育阶段除了上课学习以外，还要花钱参加课外辅导；到了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学费，还需要交纳生活费；此外还有因为上学而失去的一些工作收入，这些均是机会成本，所以总的来看，求学的成本是非常大的。正因为教育成本很高，人们就会觉得要以很高甚至最高的价钱把文凭买下来，把它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来享用而不是将其当作一种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和提升，由此导致学生将文凭作为追求高收益的投资品来进行配置，从而也就使得职业选择具有了功利性的特点，这会致使一些学生仅仅从专业的就业前景或薪酬待遇上进行选择，并不考虑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当面临就业的时候，不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行业，而是首先考虑该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12]。
3.2. “读书改变命运”叙事的单一化
社会主流叙事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读书改变命运”有其必然性，在叙述过程中却越来越偏题，并且偏向于单一方面。“上学就是为了上好大学，进好大学”，“上大学就能找到待遇好的好工作”，直至如今的“学历等于这个行业的门面价值”高度绑定后[13]，使得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只有考上好的学校才会有好前途，而上不了好学校的则直接被淘汰，其结果是年轻人早早被灌输思维定式，上学前就被告知必须上个好大学，这样才能上好行业。这些单一的叙事使其他行业被忽略，过早给年轻人限定好了人生路线，或本可以从事工作热情高涨的工作，最终却因为在学校被灌输先入为主的模式，使得这样的工作也成为自己的选择。如，绝大多数大学生不愿成为让人敬佩的教师、军人这类人，因为有这样的单一化“叙事”。
3.3. 身份认同的脆弱性与社会比较
由于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年轻人的身份认同构成有所困顿，而文凭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能被认可的象征物[14]，成为青年个体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路径，这也成为很多年轻人认为最容易达成的目标。而且，在年轻人看来，当拿到大学文凭的时候，“大学生”的身份不仅代表着所受教育的特殊符号，也意味着自身的能力、人格魅力以及获得各种发展前景机会的可能性等等。与此同时，也标志着失去了“长衫”带来的特殊性优势地位和高标准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失业或者寻找新工作的事实，并且伴随着自我价值不再、职业降级的可能性等现象。这种过高的认同自我以及认同一致的标准还容易让年轻人陷入择业和职业选择的困境之中。由于害怕失去“大学生”这一有积极意义的身份标记，因此不得不在选择职业方面保持一种十分保守的态度，不愿意冒险尝试一些难度更大但却是自己十分感兴趣的职业。
3.4. 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失灵
劳动力市场是联系教育与就业的纽带，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运转有利于文凭价值和作用的实现[15]，反之亦然。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信号失灵的问题，由于没有合理的能力评估机制，因此无法区分出不同大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也很难对大学生的能力进行直接评价。这时就需要使用最为方便和容易的方式对大学生的能力进行判断。现实情况往往是靠文凭来进行筛选人才，有些用人单位靠文凭来选择员工，因此造成了那些有真才实学但没有拿到高文凭的人无法被录用。为了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机会，大学生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获得更高的文凭，这样就更加忽略了个人的实际能力的培养。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失真会进一步造成人们日益重视文凭，从而导致人们重视文凭的程度超过了文凭本身应有的意义。
4. 超越困境：教育反思、叙事重构与个体突围
4.1. 回归“全人教育”本质
目前教育领域有明显的功利化趋势，把教书的重点放到了教授死知识以及应试方法上面，并没有顾及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应用能力[16]。要想根除这一弊端，就要回过头去认真思考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在培育全人理念下，不仅重视知识的掌握，更要培养学生树立批判性思维意识，让学生具有学以致用的能力，并能够掌握跨界的知识，并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课堂上需要彻底打破各个学科的边界，增加跨学科类课程的教学比重，引导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利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生活中各种问题。加强实践教学，在课堂教学之外，应该让学生参加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实践活动来提升自身对于实际工作的操作能力，也能够锻炼学生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强人文类的教育教学工作，引导学生主动进行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学习，以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进而使学生具有人文素养和高尚的品德操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对国家有用的人[17]。
4.2. 构建多元成功观
社会主流叙事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作用[18]，在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观念至今还是现代人的一种追求，把上大学能够得到高学历以及成为收入高的白领作为衡量高考成功的唯一标准。这样简单粗暴地认定成功最终会导致学校教学受制于教材教参，从而加剧文凭变质，也使人们的评价体系出现失衡。媒体和社会舆论应发挥正确引导作用[19]，用多样化的标准去包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人，破除旧有的单一思维。要做到两点：一是大力宣扬“工匠精神”，宣扬千千万万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甘于奉献、追崇卓越的劳动者的伟大，让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能被看见。所有的职业都是平等的，只要是认真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创造价值，就应当获得应有的赞誉。二是要密切追踪各个行业的前沿发展动态，向广大青年展示各行各业中工作的前景和可以成长到什么样的高度，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机会。
4.3. 发展多元身份与能力
在文凭变质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在成为“大学生”之前，就把自己的地位归结于“大学生”，形成了肯定意义上的自我认知。一旦到了要迈出“门”的时候就会焦虑，很多大学生有着诸如角色知觉差错、自我认同障碍等问题[20]，想规避自己成为了某一单位人的可能性，对新形势下的各种角色感到无所适从，更谈不上如何承担或实践这些角色。正因为如此，需要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探索，逐步整合多重身份。实现身份整合首先要认识到大学生身份只是其中一种身份，不是全部。我们还可以试着向他人表达和推荐自己的多元身份，可以尝试着让他人感知到除了你是“大学生”，广泛参与校园社团、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场合增加人际交往，拓展活动的空间，可以丰富我们的经历，增长阅历，培养兴趣爱好与专项能力，完善自己的多元身份体系。积极践行“斜杠”，学会学习和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发挥潜能，拓展职业生涯发展的深度、广度。
4.4. 完善保障与评价体系
政府和企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破解文凭变质问题要靠他们。政府要完善好职业保障机制，缩小各种职业间的福利和尊严差别，要完善和落实好的是基层工人的一线技工职工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切实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工作条件，提供成长平台，做到人尽其才，使得社会每一种工作都能获得相应的回报[21]。企业需要构建起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不能唯文凭是举。企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工作经验、综合素养等多方面因素，把就业对象的不同类型的测试方案放入人才评价体系里面，这样就能体现出个人的不同优势，打破文凭等身的形式主义。政府和企业还要联手做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技术工人培训的工作，这样才可以保证人们不断学习的能力，以达到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提高自我的资本，从而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提供给每一个人更好的发展空间，给他们的成长注入更多的动力[22]。使制度和市场协同发力，形成公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发展环境，助力其成长成才。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马克思“变质劳动”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孔乙己长衫”背后的大学生就业困境，核心探讨了文凭从“赋能工具”变质为“发展桎梏”的本质问题。研究发现，文凭变质呈现多维特征：与“自我”变质导致人才“空心化”，与“劳动过程”变质催生功利化学习，与“职业共同体”变质加剧行业与身份分割，与“他人”变质破坏合作关系、引发社会隔阂。
其深层根源在于四大因素的交织作用：教育投资的高成本催生“变现”焦虑，“读书改变命运”的单一社会叙事固化成功认知，脆弱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比较强化文凭依赖，劳动力市场信号失灵进一步推高文凭崇拜。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四大破局路径，包括回归“全人教育”本质、构建多元成功观、发展个体多元身份与能力、完善制度保障与人才评价体系，形成“问题–根源–对策”的完整分析逻辑。
从研究范围来看，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调研对象，涵盖不同层次高校、不同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以及企业HR、教育从业者等多元群体，通过实证数据验证文凭变质的影响机制与对策效果，增强研究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从研究视角而言，可结合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形态的新变化，探讨灵活就业、副业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对文凭变质的消解作用，分析“斜杠青年”“技能型人才”等群体的身份建构路径，为破解“长衫困境”提供更贴合时代的思路。
从实践落地来看，后续可关注对策的具体实施细节，例如高校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方案、企业多元人才评价体系的操作流程、社会多元成功观的传播策略等，形成可落地的实践手册，为教育改革、企业用人优化、社会观念引导提供更具体的参考。
此外，还可深入研究代际差异视角下文凭认知的变化，分析新生代大学生与父辈在教育投资、职业选择上的观念冲突与融合，为缓解家庭层面的教育焦虑、促进代际沟通提供理论支持，助力形成个人、家庭、社会协同破解文凭变质的良好生态。
基金项目
攀枝花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035200254)。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