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生动的表现形式，它承载着这一文化独有的历史、价值、思维模式以及审美趣味等，在文学作品当中语言变体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变体进行处理并不只是对语言形式的改变，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传达和再创造。
从研究现状来看，在国内的学者中刘宓庆于2012年在其作品《文体与翻译》中，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形式对等和功能补偿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给语言变体的翻译提供了一种能让“形式”和“功能”相互配合的策略。在国外，巴斯奈特(1980/1990)提出了“文化翻译”这一理论，这个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越文化的转变，对处理文化变体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切斯特曼在1997年所提出的“翻译规范论”，它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说明了在变体翻译策略选择方面背后的推动原因。
本文以“功能对等理论 + 社会符号学”为整合框架，将语言变体视为包含指称意义、内涵意义、语用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从地域文化表达、社会阶层呈现、文学风格强化、集体记忆承载四维度，分析其文化承载功能，结合文化差异、策略选择等现实困境，提出等效替换、动态混合、跨科溯源、语音代偿四大重构策略，旨在为语言变体的精确翻译提供理论参考，推动跨文化语境中文学作品文化内涵的有效传达与再生，兼具理论补位与实践指导价值。
2. 文学作品中语言变体的文化承载功能
2.1. 地域文化的具象化表达
语言变体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承载功能，其能够通过方言词汇、语音特征及语法结构，构建出一个鲜活且独特的地域文化空间。以沈从文的小说为例，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湘西方言便是典型代表，“吊脚楼”这一词汇不仅仅是对湘西地区独特建筑形式的简单称谓，更是湘西地域文化的一个鲜明符号。湘西多山临水，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吊脚楼这种极具特色的建筑，它巧妙地利用地形，既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又体现了湘西人民的生存智慧。
2.2. 社会阶层与身份的差异化呈现
社会方言作为语言变体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不同社会阶层与身份的鲜明语言符号，在文学作品中能够生动地呈现出社会阶层与身份的差异。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为例，其中杰克与萝丝未婚夫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十分显著。杰克来自社会底层，他的语言充满了口语化的表达，并且句子结构较为简单，多为省略句，这种语言风格简洁、随意，反映出他自由不羁的性格以及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而萝丝的未婚夫身处社会上层，他的语言则更加正式、规范，句子结构也更为复杂，多采用复合句来表达较为严谨的逻辑关系，这种语言使用方式体现了他的优雅、矜持以及上层社会对礼仪和规范的重视。
2.3. 文学风格与审美价值的强化
风格变体在文学作品里具备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形成文学作品特殊审美属性的核心因素。就拿鲁迅的作品来讲，他的语言风格别具一格，借助词汇的陌生化以及语法的非同寻常搭配，塑造出一种冷峻、锐利的写作风格。比如在《秋夜》里，“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般看似重复繁杂的表述，实际上是打破常规语法架构，增强了一种孤独、乏味的氛围，深切地展现出作者内心的情感以及对现实的独特认知。于文学翻译过程之中，怎样留存和重塑这种独特的风格变体是一个重大难题。
2.4. 文化情感与集体记忆的承载
语言的不同变化形式，是特定人群历史回忆与情感归属认知方面的关键承载物。在文学创作成果里，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情感意义以及集体回忆的价值。拿莫言所写的小说当作例子来看，小说里对高密乡地方语言的使用，把民族的文化心理状况和集体回忆紧紧地联系到了一块儿。在高密乡的方言里，“红高粱”不只是一种植物这么简单，它更是生命力以及坚韧顽强精神的一种象征，在它身上，凝聚着高密乡群众在漫长历史进程当中和大自然展开抗争、艰难却顽强地谋求生存的集体回忆。当翻译这类蕴含着文化情感和集体回忆的语言变化形式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需要深入探究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象征含义，借助巧妙的意象变换手段或者文化弥补策略，让使用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感受到原作品的情感根基和文化脉络。
3. 语言变体翻译中文化传递的现实困境
3.1. 文化差异导致的传递障碍
在语言变体翻译里，源语跟目标语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图式差异常常会变成文化传递过程中的巨大阻碍，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理解断层。在长期的发展进程里不同文化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因素构建起了不同的文化图式，当翻译遇上具备鲜明文化特色的语言变体时，这种差异便会突显出来。以“晨昏定省”这一汉语“孝道”文化里的概念来说，它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对父母的敬重与关怀之情，规定子女于早晨以及晚上都得向父母请安，以此来表达自身的孝心，对于英语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要是直接把“晨昏定省”译成“pay respects to one’s parents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或许仅仅能明白字面意思，根本没法体悟到里面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最终造成语义空洞。
3.2. 翻译策略选择的两难困境
在翻译语言变体时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这给译者造成艰难抉择，进而形成了翻译策略选择方面的两难困境。归化策略秉持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理念，竭尽全力让译文契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文化认知，把源语里的文化元素转变为目标语中人们熟悉的表达方式。异化策略着重保留源语文化独具的特色与异质性，使得目标语读者能够领略到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处理语言变体之际，全然采用归化策略像是把方言径直译为目标语通用语，虽说这样做能够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让目标语读者更易于理解文本内容，然而却会消除语言变体所蕴含的文化异质性，令原作丧失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以及语言风格。
3.3. 译者的阐释局限与文化误读
在翻译活动里译者身为主体，其自身具备的文化背景以及认知框架在处理语言变体时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不过这种情况往往也是造成阐释局限，以及文化误读的根源所在。译者处于不同文化背景时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知识储备等多个方面会出现差异，而这些差异能够对译者理解源语里的语言变体以及开展翻译工作产生影响。中国古典诗词被西方译者翻译之际，其自身的逻辑实证思维时常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注重意境营造的中国古典诗词凭借简洁且含蓄之语言表达深远情感与丰富意蕴，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一种美学境界，西方文化着重强调逻辑分析与实证研究，对语言的准确性以及明晰性予以高度关注。面对中国古典诗词里独特的“意境”变体，西方译者或许会更着重于诗词字面意义的转换，却忽略了对整体意境的重构。
3.4. 语言形式与功能的适配难题
在翻译进程里语言变体的形式特性跟其所负载的文化功用紧密关联，可时常会碰到语言形式和功能难以契合的棘手问题，这使得翻译时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于跨文化转变中产生失衡状况。在多个层面上语言变体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特征，像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这些形式特征常常和特定的文化功能彼此关联，一同打造出语言变体独有的魅力。在诸多文学作品里，不少语言变体凭借押韵双关语序这类独特的形式特征，达成它们的文化表达以及艺术效果。在跨文化翻译里因源语跟目标语于语言结构语音系统以及文化背景等层面存有差异，这些形式特征常常难以于目标语里精准复制，然而，这便造成了语言形式与功能的割裂。
4. 语言变体翻译中文化重构的路径与策略
语言变体翻译中的“文化重构”，并非对源语文化元素的机械移植或浅层替换，而是基于“文化内核保留 + 目标语语境适配”的动态创造性转化。其理论核心源于功能对等理论与社会符号学的融合，一方面需要坚守源语文化的“核心意义”，避免文化本质的消解；另一方面需要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框架、文化图式为基础，通过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调整，让源语文化内涵在目标语语境中“再生”，实现“异质文化的可接受性传达”。
4.1. 等效替换补语义空缺，逻辑转译适配认知
在语言变体的翻译进程里，时常会碰到源语里存在但目标语中却没有的文化特有概念，由这些概念造成的语义空缺，变成了文化传递的一个重大阻碍。采用功能等效策略针对这一问题，用目标语文化里的近似概念将源语概念替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对替换后的概念借助逻辑注释予以进一步阐释能够填补因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鸿沟[1]。
在曹雪芹《红楼梦》中，“茶果子”是贯穿贵族生活场景的核心饮食术语，它并非普通点心，而是贾府这类世家大族饮茶时搭配的精致糕点，需要符合时令、讲究摆盘，既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也是待客、宴饮等社交场合中体现身份与礼仪的符号，英语文化中无完全对应的概念。译者采用功能等效策略进行重构时，未直译“tea fruits”，容易让读者误解为“茶味水果”，而是结合其文化功能译为“refined pastries for tea”。
4.2. 动态混合调归化异化，梯度异化降接受门
在翻译语言变体时，异化和归化作为两种常见的翻译策略，分别存在着优点与不足，在语言变体翻译里达成文化有效传递的关键在于依照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接受程度，对归化与异化的比例进行动态调整[2]。在翻译中国部分地区的俗语“张三李四”之际，在汉语里这一俗语一般用来指代不确定的某个人，和“某人”“某某”的含义相近，采用归化策略，把它翻译为“Tom, Dick or Harry”，这是英语里一个常用表达，用于泛指任何人跟汉语中“张三李四”的功能类似，读者无需额外认知成本即可理解，重构的核心是“功能对等优先”。但《红楼梦》中刘姥姥的方言承载着“底层劳动人民身份、乡村生活经验”的文化内涵，需要采用“梯度异化”重构。第一梯度在刘姥姥初次出现时，保留方言核心词汇，比如“庄稼人”译为“farm folks”，“folks”贴近口语化，“farm”则限定身份属性，同时通过语境补充“乡村生活”背景，比如描述她携带农产品的细节以及言行举止特点。第二梯度在刘姥姥后续出现时，逐步增加方言特征，比如“这可咋好”译为“what’s to be done now”，保留口语化的疑问语气，不使用规范的“what shall we do”这类表达。第三梯度在进大观园等文化冲突场景中，保留方言的“质朴感”，比如“这园子比画儿还强”译为“this garden’s nicer than a painting”，用简单句式传递直白赞叹，不用复杂修饰。通过这种分层重构，刘姥姥的“底层身份”与“乡村文化”既未被简化成“普通穷人”，又能让英语读者逐步理解其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实现“异质性”与“可接受性”的统一。
4.3. 跨科溯源挖文化内涵，符号借用传核心功
语言变体作为一类繁杂的语言文化状况，其背后蕴藏着充足的文化内容与深层事理[3]。借助跨学科的角度，像是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之类，深度剖析语言变体的深层文化事理，已然成为达成文化有效传播的关键路径[4]。于小说《百年孤独》里，马孔多镇的“失眠症”语言变体属于一种极具特性的语言情形，如原文中关于记忆与存在关联的句子“What matters in life is not what happens to you but what you remember and how you remember it”，便暗含“记忆锚定生命意义”的核心逻辑，而失眠症发作时，这类句子的语义会随记忆流失逐步消解。
在对这一语言变体加以翻译时，译者能够借助社会语言学的“意义建构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隐喻还原法”，先拆解其“生理症状–语言异常–文化隐喻”的三层逻辑，再通过“语义递归”实现核心功能传递[5]。“语义递归”的操作逻辑是通过重复同一词汇/短语，但逐步剥离其原始语义，模拟记忆流失导致的意义空洞化过程。例如针对上述关于记忆的句子，若直译“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记得什么、如何记得”，仅能传递字面含义，无法体现“记忆随失眠症消解”的隐喻，译者可采用语义递归策略设计译文：
初始阶段(记忆未完全流失)：“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记得什么、如何记得——这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基本认知，依靠记忆锚定自我与世界的关联”；
中期阶段(语义开始弱化)：“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记得什么、如何记得”；
后期阶段(意义彻底消解)：“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记得什么……如何记得”，用标点符号割裂句式，通过停顿、疑问打破原句逻辑，呈现“连‘记忆为何重要’都已遗忘”的语义崩塌，还原集体失忆的文化隐喻。
4.4. 语音代偿还原效果，功能优先重组语法
语言变体于语音以及语法方面呈现出的独特特征，对文学作品艺术成效和文化底蕴的传递有着重大意义。在开展翻译工作时，怎样在目标语言当中再现这些因语音和语法变体而产生的效果，这是达成文化重构极为关键的步骤[6]。所以，运用语音补偿策略，借助目标语言的语音方法来模仿源语言的语音效果，不失为一种行得通的办法。
在将《雾都孤儿》翻译成汉语时，为了传递费金的犹太英语口音这一语言变体所带来的身份特征，译者可以采用语音代偿策略。由于汉语和英语的语音系统截然不同，无法直接模仿英语的发音和语调，但可以通过汉语中词汇变异的方式来实现类似的效果。例如，在译文中适当夹杂一些“希伯来式”语序的表达，如“面包，给我拿过来”(正常语序应为“给我拿过来面包”)，这种语序的变异虽然与汉语的常规语法不同，但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类似于英语中因口音导致的语言变异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费金的犹太英语口音所代表的身份特征。
5. 结束语
语言变体在文学作品里如同蕴含文化奥秘的密码。对其进行翻译，实际上就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让意义重新生成、功能重新搭建。从未来的研究方向看，可以把语料库翻译学和认知语言学进一步结合起来，通过量化手段，分析语言变体翻译对文化传递的有效程度。这么做能为构建适用性更广的文学翻译文化重构模式，提供基于实际证据的支持。依靠大规模的语料库分析，能够更为客观地归纳翻译的一般规律，探寻语言变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