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1]。在文化全球化纵深推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持续深化的宏观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叙事重心正从传统学术典籍、经典文学作品，转向更具普适性、通俗性的普及类文化文本。这类文本以轻量化的内容呈现、低门槛的理解难度，避开了精英化文本的传播壁垒，直接面向海外大众传递中国民俗风情、文化符号、生活智慧等核心信息，成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塑造文化形象的核心载体。普及类文化文本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无需受众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或文学素养，便能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实现文化浸润，其传播效能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然而，中英文在认知结构、思维模式、文化背景上的天然差异，给这类文本的外译带来了显著挑战。翻译如何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2]。部分译本固守源语文本的表达逻辑，忽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导致文化信息传递晦涩难懂；另有译本为追求可读性过度简化，造成文化内涵失真，最终使得普及类文化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参差不齐，难以实现“有效沟通”的核心目标。
《有趣的中国文化》(Intriguing Chinese Culture, ICC)系列丛书由五洲传播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作为国家级对外传播机构，五洲传播出版社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其出版物多面向海外非专业读者群体。该系列作为其文化普及类出版物之一，在内容编排与翻译策略上体现出一定的机构导向与传播意图，值得从翻译机制层面展开分析，对探究如何通过翻译破解文化认知壁垒、提升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以《有趣的中国文化》第一册英文版为研究对象，从认知对等视角切入，系统探究其翻译策略，旨在为同类文化普及文本的外译提供参考，助力中国优秀文化以更易被接受的方式走向世界。
2. 文献综述
2.1. 认知翻译理论
翻译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最初关注翻译作品的质量和手段，到关注翻译行为和心理，再到通过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直接研究翻译过程，推动了认知翻译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3]。在国内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中，诸多学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陈道明[4]率先以认知语言学体验主义破解主客二分，指出“隐喻作为思维方式与翻译共享主客观融合的本质”；耿智[5]则借认知–功能语言学反思传统“信达雅”，提出“功能–认知”方法论纲要，强调译者心理意图与文本功能需整体观照。两文共同把“译者大脑”纳入研究视野，标志翻译研究首次出现自觉的“认知视角”。
认知视角确立后，学界开始着力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认知模型，以实现理论与实证的有效衔接。伍月[6]以翻译史为线索，提炼“质–文”、“忠实–创造”等五组对立统一的“翻译认知模式”，指出模式演变是译者群体对翻译本质的理性升华。该研究不仅系统整合了历史维度的翻译认知规律，更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框架，使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建构更具历史厚度与实践指导性。进入21世纪20年代，认知翻译学已完成从零散的“研究视角”或“理论模型”向成熟学科范式的转型，正式发展成为“目标明确、内容系统、方法科学”的新范式[7]。这一范式的成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在研究目标上，明确以揭示翻译认知的普遍规律、阐释译者大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为核心，致力于建立兼具解释力与预测力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内容上，形成了涵盖翻译认知过程、译者认知能力发展、文本认知表征、跨文化认知适配等多维度的系统研究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广泛吸纳交叉学科的研究工具，使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主张得到扎实的实证支撑。
2.2. 宣传文本翻译研究
近年来，宣传文本翻译研究已从早期“信达雅”式的笼统呼吁，转入话语、文化符号、认知机制的多维联动的精细化阶段：王婀娜、潘智丹[8]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德译本中的熟语为例，借助Heinrichs“四步文化翻译程序”证实，宣传的准确性不仅系于语言，更取决于对目标语意识形态“认知框架”的精准对接；牟宜武、吴赟[9]将视角延伸至企业超文本，指出非线性、多模态的数字叙事已成为“跨越媒介、重塑形象”的新战场，把传统宣传研究从纸质文本推向平台化传播；在政治敏感度的量化维度上，舒娜、余炫朴[10]提炼出“单义性、时效性、完整性”七项硬指标，强调时事文本的英译以意识形态为归旨，首次将话语权风险纳入翻译质量评估。综上，当前宣传翻译研究呈现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文化策略和微观认知为辅新格局，已非传统“语言转换”视角所能覆盖。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英文版Intriguing Chinese Culture 1 (《有趣的中国文化》第1册)全文为语料。此书以英文字母顺序编排47个核心文化主题，涵盖动物象征、传统习俗、物质文化等多元内容，系统呈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本次研究聚焦书中120余个文化关键词条(含动物、植物、器物、节俗、观念等类别)及其英译文本。研究边界锁定在“认知对等”维度，考察译者如何在英语读者与中国文化意象之间构建“可感、可知、可忆”的心理对等，而非单纯语言对等。
3.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方法主要涉及到文本细读及案例分析法。
3.2.1. 文本细读法
研究者对《有趣的中国文化》英文版进行逐句细读，人工标注文化专有项(CSI) 120多个；随后又进行了第二轮细读，此次细读主要聚焦于隐喻、象征、情感评价等统计，建立包含词条、译法、策略的统计表格(见表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images in ICC (N = 120)
表1. ICC文化意象翻译策略分布(N = 120)
ICC文化意象翻译策略分布 |
策略类别 |
操作方式 |
词条数量 |
占比 |
原型移植 |
直译 + 文化脚本重构 |
46 |
38% |
隐喻替换 |
意象映射 + 价值对等 |
32 |
27% |
符号扩展 |
直译 + 多模态补偿 |
28 |
23% |
褒贬调和 |
中性化 + 价值重构 |
14 |
12% |
3.2.2. 案例分析法
在120个文化专有项中人工选取了认知载荷差异显著的8个案例，如杏林、红杏出墙、吃豆腐、喜鹊搭桥、油炸桧等。每个案例详细分析原文语境、译文呈现、策略路径，以此分析译文降低中英认知差异，宣传中华文化的路径。
4. 译本策略分析
为充分揭示《有趣的中国文化》英文版如何在“认知对等”框架下处理文化意象，研究选择了8个典型案例作多维度的细读。在“认知对等”原则指导下，译文并未采用“一刀切”的归化或异化，而是依据意象类型与认知负荷差异，灵活组合四条策略路径。以下将分析经典案例，以展示策略运行方式与效果。
4.1. 原型移植
“原型”指源语文化意象的核心心理图式。移植策略即先以直译或音译保留意象外壳，再通过括号、同位语、插图等副文本即时补足文化脚本，使英语读者在看到原貌的同时读到内涵，从而将汉语集体记忆转植到目标语认知框架。
案例1：“杏林”(p. 13)
ST：过去它(杏林)指传统中医，现在主要用于称赞医生医术高明，如“誉满杏林”。
TT：Xinglin, literally “ apricot grove”, was once a metony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physicians. Today the phrase yu man xing lin (“ one’ s fame fills the whole apricot grove”) is still used as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doctors.
译文采用音译“Xinglin”辅以字面释义“apricot grove”，并通过补充文化背景说明其在汉语语境中的隐喻含义。该处理方式反映出译者在面对文化专有项时的策略选择，即在保留源语文化标识的同时，通过副文本手段引导目标语读者建立相应的认知关联。译文现实保留了源语言语音(Xinglin)以维系文化他性，再补述隐喻史，引导读者建立“grove代表community of healers”的新心理空间，实现“文化专有项”的可识读。
案例2：“算盘”(p. 6)
ST：算盘……被称作“计算之母”。
TT：The abacus... is considered “ the mother of all calculating instruments.”
译文在处理“……之母”时，采取了英文中的“mother of ...”，采取了直译加功能解释，实现文化符号的对等。算盘作为传统计算工具，在英语文化中虽有对应物(abacus)，但缺乏“计算之母”的情感色彩。译者通过直译“the mother of all calculating instruments”，保留了“mother”这一隐喻，同时用括号解释其功能，使英语读者在功能认知上与中文读者对等。
4.2. 隐喻替换
隐喻替换是指用目标语言中文化适配的隐喻替代源语隐喻，以此避免文化隔阂。
案例3：“吃豆腐”(p. 22)
ST：……“吃豆腐”有男人占女人便宜的意思。
TT：…to “ eat tofu” (chi doufu) means that a man is trying to make unwelcome advances to a woman.
译文采取了直译和行为释义的方式进行处理原文，放弃食物意向改用英语性骚扰隐喻，属“隐喻替换”。英语中不存在豆腐内涵为占女性便宜的隐喻，若保留意象必加注冗长，破坏幽默的瞬间领悟特征。在处理“吃豆腐”这一隐喻时，译者未直接保留其食物意象，而是将其转译为“make unwelcome advances”，借助英语语境中已有的性骚扰相关表达，试图在目标语中实现类似的语用效果。该策略反映出译者对目标语文化接受度的判断，也体现出其在隐喻转换中的主动干预。
案例4：“乌鸦嘴”(p. 89)
ST：被人骂作“乌鸦嘴”。
TT：the person may be harshly rebuked and asked to shut his or her “crow mouth” (wuya zui), a symbol of bad luck.
译文采用了直译以及编译框架替换的形式。乌鸦在英语文化中常含“聒噪、盗窃”等负面联想，与中文“乌鸦嘴”象征“不吉利”情感极性一致。译者通过直译“crow mouth”，并附加“a symbol of bad luck”，强化了情感极性，使英语读者实现价值对等。
4.3. 符号扩展
符号扩展指对源语中浓缩的符号补充背景或者释义，让目标受众理解深层含义。
案例5：五蝠临门(p. 20)
ST：五蝠象征“五福临门”。
TT：A painting of five bats 五蝠 (wu fu)... symbolizes “five kinds of luck descending on the house.”
译文采用了拼音、意译和附插图的形式进行翻译。蝙蝠在英语文化中多含负面联想，译文通过直译“five bats”并附加拼音“wu fu”，再用意译“five kinds of luck descending on the house”进行情感增值，同时配合插图，使英语读者在视觉与语义双重通道中迅速建立“bat”到“luck”的新联想，实现符号与情感的双重扩展。此外蝙蝠造型采用红色晕染、金色描边，与五洲传播推出的“中华吉祥色板”完全一致，译者也采用了“luck”一词，此种“图像—文字”联动说明，符号扩展策略并非译者单方面决策，而是团队作业的结果。
案例6：“喜鹊搭桥”(pp. 51-52)
ST：……一群喜鹊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
TT：...a large flock of magpies—regarded as a lucky bird in Chinese tradition—line up to form a “ magpie bridge” (que qiao) linking the two shores of the River of Heaven.
译文采用了文化象征的保留、幸运属性的提示和图片式的映射对原文语义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还原。英语中magpie常含“聒噪、盗窃”负面原型，与中文“喜庆”截然相反。译文在magpies后即时插入“regarded as a lucky bird…”进行正向框架锚定，再用“form a ‘magpie bridge’”激活鹊桥作为连接的概念，使读者在保持“鹊”文化符号的同时，快速建立“吉庆与联结”心理空间，实现情感极性的认知对等。
4.4. 褒贬调和
褒贬调和是指根据目标语境调整语气的褒贬程度，使表达更加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避免语义偏差。
案例7：油炸桧/油炸鬼(p. 92)
ST：人民用面团捏成秦桧夫妇模样，下锅炸，称“油炸桧”，后演变为“油条”。
TT：people shaped two pieces of dough to represent Qin Hui and his wife, deep-fried them and called the snack “ deep-fried Hui”... evolved into “ deep-fried ghost”...
译者在处理翻译时，首先面临的是英语世界对秦桧这一道德符号的“图式缺省”。为复现原文携带的集体愤怒，译文以“represent Qin Hui and his wife”先行植入“卖国者受惩”的历史叙事，通过解释性增译在目标语读者认知中强制预装道德框架，使后续“deep-fried”不再只是烹饪动作，而成为公开审判的隐喻。动词“deep-fried”被刻意保留高及物性结构(people…deep-fried them)，强化施事对受事的身体惩罚意味，让英语受众同步体验从施暴到宣泄的情感轨迹；当演变至“deep-fried ghost”时，“ghost”一词引入灵异转喻，既延续“阴魂永受煎熬”的民间想象，又避免overt贬义词可能带来的说教感，实现贬义情感的外化与记忆移植。由此，中文语境里愤怒和复仇的集体情绪得以在英语文化中获得等强传递，实现情感上的认知对等。
案例8：彗星/扫把星(p. 76)
ST：彗星称“扫把星”，被视为灾异，也用来责骂儿媳。
TT：The Chinese used to call a comet 扫把星 (saoba xing), literally “broom star”... the term was also applied to women, especially daughters-in-law, if a mother-in-law loathed her.
“彗星/扫把星”的翻译难点在于comet在现代英语中已高度科学化，情感极性趋近中性。若仅直译“broom star”，读者极易启动天文图式，将“扫帚”单纯视为形状比喻，从而稀释原文的灾异色彩。译者采取“生活化场景锚定”策略，增补“mother-in-law loathed her”这一高冲突家庭语境，利用英语文化固有的“恶婆婆”原型，瞬间把“灾星”从天空拉进婆媳争斗的现场，阻断科学联想的同时，赋予其同等强度的负面情感。使用音译和直译相结合的办法翻译“saoba xing, literally ‘broom star’”则形成异质化标记，提醒目标语读者该词携带本土情感编码，防止comet的中性语义覆盖源语贬义。通过叙事域的强制切换与跨文化原型的精准调用，译文在不依赖天人感应背景的前提下，仍使英语读者体验到“女性被贴上灾星标签”的恶意，完成贬义极性的对等移植。
5. 总结
5.1. 研究主要发现
本研究通过对《有趣的中国文化》英文版中120余个文化专有项的系统分析，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简单采用归化或异化策略，而是依据文化意象的认知负荷与情感极性差异，灵活组合多种翻译路径，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的策略体系。具体而言，译者主要采用四种策略：一是“原型移植”，通过音译、直译结合文化脚本重构，保留源语文化意象的核心心理图式；二是“隐喻替换”，在目标语中缺乏对应文化隐喻时，用英语中现成的隐喻框架进行替换，确保幽默或冒犯情感的即时传达；三是“符号扩展”，借助拼音、插图、释义等手段，拓展符号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联想；四是“褒贬调和”，通过叙事重构与语境植入，实现负面情感的价值对等传递。案例分析显示，译者在面对文化意象转换时，倾向于采用多种策略组合以应对认知差异。这些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化隔阂，验证了“认知对等”在普及类外宣翻译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5.2. 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研究语料集中于单册图书，难以全面反映普及类文化文本翻译的整体策略倾向；二是分析主要基于文本层面，未结合读者反馈或译者访谈，未能充分揭示译者主体性与出版机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此外，翻译策略的实施成本、出版可行性等问题尚未深入探讨，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引入多学科方法，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