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经济和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全球环境恶劣变化[1]。每年有数百万吨微塑料(MPs)和重金属(HMs)通过农业生产、大气环流和人类活动进入土壤和湖泊[2]。高原湖泊流域受独特气候地理条件制约,对外部干扰高度敏感[3]。调查结果表明土壤MPs-HMs复合污染已成为该脆弱生态区的新型环境威胁。由于MPs的难降解性和HMs的累积性[4],这种复合污染可能长期存在于高原湖泊流域内,对其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影响。考虑到高原湖泊中HMs和MPs的积累不断增加,这两种污染物共存时,它们具有拮抗或协同作用,且MPs作为运输HMs的载体[5],极大地增加了积累的HMs通过食物链从湖泊土壤转移到人类的机会,威胁人体健康。本研究系统综述了高原湖泊流域农田土壤中MPs与HMs复合污染的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了其环境行为特征与潜在生态风险。通过梳理当前国内外相关成果,旨在为高原湖泊流域农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MPs-HMs复合污染的科学防控提供理论支持与治理参考。
2. 污染特征与来源解析
2.1. MPs输入途径
农用地膜残留是农田土壤中MPs的重要来源之一[6]。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等塑料地膜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其残片在土壤中逐渐破碎、降解,形成MPs颗粒,不断累积[7]。此外,在农业生产环节,有机肥的施用也成为MPs输入农田的关键途径[8]。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饲料加工、塑料制饮水管线、养殖棚膜等设施因磨损与老化产生MPs残留物,随畜禽粪便排出[9]。该类含MPs的粪便,经堆肥处理后作为有机肥还田,成为高海拔区域农田生态系统中一种隐蔽的MPs输入源,加剧脆弱的土壤污染负荷,从而可能面临更复杂的生态风险。
大气远程传输和冰川融水也是MPs进入高海拔地区的重要途径[10]。MPs可以通过风力作用从其他地区远距离传输至高海拔地区,沉积在土壤和水体中。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释放出的MPs也逐渐成为高海拔地区MPs污染的重要来源(见图1)。
Figure 1. Pathways of microplastic input
图1. 微塑料输入途径
2.2. HMs富集机制
历史上高强度的矿业开发活动,在区域环境中留下了深刻的HMs污染印记。采矿、选矿及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尾矿渣、废矿堆等,经长期风化、淋溶作用,使铅、镉、砷等HMs元素持续释放并进入周边环境[11],通过大气沉降、地表径流等途径向土壤系统迁移,历经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累积,在高海拔农田土壤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的HMs污染“源汇”。
与此同时,灌溉系统成为HMs输入的另一关键载体[12]。受地质背景或上游污染影响,部分灌溉水体中裹挟的HMs离子,随农田灌溉过程渗透至土壤孔隙,通过吸附、络合等作用与土壤胶体结合[13],在耕作层逐渐富集。对于生态脆弱的高海拔区域而言,这种“历史遗留累积 + 持续输入叠加”的HMs污染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土壤环境的压力,为生态系统健康埋下潜在风险。
MPs与HMs的共迁移过程涉及到复杂的界面化学过程。MPs表面可能吸附HMs离子,形成复合体,从而改变HMs在环境中的迁移行为[14]。这种共迁移机制可能增强HMs在环境中的迁移能力和生物可利用性,进一步加剧生态风险。因此,深入解析MPs和HMs的复合污染特征和来源,对于制定有效的风险管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3. 土壤MPs-HMs复合污染环境过程与生态效应
3.1. 物理化学交互
3.1.1. 老化MPs比表面积变化对HMs吸附的影响
老化会使MPs的分子量和密度降低,其粒径也会随之减小。粒径减小能增强MPs在多孔介质中的流动性,而密度降低则会抑制其在多孔介质中的垂直迁移[15]。这种光老化过程引起的表面侵蚀,是造成聚合物表面出现褶皱和裂缝的关键因素[16]。例如,聚苯乙烯(PS)经Fenton试剂老化后,表面暴露的吸附位点增加,对Cd2+的吸附量显著提升;而污泥基MPs因粗糙多孔的结构,其Cd吸附能力较光滑MPs提升10倍。这种比表面积的增加通过提供更多活性位点(如含氧官能团),强化了与HMs的络合作用和疏水分配作用,进而促进HMs在MPs表面的富集[17]。
3.1.2. 紫外线辐射加速聚合物降解的独特高原效应
UV照射使MPs (如HDPE、PVC)表面带负电荷,增强对Cu2+、Zn2+等HMs的静电吸附;高强度紫外线导致聚合物链断裂,经紫外光照后,聚合物分子量会减少。原本分子量较大的聚合物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晶温度较高;而紫外光照导致分子量降低后,其结晶温度也会随之下降[18]。MPs粒径减小,进一步增大比表面积,但需注意,过度老化可能导致MPs表面官能团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反而减少吸附位点,降低吸附能力。
3.2. 生物响应机制
3.2.1. 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如nirS、phoD)的抑制规律
nirS基因编码的亚硝酸还原酶是反硝化过程中的关键酶,负责将亚硝酸根离子还原为一氧化氮。MPs与HMs复合污染可通过多种途径抑制nirS基因的表达[19]。HMs (如Cd、Pb)具有较强的毒性,可直接与微生物细胞内的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合,破坏细胞结构和功能,影响nirS基因的转录和翻译过程[20]。例如,Cd2+能够与亚硝酸还原酶的活性中心结合,使其失活,从而抑制反硝化作用。MPs在土壤中可能改变土壤的孔隙结构、通气性和水分状况,进而影响反硝化细菌的生存微环境[21]。
phoD基因编码的磷酸酶在土壤有机磷矿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可将有机磷化合物分解为植物可吸收的无机磷。土壤磷的有效性与碱性磷酸单酯酶活性、phoD基因丰度呈负相关,当土壤有效磷含量变化时,会调控碱性磷酸单酯酶的活性[22]。HMs污染会导致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失衡,一些对HMs敏感的具有磷转化功能的微生物数量减少,从而降低了phoD基因的整体表达水平。同时,HMs离子可能与磷酸酶分子中的活性位点结合,改变酶的空间构象,使其活性降低。例如,Pb2+与磷酸酶结合后,会导致酶的催化效率下降50%以上MPs的存在也可能通过吸附作用影响土壤中磷的形态和有效性,间接影响phoD基因的表达[23]。此外,MPs与HMs复合污染还可能引发土壤微生物的氧化应激反应,产生过量的活性氧,如超氧阴离子、过氧化氢等,这些ROS会对微生物细胞造成损伤,进一步抑制nirS、phoD等功能基因的表达。
3.2.2. 作物吸收的协同/拮抗效应(以水稻As累积为例)
拮抗效应方面,MPs可通过吸附土壤中的As,降低其生物有效性,从而减少水稻对As的吸收[24]。不同类型的MPs对As的吸附能力存在差异,如老化的聚苯乙烯MPs由于表面官能团丰富,对As的吸附容量较高。当MPs吸附As后,As在土壤溶液中的浓度降低,减少了水稻根系对As的接触和吸收机会。此外,MPs还可能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如pH值、氧化还原电位等,影响As在土壤中的形态转化,使其向生物有效性较低的形态转变[25]。向As污染土壤中添加质量分数为1%的聚乙烯MPs,水稻地上部As含量降低了20%~30%。
协同效应方面,MPs可能作为载体促进As在水稻体内的累积。一些纳米级MPs具有较强的迁移能力,能够通过水稻根系的表皮细胞间隙或质外体途径进入根系内部,并随着蒸腾流向上运输到地上部[26]。在这个过程中,吸附在MPs表面的As也会随之进入水稻植株,增加了水稻对As的吸收量。此外,MPs进入水稻体内后,可能会影响水稻的生理代谢过程,改变其对As的吸收和转运机制。当土壤中同时存在纳米级聚苯乙烯MPs和As时,水稻根系对As的吸收速率比单独As污染时提高了1.5~2倍(见图2)。
Figure 2. Synergistic/antagonistic effects on arsenic (As) uptake in rice
图2. 水稻吸收As的协同/拮抗效应
4. 风险评估方法学研究进展
4.1. 传统模型局限
复合污染中,MPs与HMs可能通过吸附、共迁移等交互作用产生协同或拮抗效应,改变各自的生物有效性和毒性风险[27],而传统RI指数多基于单一污染物的暴露浓度或毒性阈值计算,难以量化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从而可能低估或高估实际生态风险。
4.2. 新兴技术
4.2.1. 机器学习驱动的多介质模型构建
机器学习驱动的多介质模型通过整合多源数据与算法优势,实现复合污染风险的精准预测。核心算法中,随机森林凭借抗过拟合能力处理高维数据,由100~500棵决策树通过随机抽样构建;神经网络则通过2~3层隐藏层处理非线性关系,经反向传播算法优化权重,预测误差可控制在5%以内。
输入数据涵盖土壤理化参数(pH、有机质、CEC等)、MPs特性(类型、老化度、粒径等)、HMs形态及生物响应数据。模型构建分三阶段:数据预处理(清洗、标准化)、参数优化(随机森林树数量、神经网络学习率0.001~0.01)、验证评估(RMSE、R2,R2 > 0.8为优)。
4.2.2. 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
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凭借其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和无放射性污染等优势[28],在土壤MPs-HMs复合污染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标记对象的选择上,MPs和HMs均可作为稳定同位素标记的目标。对于MPs,常用的标记同位素为13C,如将13C标记的聚苯乙烯MPs引入土壤环境中,其标记丰度可达到99%以上,能够清晰地追踪MPs在土壤中的迁移扩散过程、与土壤颗粒的结合状态以及被生物摄入的情况。对于HMs,不同HMs可选择对应的特征稳定同位素,如砷可选用75As,铅可选用206Pb等,通过标记HMs,能够准确识别其在环境中的来源和迁移转化轨迹。追踪复合污染物在土壤–植物–食物链中的迁移路径是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的核心应用之一。当将13C-PS MPs和75As同时引入污染土壤后,通过测定土壤不同深度、植物不同器官以及食物链中各级生物体内13C和75As的含量,可清晰描绘出复合污染物的迁移路径[29] (见图3)。
Figure 3. Stable isotope tracer technique
图3. 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
通过建立同位素质量平衡模型,可计算出MPs携带的HMs在总迁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13C-PS和75As的复合污染实验中,测定植物体内来自13C-PS携带的75As量和直接从土壤中吸收的75As量,计算得出MPs作为载体对植物吸收As的贡献率为15%~25%,且该贡献率随着MPs老化度的增加而提高,当MPs的羰基指数达到1.0时,贡献率可达到25%。
5. 治理策略与可持续管理
5.1. 源头防控
传统地膜多以聚乙烯等不可降解材料制成,在自然条件下难以降解,加之地膜回收困难,使用后易在土壤中残留累积。土壤中残留的地膜在紫外辐射、机械摩擦和生物降解等作用下逐渐碎化,形成大小不同的塑料残留,并长期存在于土壤中,形成地膜残留污染[30]。土壤中残留的塑料会改变土壤的孔隙度和水分保持能力等物理性质,及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影响土壤中的碳氮等营养元素循环,对土壤健康、作物生长和食品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它们还能通过地表径流、风等途径进入水体或大气,造成更广泛的环境污染,甚至可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31]。可降解地膜(PBAT)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希望。PBAT主要包括生物降解地膜、光降解地膜和光–生物双降解地膜等类型[32],在自然环境中,尤其是在有微生物参与的堆肥环境下,经过一定时间(约180天)能够逐步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从而有效避免传统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33]。
可降解地膜,作为一种新兴的环保型材料,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塑料地膜,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34]。然而,在实际推广过程中,PBAT仍面临诸多生态权衡问题,例如其降解速率受紫外线强度、温度、湿度、微生物种类等因素影响较大,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无法完全降解,从而仍可能产生MPs残留[35]。此外,可降解地膜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传统地膜。一方面,可降解地膜所使用的生物基材料或添加的特殊助剂价格相对昂贵;另一方面,目前可降解地膜的生产规模较小,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导致其单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因此,除了推广PBAT等可降解材料外,还需通过减量化措施加以配合,如优化地膜使用方式、提高地膜回收率、推广智能覆盖技术、发展生物基地膜替代品等,从而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地膜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36]。
5.2. 修复技术
5.2.1. 真菌–微藻联合修复的潜力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尤其是水体和土壤中污染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传统单一修复技术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真菌–微藻联合修复技术凭借独特优势,展现出巨大潜力[37]。
微藻具有高光合效率、强的环境适应性、高脂质产量和快速生长的优势,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同时摄取水体或土壤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自身生长繁殖[38]。而真菌则擅长利用其丰富的胞外酶系统,分解各种复杂有机物。像木质素、纤维素等难以被其他微生物直接利用的大分子物质[39],为自身及周围微生物提供碳源和能量。当真菌与微藻联合时,二者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微藻通过光合作用给真菌提供O2、有机物及其它营养物质;作为回报,真菌通过保持水分为微藻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强光的伤害,同时提供CO2、矿物质、生长因子如糖类、氨基酸等促进微藻生长[40]。在处理农业废水方面,研究表明,在最佳碳氮比下,微藻–真菌联盟对总磷、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氨氮的去除率分别达到96.9%、88.5%、71.2%和69.2%,总生物量最高可达2.33 g/L,微藻–真菌小球对金离子具有较好的吸附能力,在最合适的氮源、磷源和葡萄糖等条件下,能有效的去除水中的HMs砷等[41]。这对于农业废水资源化利用,减少污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在污染修复领域,真菌与微藻的联合修复技术正逐渐成为一种高效、绿色的解决方案[42]。两者的协同作用不仅能够提高污染物的去除效率,还能改善环境条件,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此外,该技术具有成本低、能耗小、环境友好等优势,特别适用于水体和土壤的复合污染治理。
5.2.2. MPs捕获材料的设计原理
塑料具有防水性强、经久耐用、可塑性强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等领域。但MPs对生态的影响和人类的危害日趋严重,因此去除水体环境中的MPs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43]。
目前常用的MPs捕获材料包括高分子吸附材料、纳米材料、生物基材料等,这些材料在结构设计和功能调控方面展现出多样化的潜力。其设计原理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机制:一是静电吸附,通过材料表面的电荷与MPs表面电荷的相互作用实现吸附[44],这种机制在特定pH条件下尤为有效;二是疏水作用,利用材料的疏水特性与MPs的疏水性结合[45],增强吸附能力,尤其适用于非极性MPs的捕获;三是物理捕获,通过多孔结构、纤维网络或表面粗糙度等物理特征,将MPs“锁”在材料内部或表面,从而实现高效截留[46];四是化学键合,通过功能化改性在材料表面引入特定官能团[47],如氨基、羧基或羟基,与MPs形成稳定的化学键,提升吸附的稳定性和选择性。例如微藻吸附MPs颗粒,微藻细胞表面粗糙,其细胞表面具有微突起、鞭毛等结构,这些结构增加了微藻细胞的表面粗糙度,为MPs颗粒的附着提供许多结合点。同时由于微藻细胞尺寸较小,比表面积较大,增加了其与MPs颗粒的接触机会,促进了微藻细胞对MPs颗粒的吸附[48] (见图4)。
Figure 4. Design principle for microplastic (MP) capture
图4. MPs捕获设计原理
5.2.3. 主流环境修复技术对比与高原适用性分析
为科学评估不同技术路径在应对高原环境挑战中的潜力,将真菌–微藻联合修复、MPs捕获材料与当前主流的活性污泥法、人工湿地及膜过滤技术进行系统性对比,并从原理、效能及高原适应性等多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见表1)。
Table 1.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for plateau applications
表1. 主流环境修复技术对比与高原适用性分析
技术名称 |
真菌–微藻联合修复 |
MPs捕获材料 |
活性污泥法 |
人工湿地 |
膜过滤技术 (物理分离方法) |
修复原理 |
真菌与微藻形成高效互利共生体系。微藻光合供氧并吸收N、P;真菌分泌胞外酶分解复杂有机物,并提供碳源与保护。 |
通过材料表面设计的特定官能团、多孔结构及疏水作用,实现对微塑料的高效、选择性吸附与固定。 |
利用曝气池中好氧微生物群落(活性污泥)代谢分解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
模拟自然湿地,通过植物、基质、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用净化水质。 |
利用膜孔径的筛分作用,强制分离水中的悬浮物、胶体、甚至溶解物。 |
优点 |
1. 协同增效,能同步深度去除多种污染物(有机物、氮、磷、重金属)。 2. 环境友好,能耗极低(依赖光能)。 3. 资源化潜力:可收获生物质生产生物柴油、饲料等。 4. 系统紧凑,潜在占地面积小。 |
1. 目标明确,效率高:专为捕获MPs设计,去除率远高于常规方法。 2. 可功能化定制:针对不同MPs类型优化材料性能。 3. 操作灵活,可集成于现有水处理设施。 |
1. 技术成熟,应用广泛。 2. 对城市生活污水的有机污染物去除效率高。 |
1. 能耗低,运行维护简单。 2. 具有一定的景观和生态价值。 |
1. 分离效果好,出水水质优良稳定。 2. 占地面积相对较小。 |
缺点 |
1. 体系构建和稳态维持需要精准控制。 2. 对环境因子(温度、光照)较为敏感。 3. 修复周期可能长于化学方法。 |
1. 高性能材料成本可能较高。 2. 吸附饱和后需再生或妥善处置。 3. 长期环境安全性需全面评估。 |
1. 能耗高(需持续曝气)。 2. 产生大量剩余污泥,处理处置成本高。 3. 对营养盐(氮、磷)去除效果有限,除非增加复杂工艺单元。 4. 占地面积大,基建成本高。 |
1. 占地面积巨大。 2. 净化效果受季节和气候影响显著。 3. 水力负荷低,处理周期长。 4. 可能成为蚊虫滋生地。 |
1. 能耗高(需高压驱动)。 2. 膜污染问题严重,需频繁化学清洗,增加运行成本和停机时间。 3. 产生的浓缩液需进一步处理。 |
对特定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
模拟农业废水:总磷:96.9%;化学需氧量:88.5%;总氮:71.2%;氨氮:69.2%。 |
对目标MPs的吸附率可达90%以上。 |
对化学需氧量(COD)去除率通常可达85%~95%。 |
处理效果波动较大,对氮、磷的去除率通常低于70% |
对悬浮固体和大部分细菌的去除率接近95%。 |
在高原环境下的潜在适用性 |
潜力巨大 能有效利用高原强日照,实现低能耗、深度脱氮除磷,尤其适合处理分散式农业废水或富营养化水体。挑战:需选育耐寒菌藻种并优化工艺以应对低温。 |
适用性高 提供了直接、高效解决MPs难题的方案,且其物理化学吸附过程受低温和低氧影响小。 需确保材料本身的环境相容性,避免二次污染。 |
适应性较低 高原低温会显著降低微生物活性,影响处理效果;曝气能耗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尤为突出;系统启动和运行管理复杂。 |
适应性中等 高原地区生长季节短,植物在冬季易枯萎,导致处理效能大幅下降;冻土问题会影响基质的渗透性。 |
适应性中等 膜污染在高原地区可能更难清洗维护;高压泵能耗高;冬季运行存在结冰风险。 |
6. 结论
高原湖泊流域农田生态系统中,微塑料(MPs)与重金属(HMs)的复合污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现有研究虽揭示了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但关于其在环境–生物系统中的共同迁移转化规律、协同毒性效应及生态风险仍知之甚少,尤其在对于土壤生物的富集与毒性机制方面亟待深入。
面对这一复杂挑战,借助机器学习与同位素示踪等新兴技术,可精准解析污染物的迁移路径与潜在风险;而新型MPs捕获材料的研发,以及真菌–微藻联合修复等生物技术,则为实际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唯有通过跨学科协同创新,深化机理研究并发展高效实用的治理技术,才能有效遏制这类新型复合污染,切实保障高原湖泊这一脆弱生态系统的水环境安全与长期健康。
基金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4A019, 2025A00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