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的漫长历程中，马克思的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交往属性。他强调，人的本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根植于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复杂而交织的交往关系中，并通过这些交往关系得以展现和确认。此外，人的本真状态往往在时空的广阔维度中直接呈现，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维的视角。数字资本形态应运而生，人持续地受到数字资本的严密监控。无可否认的是，数字产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交织，个体被量化为无感情的数据流，进而转化为数字财富，推动着更为智能和便捷的新型社会形态逐渐成形[1]。
2. 人的本真时空
在马克思的论述里，人的自我实现并非仅仅体现在每日辛勤劳动的八小时之内，而更多地是在那八小时之外，剩余的半小时闲暇时光中得到体现。人的本真自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劳动之余，于那些闲暇时光中得到了更为纯粹的展现。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原本就蕴含着一种纯净与本真，这种纯净与本真在人的时间与空间中得以呈现，它们构成了人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
2.1. 交往：人的本质之维
交往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方式，包含现实的人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一切关系。其中，交往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关系。交往与生产一起构成人的社会实践的内容。“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2]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家们总是把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与神联系起来，并忽视了将人的本质与交往关系及交往行为联系起来，忽视了交往关系对主体的意识及活动的重要意义。
交往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互动与交流，其深植于社会生产力之中[3]。与费尔巴哈将人视为感性存在的静态类本质不同，马克思更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有意识的活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仅能本能地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以维持生存，而人则追求自我完善，展现生命意志，并追求更高的个人目标。人的生存依赖于对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劳动，而在劳动过程中，人与物质世界建立了联系，劳动成为了连接主观与客观世界的桥梁。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去考察人的生产劳动并在此的基础上考察交往实践，从而揭示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p. 501)同时，人的本质和交往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4]: p. 187)
在胡塞尔的哲学视角中，世界的全部意义源自一个开放的先验自我共同体的构建。这个经验的自我并非孤立存在的单子，而是在共同体中与其他自我进行交往与互动的个体[5]。通过这种交往，经验自我不仅形成了与他人的联系，更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构建了世界的意义。胡塞尔进一步阐述，个体可以视作原初单子，每个单子在自身体内以意向的形式承载着其他单子。这种理念与马克思的观点有所共鸣，即人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因此，作为主体的人，其空间扩展至主体间的社会存在，即主体与交往关系相互交织，共同体现为现实生活中的共同存在。
马克思理解的交往不仅是关系性的范畴，而且是活动性的范畴，强调在主体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的人。人不仅具有自然的类属性还拥有社会属性，人“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4]: p. 532)人不是孤立的人，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现实的个人处于自己的需要进行劳动生产，而生产活动的前提是交往。
2.2. 本真时空：人的本质的直接呈现
本真时间这个概念来自于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海尔格尔认为此在体现出时间性(指不断发生的时间的现实化)。而若是此在受到“常人”的统治，这里并没有时间，只有当此在在本真的生存状态(本真的生存状态是指“构成其最极端的存在可能性的东西”，即向着此在最本己、最极端的可能性的先行)才拥有时间。海德格尔深入探讨了时间性的本质，将其划分为本真与非本真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本真时间性是以未来的绽出为核心，这种绽出不仅揭示了此在对于死亡存在的预先决断，更体现了此在带着这种决断，自觉回归现实生活的坚定意志。这样的划分不仅丰富了对时间性理解的维度，也深刻揭示了人的存在与时间的紧密关系。这种时间性具有境域性、统一性和同时性，不是线性的“前后相随”，而是将来、曾在、当前的三位一体，互相融合。此在体现出一种因缘性的“在”，是任何情况下都作为自己的可能性(可能性指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赢得自己甚至是丧失自己)，本真意味着赢得自身，非本真就是对自我的失去，是对本己的遗忘和遮蔽[6]。
本真的时空直指人本真的状态，即人的本质的直接呈现。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的类本质进行了深刻的界定，其出发点是对比动物与人的生命活动。动物的生命活动与其自身直接同一，它们的生活即其生命活动的直接体现。然而，人拥有意识，这使得我们的生命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意识导向性。是否拥有自我意识的引导，成为了人与动物在本质上的分水岭。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劳动，不仅构成了人的本质，更是这一本质的实践与外化过程。
2.3. 本真时空特性：实践性
马克思的时间观是从实践出发的深刻洞见，其根植于实践，并深刻认识到时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复杂的思想演进中，马克思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时间观念，从实践的维度出发，深入考察社会现象，进而揭示了时间的本质。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他就对坚持永恒的“一”性的时间观念提出了批判，并强调时间与人的感性体验紧密相连，即：“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应。”[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异化理论时，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劳动时间这一要素。他深入分析了机器化生产对工人劳动状态的影响，指出尽管机器的使用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但工人的实际劳动时间却可能因此增加。基于这种观察，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劳动的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上，也深刻体现在劳动时间的异化上。
马克思的空间理论涵盖了多个维度，主要包括土地空间、生产空间和流通空间。在分析林木盗窃案和圈地运动时，他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如何通过剥夺无产阶级的土地空间来积累资本。他指出，“林木盗窃案”和“圈地运动”都是对农业生产者——农民土地的剥夺，都体现了“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8]。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入和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推进，资产阶级开始利用空间差异来创造人的主观性差异，将空间差异转化为资本增殖的要素。这使得资本之间的流通形成了一个虚拟空间，即资本流通的场域。为了维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资产阶级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将全球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空间。在当今世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深，宇宙空间以及数字空间也成为了资产阶级繁殖资本的新空间。马克思的空间范畴依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在马克思这里，时空范畴始终与实践直接关联。在他看来，正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之间的矛盾而形成了历史，而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才能真正理解时间的本质，由此，时间范畴也具有辩证性。马克思克服了传统时间观念的形而上性，既关注时间的主体维度(劳动者在物质、精神生产的时间、自由支配的时间)也重视时间的客体维度(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终在实践这里完成时间的主客统一[9]。而社会就在两种维度的时间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
3. 本真时空的数字化消解
根据海德格尔的诊断，现代社会时间构成了此在非本真的生存样态，个体在其中沉沦和迷失。当今社会中的人“究竟在向更智慧的时代、更繁荣的全球经济高歌猛进，还是陷入了社交控制和监视的反乌托邦泥淖？”[10]人在数字世界中被符号化，人的感性认识活动及生动意志也转变为冰冷而幽深的排列数字。
3.1. 从自然形态到数字囚笼
数字世界以人被量化、被数字化的结果为内容。在数字世界中，人的存在被量化并转化为数字形式的内容，其中算法构成了其形式结构的核心。个体的生动生命体验被简化为纯粹的数据集合，而人本身的现实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在数字领域内被显著压缩。人作为自然形态的存在，既无目的又具备意识、目的和意志的社会性特质，然而一旦涉足数字世界，个体与共同体的传统偶对关系便不复存在。在此环境中，个体被量化和肢解为数据单元，而群体则转化为数据集的集合。为了享受数字世界的便捷与高效，人们使用数字公司的产品，并将自己的数据授权给公司，从而在数字世界中，人的所有活动均被转化为数据记录，以供进一步的分析和利用。
在数字化的宇宙中，算法已升华为理解世界本质意义的“逻各斯”，数字则成为这一宇宙的交流语言。个体的数据库作为该宇宙中的“实体”存在，而数据结构则构成了这一宇宙多样性的具体表现。这些数据结构持续不断地记录着人类的所有键入行为，同时坚决排斥任何与既定算法不符的操作。人们在这一环境中被不断地评估与定义，仿佛被算法构筑的专属“壁垒”所束缚。在这种数字现实下，人已转变为数字世界的“赛博格”，即现实社会关系的数字化重塑与量化表达，使其以全新的数字形态存在。“对在世起组建作用的‘让世内存在者来照面’是一种‘给与空间’，我们称之为设置空间……空间首先就在这样一种空间性中随着在世而被揭示。认识活动基于如此这般得到揭示的空间性才得以通达空间本身。”[11]其中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也在使用数字产品时，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数字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本真时间和空间被对象化，成为了一种可观测、可量化的存在。随着个体不断将社会角色融入自我，人的本真性开始逐渐丧失。
3.2. 数字世界的时空碎片化
在数字世界中，一种新型的分离现象正逐渐凸显，这种分离建立在复杂的时空矛盾关系之上。随着数字公司对数据的垄断，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虽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阶级结构——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遗憾的是，无产阶级并未因数字世界的便捷而获得真正的解放，相反，人的生命存在在纷繁复杂的视频、文字中被割裂成碎片化的形态，失去了本真生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原本本真的生命时间被扭曲为虚假的放松途径，而空间则被算法作为中介进行了重新构建。在此过程中，人的存在状态变得不再纯粹，而是沦为了每天不断获取和交换的数据，这种状态不禁让人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真实层面上的“死亡”？
数字世界中的时间与空间均以瞬时变化、碎片化的形式存在，时间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特性。资产阶级的时间观念不断更新，其持续变化的特点构成了其持续存在的基石。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劳动被强制和奴役，导致人们的生存被割裂为一系列碎片化的时空片段。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永无止境，但往往难以触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陌生而遥不可及。个体在主观上追求自由与独立，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形式权力结构的强制下，人们不自觉地成为了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将碎片化的时间转化为金钱空间的连续状态。在数字世界中，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与富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然而，这种平等感往往只是由富人阶层所构造的幻象。
世界的发展本性决定了时间的不可逆性，而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的流逝往往伴随着对金钱的追逐和短暂的心理慰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被符号化并苟且生存，每年、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生存模式，仿佛在不断走向死亡。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成为了推动剩余价值实现的养料，无法逃脱资本主义的桎梏。
4. 本真时空的数字化重构
在数字社会，人的感知被数字资本营造的“表象”取代，交往客体形成受资产阶级操控的群体，人们更关注客体的价值而非自然和他者。这导致人与本真存在的多样化疏离，包括时间侵占和空间割裂。相比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经济时代，数字社会呈现出更为抽象的特质，然而它依然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
4.1. 数字交往：现实性与社会性的深度交织
人类的存在不仅限于物质性的身体结构，更包含着依托于人脑的主观能动性，即意识与精神的维度。然而，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原本自觉自由的人被无形的数字监控和监视所笼罩。算法在这个世界中仿佛成为了至高无上的“主宰”，成为了数字世界里的“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境下，人类似乎被自己所创造的事物所束缚，甚至人的本质也在这些创造物中发生了异化。
交往既涉及物质交流，也构建不同主体间的现实社会关系。“交往行为涉及至少两个有行为和语言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手段，建立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12]即，交往活动是多个主体间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其中形成的交往关系涵盖了主体间、主体与中介(如工具、手段)、以及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在这些关系中，其他人和事物作为主体的客体或中介存在，共同构建了一种共在的交往关系，体现了主体间、主体与中介、主体与客体的不同面向。人通过劳动实践“描绘”自身周围的世界，这一过程中，他者和劳动工具一同出现在劳动者的现实社会关系中。他者作为与我们相同、共同存在的现实个体，其存在本身就是共同存在的一部分。人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而世界则是我们与他者共享的世界。进一步而言，人在实践中构建并维系着各种交往关系，时刻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这种交往关系的形成，使得人进入了一个共在的世界。
数字世界的内容主要基于人类的量化与数字化结果，其形式结构则依赖于算法。在这个世界里，人本身的现实存在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被简化和压缩。互联网世界和数字世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虚拟世界，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虚拟现实。相反，它们依托于庞大的数据库、高效的服务器和精密的算法，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因此，尽管身处数字世界，人依然是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存在，无法脱离这些基本的属性。
4.2. 本真时空的数字变革：循环的时间与分离的空间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依然以经济交往为主导，但交流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被转化为数字信号，通过高效的传输和存储技术，人们的交往活动从实体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的数字空间。这种基于数字传递的联系方式，不仅突破了传统时空的限制，使联系变得更加即时、随地可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受制于地理位置和时间点的局限，实现了跨越时间空间的无障碍沟通。这种时空阻碍的消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进一步加速了资本垄断的“中心化”和“集权性”权力的形成。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空里，时间呈现出一种不断循环的模式，而空间则显得愈发分隔。无产阶级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围绕着资本的圆心不断旋转。回顾农耕时代，人们的畜牧、种植等活动无不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人们只能在自然环境的框架内选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然而，随着从游牧到畜牧、再到农耕的转变，这种循环的节奏并未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固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开始受到四季更迭的严格支配。
然而，当社会个体以真实存在的方式踏入数字世界，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现实塑造了新型的“赛博格”人，他们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都深深地烙上了数字世界的印记。定期的“双十一”、“618”等促销活动，使得消费者们不得不按照商家设定的“时间约定”进行购物，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在数字世界的时空中不断前行。
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时间框架内，空间的本质体现为分裂与隔离，而这种分裂与隔离又源于剥削性的强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裂，根植于人们与生俱来的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导致人们从孩童时期就不得不面对被预设好的时间与空间的分隔。这种基于群体和阶级的分裂，不断巩固着权力时间的循环和分层空间的持续隔离。这种既定的社会结构使得无产阶级在强制性的思想灌输下逐渐屈服，他们在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中逐渐接受了自身的命运，从而失去了原本的真实自我。
在数字社会中，顺从成为了时间和空间构造的关键要素，人们为了融入这个社会体系，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真实时间和空间为代价。在资产阶级的塑造下，人的本真被扭曲为非本真的伪我，原本属于人的真实时空被无情地侵占。
4.3. 数字技术下本真时空与人的异化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推动世界从物理时空向数字时空转变。数字交往的深化，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影响了思维模式和社会结构。数字交往打破地理限制，实现全球互联，促进信息共享、思想交流和创新合作。数字时空具有开放、包容性，可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参与和塑造需求，且高度可扩展、可定制。在数字时空中，人们表达更加个性化和自主，信息获取更便捷高效，从而更快了解世界、认识自我。但随着数字公司使用规范文化、用户不公平协议等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技术实现对使用该公司产品的用户规范化并助长数字世界中的偏见、规范准则和排他性。数字公司服务于自己的利益，通过算法对用户灌输既定印象和静态思维来实现数据权力的持久性。越是“实力”强劲的公司具有更强的算力，他们往往拥有一套完备的算法系统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挖掘、数据模型直到完成对用户数据的精确应用。数据从与资本的合谋转化成数字资本加剧人类自由、劳动的生存危机。现实存在的人在授权完成后已经不再拥有自由自觉的特性，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的人受到极大的戕害。
在资本的流转中，金钱不断地从一位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另一位更有实力的资本家手中；数据也在数字世界中不断迁移，从一个数据库复制到另一个数据库；权力亦在人群中流转，每一次“选举”都象征着权力的重新分配与洗牌。然而，这些变化所构建的，是一个看似无法撼动的“统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数字资本通过源源不断地生产数字信息，牢牢地控制着数字空间。“双十一”、“618”这类购物狂欢节，不过是数字时代中碎片化社会角色的时空延续，它们的目的在于使数字世界的人逐渐麻木，失去对真实生活的感知。作为社会角色的苟生之人，被碎片化的时间通过商品和暂时性的功能职权，摧毁人的总体性存在。在数字世界里，人与物都成为了时尚的象征，被塑造成虚假的欲望对象。效率成为了唯一的追求，而真实的自我与需求则被淹没在无尽的数字洪流之中[13]。
在马克思的深刻洞察下，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异化的现象。时间作为历史的载体，一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武器，这一点在后来众多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中得到了广泛认同。无论是认为“整部《资本论》总是对时间性念念不忘”还是认为每一生产方式都产生适合自己的时间性(及系统) [14]，都揭示了资产阶级在展现其剥削和压迫本质时，正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时间”暴政之上。这种暴政不仅剥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更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发展空间。
在当今社会，日常生活的普通现象已被数字技术所重塑，构建了一个接近光速的远程在场世界。这一现象的直接塑造者，正是信息技术本身，它以其独特的构序方式，重塑了我们的现实感知。资本主义的线性时间观念不断加速，它无情地推动着整个社会，使得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欲望的奴仆，我们仿佛被转化为了一种商品，一个被数字和消费主导的社会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再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而只是苟延残喘地追求着数字消费品的存在。因此，必须认识并分辨出人在社会交往中自我本真性的主体和由交往客体形成的数字世界的主体。
5. 总结
在深入剖析数字时代下资本主义的空间与时间关系时，我们需首先明确，这种关系本质上根植于分离与剥削的逻辑框架之中。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源的天然稀缺性和人们对其的争夺，导致了空间的本质性分割。这种分割在个体成长的历程中，逐步固化为一种强制性的时空关系，其中蕴含着群体性与阶级性的深刻烙印。这种强制性的时空关系不仅促成了权力时间的循环往复，还导致了分层空间式分离的持久存在。在此社会结构下，无产阶级逐步被同质化、边缘化，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臣服性，从而丧失了其原本的本真性。
当我们将视角转向数字世界时，尽管经济交往仍然是人与人联系的核心，但交往的形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被抽象化为数字信号，通过高效的传输和存储技术，人们的交往活动由现实空间转移至了数字空间。这一转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完全依赖于数字信息的传递，突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得交流得以随时随地地进行。数字存储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时空的局限，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互联互通。
然而，这种时空界限的消弭并非仅带来便利，它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强化了其“中心化”和“集权性”的权力结构。在数字世界中，时间呈现为不断重复的循环，而空间则表现为高度的离散和碎片化。无产阶级被迫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其生产与生活活动受到数字和商品的全面支配。数字资本通过持续更新的数字信息，牢牢掌控着数字空间，使人们在追求数字消费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深刻地重塑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在数字景观的统治下，人们逐渐放弃了追求创造性生活的冲动，转而成为欲望对象的附庸。数字商品和临时的功能职权瓦解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使人变得碎片化、同质化。在这样一个由数字技术构建的、接近光速的远程在场环境中，人们被塑造成追求数字消费的社会角色，逐渐失去了其本真性。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空间与时间关系体现为一种强制性的分离与剥削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加剧了无产阶级的臣服性，还剥夺了人的本真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数字时代下的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以寻求一种更加公正、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结构。“人类将最终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