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互嵌社区视域出发，深入探讨蒙汉民族从文化视角在语言、民俗、饮食、服饰、教育及婚姻等六个维度的互嵌现象与成效。探索这种社区的文化交融现象，挖掘交融现象成因、现状与意义，大力推进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通过蒙汉民族间文化互嵌实例分析，蒙汉语言的交流兼用、民俗的共同参与、饮食的相互接纳、服饰的彼此借用、教育的双语实践、婚姻的普遍通婚等，推动各民族文化资本有效性互嵌，促进社会认同从而优化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互嵌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理论支撑，对于促进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interweaving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from a community perspective, delving into its manifestations and outcomes across six dimensions: language, customs, cuisine, attire, education, and marriage. By exploring this cultural fusion within communities, it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current state,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integration, thereby vigorously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hes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cultural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communities—including the shared use of languages, joint participation in folk customs, mutual acceptance of dietary practices, borrowing of traditional attire, bilingual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widespread intermarriage—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how effective cultural capital interpenetration fosters social recognition, optimizes social structures, and facilitate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rich case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terpenetration theory, holding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social harmony in multi-ethnic regions.
1. 问题的提出
边疆牧区的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互嵌式社区的形成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融合，成为实现边疆地区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石。边疆牧区蒙汉互嵌社区中文化交融是互嵌的形式之一，有利于构建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蒙汉交融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质基础上的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这种交融所体现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智慧，促进文化的多样化与包容性，不仅是蒙汉两族的经验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在处理多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文明交流互鉴、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内核。关于相关研究，有诸多学者发表观点。国外学术界，纳若尔(Raoul Naroll)提倡的是根据不同民族的特性对全球文化以及各族群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包括语言、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等在内的客观标准来界定各个民族[2]。迈尔威利·斯图沃德(Melvilley Stewart)指出，族群认同是指同属一个种族的成员们对其种族在物质及精神层面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产生的深度共识和情感共鸣[3]。安德森(Andersson)、福斯格伦(Forsgren)以及霍尔姆(Holm)等对互嵌关系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种新的业务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分析框架[4]。国内学术界，亓媛认为互嵌式社区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是民族文化从注重内部发展到与其他民族文化和谐发展，再到互嵌式社区文化共同发展的文化变迁过程[5]。姜林林认为推动互嵌式关系构建，剖析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支撑条件，在文化、教育和制度等方面形成机制，以文化认同为主轴构建互嵌式民族关系，提升民族团结水平，服务经济社会事业整体发展[6]。邢亮，李林等提出以民族工作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构筑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重点、以推进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以依法治理为实践路径，推动互嵌式社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7]。张志远强调边疆民族地区“互嵌式”治理的重要性，分析“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依据，探讨“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路径[8]。谢晓洁，谭政，颜晓飞等分析互嵌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困难，提升村民参与度及参与能力，搭建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商平台及评价机制等的路径[9]。李琼认为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10]。以上研究从理论、路径、效能、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但从微观现实论述不多见，本文从文化交融的微观视角出发，以阿巴嘎旗那仁宝拉格苏木一个典型边境牧区苏木为例，程现蒙汉民族互嵌现象，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为边疆治理探索互嵌社区建设的实践案例。
2. 那仁宝拉格苏木互嵌格局形成的背景
那仁宝拉格苏木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地处阿巴嘎旗西北部，距离别力古台镇117公里。南部与别力古台镇相互衔接；东部与巴彦图格苏木紧密相依；西部与苏尼特左旗相邻；北部与蒙古国边界绵延达到了71公里之长。那仁宝拉格苏木地域总面积4492平方公里，下辖9个嘎查，苏木人民政府驻查干敖包，总户数为1295户，总人口为3353人，常住户843户，常住人口2119人，其中蒙古族2565人，汉族782人，还有少数满族、回族，以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多民族聚集的边境苏木，常住人口蒙古族、汉族居多[11]。
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互嵌格局形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1959至1961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尤其是粮食短缺的严峻挑战，国家与地区间的资源调配与人口流动成为缓解危机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大量汉族从河北等地迁入阿巴嘎旗，包括那仁宝拉格苏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打工潮，乌兰察布盟的汉族流入阿巴嘎旗打工，部分到了现在的那仁宝拉格苏木。这不仅是一场生存策略的选择，更是两个民族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契机。汉族的到来为那仁宝拉格苏木注入了新的生产力和技术资源，他们带来的农业种植经验、基础设施建设技能等，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同时，蒙古族牧民也以其独特的游牧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了汉族，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双方在共同面对生存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社区。同时，这也推动了蒙古族和汉族两个民族在地域、知识、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交互渗透的互嵌格局。
3. 文化交融的多元维度
在那仁宝拉格苏木的草原社会空间中，蒙汉民族文化的交融呈现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互嵌与符号性整合过程。这种互嵌不仅停留在语言借词、饮食混合(如奶茶的普及化)或服饰元素互换等表象层面，更深刻体现在亲属制度的适应性重构(如跨族通婚中的仪式调适)、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再生产(牧业技术与农耕经验的协同)，以及教育场域中双语叙事上。交融并未导致文化同质化，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形成动态的文化边界管理——既有共享的实践符号(如那达慕与春节的互动)，又保留了各自的核心意义系统。这种交融本质上是两种文化主体在共同地域生态与社会变迁中，通过日常实践进行的文化调适与意义协商，最终巩固了地域性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互嵌社区建构的微观缩影。
3.1. 语言：沟通的桥梁与文化的纽带
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也是民族间交流的重要工具。在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民族在语言层面的互嵌尤为显著。60年代迁入的汉族及其后代，随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事业的逐步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仅适应了牧区的生活环境，更在语言上实现了与蒙古族的深度融合。他们能说流利的蒙古语，口语标准，几乎与当地蒙古族无异。这种语言能力的掌握，不仅促进了信息的无障碍流通，更在深层次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与此同时，蒙古族也积极响应时代发展，学习普通话，特别是当代青年蒙古族，他们的普通话表达流利且标准，很难从语言上分辨其民族身份。这种双向的语言学习现象，是文化互嵌在语言层面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打破了民族间的语言壁垒，更为蒙汉民族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语言互通能传播文化，促进经济交流、社会交往，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3.2. 民俗：生活的艺术与文化的传承
民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性格与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在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民族的民俗习惯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汉族迁入初至苏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在包产到户、手工业发展等改革开放的政策下，迁移至此的汉族投身于手工业、农业种植、蔬菜栽培、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棚圈、房屋构建以及水井挖掘等领域。到八十年代“包产到户”政策施行，他们得以拥有草场及牲畜。迁居至此的汉族与当地蒙古族共同享有草场和牲畜的使用权，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分配牛羊，草场亦按人口数量分配，每人可获几千亩草场使用权。最终，各家各户独立分离，各自拥有草场使用权，部分汉族转变为真正的牧民，部分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部分涉足超市、饭店、药店等个体商业。初期，迁入此地的汉族或许面临融入当地生活的困难，然而到八十年代历经二十余年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已完全融入牧区。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学习内容丰富多彩，本地蒙古族并未建造固定的棚圈，而汉族在农村时期曾从事此类工作。汉族在互嵌过程中向当地蒙古族学习牧民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传统，能够熟练处理牧民的日常事务，如接羔、放牧、挤奶、剪羊毛、制作奶制品、煮手扒肉、捡牛粪等，还能与牧民建立深厚的友谊。汉族注重养畜的细节，如喂轻料玉米、豆饼等，这使得牲畜死亡率大幅降低，同时也将经验传授给当地蒙古族牧民。在这一过程中，汉族不仅学习了蒙古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还将其经验与技术传授给蒙古族牧民，促进了生产方式的革新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蒙古族牧民也向汉族学习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技能。例如，他们学会了建造固定的棚圈、打井等农业技术，这些技能的掌握使得他们的生产生活更加便捷与高效。这是蒙汉民族对各自民俗习惯的认同，促进民俗文化在相互借鉴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3.3. 饮食：味蕾的盛宴与文化的交融
饮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在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两族的饮食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蒙汉民族的餐桌各类食品逐渐越来越丰富，汉族在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蒙古族的传统饮食，如熬奶茶、煮手扒肉、风干牛羊肉、炸酸奶饼、炸果条、制作奶制品、手工面包、酸马奶、炒米、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同时，他们也将其烹饪技艺与食材引入牧区，丰富了当地人的餐桌。蒙古族牧民也向汉族学习了新的烹饪方法与食材处理方式，如粥、馒头、花卷、饺子、馄炖、油条、烙饼、炒菜等，还有炒、烧、煎、煮、蒸、烤等烹饪方式，使得他们的饮食文化更加多元与丰富。在过去生活困难时期，牧民们每日白天仅以奶茶与奶制品为食，晚间才会进餐，这顿晚饭主要是面条，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当地蒙古族已逐渐养成了早晨喝早茶，午餐与晚餐均正常进食的习惯。这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需求，其背后社会追求多元融合、经济上食材与技艺交流互补，鼓励民族间的交流，推动了饮食文化的交融，更在深层次上促进了民族间的情感交流与文化认同。
3.4. 服饰：文化的符号与身份的象征
蒙汉民族服饰互嵌现象是那仁宝拉格苏木文化交融的缩影，深刻揭示了民族的历史、传统技艺以及审美观念。蒙古族牧民在草原上劳作时身着舒适便捷的便装，与汉族居民无异，这一日常着装习惯的背后，是生存环境与劳动方式的趋同的体现，也反映出在共同经济社会环境中生活方式的融合。其背后是社会交往的加深、经济生活的互通以及民族团结政策的推动，促进了日常层面的文化互嵌。然而，每逢那达慕盛会、婚礼庆典、祭敖包、祭火、查干萨日(春节)等场合，他们便会换上承载着深厚民族情感的蒙古袍，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是族群身份认同的彰显，这类文化实践强化了族群凝聚力，并转化为社会和谐的积极回报。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族群众在特定场合亦会尝试汉服、旗袍，这种跨文化的服饰选择，象征着对汉族文化的尊重与接纳，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互鉴与融合。汉族同样在参与蒙古族传统活动时，如参加那达慕、赛马、射箭、搏克、蒙古象棋等特定的场域，他们身着蒙古族传统民族服饰，与蒙古族朋友并肩，这种跨越族群的服饰互嵌，不仅构建了共同的文化语境，此类互嵌行为在政策鼓励与民间自发双重作用下，潜移默化地增进了民族间的情感联结与文化共情，更在细微之处编织着民族和谐的经纬。汉族同样在春节、端午节、元宵节等节庆活动或祭祖、祝寿等重要活动，也会身着汉族传统服饰，展现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服饰的互嵌，不仅是样式与色彩的混合，更是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的深层次交融，其背后承载着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政策引导下，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与和谐关系的共同追求，最终实现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团结的双重成效。
3.5. 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基石
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石。在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民族都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并积极推动教育的普及与提高。蒙古族学生上汉授学校的比例逐渐增加，他们通过学习汉语与汉族文化不仅拓宽了视野还增强了与汉族学生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汉族学生也有机会上蒙授学校学习蒙古语与蒙古族文化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家长择校时，既考量汉语带来的升学与就业优势，也考量蒙古语在牧区工作的优势，也重视母语承载的文化认同。这种双向的教育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还培养了跨文化的交流能力与创新精神。苏木积极推动双语教学改革，通过政府宣传贯彻落实改革内容，得到苏木居牧民的支持，改革顺利进行。双语教学使得蒙古族与汉族学生都有机会学习普通话、蒙古语两种语言从而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不同教育路径的选择也可能潜在地影响未来的社会流动与分层，但教育双语的实践，促进了蒙汉两族的民族团结与社会认同，大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3.6. 婚姻：家庭的融合与文化的认同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渠道。在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民族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不仅体现了民族间的情感交流与相互认同更在深层次上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蒙汉民族婚姻互嵌，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象征，通过具体实例得以深刻展现。苏启，一位祖籍河北阳原、家族六十年代迁入苏木的汉族后裔，已与本地蒙古族社会深度融合，其迎娶蒙古族女孩乌兰的婚礼，便是互嵌的典范。婚礼上，不仅可见蒙古族传统的哈达交换、马头琴演奏等仪式，亦融入了汉族的婚车迎亲、喜宴习俗，双方家庭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了一场跨民族的盛宴。另一例，巴图作为本地蒙古族青年，选择了与汉族后代李庆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的婚礼，同样是一场民族文化的精彩交融。从婚礼仪式的安排上，既保留了蒙古族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如祭敖包、献羊背等仪式，也不乏汉族传统中的敬茶改口、合卺之礼等温馨环节。拍照环节更是创意满满，新人身着蒙古袍与汉服，既展现了各自的民族特色，又通过混搭风格传递了文化的互鉴与和谐。上述例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归宿，更是蒙汉民族间文化互嵌、情感交融的生动写照。这种婚姻的互嵌促进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也存在社会因素及个人成长因素也有离婚的现象。婚姻互嵌的普遍化，源于社会交往深化、经济互嵌增进共同利益以及民族团结政策的持续推动。显著体现为家庭稳定与社群和谐，通过创建混合文化家庭，促进了文化的深层融合与相互认同，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与社会团结，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民族文化维度的互嵌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它体现在语言、民俗、饮食、服饰、教育、婚姻等多个方面不仅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更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
4. 结语
在那仁宝拉格苏木，蒙汉两族通过语言上的双语兼用、民俗节庆的共同参与、饮食的相互接纳、服饰元素的日常互借、教育的双语实践以及日益普遍的族际通婚，构建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化交融与生活互嵌。这些日常实践生动诠释了“互嵌”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具体而言，案例中的普遍性双语使用、混合性仪式实践与族际通婚，直接印证了互嵌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结构交融与身份边界模糊化。同时，这些实践可被视为一种新型“文化资本”的积累——掌握双语、通晓双语文化不仅增强了个体在本地社会的适应力与竞争力，也促进了群体间的理解与团结。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看，这种深度互嵌并未简单地消解民族认同，反而可能促生一种叠加式认同或情境性认同(如在家庭中、节庆时灵活切换或融合不同文化表达)，这对“非此即彼”的传统认同框架构成了有益补充与挑战。然而，互嵌的深度与广度在具体领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某些核心文化符号或特定情境中，本民族标识的坚守(如重要仪式中的传统服饰)提示我们，互嵌不意味着同化，而是“和而不同”的有机融合。这一基层实践表明，成功的互嵌既能扎实推动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又能尊重与维系文化多样性，从而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富有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的范本[12]。
基金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2023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交融共生：一个边境牧区蒙汉互嵌社区的多维考察”(CXJJS2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