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范畴，自先秦发轫，经由两汉隋唐之沉浮嬗变，至宋元明清趋于极端化，其典型表现如“割股疗亲”自残肢体的极端化孝道实践被推崇，以及“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强调绝对服从的纲常观念被强化。近代以降，深陷民族危局与西潮激荡的中国，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思想先驱立足时代前沿，以“自然人性”为利器，深刻揭露并激烈抨击传统孝文化的专制性。在此过程中虽有矫枉过正之处，但传统忠孝文化开始洗去愚昧性和非人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1]。教科书作为文化传承与价值表达的关键载体，其内容变迁深刻反映了这一伦理转型的轨迹。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1929~1937年间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如何通过具体的叙事策略，在私德与公德的双重维度上对孝道进行现代性重构，并由此汲取对当代教科书编写的启示。
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对本研究相关问题的探讨。其一，聚焦于孝道内涵的变迁。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路径展开：一是历史脉络研究，致力于勾勒孝道在长时段中的内涵演变轨迹[2] [3]；二是现代转型研究，着重分析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的内涵转化与理论重构[4] [5]；三是代际实践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探查孝道观念在家庭中的传递与赡养行为的变迁[6]。其二，则聚焦于民国语文教科书(1912~1949年)本身，学者们主要从三类视角展开考察：编辑出版学视角关注教科书的编写体例、语言特征、插图设计及出版机制[7] [8]；历史学视角侧重梳理其发展脉络、阶段特征与时代背景[9] [10]；教育学视角则重在阐发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儿童观及价值取向。其中，广受关注的《开明国语课本》成为该视角下的典型研究对象，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对美育、儿童本位、生活化教学等方面的探讨[11] [12]。总体而言，成果丰硕，从不同维度构建起各自的研究框架。然而，对于二者的交叉之处，即教科书如何承载与转化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孝道这一核心伦理的叙事策略，缺乏深入探讨。故本研究立足前人成果，聚焦孝道叙事研究，为理解孝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提供具体而微的典型案例。
为深入这一叙事机制，本研究采用“私德–公德”分析框架，这一理论雏形可追溯至梁启超的《新民说》，该书在国内近代思想界中率先系统引入并区分了“公德”与“私德”，旨在塑造现代“新民”，影响深远。在当代公民教育与社会学研究中，这一框架常被用于分析个体与共同体、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在本研究中，私德维度指孝道在家庭场域内的伦理规范，即关爱父母长辈、孝亲敬亲的一种文化传统。公德维度则指孝道向社会、国家层面的延伸，即个体的孝亲之情升华为对民族、国家的奉献与救国使命。
为将上述分析思路付诸具体的历史考察，本研究聚焦1929~1937年这一关键时段。该时段的选择基于其独特的历史剖面价值：首先，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的颁布，标志着国语教学进入一个理念相对统一、制度趋于规范的“课程标准时期”；其次，这八年恰处新文化运动伦理反思的深化期与全面抗战爆发前民族救亡思潮的高涨期，孝道转型所面临的“现代家庭建构”与“民族国家动员”双重张力在此表现得最为典型；最后，这是“审定制”下教科书编纂与出版的黄金时代，文本丰富且未受到全面抗战后的非常态化影响。在文本选择上，本研究集中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的商办教科书。这主要基于两点考量：其一，从历史时段看，1929~1937年正是民营教科书出版的繁荣期，它们占据了绝对市场主流，是观察当时教育理念与社会思潮最直接、最丰富的材料，而官修教科书虽在此期间已开始编纂推行，但直至1940年代才占据主要市场。其二，从编纂逻辑看，商办教科书因市场竞争与多元教育理念驱动，其孝道叙事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探索性与生活气息，为分析叙事策略的“双重建构”提供了最佳样本。
2. 孝道叙事在私德维度的延续与深化
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小学教育都主要以“儿童本位”为原则[13]。聚焦1929~1937年的小学国语教科书，文体丰富，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正是“儿童本位”时代思潮在教科书中的具象化回应。其对孝文化的呈现剥离了传统孝道中绝对顺从的单向规训色彩，选择通过温和化的家庭叙事，凸显亲子关系的平等性与代际关怀的互动性，实现孝道伦理的现代性表达。
2.1. 生活化叙事建构：现代家庭伦理图景
童谣《走到外婆家》[14]以充满童趣的生活化场景传递孝道温情——“穿好衣，理好发，嘻嘻哈哈，走到外婆家，外婆叫我坐，给我喝杯茶，舅母给我蛋糕我不吃，拿着回去敬妈妈。”课文韵律和谐，洋溢着童真童趣，饱含着家人间的脉脉温情。这种叙事策略使“孝”脱离了空洞说教，转化为儿童可感可知的情感回馈：在感受家人关爱的同时，自发用行动表达对母亲的感恩。教科书通过童谣的亲和力，以质朴的情感浸润儿童心灵，印证了孝道教育的生活化本质——真正的孝心，始于对细微亲情的体察与回应。同样体现这种自发性与生活化的，还有《母亲的生日》[15]。故事讲述了母亲生日时，家中子女们各自准备礼物：姐妹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在庭中为母亲种下一棵柏树，寓意母亲能如柏树般长青康健；而远行的哥哥则写信回家，以自身“努力用手工作，努力用脑思想”的承诺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篇课文精妙地展现了孝道表达的多元路径与创造性，姐妹们选择的是具象化的劳动实践与象征性的情感寄托；哥哥选择的则是精神化的、承诺性的自我期许。两者均源于子女对母亲的爱与感恩，是自发形成的、富有主体性的回馈行动，生动诠释了“孝行易施于生活点滴”的理念。
然而，孝心的生成绝非凭空而来，它亟需家庭的示范与滋养。《我要做一只木碗》[16]呈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伦理寓言：一对夫妇苛待年迈父亲，仅以木碗供食。四岁孩童目睹此景，模仿性地钉制木块，宣称待父母年老亦将以木碗奉食。此举令父母顿感羞愧，幡然悔悟，自此恪尽孝道。这篇课文尖锐地叩问：若父母自身缺乏孝行示范，何以期待子女生成孝心？教科书通过这一极具张力的反讽叙事，不仅传递了“赡养反哺”这一朴素的代际互惠伦理，更深刻地阐释了孝道传承的核心要义——“身教重于言行”，父母作为首要示范者，其力量在于将抽象伦理具象为家庭互动中的日常实践。独幕剧课文《帮助爸爸的小学生》[17]则呈现了张力十足的家庭伦理互动。剧情聚焦于一个夜晚：身为抄写员的父亲为维持生计，不顾眼花在油灯下赶工；儿子因白天上课打瞌睡遭父亲斥责，母亲则温和表达对儿子的信任。戏剧冲突的核心在于后续揭示——儿子深夜暗中代父抄写以分担重负，父亲发现真相后，理解了儿子此前疲惫的缘由，主动向儿子道歉，最终父子相拥而泣。值得关注的是，该课文对传统单向规训模式的巧妙解构：父亲行使权威不是在维护传统森严的家庭秩序，而是源于对孩子学业的关切，其道歉的行为也恰恰标志着亲子关系从“单向要求”转向“双向理解”——一种基于尊重与共情的动态协商。儿子的孝心与父亲的严慈相济、母亲的信任支持，共同构成一个情感与责任双向流动的现代家庭伦理图景。
2.2. 传统典故改编：孝道经典的主体性表达
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也对传统孝道典故进行了创造性改编，以白话文重构叙事，向儿童生动传递伦理价值。其改编遵循两大原则：一是尊重典故内核，紧扣孝道精神本质；二是增强故事可读性，运用现代语言，贴近儿童认知。
以“黄香温席”为例：该典故源出东汉《东观汉记·黄香传》，经《三字经》普及，至元代《二十四孝》定型为“扇枕温衾”。《国语新读本》将其改编为《安慰父亲的黄香》([18]: pp. 44-46)，在保留“孝待父亲”内核的同时，通过白话叙述与细节调整，增加儿童的心理视角——黄香想：“父亲这样可怜，也得想法安慰安慰他。”这使其孝行褪去被动义务色彩，升华为源于自然情感的流露、基于共情的主动关怀。教科书对“孟母三迁”“孟母断机”等典故的改编则呈现多元路径：《母亲的心》([18]: pp. 46-48)讲述了孟子领悟母亲迁居、断杼的深意后，发奋读书的故事。《孟母断机》[19]则采用独幕剧的形式，聚焦于孟母断布场景，清晰展现了孟子认知转变的轨迹：从不思进取，到见母断机而惑，再到听母喻理而悟，终至立志勤学。可以看出，孝道在这些课文中被诠释为孩子理解亲恩后，自主选择的回馈行动(黄香的体贴、孟子的勤学)，使得孝行根植于认知与情感认同，从而彰显儿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种改编策略成功将传统伦理转化为贴近儿童经验的生活化实践。
1929~1937年间，以商务、中华、开明等书局为代表的商办小学国语教科书，在孝道私德叙事上并非对新学制时期(1920~1929年)生活化路线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代际互动的深度与儿童主体性的凸显上，实现了显著的深化与推进。编纂者普遍致力于“去规训化”的情感转向，在叙事策略中摒弃了晚清教科书中“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传统孝道观念的极端表现，转而深耕日常肌理——一只木碗、一棵柏树、外婆家的蛋糕、深夜油灯下的代抄作业，皆成为孝心萌发的温床。这些“微尘见光”的叙事，将孝道从抽象纲常还原为日常生活的涓滴实践，形成双向情感流动，亲子关系完成从“权威–服从”到“理解–协商”的现代转型。与此同时，“儿童主体性”作为贯穿始终的轴线，无论是童谣中“我”的自主分享，还是改编典故中黄香的心理独白，抑或反讽叙事对“身教”的强调，均旨在唤醒儿童基于共情与认知的自主孝行，而非外力强加的道德枷锁。这一系列探索，不仅是编纂者对“传统孝道剥离专制性”命题的创造性回应，也在硝烟弥漫的1930年代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提供了教科书范本。
3. 孝道叙事在公德维度的时代重构与升华
自九·一八事变始，经一·二八、华北事变，至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步伐的不断加剧，无不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加深中国民众的苦难。也正如课文《我们的时代》[20]所呼喊的那般：“我们的时代，是极端危险的时代。民族的能否生存，眼前就要决赛，要等待，再也不能等待。不是成功，就是失败。我们的时代是‘千钧一发’的时代。”在这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从民间书坊到全国课堂，教科书字里行间承载着对中国儿童的殷切寄望：以忠勇肩负历史使命，以热血捍卫中华山河。在此语境下，孝道与爱国主义深度交织，小学国语教科书通过孝道精神的扩展与升华，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抵御外侮的精神武器。
3.1. 情感动员实践：歌词与书信中的家国伦理召唤
课文《生我歌》[21]以铿锵有力的歌词，构建起家国共育的精神纽带——“生我的是父母，养活我的是大家，保卫我的是国家：我这样的靠他，我怎样的报他？干一天事，做一天人；卖我的力，养我的身。干我的事，尽我的心……”歌词的叩问，激发儿童深思，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至国家民族高度。在“干一天事，做一天人”的朴素宣言中，个体生存与救国责任通过劳动达成统一。孩童由此领悟，忠于祖国并非虚空口号，而是以勤勉劳作完善自身，以身体力行回馈祖国护养之恩。
书信作为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典型文体，《复兴国语课本》(高小第四册24~25课)、《复兴国语教科书》(高小第四册12~13课)、《小学国语读本》(高级第三册21~22课)同时收录的母子书信，堪称家国伦理重构的范本。两封书信以血泪交融的对话，昭示烽烟岁月中华儿女的觉醒：儿子期盼母亲警励的话语“上前罢，儿子！我原是为国家而养育你。国家有难，你不勇敢上前，你便是辜负了我，侮辱了我！”母亲信中“本来一个青年人，并不只是属于父母或是家庭的；大部分是应该属于社会，属于国家，属于全人类”的回应，揭示山河破碎之际，保家卫国乃是最根本的尽孝。儿子誓言“为中国民族战死在疆场”，母亲宣告“我愿意作中国第一个爱国家甚于爱儿子的母亲”，将传统孝道中对生命的珍视，升华为“以身筑城，大孝安邦”的至高价值践行。母亲在信中回溯二十一条国耻发生时曾勖勉六岁的儿子：“你将来不要希望死在家中，死在床上，当为了你的祖国，死在战场上。”幼年洒下的爱国火种终是在儿子成年时燃为燎原烈焰。当母亲高呼“中国不亡，公义得伸，人类得和平。为这三件事，我为国家向你致敬……”，当环环相扣的课后问题向儿童抛出“为什么希望母亲做中国第一个爱国家甚于爱儿子的母亲？”“为国家而养育儿子的一句话怎讲？”“一个青年人究竟属于谁的？”“为全人类的公义而战，应该不应该？”[22]教科书已完成孝道在公德维度的升华，孝道不再是温室中的私情，烽火来袭之际，孝道与民族国家紧紧绑定，凝铸成中华民族“临难而知大义”的伦理共识。
3.2. 家国同构叙事：历史人物典范的孝道价值升华
乐府民歌《木兰诗》叙事完整、节奏明快，充满生活气息与民间色彩，被这一时期的多类小学国语教科书收录，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小学国语读本》(高级第三册23课)保留经典版本全貌，存续其民间艺术特质；《复兴国语课本》(初小第六册20课)与《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六册7课)改为叙事文，语言通俗平实，情节简洁明了，然文学性有所弱化；《开明国语课本》(初小第八册26~27课)与《复兴国语教科书》(高小第四册27~29课)则创新性改编为多幕剧，富有戏剧张力。而“花木兰代父从军”这一故事备受小学国语教科书青睐的根本动因在于其完美诠释了家国同构的伦理范式：面对“可汗大点兵”，而“阿爷无大儿”的困境，木兰“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抉择，本质是对家庭责任的践行。通过“万里赴戎机”的征战，她将对家庭的孝心延伸为“为国效忠”的公义担当。战场上“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她以军功捍卫国家安宁，也为家庭存续提供前提，“保家”与“卫国”的统一，让孝道与民族命运、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教科书通过木兰的形象向儿童传递“孝道”不仅是个体对家庭的反哺，更是对国家、民族应尽责任的起点与动力。木兰的替父与卫邦实为同一伦理硬币的两面，共同铸就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价值基石。
与“木兰替父从军”相呼应，“苏武牧羊”的故事同样成为这一时期多类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素材。值得关注的是，《复兴国语课本》(高小第四册13~17课)的改编颇具创新性——采用了多幕剧形式，并特意增补苏武出使前辞别双亲的场景。第一幕中，临行之际，苏武忧心无人侍奉高堂，正是传统孝道中“敬亲”“养亲”的直接体现，而苏母难舍骨肉分离与苏父力陈为国效力乃男儿本分，形成了鲜明张力。苏武的态度尤为关键：他既怀有对父母的依恋与未能尽孝的愧疚，又深明“尽忠国事”的大义，最终毅然以国事为先，立誓自当勉力，为国争光。这种叙事策略将对家庭的孝悌之情，自然升华为对国家的忠诚担当；将对亲人的牵挂眷念，切实转化为完成国家使命的内在驱力。苏武在个人家庭责任与国家大义间选择以国家为先，既彰显了个人品格，更使得传统孝道在宏阔的家国语境中实现了意义的延伸与价值的升华。
当民族存亡的呐喊成为1930年代的最强音，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孝道叙事亦在国家危急之际经历了一场“悲壮的伦理升华”。商办教科书的编纂者在家国衔接中保留更多弹性，将救国使命呈现为个体基于家庭深情而自发选择的、崇高的价值延伸。他们以教科书为“精神战场”，将“孝”从私域温情锻造成公义担当，以此激励儿童共赴国难，展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种极具悲剧色彩的救亡叙事。不论是歌词书信的伦理呼唤，抑或是历史人物的当代唤醒，教科书在此刻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成为民族精神的传递者。它以孝道为起点，完成了服务对象从“君主”到“民族国家”，核心目标从“维护封建秩序”到“抵御外侮”，价值逻辑从“等级服从”到“个体觉醒”的现代性转换，展现了中华文明勇于应对时代危机的精神韧性。
4. 历史镜鉴：孝道叙事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启示
孝道作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价值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当下，从党和国家层面大力倡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全社会积极推动家教家风建设，再到将孝老爱亲融入公民道德实践，无不彰显孝道伦理在构建和谐社会、培育健全人格中的基础性地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也明确指出，需让儿童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智慧，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23]。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回望1929至1937年间小学国语教科书对孝道叙事的探索，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钩沉，更在于为当下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提供弥足珍贵的镜鉴与启示。
4.1. 深化生活化叙事，激活儿童主体性
在小学国语教科书中，无论是《母亲的生日》中子女自发筹备礼物的欣喜，还是课文里黄香对父亲的体谅，其叙事核心均是呈现一个完整的“情感触发–认知理解–行动选择”的道德情境。教科书编者扮演的不是训导者，而是细腻的“情境设计师”。这对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启示——继续摒弃空洞的道德训诫，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深入挖掘儿童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与情感互动的素材，提供日常伦理的“微剧本”，引导儿童在共情与思考中自主得出结论。
例如，课文可突破传统完整故事的框架，创新性呈现一个未完成的场景，以细致描绘“父母工作结束后，疲惫回家”的信息作为主文本，不直接陈述子女的反应或故事的结局。在此基础上，课后思考题配套“家庭微剧创作”活动，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基于课文情境合力创作并表演后续发展。在此过程中，何为“孝”与“体谅”，将由儿童在具体情境中自主建构，从而完成由外部规训到内在生成的转化，把孝道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培养责任意识与创新能力。
4.2. 探索“小孝”与“大爱”的当代连接
在传承孝亲敬老核心价值的同时，教科书应创造性地探索个体对家庭的“小孝”如何自然延伸为对社群的责任、对党和国家的担当乃至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
以小学国语教科书课文《生我歌》为例，“生我的是父母，养活我的是大家，保卫我的是国家”的递进表述，精妙地勾勒了一条从“生命来源”到“生存依靠”再到“安全庇护”的认知链条，使“爱国”成为“爱家”情感上的自然延伸。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应借鉴此“生活圈层扩展”，结合儿童年龄特点，系统性设计“孝亲爱家–社群关怀–国家认同”的梯度化内容体系。具体可规划为：低年级阶段，课文内容需从“家庭微孝”切入，引导学生感知与表达“亲人间的爱与责任”。到了中年级，课文设计逐步延伸，拓展至“社区的交往与互助”，帮助学生学会责任与协作，理解关爱别人、承担集体责任；而在高年级，教科书则需聚焦“家国与人类”的价值升华，以家国情怀为落脚点，通过古今楷模，将“孝”升华为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与担当。这种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编排，如同涟漪般层层扩散，既能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孝道的理解，又能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有机融合，让孝道教育真正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精神沃土。
4.3. 创新叙事形式，赋能孝道传递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纂实践表明，叙事形式的创新绝非装饰，而是实现教化目标的重要载体。《走到外婆家》以韵律传递温情、《帮助爸爸的小学生》以剧情冲突展现亲情、母子书信通过私密对话实现深沉的情感动员、《安慰父亲的黄香》从史传典故到白话故事的文体重塑，使其从成人阅读的史料变成了儿童可读的课文。
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应积极继承并拓展这种“形式服务内容，文体适配认知”的创作意识，通过不同的表达载体，使孝道故事从单向说教转化为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寓教于文”的教材设计目标。如前文对《安慰父亲的黄香》的改编技巧分析所示，其成功之处在于保留孝德内核，注入儿童心理视角，把原本偏向道德典范记录的史传内容转化为儿童可接触的日常温情。借鉴小学国语教科书的撰写经验，结合当代儿童的生活认知与成长环境，“黄香温席”可遵循“古为引，今为体”的双线叙事结构：开篇以适龄语言简述典故，呈现在无电热毯、暖气的古代，黄香是如何主动关心父亲；随即转入现代平行叙事：讲述学生小宇见爷爷冬日腿寒，便主动打开空调，预热电热毯、冲泡姜茶。文末可借爷爷之口建立古今联结：“你和黄香一样，有颗温暖的心。”如此，不仅呈现了孝道精神的延续性，更通过古今行为方式的对比，凸显了伦理实践的时代适应性与儿童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可在课文后设置问题：“黄香和小宇的做法因时代而不同，但孝心相通，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方式可以表达同样的关怀？”并配套简单的实践任务。这样一来，叙事形式的创新便不止于文本之内，更延伸至儿童的生活实践。
总之，小学国语教科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孝道叙事实践，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其经验启示我们，成功的孝道教育必然是贴近儿童生命体验的情感教育，是强调代际互动与榜样引领的实践教育，也是能够与时俱进、连接个人、家庭与更广阔世界的价值教育。汲取其智慧，立足当下语境，小学语文教科书方能使孝道从古老的道德律令蜕变为照亮当代儿童生命成长的伦理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