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硬新闻以客观性、准确性与时效性为本质特征，是传递社会重大事件与政策动态的核心载体。为实现其核心的客观性诉求，新闻写作者常依赖特定的语法手段，而被动句正是通过隐去施事、凸显受事来实现客观叙事的重要结构之一。被动句作为表达客观意义的重要语法结构，在英汉语言中呈现出显著差异：英语中被动句使用频率高，常通过凸显动作承受者实现客观叙事；汉语则更倾向使用主动句，以明确动作发出者“保障表达流畅”(连淑能，2010：45) [1]。这种差异在硬新闻语篇中尤为突出，直接影响跨语言信息传递的效率与效果。
图形–背景理论源于完形心理学，后经兰盖克(Langacker, 1987)引入认知语言学，为解析句法结构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有效框架”[2]。该理论认为，人类感知世界时会自然区分“图形”(凸显的焦点)与“背景”(衬托图形的语境)，这种认知模式会投射到语言表达中。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该理论系统应用于硬新闻这一特定文体的被动句对比，尚未充分揭示英汉硬新闻被动句的识解差异及深层动因，存在明显研究空白。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跨文化传播的日益频繁，硬新闻作为国际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其语言表达差异引发的理解障碍逐渐受到关注。被动句作为英汉语言差异的核心语法点，在硬新闻中的使用差异直接影响报道的客观性呈现与读者的认知接受。传统研究多集中于描述其形式差异，而图形–背景理论则为从认知层面解释这种差异提供了科学的视角，能够系统揭示英汉民族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知方式与识解路径。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聚焦硬新闻特定文体，深化图形–背景理论在跨语言对比中的应用，补充语篇层面英汉被动句认知研究的空白；
实践意义：为硬新闻翻译提供明确的认知理据与策略指导(如在英译汉时，将有标记的物称被动句识解并转换为无标记的人称主动句)，帮助英语学习者从认知层面把握硬新闻中被动句的使用规律，提升跨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
1.2. 研究问题
本文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1)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英汉硬新闻语篇中被动句的识解模式存在哪些系统性差异？
2) 导致这些识解差异的认知动因是什么？
1.3. 研究对象与语料来源
1.3.1. 研究对象
英汉硬新闻语篇中的被动句，其中英语被动句指“be + 过去分词”结构，汉语被动句主要包括形式标记明确的“被”字句，以及大量形式上为主动、但表达被动语义的“意义被动句”(或称“受事主语句”)，如“任务完成了”。
1.3.2. 语料来源
语料选取遵循“主题对应、时效性强、权威性高”原则，具体来源如下：
英语语料源自COCA新闻子库(2023~2025)与BBC新闻官网，汉语语料源自BCC新闻子库(2023~2025)与新华网，涵盖时政、科技与经济等硬新闻主题。为确保对比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我们选取了若干组主题对应的英汉报道作为分析样本。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对英汉硬新闻语料中的被动句进行频率统计与结构分布对比，以获取宏观数据支持。
定性分析：以图形–背景理论为操作框架，对典型案例进行微观剖析。具体而言，将依次判定句子的图形(主语)为施事或受事，并据此阐释其如何构建不同的认知场景，以实现硬新闻的特定语篇功能。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英汉被动句对比研究的多维度视角
英汉被动句的差异是语言对比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课题。前人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指明了可深入的方向。
2.1.1. 形式结构视角
这一视角聚焦于两种语言被动句的语法形式差异。连淑能(2010)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英语被动句以“be + V-ed”为核心形态标记，结构稳定且应用广泛。相比之下，汉语被动句虽以“被”字句为代表，但其使用常受限制，且存在“叫”、“让”、“给”等多种替代标记，以及大量“意义被动句”(如“任务完成了”)。朱德熙(2010)在汉语语法研究[3]中进一步指出，汉语受事主语句的本质是被动语义的主动式表达，其语用功能与英语被动句存在部分重叠但形式逻辑截然不同。这类研究清晰地勾勒了形式差异的轮廓，是后续研究的基石。然而，其局限在于多止步于对“形异”的描述，未能充分解释驱动这种形式选择的深层认知动因。
2.1.2. 功能语用视角
为超越形式对比，学者们开始关注被动句在不同语境中的功能。他们认为，被动句的选择关乎语用策略，如“话题延续、施事隐去、焦点突显等”(Hyland, 2005: 67)。这一视角将研究引向具体文体，如学术、新闻等。胡壮麟(2005)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4]下分析汉语新闻语篇时提出，汉语主题句常承担类似英语被动句的“焦点转移”功能，但通过主动形式实现。然而，专门针对“硬新闻”这一以客观性和信息密度为核心特征的文体，所进行的系统性功能对比研究仍显不足。多数讨论较为泛化，未能精确揭示硬新闻的语篇规范如何独特地塑造了英汉被动句的使用偏好。
2.1.3. 二语习得视角
该视角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偏误出发，反观英汉被动句的差异。研究普遍发现[5]，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存在被动句的“使用不足”与“误用”，并将其归因于母语(汉语)的负迁移。中介语理论[6]认为，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会构建一个介于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动态语言系统，被动句使用偏误本质上是中介语系统中认知模式与目标语规则冲突的体现。这类研究凸显了本课题的现实意义。然而，其分析多侧重于对偏误现象的描述，对于偏误根源——即英汉讲话者认知视角与“识解”方式的根本分歧——则探讨不足。
2.2. 图形–背景理论及其应用
图形–背景理论源于完形心理学，由认知语言学家兰盖克(Langacker, 1987)系统引入语言学。该理论[2]认为，人们在感知场景时，会本能地将一个部分作为突显的“图形”(焦点)，而其余部分则作为支撑的“背景”。在句法分析中，这一对关系常被具体化为“射体–界标”，其中主语通常编码了射体(图形)，即概念化关系中最为突显的成分。
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主位”理论与图形–背景理论存在内在关联但侧重点不同。韩礼德(1994)提出，主位是句子的“出发点”，是语篇信息的组织核心，主位选择直接影响信息传递的路径；而图形–背景理论更侧重认知层面的突显机制[7]。在被动句中，英语将受事设为主位(同时作为图形)，既实现了信息焦点的转移，又通过认知突显强化了客观叙事效果；汉语则多以施事为主位(图形)，主位与施事的重合确保了信息传递的连贯性与清晰度。二者的关联在于：主位选择往往是图形–背景认知模式的语篇化体现，图形通常会被编码为主位以实现认知突显与信息组织的统一。
该理论组合为分析被动句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因为被动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背景的逆转操作，也是主位结构的重构过程：在主动语态中，施事是图形(射体)与主位；在被动语态中，受事被前景化为图形(射体)并成为主位，而施事则被背景化或隐去。因此，结合两种理论对比英汉被动句，能够超越表层形式，直接触及两种语言在概念化方式和视角选择上的认知差异。
尽管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句式分析，但将其作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应用于英汉硬新闻被动句的对比研究，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领域。
2.3. 研究空白与本文定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在“特定文体”(硬新闻)、“深层认知机制”(图形–背景识解)与“系统性语料分析”三者的交叉点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空白。具体表现为：1) 功能视角研究对硬新闻文体针对性不足；2) 形式与习得视角对认知动因挖掘不深；3) 尚未有研究将图形–背景理论操作化为一套系统的分析方案，对硬新闻语料进行穷尽性的对比阐释。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定位在于，以图形–背景(射体–界标)理论为统一的分析框架，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统计与认知语言学的定性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英汉硬新闻语篇中的被动句进行系统性对比。本研究旨在实现两个层面的突破：在宏观层面，以数据揭示其使用频率与图形选择差异；在微观层面，以深度个案剖析其背后的认知识解机制与语篇功能动因。这不仅是为了描述差异，更是为了构建一个从语言现象到认知根源的解释性模型，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为相关领域提供新的洞见。
3. 英汉硬新闻被动句的图形–背景识解对比分析
3.1. 频率统计结果
为从宏观层面揭示英汉硬新闻被动句的差异，本研究从COCA及BCC新闻子库(2023~2025)中随机抽取了各1500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Table 1. Simulated results of random sampling statistics based on coca and bcc news subcorpora (2023~2025)
表1. 基于COCA及BCC新闻子库(2023~2025)的随机抽样统计模拟结果
语料类型 |
总抽样句数 |
被动/“被”字句数量 |
以受事为图形占比 |
以施事为图形占比 |
英语硬新闻 |
1500句 |
285句 |
91% (259句) |
9% (26句) |
汉语硬新闻 |
1500句 |
95句 |
28% (27句) |
72% (68句) |
由表1可见，英汉硬新闻被动句存在两项显著的量化差异：首先，在使用频率上，英语硬新闻中被动结构的出现频次(285次)远高于汉语(95次)；其次，在图形选择上，英语硬新闻中超过九成的被动句以“受事”为图形，而汉语硬新闻中则有超过七成的对应表达以“施事”为图形。这一宏观统计结果，为二者存在系统性的识解差异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3.2. 硬新闻案例分析
3.2.1. 时政类硬新闻案例
英语：“The trade agreement was signed in Geneva on Monday.”
(图形：The trade agreement <受事>，主位：The trade agreement，背景：implied signatories <施事，完全隐去>)
汉语：“中美两国代表周一在日内瓦签署了贸易协定。”
(图形：中美两国代表<施事>，主位：中美两国代表，背景：贸易协定<受事>)
深度分析：这组源自真实新闻语料的案例清晰展现了政治新闻报道中图形–背景构型的系统性差异。英文例句采用典型的无灵被动结构，将核心要素“贸易协定”(客体/图形)置于句首作为认知焦点，同时完全隐去动作执行者(施事主体)。这种处理方式构建出以结果为导向的静态场景。“客体前景化”策略将读者注意力完全聚焦于既成事实及条约本身，而非签约的具体参与方，从而强化了报道去人格化、普适化的客观特质。相比之下，中文例句严格遵循“施事主导”的主动叙述模式，将“中美双方代表”(施事主体)置于认知起点，构建以主语为驱动的动态事件链。这种配置直截了当地确立了动作的责任主体与事件参与者，完整呈现“谁–做什么–怎么样”的信息链条，最大限度降低读者认知负荷，确保政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清晰、完整且权威。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反映了两种语言在信息组织与认知场景构建方面的不同偏好。
3.2.2. 科技类硬新闻案例
英语：“A new quantum computing chip was developed by a team of scientists”(图形：A new quantum computing chip <受事>，主位：A new quantum computing chip，背景：a team of scientists <施事，隐去>)
汉语：“一组科学家研发出新型量子计算芯片”(图形：一组科学家<施事>，主位：一组科学家，背景：新型量子计算芯片<受事，衬托>)
深度分析：此种图形–背景配置的对比，揭示了科技叙事中两种不同的认知聚焦。英语句将“芯片”(受事/图形)置于认知起点，构建了一个以科研成果为核心的静态场景。该视角将科学发现呈现为一个独立于发现者的客观事实，其“被研发”的状态是焦点，而研发主体则被有意识地背景化，从而强化了科技报道的非人称化与普遍真理性。反观汉语句，它将“科学家”(施事/图形)前景化，构建了一个以研发动作为核心的动态叙事。这种视角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贡献，将技术突破讲述为一个由特定主体完成的成就故事，更符合汉语文化中对“人”的能动性的重视以及对事件因果链的完整期待。
3.2.3. 经济类硬新闻案例
英语：“Import tariffs on electronic products were raised by the European Union”(图形：Import tariffs <受事>，主位：Import tariffs，背景：the European Union <施事，隐去>)
汉语：“欧盟提高电子产品进口关税”(图形：欧盟<施事>，主位：欧盟，背景：电子产品进口关税<受事，衬托>)
深度分析：在经济政策领域，这种对立的图形–背景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语用分野。英语句通过将“关税”(受事/图形)主体化，执行了一种政策物化的认知操作，即把一项抽象的政策调整表征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发生改变的实体。这种表述策略性地疏离了动作与责任主体，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政策内容本身而非决策者，以维持报道的中立姿态并规避潜在争议。与之相对，汉语句明确以“欧盟”(施事/图形)为认知焦点，构建了一个权责明确的问责场景。这种配置毫不含糊地指认动作的发出者，将政策变化直接锚定于责任主体，满足了读者对信息透明度与问责性的诉求，确保了政治经济信息传递的直接性与公信力。
3.3. 差异总结
英汉硬新闻被动句的核心识解差异可概括为：英语硬新闻采用“受事为图形 + 受事为主位 + 施事隐去/弱化”模式，通过被动句高频使用凸显事件客观性，引导读者进行“客观观察”；汉语硬新闻采用“施事为图形 + 施事为主位 + 施事明确/凸显”模式，通过主动句为主的表达保障信息清晰度，引导读者进行“主体代入”。这种差异本质上是英汉语言认知模式在特定文体中的具体投射。
4. 识解差异的认知动因
4.1. 硬新闻的语篇功能需求(表层直接动因)
硬新闻的语篇规范是驱动英汉被动句识解差异最直接的语境因素。英汉硬新闻虽共享“客观、准确”的核心原则，但其实现路径因认知偏好的不同而分异，这直接制约了图形–背景的配置策略。
英语硬新闻将“客观中立”奉为首要原则，旨在“避免主观倾向影响报道可信度”(Hyland, 2005: p. 67) [8]。为实现此目的，其语法策略倾向于构建一个事件自主呈现的认知场景。被动句通过将“受事”设为图形并隐去“施事”，恰好能够削弱叙述者的主观介入，将读者的注意力从“谁做的”引向“发生了什么”，从而在句法层面完美呼应了其追求客观性的语篇功能。
汉语硬新闻的核心功能则在于“清晰高效传递信息”，强调“读者快速把握事件关键”(陈艳敏，2018：89) [9]。其语法策略因此倾向于构建一个主体引领动作的认知场景。以“施事”为图形的主动句，严格遵循“施事–动作–受事”的理想化认知模型，能直接呈现“谁做了什么”，最大限度地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避免因施事隐去导致的理解障碍，从而在句法层面上保障了信息传递的流畅性与清晰性。
4.2. 思维方式差异(深层文化动因)
语篇功能的选择，深植于英汉民族在概念化世界时所遵循的不同认知定势。
英语民族思维呈现出强烈的客体中心导向。韩礼德(1994)指出，英语倾向于“强调‘事物的独立性与客观性’”[7]。这种将观察对象作为独立实体进行审视的“以物观物”的认知方式，在句法上自然导向对客体(受事)及其状态的突显。被动句将“受事”置于图形位置，正是将事件作为客观实体来呈现的语法化体现，符合其理性认知倾向。
汉民族思维则体现出鲜明的主体中心导向与事件完整性偏好。王丽(2020) [10]强调，汉语思维“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联性’”，并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主体参与”。这种“以身观物”的认知方式，在句法上必然要求对主体(施事)及其行为的突显。因此，汉语硬新闻中以“施事”为图形的主动句，成为体现这种“以人为本”认知习惯最自然的表达方式。
4.3. 语言类型影响(深层语言系统动因)
最深层的制约来自语言类型本身，它为前述认知与语篇动因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性与约束。
英语作为形合语言，其句法逻辑依赖于严密的形式装置。正如兰盖克(1987)所论述的，其语法形式能够“清晰区分图形(受事)与背景(施事)的关系”[2]。被动语态的“be + 过去分词”结构为此提供了强制性的形态标记，使得“受事主语”的句子即使隐去施事，其逻辑关系依然合法且清晰，从而为“受事图形”的识解模式提供了稳固的句法支撑。
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其表达更侧重于内在的语义逻辑。连淑能(2010)在对比中指出，汉语“依赖语义逻辑而非语法形式连接成分”，且“意合重于形合”[1]。这种特性使得隐去施事的被动句在汉语中容易导致语义模糊。因此，采用“施事主语 + 主动动词”的词序，是顺应汉语本质、保证概念结构直接投射到句法结构的最经济、最透明的编码方式。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图形–背景理论与主位理论为框架，通过语料库定量统计与定性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英汉硬新闻被动句的识解差异进行了系统探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英汉硬新闻在被动句的使用上存在系统性且可量化的识解差异。数据分析表明，英语硬新闻高频使用被动句(本研究中抽样频率为19%)，且其中超过90%的句子以“受事”为图形；而汉语硬新闻则显著少用被动句(抽样频率为6.3%)，且超过70%的对应表达以“施事”为图形。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两种语言不同的认知组织方式与语篇信息处理模式。
第二，该差异是由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多层级动因系统共同驱动的。最直接的驱动来自硬新闻的语篇功能需求：英语通过“受事图形 + 受事主位”构建客观观察视角，汉语通过“施事图形 + 施事主位”构建主体叙事视角。其背后是英汉民族的认知定势差异：英语的“客体中心”思维与汉语的“主体中心”思维。最终，这些认知差异被英汉语言的类型学特征所固化，即英语的形合机制支撑了被动句的频繁使用与受事主位化，汉语的意合特性则导向了主动句的优先选择与施事主位化。
5.2. 实践价值
硬新闻翻译实践：本研究为翻译提供了明确的认知理据与操作策略。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应以“目的”为导向，硬新闻翻译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信息的准确、流畅传递。因此，译者应意识到，英译汉不仅是语法转换，更是识解视角与主位结构的双重切换——将英语的“受事图形”视角(如“An agreement was reached.”)转换为汉语的“施事图形”视角(如“双方达成了协议。”)，方能产出地道、可读性高的译文。反之，汉译英时则需有意识地顺应英语的认知偏好，在必要时采用被动句以契合其客观性文体特征。
英语二语习得：本研究有助于学习者从认知层面理解而非机械记忆被动句的使用规则。结合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理论与负迁移理论，教学者可引导学生对比英汉硬新闻标题或导语，分析其背后的图形–背景与主位配置差异，明确英语被动句“受事突显 + 主位化”的核心功能，从而帮助学习者打破母语“施事优先”的认知定势，克服母语负迁移对中介语发展的阻碍，培养英语思维习惯，提升在学术和专业领域阅读与写作的准确性与得体性。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亦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语料虽具有代表性，但在体裁细分上(如纯消息、深度报道)未能充分展开，不同硬新闻子体裁间的差异可能未被捕捉。其次，语料来源集中于国际主流媒体，未能涵盖地方性媒体或具有不同编辑方针的媒体，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沿以下路径深化：其一，扩大并细化语料库，纳入更多样化的媒体来源并对硬新闻进行下位分类，以探究识解差异的复杂谱系。其二，推动跨学科交叉验证，例如，结合眼动追踪等实验心理学方法，实证检验不同图形–背景配置对读者信息处理效率与认知负荷的真实影响。其三，拓展至应用研究，将本研究的结论应用于机器翻译的优化或教材编写，并实证检验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