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近十年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综述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Dictionaries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DOI: 10.12677/ml.2026.141025,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杨心如:鲁东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关键词: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综述Export-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Summarize
摘要: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以近十年国内相关研究为对象,聚焦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问题。通过文献归类、对比分析与归纳整理的方法,系统梳理了释义理论、元语言、释义策略及多词类释义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当前外向型词典在释义系统化、语用功能、文化适应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词类覆盖均衡性与释义语言控制上仍存不足。本研究可为未来外向型汉语词典编纂提供理论依据与策略参考,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role of export-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dictionari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of export-oriented Chinese learning dictionaries, taking the domestic related research in recent ten years as the obje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nterpretation theory, metalanguage,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and multi-part-of-speech interpre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xport-oriented dictionarie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systematization of interpretation, pragmatic function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balance of part of speech coverage and the control of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ompilation of export-oriented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has certain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文章引用:杨心如. 国内近十年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综述[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 183-192.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025

1. 引言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作为重要的学习工具,其编纂质量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效果。释义作为词典的核心内容,是学习者理解词义、掌握用法的关键。国际上,学习型词典的理论与实践范式主要奠基于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传统。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从20世纪早期A.S. Hornby、H.E. Palmer等人开创的“为学习者编纂”理念出发,确立了提供语法模式、使用受限释义词汇等核心原则。历经数十年演进,以“用户中心”和“交际需求”为导向的词典学功能理论日臻成熟,深刻影响了编纂实践。当前,主流英语学习词典已普遍具备受控释义元语言、详尽的语法与搭配信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真实例证等标志性特征。特别是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使词典释义从编者内省转向数据驱动,确保了释义与例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进入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与生成式内容技术正推动学习词典向多模态、个性化与智能化方向快速演进,如何利用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辅助乃至革新释义编纂,已成为全球词典学界共同关注的前沿议题。在此国际框架参照下,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展开了广泛研究,成果丰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方面。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通过变换不同的关键词以“对外汉语词典”“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外向型汉语词典”“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汉语学习词典”为检索条件,进行主题、关键词、摘要的变换式检索,使其尽可能实现穷尽式研究,文献统计年份限定在2015年至2025年,经去重和删除不相关条目,最终得到文献118篇。118篇文献中包含硕士学位论文72篇,学术期刊35篇,中文图书5本,会议论文2篇,博士论文2篇,辑刊2篇。

本文以该11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与核心内容,揭示研究热点与趋势,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理论与编纂实践的发展。

2.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内容分析

2.1. 针对词典的释义进行综合研究或理论研究

针对词典的释义进行综合研究或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共有17篇,约占所有文献的14%。这些研究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2.1.1.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理论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理论研究主要围绕释义的认知适应性、语义表征机制与跨文化策略展开,旨在通过优化释义方法提升词典的教学导向性与交际实用性。该领域的理论探索多基于二语习得视角,强调释义设计应服务于学习者认知过程与语言产出需求。章宜华(2015)提出,词典应结合构式语法与预制语块理论,重构宏观结构与释义原则,以实现释义形式的透明性与功能的高效性[1]。张志毅等(2015)在《理论词典学》中则从语言规范性与系统性出发,界定了释义的基本原则与操作规范,强调释义结构、元语言控制及释义策略的内在逻辑一致性[2]

在释义的跨语言适应性方面,于屏方等(2016)通过对英、日、法等外语学习词典的比较研究,总结其在语义层级设计、用法标注和配例组织等方面的优势,指出外向型汉语词典应构建基于语用功能的释义体系,增强跨文化解释力与词义迁移能力[3]。蔡永强(2016)则提出包括元语言释义、动态语境释义、插图辅助释义在内的多种策略,强调释义必须体现形式与功能的结合,提升学习者在语境中理解与运用词汇的能力[4]

总体来看,释义理论研究正逐步从传统定义型表达向多维认知、交际与文化整合的方向转型,强调释义的可理解性、适应性与交互性。

2.1.2.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元语言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元语言研究旨在构建适应二语习得者认知能力与理解路径的释义语码体系。相较于传统内向型词典经验化、缺乏系统控制的释义方式,该领域研究强调元语言的可控性、层级性与使用规范。翁晓玲(2017)提出以释义元语言为核心的层级模型,系统梳理了不同词类的释义模式与控制机制,结合语料数据验证其适用性,为外向型释义系统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5]。蔡永强(2018, 2021)连续两次强调当前学习词典释义语言仍保留大量“内汉”表达习惯,建议借鉴英语学习词典的限用词策略,规范释义用语,提高简明度与操作性[6]

随着语料库与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元语言研究不断推进向实证层面。杨玉玲等(2021)结合编纂实践,从元词提取、难度分级、释义逻辑等方面建构了基于使用者角度的元语言体系[7]。洪炜等(2022)则提出控制释义基元词数量在4000以内,并强调核心与非核心词的区分,以实现释义语言的稳定性与系统性。

此外,释义元语言的对比研究亦显示其外向特征愈发明显。杨玉玲等(2024)基于四部外向型词典提取出3181个高频释义元词,分析其使用频率、用字难度与功能定位,发现其工具性突出,具有显著的分层性与外语学习指向性[8]。崔希亮(2022)则在反思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需统筹释义、配例、注释及体例的元语言规范体系,并强调元语言意识应贯穿词典编纂的全周期。

综上所述,释义元语言研究正逐步从概念讨论迈向体系建构,其核心价值在于以学习者理解为导向,通过限用、分级、简化与闭环等机制构建适配性强的释义系统。

2.1.3.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策略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策略研究日益从经验型表达向系统化理论建构转向,逐步构成以认知路径、语义原则、多模态技术与跨语言模型为核心的多维释义体系。李大国(2016)基于广义原型理论,构建了融合横向范畴结构、纵向义项层级与事件域模型的释义框架,强调释义应体现语义网络结构与概念投射机制,从而增强词典释义的系统性与认知贴合度。李智初(2023)则从语义学原则出发,提出释义应在语义编码、特征选择、意义界定等多个层面贴近语言事实,注重定义语言的明晰性与本义、比喻义的逻辑关联,提升释义的可理解性与语言功能指向性。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多模态与平台化构建成为释义策略研究的新趋势。杨玉玲(2022)提出,融媒时代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理念应从传统“工具书”向“学习服务平台”转变,不仅在宏观结构上实现内容组织的资源整合,更在微观层面通过音频、图像与视频等手段扩展释义方式,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张朗洁(2024)进一步从多模态视角出发,指出多模态释义策略应以视觉语料与语言数据为基础,融合技术接口与用户体验,构建适应不同认知类型的个性化释义路径,提升学习效率与释义交互性。

此外,编纂行为本身也成为释义策略研究的重要对象。陈贤德等(2024)基于有声思维法对词典编纂者的释义决策过程进行观察研究,发现编者通常经历构思、筛选、表达三个阶段,其释义策略可分为结构导向型与用户导向型两类[9]。有无经验编者在用户意识、语言监控能力及释义元认知策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为优化编者培养机制、提升释义教学适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综上所述,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策略研究已形成以理论指导、技术应用与编者行为分析为支点的多维发展格局,体现出从释义结构规范到用户感知适配的系统化演进趋势。

2.2. 针对某部或某类词典的释义进行研究

以某部或某类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研究共有35篇,约占所有文献的30%。这些研究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又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2.2.1. 针对《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研究

针对《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研究,主要涵盖释义内容、释义模式以及释义元语言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优化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义项划分、释义精准度及学习者适配性提供相关依据,对提升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统计可见,关于《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研究相关文献共有10篇,在针对某部词典的释义研究中占比29%左右。

关于《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动词释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义项划分、词性转换标注、搭配信息表达及语用功能呈现等方面。张鑫(2022)指出该词典在处理“走、跑、跳”等下肢动作动词时,释义未能有效区分动作方式、路径方向等语义维度,义项划分标准粗略,削弱了学习者对近义词辨析的支持力。卢育淇(2024)以视觉动词为例,发现该词典在释义语言设计上缺乏语用差异提示,例句结构单一,未能体现语体风格与情感色彩。这些研究尽管聚焦点不同,但共同体现出该词典在动词释义设计中存在语义表达过于概括、语法功能呈现不充分、语用适配性较弱等核心问题。

除动词之外,研究者还从多角度分析了《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内容与表达方式。江彦彤(2022)提取《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形容词释义元词符,分析用词频率与等级,建议应用于教材修订以提升学习效果。邵文辉等(2024)基于物性结构理论,分析《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定义式释义中材料因子的表述与配列,发现其多样性与规律性。这些研究共同揭示出,《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释义设计中存在结构信息不足、语义指向不明、教学功能弱化等共性问题[10]

2.2.2. 针对《国际中文学习词典(初阶)》的释义研究

《国际中文学习词典(初阶)》作为面向零起点学习者编写的工具书,其释义策略是否适配初级阶段的理解与使用需求,一直是研究关注的焦点。陈媛媛(2023)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对释义词汇进行比对,发现词典中常用中高级词汇如“体现”“程度”解释初级词条,存在明显“释义超纲”问题,不利于初学者理解与吸收。张颖(2024)以量词释义为例指出,释义内容普遍停留在“用于……”的列举模式,缺乏结构归纳、搭配说明与图解支持,难以建构初学者对量词范畴的认知体系。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该词典在释义内容设计上普遍存在语义简化但结构指导不足、释义语言等级失控、语用功能提示薄弱等问题,尚未完全形成与初学者认知节奏匹配的释义系统。

2.2.3. 针对《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的释义研究

当前关于《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释义条目的语言表达、结构组织、义项区分以及用例设置等方面,反映出词典在教学适配性与功能性表达之间的协调问题。王可嘉(2016)指出,该词典在词组条目的释义中存在碎片化问题,未能从整体结构呈现短语功能,释义内容缺乏系统归纳。王小郴(2018)进一步分析释义条目结构,发现释义常以“用于……”等固定格式呈现,缺乏功能语境指引与搭配信息提示,影响语义迁移效果。

研究表明,该词典应进一步优化释义语言的教学适配性,增强义项层级的语义展开,提升语块范畴意识与语境支持,推动其释义系统由“条目式定义”向“教学导向型功能表达”转型。

2.2.4. 针对外向型汉语电子词典(如Pleco)的释义研究

在面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外向型汉语电子词典研究中,Pleco作为典型代表,受到多位学者关注。研究主要涉及其释义系统的语法功能呈现、多义结构处理、词性信息表达以及图文结合的多模态释义方式。曾丹(2015)提出对外汉语多媒体学习词典释义用例原则,释义需浅显、直观、符合认知,用例需控制难度、展现组合关系。胡蝶(2021)考察Pleco词典释义配例,发现释义单一、依赖英语、配例质量差等问题,建议优化标注、丰富示例及控制难度。周倩(2024)分析Pleco词典离合词释义配例,发现词性标注、释义类型及配例质量等问题,建议优化标注、丰富示例及合理编排义项。

在面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外向型汉语电子词典研究中,Pleco作为典型代表,受到多位学者关注。研究主要涉及其释义系统的语法功能呈现、多义结构处理、词性信息表达以及图文结合的多模态释义方式。

2.2.5. 其他特定词典的释义研究

除主流通用学习词典外,针对专业类、图解类、少数民族语言类等特定用途词典的释义研究也在持续推进。苏苏尔布若玛(2016)分析《蒙汉辞典》动词释义问题,如语义不等值、搭配说明缺失,结合问卷提出编纂与教学建议。赵贵仙(2019)研究《汉语8000词词典》常用多义形容词释义,对比两部学习词典,分析释义方式、语言及内容的问题与优化方向。叶莹(2024)以《五车韵府》为例,研究外向型汉英词典中医术语释义,发现其遵循浅显实用原则,采用词汇、解释性及范畴性释义方式,对文化负载词释义有借鉴价值[11]

本组研究揭示出图解类、成语类、少数民族对照类及专业术语类词典在释义实践中普遍存在结构设计单一、语用功能提示不足、色彩判断缺失等问题。研究普遍认为,特定用途词典应根据目标语境与使用者认知特点优化释义策略,加强义项区分、色彩标注与例句支持,从而提升词典的教学引导功能与文化传播效能。

2.3. 针对某种词类或某种词汇进行释义研究

以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某种词类或某种词汇的释义研究,共有36篇,约占所有文献的31%。这些研究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3.1. 针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某种词类释义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的量词释义研究,涉及个体量词的收词、义项设置、释义优化及配例的科学性分析。量词作为汉语的特殊语言现象,其释义在外向型学习词典中的构建,不仅要求注重语义层面的精准划分,也应基于元语言体系,确保释义与语法结构的有机融合。臧宁(2022)基于语义逻辑研究外向型词典量词释义配例,分析《汉语教与学词典》,建议增加语义特征说明及层次化配例。张颖(2024)研究外向型汉语量词词典释义,分析两部词典的元语言,建构释义元词符与元句法,提出编纂建议并试编偏误量词释义。总体来看,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的量词释义研究,已逐步形成以语义学、语法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释义策略。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动词释义研究涵盖多类动词,涉及动词释义方式、语言结构、指示语使用及具体动词个案分析。多篇研究针对动词个案与特殊类型进行深入探讨。罗潮宁(2015)对比《商务馆》与《朗文当代》动词释义方式,发现后者模式化明显,建议汉语词典尝试自然句释义法,增强系统性。吴婷婷(2016)以“起哄”为例,基于语料库分析对外汉语词典释义问题,指出过度依赖《现汉》、缺乏应用语言学成果整合。李英等(2018)对比英、汉外向型词典情态动词释义,发现汉语词典重概念意义、英语词典重语用信息,建议增加使用情景说明。语义结构与用户视角也是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杨杰(2019)以合成趋向动词为例,分析外向型汉语词典释义编写,从收词、义项、释义及示例提出改进建议,促进词典发展。韩晓明等(2023)从用户视角分析四部外向型离合词词典的释义与用法问题,结合问卷提出改进建议,提升词典实用性。总体而言,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动词释义研究已形成以语义理论为核心、教学功能为导向的研究体系,强调释义应兼顾结构、语义与语用三维协调,提升学习者语言掌握与实际运用能力。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名词释义研究聚焦于释义模式、语义特征描写、跨语言/文化对比及具体名词个案分析。李雪娇(2015)从“教师”“老师”释义差异,指出对外汉语词典释义不足,建议细化语义特征、增加用法对比。司志慧(2016)对比《汉语教与学词典》与《朗文当代》颜色词释义,从收词、义项、引申义分析差异,建议优化汉语词典的层级化释义。在跨文化语义转换方面,研究者普遍强调应增强文化隐喻与语用差异的识别与表达。易晓雯(2017)研究对外汉语词典颜色词释义,对比《现汉》与《商务馆》,分析文化内涵处理的优劣,建议强化文化差异说明。韩文辉(2021)对比《商务馆》与《牛津高阶》职衔称谓词释义,发现《商务馆》收词少、释义难、用例单一,建议增强实用性与文化展示。此外,部分研究从语法结构角度对名词释义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刘萍(2019)基于局部语法对比英、汉学习词典外壳名词释义,分析功能成分序列、语言实现及对应关系,揭示释义模式异同。何芳(2022)对比《商务馆》与《牛津高阶》动物词条释义,从释义、例证及附带信息分析差异,建议借鉴英语词典经验。综上所述,外向型汉语词典中名词释义研究已逐步拓展至词义、结构、文化及语用等多个层面,呈现出由词义说明向文化解释、由词汇释义向结构建模的发展趋势。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的副词释义研究相关成果有限,现阶段主要集中于时间副词的释义模式与学习适配性探索。副词在表达时间、程度、语气等语义功能上具有高度依赖语境的特点,其释义要求兼顾语义区分、语用功能和语法整合,因此在外向型词典编纂中具有一定难度。刘洋(2016)研究汉英外向型词典时间副词释义,分析四部词典的释义模式,通过调查提出符合学习者需求的释义方案。从现有研究来看,副词释义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亟需在释义语言精度、语法功能标识、语境呈现等方面形成更具系统性的理论支撑。

2.3.2. 针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某种词汇释义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某种词汇释义研究探讨某类词汇在释义中的专业性、文化性及情感性问题。

文化词语作为语言中承载民族文化认知、社会风俗及思维方式的重要单位,其释义在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化词语的释义不仅应传达其基本语义信息,更应体现其所蕴含的文化背景、交际功能及情境适应性。金沛沛(2015)讨论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文化词语收词与释义,分类考察两部词典,建议明确标准、深化解释及优化配例的文化展示。金沛沛(2018)随后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文化词语的分类与释义模型,分析两部汉语学习词典文化词语收词与释义,分为两类四小类,建议明确标准、深化文化解释及优化配例。肖云红(2020)采用相似的分类体系,分析《学汉语》《教与学》文化词收词与释义,分为两类四小类,指出现有问题并建议完善收词标准与释义深度。此外,针对具体语言方向的文化词典编纂实践亦为文化词语释义研究提供了经验参考。刘艾华(2016)研究汉俄词典文化特色词目释义,以《牧典》为例,分析收词、释义模式及问题,提出完善文化词解释的方案。综上所述,文化词语释义研究表明,外向型学习词典需在释义过程中协调语义准确性与文化解释深度,构建以交际场景为基础、以文化功能为核心的释义体系。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其他词汇释义研究主要集中于词义层级细化、语义色彩呈现、用例语境化以及释义功能指向的优化,强调释义设计需兼顾语言结构、语用特点与交际功能。王慧(2015)分析外向型词典“愉快”类情绪词释义,建议多样化释义方式、典型化例证及增设辨析栏。郭佳兴(2017)对比三部词典含褒贬陪义词语释义,从宏观结构(收词、义项)与微观结构(标注、释义方式)提出外向型词典改进建议。商务汉语词汇作为外向型词典中的功能性强、语境依赖度高的词汇类型,其释义与用例处理亦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赵敏君(2021)研究外向型商务汉语词典释义用例,结合《BCT大纲》分析30个共选词,建议释义准确简单,用例专业情境化。周红等(2024)研究外向型学习词典商务汉语词汇释义与用例,建议结合解释性与目的语释义,用例以句例为主,遵循专业性与情境性。综上,其他词汇释义研究强调词典释义应在语言系统与语用功能之间寻求平衡,注重语义类别、情感色彩与语境需求的整体整合[12]

2.4. 针对某个或某些释义问题进行对比研究

针对某个或某些外向型学习词典中的释义问题,进行对比研究的相关文献共有30篇,约占所有文献的25%。这些研究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2.4.1.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与英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对比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与国外学习词典的释义对比研究聚焦义项设置、释义方式、语义特征凸显及配例功能等维度,揭示汉英词典在释义结构(如属词选择、种差排列)、文化信息呈现及学习者适配性上的差异。谷炀等(2015)对比《商务馆》与《牛津高阶》释义内容、用词及文化信息,指出前者创新与不足,借鉴后者的系统性与精细化。任晓霓(2016)对比《商务馆》与《牛津高阶》形容词释义结构,通过实验提出优化建议,如避免以词释词、指明适用对象。

多个研究对词义类型进行了专题对比,探讨属词选择、语义划分与定义语言的表现力。李倩(2019)对比《商务馆》与《牛津高阶》动物名词释义,从定义式、释义内容及原则探讨英汉差异,建议增强系统性与科学性。董彦霞(2021)与潘瑞娟(2021)分别对比了木本与草本植物名词的释义方式,指出“属 + 种差”模式在汉语词典中执行不严、义项逻辑混乱,建议理清收词标准、理顺释义语言结构。

心理动词类释义的差异性也受到关注。李颖(2021)对比《商务馆》与《牛津中阶》心理状态动词释义,分析释义因子分布,提出优化子语义场释义模式及教学应用。刘伟(2023)对比《商务馆》与《牛津中阶》心理动词释义,基于原型范畴与释义因子,建构宏观模式,强调附属因子的区分度。

综上所述,汉英学习词典释义对比研究表明,英语学习词典释义更强调语义系统的稳定性、释义语言的交际导向性与词条内容的文化适应性,而外向型汉语词典在释义语言、义项组织及例证功能方面仍存在精细化不足。

2.4.2.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间的释义对比研究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间的释义对比研究对整合词典编纂经验、优化释义结构(如统一释义模式、强化语法功能说明)、提升跨词典学习资源的互补性提供实证依据。吴澄(2016)以“劝阻”为例,对比四部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用例,发现典型用法搭配不足、多样性欠缺,需优化用例丰富度。孙婉君(2016)对比《商务馆》与《汉语教与学词典》例句,从语义、语法、生成性评分,发现后者总分更高,释义作用更优。

图文呈现与多模态释义的比较分析是研究的重要方向。陈维红(2015)分析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插图功能,对比《学汉语》和《彩图汉英》,指出语义、认知功能的优势与艺术功能的不足。刘艺(2017)从多模态视角分析《商务馆》《当代》的图文关系,发现以详述类逻辑语义为主,建议增强例举型插图设计。

从词类对比与成语释义角度来看,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词典间在信息标注、语义组织及文化呈现上的差异。于南(2017)对比《现代汉语八百词》与《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动词释义及用法说明,分析义项划分、释义方式及配例差异,提出优化建议。卢晓洁(2024)对比《当代》《国际》中“手部”动词释义,从收录、义项、释义方式及用例分析特点与不足,为外向型词典编纂提供参考。

综上,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间的释义对比研究强调释义系统的规范化、表达结构的系统性与用例呈现的教学适配性。

2.4.3. 内、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对比研究

内、外向型汉语词典的释义对比研究旨在探究两类词典在服务对象、释义原则与信息结构方面的系统性差异,突出外向型词典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引导下的创新路径及其现实局限性。李斐(2016)对比内向型《现汉》与外向型《商务馆》离合词释义,分析义项划分、释义方式差异,建议增强外向型词典的实用性。田宇贺等(2017)对比《现汉》与《商务馆》释义方式,指出《商务馆》继承但优化了释义类型,重视图释与模式语言,但存在对释不彻底问题[13]

多项研究集中于释义结构层级与语言表达的适配性评估。程燕(2019)对比外向型《商务馆学成语词典》与内向型《商务馆中学生成语词典》,指出前者在义项排列、语法功能展示的优势与不足。张静(2020)对比外、内向型词典形容词释义,从收词、释义语言、方式及配例分析差异,提出外向型词典的优化路径。林慕飞等(2021)对比《现汉》与《商务馆》名词释义配例,发现《现汉》配例数量少、过时,《商务馆》口语化但重复,需优化实用性。

此外,最新研究聚焦词典整体释义策略对外向型特征的体现与细化。冯海霞(2023)对比《商务馆》与《现汉》动物词条释义,从义项、语义特征及元语言分析词典类型与释义的契合规律。许多(2023)对比《国际中文学习词典》与《现汉》社交类指人名词释义,从收词、义项、释义内容及配例探讨外向型特征与优化路径。

综上,内外向型汉语词典释义对比研究展现了以用户需求驱动的外向型词典释义策略优化趋势,突出了外向型词典在释义条目组织、配例设计、文化信息呈现方面的结构化优势。

3.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展望

3.1. 跨学科理论与技术融合研究

未来研究将更注重语言学与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及统计学的深度交叉与融合,旨在通过引入前沿方法与技术工具,为释义模式的优化提供实证基础并改进编纂范式。

3.1.1. 机制可视化

为深入探究不同释义模式对二语学习者的认知加工影响,未来研究可系统引入神经科学技术以达成认知机制的可视化,如李琪、李红印(2022)对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区分度的实证研究,可结合脑成像技术,探究不同释义模式在大脑中的加工差异,优化释义结构以降低认知负荷。ERP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可用于比较对释式、分析式或语境嵌入式等释义类型在神经层面的加工效率。具体而言,通过招募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在其阅读各类释义时同步采集脑电数据,进而分析N400等与语义整合相关成分的波幅与潜伏期差异,即可客观测量不同释义引发的认知负荷与理解效率,从而揭示何种释义方式更能促进学习者大脑语义网络的准确激活。此类研究能够实证检验在解释近义动词时,提供典型搭配例句是否比单纯的概念定义更有利于快速整合。同时,眼动追踪技术可用于探究词典页面中文字、插图与版式等多模态信息的协同效应与视觉注意分配规律,从而为优化释义的视觉呈现形式提供来自认知科学的直接证据。

3.1.2. 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应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应用将侧重于构建智能化的词典编纂辅助系统,如杨玉玲、段彤彤(2024)利用CoreNLP工具提取释义元词,将进一步借助预训练模型(如BERT)自动识别释义中的语义特征,实现元词表的动态更新与优化,提升词典编纂效率。未来的研究可致力于开发基于深度语言模型的释义自动分析与生成模块,该模块通过对海量词典文本与自然语料的学习,能够自动识别释义语句中的核心语义角色、功能结构及元语言特征。在此基础上,系统可依据预设的元语言词表与难度控制规则,对编者撰写的释义草稿进行实时复杂度评估与修改建议,例如提示将超纲词汇替换为符合学习者水平的对应词汇,或将复杂句式简化为更符合二语习得规律的表达。更进一步,结合学习者的查询日志与习得偏误数据,系统能够动态预测特定词条的理解难点,从而智能推荐更具针对性的释义策略与辅助例句,实现从静态文本编纂向动态学习支持的系统升级。

3.2. 大规模语料库与动态数据驱动研究

随着多模态语料库资源的日益丰富与标注体系的精细化,释义研究将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实证分析,其基础在于构建动态、多维且能真实反映语言使用与学习过程的新型语料库体系。

3.2.1. 多维度语料库构建

除现有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外,构建包含视频、音频、学习者日志等多模态数据的复合语料库,如陈澈(2024)对易混淆词的配例研究,可结合真实交际场景数据,分析配例的语境适配性。一个理想的平台应整合三大类数据源:一是学习者产出语料,需系统收集并标注不同国别与水平学习者的书面作文、口语转录及在线交互文本,形成可追溯其习得路径与困难点的数据库;二是多模态真实交际语料,应广泛采集涵盖日常生活、学术职场及新媒体等多场景的视听材料及相关文本,并对其中词汇使用进行语境与功能标注;三是词典编者工作语料,收录释义编写过程中的各版本、审稿意见及定稿,形成释义决策的知识库。此类语料库需具备开放接口与实时更新机制,能够持续吸纳来自互联网与教育平台的新鲜语料,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清洗与标注,从而确保其能敏锐反映语言的实际演变与学习者的真实需求。

3.2.2. 实时数据挖掘

在相关语料库数据基础设施之上,通过网络爬虫技术实时抓取社交媒体、在线课程等动态语料,例如焦澳(2024)对个体量词的研究,可扩展至短视频平台的量词使用案例,分析新兴用法对词典释义的影响。研究者可以利用网络爬虫与文本挖掘工具,对社交平台、新闻网站、视频弹幕等动态文本中的新兴词汇、旧词新义及流行搭配进行追踪与语义分析。例如,针对“赋能”“内卷”等迅速流行的词语,可以分析其语义泛化轨迹、句法功能扩展及语用色彩变迁,为词典及时收录与准确释义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通过分析学习者在海量线上资源中接触的目标词汇的真实语境,可以逆向推导出更贴近其认知图式与交际需求的释义方式与示例句子,使词典释义从“编者认为应如何解释”转向“学习者实际需要何种解释”。

3.3. 文化语义深度挖掘与跨文化对比

未来的研究需要突破文化词语的表层对比,致力于深度挖掘其内在的文化认知模式并进行体系化的释义构建,以增强词典的跨文化解释力。

3.3.1. 文化词语体系化释义

在文化词语释义方面,研究应致力于建立分层级、多维度释义体系。对于高文化负载词,释义不能止步于简单的概念对应或事例枚举,而应构建“文化语义网络”。该网络可以关联其哲学渊源、历史流变、典型行为表征、相关俗语典故以及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引发的理解偏差与语用失误。在词典中,这可体现为分级呈现:基础层级提供贴近日常生活的具象化解释与常用例句;进阶层级通过知识框或附录形式,阐释其文化内涵与深层逻辑;研究层级则可提供相关学术文献索引。如叶莹(2024)对中医术语的研究,未来可能构建“文化语义框架”,将成语、习俗词等纳入系统释义,结合《说文解字》等典籍阐释文化根源;再如贺岩(2020)对职业义场词的原型范畴分析等。

3.3.2. 汉外文化图式对比

研究可选取特定语义场(如情感表达、时空概念、价值评判),系统对比汉语与英语、日语、西语等多种语言在词汇化方式、隐喻映射机制及语用规约上的异同。借鉴刘萍(2019)对英、汉外壳名词的对比,可扩展至更多语言对(如汉俄、汉泰),分析不同文化对同一概念的隐喻差异,如“龙”“凤凰”等动物喻词的跨文化释义策略。

4. 结语

通过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综述,本文总结了外向型词典在释义模式和功能优化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了其在语言系统、文化适配与教学效果上的优势与不足。当前研究虽然在多词类释义策略、跨文化释义适应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词汇系统化不足、语法功能表达不够清晰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动词、量词、名词等复杂词类的释义深度探索,进一步完善跨语言、跨文化的对比研究框架,并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词典的开发,以更好地满足全球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为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提供更加精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基金项目

鲁东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数智时代辞书产品创新案例中文化词语释义研究,项目编号:IPGS202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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