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中国重要的几大地域文化之一，“齐鲁文化”这一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对其内涵的传统解读似乎也比较清晰，即在地域上以山东省为主，在内容上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讲礼仪，重传统。但考其名，究其源，如今常常并提的“齐文化”与“鲁文化”，最初除地域相近外，却好像并没有那么大的相似性。那么，它们的源头为何，异同怎样，又是如何从分立的概念逐步发展为如今的并提？本文即试图通过对“齐文化”与“鲁文化”得名之源头，即先秦之齐国与鲁国各自的文化特点进行辨析，并以战国至西汉的融合关键期的《荀子》《管子》及董仲舒儒学观为个案，梳理齐鲁文化从分别发展到深度合流的内在理路。
2. 来源
齐文化的来源，可大致分为“先齐”文化、齐国文化与齐地文化三部分[1]。由于地域上的接近，鲁文化来源之框架与齐文化大致相同，也可分为“先鲁”、鲁国与鲁地文化。在此便以齐文化为例，对各概念进行一定解释。
“先齐”文化虽名为“先”，但只是说明这一文化的起源较周代之齐国立国为早，实际上它长期与之后所述的齐国文化并存，并对其有着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先齐”文化主要是指山东地区原有的东夷文化，即以考古学上的大汶口–龙山–岳石–珍珠门、大辛庄文化为发展主线，有较明显继承次序的一支本土文化体系[2]。这一文化的分布地域，主要包括今山东省全省，以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的一部分。此外，殷商文化也是“先齐”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它脱胎于东夷文化，与其有所不同，但也可算作广义上的东夷文化。还有学者认为，在齐国建立之前，齐地上还有过从西部迁移过来的斟氏[3]和姜姓[4]部族建立的国家，他们被同化进了当地的东夷文化之中，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西部文化因素。
齐国文化指的是周代姜尚封于营丘、建立齐国开始，到秦统一六国、齐国灭亡为止，在吸收了当地东夷、殷商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统治阶层与周边移民带来的周文化，由此发展形成的齐国的文化。它构成了早期齐文化的主体，也是本文的主要叙述对象。
齐地文化则泛指秦汉统一之后，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学术思想之下，以当地原有的文化为基础，于齐国故地形成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它融入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之中，又保留了一些地方独有的思想、风俗、语言等文化因素。
3. 异同
3.1. 相同点
齐国与鲁国作为两个由周室分封建立的诸侯国，接受周王朝统治，其统治阶层并非直接继承自当地原本的本地政权，治下国民也有许多周人移民。因此，虽然深浅程度不一，但两国自然都受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影响。之后衍生出了以周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的鲁国自不必说，即使是文化差异较大的齐国，也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5] (p. 456)的故事。韶乐作为周代礼乐体系中推崇的所谓“上古音乐”，孔子身为鲁国人，似乎在鲁国未能听到，到了齐国才得以耳闻，这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齐文化对周文化的吸收。
齐、鲁两国的立国之地都位于此前东夷的核心地带，故而两国文化也深受东夷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典型地反映在宗教方面。以鲁国为例，臧文仲带领鲁国人祭祀海鸟，即所谓“祀爰居”，传统观点认为这可能就是受东夷的鸟类崇拜影响所致。以及鲁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6]。“亳社”即殷商祭祀场所，阳虎与国人大众在此而盟，可能是受东夷文化，也可能是受鲁国建国时所带来的殷商遗民的文化的影响，但总而言之，也都可归为广义上的东夷文化影响。
齐、鲁两国的学风、学派虽然不同，但两国文化都有学术盛行的特点。无论是鲁国的儒生团体，还是齐国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与其跟随者，都是先秦富有活力的学术团体。两国的私学教育也都较为繁荣发达，学生生源复杂，传承兴旺，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术团体的兴盛[7]。
3.2. 不同点
孔子认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5] (p. 411)。朱熹对此注曰，“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堕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5] (p. 412)。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齐文化不如鲁文化。抛开其主观立场不谈，从此可以看出，将齐、鲁文化视为分立甚至某种程度上“对立”的不同文化体系这一观念，从孔子时期便已有之。孔子在此只作出了最后的价值判断，朱熹的注解也未详细说明两者差异。下文便将通过五个方面的对比，讨论先秦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具体差别。
3.2.1. 政治文化观
自古以来，对齐国与鲁国的政治观念，便有“两条道路”之说。《吕氏春秋》记载姜尚、周公初封国时，对秉持的治国理念进行了讨论，“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8]。《史记》也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9] (p. 1480)；伯禽在鲁国则“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9] (p. 1524)。虽然从几条记载的出处可以看出，这些或许并无其事，只是作者有意编排以表达自己的见解。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先秦晚期至秦汉时期，已有学术观点认为，齐文化中的治国理念是崇尚能力与功利，简政从俗，注重效益；鲁文化则以维护和巩固宗法社会情感为宗旨，对东夷推行较为强硬的同化措施，移风易俗[10]。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鲁国是否真的采取了彻底的同化政策，有学者表示怀疑。所谓“变其俗，革其礼”，可能“只是战国时人基于经验性观察而提出的一种粗略的说法，虽有一定理据而并不全面”。无论“周公制礼”这一“先贤传说”的真实性，或是鲁文化的成熟过程，都值得进一步讨论。实际情况更可能是，鲁国推行的文化变革亦有轻重缓急。虽然根本目的确实是在鲁地全面推广周文化，但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说，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推行的渐进式文化改革。“鲁国统治者对于殷人旧俗的变革，最初大约只著重于与政治统治及社会稳定相关的方面(如酗酒之风等)，而对不同部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并不加以强迫性的改变”，鲁国之治实际也是一种“‘因’‘变’相权”[11] (pp. 573-583)。
3.2.2. 经济与经济政策
齐国工商业发达，重视经济的多样性。齐立国之初便“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9] (p. 1480)，桓公时又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9] (p. 1487)。管仲向齐桓公论述强国之策时，对士农工商四民，也都各自提出了详尽的管理措施[12] (pp. 219-223)。这些都说明齐文化重视鱼盐工商之业，对各行业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总结出了成熟的制度体系。
鲁国观念则与之不同。《国语·鲁语》中称，“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12] (pp. 194-197)。其讲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质朴勤劳，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农耕文化思想，反映了鲁国农耕经济占绝对主流的实际情形。
3.2.3. 民情风俗
自《史记》起，后世正史及各类地理著作中，有许多都对齐、鲁之地的民情风俗有所介绍。而其内容相互承继，基本可以《史记》《汉书》的记载为典范。
对于齐地，《史记》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9] (p. 3265)，又“设智巧，仰机利”[9] (p. 3270)，总体认为其思想开放、思维灵活、民风尚勇。《汉书》又称“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见’，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13] (p. 1660)，除上文已提到的崇尚功名外，又批评其喜好奢侈、狡诈多变、喜好结党，同时还反映出齐地神秘主义之风盛行；至于“长女不嫁”之记载中的“巫见”、“为家主祠”，可能也是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
对于鲁地，则称“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少相让……其民好学，尚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13] (p. 1662)。虽主要批评的是所谓“鲁文化败坏”后的情形，但也能反推出鲁文化的特点有尊老、好学、重礼尚义等，较符合一般印象中的“质朴”形象，与齐民形象有较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中还提及鲁地的经济观念似乎出现了“重农耕”到“趋商贾”的转变。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随着铁制农具与牛耕的普及，鲁地在社会生产力提高后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局部变迁；抑或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细化，工商业随之逐渐活跃，其“农本”思想在商品经济初步发展压力下出现的一种现实调整。
3.2.4. 学术、学风
齐地学风的特点是兼容并蓄，诸子百家在此交流、碰撞，百家争鸣，学派众多。其中，尤为瞩目的是齐地的兵学与阴阳学。自托名姜尚的《六韬》，到齐人孙武的《孙子兵法》、仕于齐地孙膑的《孙膑兵法》，再到一说田穰苴所著的《司马法》，先秦齐地在兵学方面的成就突出。阴阳学的诸多观念与最终形成也源于齐，它与齐地的宗教观相关。
鲁地学派则较为单一，主要以儒家学派为主，但其成就仍然很高，其孔孟之传承，构成了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此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对齐、鲁学风有过概括，称：
西汉以前。儒家学派。可以地域区分。所谓齐学鲁学。风气各自不同。鲁是孔子所居的地方。从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褊小。风俗谨严。从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来。素称守礼之国。又有孔子诞生。门弟子极多。鲁派家法。严正呆板狭小。有他的长处。同时亦有他的短处。齐与鲁接壤。蔚为大国。临海富庶。气象发皇。海国人民。思想异常活泼。直接隶属孔门的时候。齐鲁学风。尚无大别。以后愈离愈远。两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欧洲学风比之。鲁像罗马。齐像希腊。[14]
这一段论述虽着眼于齐鲁之儒学学派，但也可由此推至广泛之学风。碍于时代特色，梁启超最后的总结以当下的眼光来看或许略显不妥，但究其本意，大致是说鲁之学风更像大陆文化，齐之学风则更具海洋文化的特点。
3.2.5. 宗教
齐国更注重天道、鬼神的自然性，比较接近“万物有灵”。其神秘主义倾向较重，后世董仲舒儒学中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便出自齐之宗教观，这一神秘主义思想也发展出了阴阳家与五行说。齐文化宗教观还有神仙观念，这也与后世原始道教的形成有关。
鲁国则以天命观为主，鬼神观为辅。其更注重天命、鬼神的道德性、伦理性，将其人格化，认为其有所喜恶。鲁文化还注重宗教的规范性，由之也产生了对“淫祀”的排斥[15]。
3.3. 相异原因
从自然地理方面看，“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人民寡”[13] (p. 1660)，且气候较冷，农业发展条件相对较差，但其临海的地理位置与东夷传统又便于发展鱼盐工商之业，因此，齐国为了适应这一自然地理条件，必须尽可能发展多种产业。鲁国则位于华北平原，有河湖之利，淡水、热量都较为适宜，有利于发展农业，内陆的地理位置与山岭的环绕又让其只能选择发展农业，这也决定了鲁国发展出的将会是典型的农耕文化。
从政治环境方面看，鲁国封地位于奄国故地，这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时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因此当地本土的旧势力所受打击较大，难以反抗，鲁国也因此可以推行较为彻底的同化措施。齐国东面则有较为强大的一支东夷势力——莱夷，齐国初封，便遇“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9] (p. 1480)，面对不稳定的内外环境，齐国势必无法像鲁国一样强硬，而需要有所妥协变通，稳定局势。
从统治阶层方面看，鲁国统治者为周公一系，是典型的周王室成员，其治国理念自然也是周文化的延续。齐国姜尚则有可能出自前文所述东迁的姜姓部族[11] (pp. 25-26)，早已深受东夷文化影响，因而也就对接受当地乃至其他多元文化没有那么大的抵触。
4. 冲突与融合
《史记》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的答复被晏子否定[9] (p. 1911)；又载齐、鲁夹谷之会，齐国分别奏“四方之乐”与“宫中之乐”，齐景公不觉有异，却都被孔子以不合礼法为由制止[9] (p. 1915)。这些都体现出齐文化与鲁文化间的冲突，前者是在政治理念上，后者是在文化观念上。
但是，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在碰撞中已开始有了融合的趋势。晏子的基本政治观仍是齐文化的霸道，但也开始注重礼治的重要性。孟子作为鲁文化之代表，也受齐之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强调物质利益，注重民生。这些体现了两者初步融合的趋势。
战国中后期的《荀子》与《管子》在齐鲁融合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荀子》的思想体系堪称齐鲁文化融合的典范，一方面坚守鲁文化的核心，仍属儒学范畴，重视仁义、礼义与正名；另一方面则充分吸收了齐文化的精髓，公开言利、重法、讲刑赏，并主张法后王，强调富国强兵的实效。《管子》一书则呈现出另一种融合模式，它不同于儒学，但亦将鲁文化所推崇的仁、义、礼等价值观念，与齐文化所擅长的法、术、势以及阴阳五行、鬼神观念等有机整合，构建了一个兼具理想追求与现实操作性的治国体系[1]。这两部著作标志着齐鲁文化在理论层面已从初步碰撞走向深度交融，齐、鲁文化在此已有了一体化的雏形。
完成齐鲁文化之初步融合的，则要到西汉之董仲舒。他出生于原齐赵边境的广川，治齐学之公羊学，受齐文化影响较深。正是在这一个人的基础上，他以鲁文化之儒学为基本，加以齐文化的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学说，融合两者，创造新儒学，并成为汉武帝在全国所推广的官方文化元素。由此，齐鲁文化真正成为常常并提的概念。
5. 当代山东文化分区与小结
若以方言与文化特征对今日之山东进行分区，便能发现其划分恰与先秦齐、鲁之地相似：鲁西北，对应初封时的齐国，方言属冀鲁官话，文化特色有泰山崇拜以及粗放豁达的黄河文化；鲁西南，对应鲁国，方言属中原官话，文化特色为建筑、信仰上的先鲁遗风较重，盛行宗教色彩较浓、相对保守的儒家文化；鲁东，对应后被并入齐国的莱夷之地，方言属胶辽官话，渔、商业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色彩较浓，近现代的开放交流以及被殖民的历史也让其文化多了一些现代性与多元性[16] [17]。
如今提及齐鲁文化，多有将其简单等同于儒家文化的刻板观念，但无论溯其源头，抑或考察如今的山东地区，实际情况并非能够一言以蔽之。齐、鲁文化至少在先秦时期曾是差异非常大的两种并立文化。自然，当今文化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地追溯到最初，后世的移民更是造就当今文化面貌的主体。但先秦时期的齐国与鲁国文化，以及二者在秦汉时期所结合形成的“初代”齐鲁文化，仍是探究今日齐鲁文化之基础，它的基本特征，以及透过它所反映出的地理、人文环境，构成了今日之齐鲁文化的条件与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