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三四十年来，史学批评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突破，逐渐走向学科化、系统化。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适时而出，作为第一部关于史学批评研究的通史著作，对于系统总结此前的研究成果、梳理贯通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总序概括了瞿林东先生的史学批评思想，具有提纲挈领的地位。首先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范畴问题，瞿林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诠释和界定。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上，具有批评意识的史学家等群体对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些意见、分歧、观点进行互相讨论、辩难的史学活动和现象被称为史学批评[1] (p. 1)。进而引申出对史学史和史学批评史的联系和区别的讨论。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的面貌和规律，而史学批评史则是研究史学史上最活跃的动因即批评与反思。瞿林东进而总结概括了史学批评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史学批评史的材料来源更为广泛，其能够促进史学概念内涵的深化和理论的生成，能够进一步通过批评与反映考察史学的社会影响力。而为何使用“批评”而非“评论”，瞿林东回顾中国古代对“评论”和“批评”二词的运用进而认为，“评论”是对事物进行适当的评价，而“批评”则包含了正面和负面的双重维度，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既然是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那么反思与批评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为何瞿林东主张史学批评而非史学评论。总的来说，瞿林东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理论内涵的界定和总结，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充实的基础。
而七卷本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除了在学科建设的角度上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在具体的编纂思想和内容上也独具特色。七卷本由瞿林东担任主编，而具体撰写由不同的人完成，其皆是各自分期范围内颇具卓见的学者，在编纂过程中既能体现各自的学术特色，又能在《总序》的带领下建立彼此联系的稳固体系。本文即对阎静主笔的《先秦秦汉卷》如何在具体的批评史阐述中体现《总序》编纂宗旨和理论方法进行简要评述。
2. 重视多维度的会通
作为两种观察历史的视野，会通和断代在当今的历史编纂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会通”一词，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2] (p. 275)。这里的会通即指万事万物变化的关键与联系即变易思想。而史学之“会通”则有细微分别。郑樵《通志》评论司马迁，称其“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3] (p. 1)，即指出司马迁的历史撰述于纵向上通古今之变，于横向上会众多典籍于一书的会通思想。但“会通”与“断代”并非割裂两分的，其内部存在有机统一的因素。瞿林东就认为：“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4] (p. 69)。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但又具阶段性的历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将其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开端(先秦秦汉时期)、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深入发展(隋唐时期)、兴盛(五代两宋时期)、多民族史学的发展(辽夏金元时期)、拓展(明时期)、集大成(清时期)，各自断代、各具特色，且内部史学批评的发展背景、现状和主要的批评思想也各有差异但又贯通一气，组成了整个史学批评连续不断的、层层递进的发展进程，同时其又与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发展息息相关。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为中国史学批评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史学批评史的发展又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它们之间是一个连续性的相互促进的双向过程。
不仅整个史学批评史可以分为各具特色的七个阶段，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各具特色甚至有显著差异的时期。以先秦和秦汉时期来看，二者在政治、经济乃至史学上均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后存在着较大的历史进程的差异。以史书的编纂来看，从早期编年体史书的编纂，到纪传体通史乃至皇朝史传统的形成，造就了史学史研究上彼此分野的两个阶段。据此，李振宏就曾认为，《批评史》首卷对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划分，存在着讨论的余地，认为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史学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应该划分为两个时期更为合适[5]。但阎静在本卷中，对这一大跨度的时期进行了贯通性的概括以及细致性的分析，从史学批评中多个要素的发展脉络上向我们阐释了将先秦秦汉合二为一的必要性与重要价值[6] (pp. 305-314)。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史学和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在历史环境、编纂体例、主旨思想等层面存在着差异。但是纵观而言，两个时期之间仍有着史学早期草创尚未成熟的开创性特征。对于《诗》的批评、对于史官的讨论、对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认识等又构成了两者前后相承、向上发展的共同特色。
具体来看，先秦时期作为史学批评的萌生阶段，就已经蕴含了包括引《诗》之风、孔子论“良史”以及孟子阐发“知人论世”在内的丰富的史学批评现象，以引《诗》现象为例。《礼记·仲尼燕居》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7] (p. 1387)。在礼乐文化虽然趋向瓦解但仍然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春秋时代，《诗》成为宗周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赋诗》也成为当时强调礼乐、维护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手段[8] (p. 43)。而在春秋“诗史相通”的背景下，阎静从《诗》与为政之道和个人修养的角度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在内政外交与私人交往等领域的引《诗》现象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意识。政治上除本卷所引《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劝谏周厉王之言以及《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劝谏周灵王之事外，《左传》中如“君子曰”引《诗》以资政治鉴戒之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对于诗教与外交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9] (p. 1755)。外交领域引《诗》是当时列国正式外交礼聘中的重要环节。而在个人修养方面，阎静认为这一时期以引《诗》促教化的现象更明显地体现了西周末期乃至春秋时期对早先历史知识的重视和运用。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史学批评重要人物，他对于诗教与修身有明确的认识：“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7] (p. 1368)。又如申叔时言“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10] (p. 528)，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对《诗》的史学批评的重要表现。总之，诗教的观念作为先秦史学批评萌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进了国家、个人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古代史学早期面貌的重要反映。
两汉时期，史学批评的内容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浸淫在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西汉史家，其史学活动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大一统思想的烙印。以司马迁而论，他在对于历史典籍尤其是对于《春秋》的批评上，就十分注重“成一家之言”。而对于《诗》的认识上，其一方面继承先秦时期的“诗言志”的思想，如《燕召公世家》：“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下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11] (p. 1550)，同时又非常突出讽谏精神，如《儒林列传》有：“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11] (p. 3115)。在阎静看来，《诗》的教化、颂扬和讥刺都是《诗》与社会、政治之间密切联系的体现，尤其是《诗》的讽谏精神，是司马迁对《诗》的集中认识[6] (p. 161)。除了史学家的史学批评外，两汉时期的思想家的史学批评也是一个承续先秦诸子不可忽视的史学现象[12]。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环境下，两汉思想家对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批评继承了诸子的诸多重要观点，但是又在汉代现实政治的治世背景下有所改进1。
因而，从其内部的连续性以及史学批评的对象、内涵和发展程度上来看，这两个时期的史学批评具有高度的继承性和同阶段性，在本书中被作为一个时期来讨论是合适的。
除了纵向上的“通”以外，《先秦秦汉卷》亦重视横向上的会通，这一点更能体现瞿林东先生在编纂上的理论高度。针对瞿林东在总序之中讨论的史学批评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先秦秦汉卷》均站在本时期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包括史学批评产生的原因以及怎样看待史学批评中出现的偏颇等带有规律性和启发性的重大问题。先秦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发时期，其反思意识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尤其是社会变动后的思想、文化、政治的需要。先秦时期的政治格局经历了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国家的转变。思想上，神本观念的式微和人本观念的日益蓬勃首先对先秦史学的产生尤其是史学关注人事的行为提供了思想上的助力。而人本观念下的西周时期从神治向德治的转变之中也蕴含着对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和为政之道的重视。《国语》中大量记载关于西周引《诗》以要求统治者以史为鉴、以德治民的例子，以及《诗》《书》等典籍对于人的教育的相关言论都能借以回溯当时的特殊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史书的编纂层面，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编年体国史相继出现，迈出了从官方档案文书向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转型的脚步。其次，私人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对私人史学著作的编纂也产生了一定的催生作用。以《春秋》到《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撰述的蓬勃发展，为史学批评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更进一步催生了时人引用历史材料、评述历史事件的风气[13]。横向上的这些因素共同证明史学批评的产生是多元因素催化的结果。
3. 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
史学批评作为一门反思性极强的学科，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在思考如何看待史学以及史学批评中所应该坚持的基本准则。《先秦秦汉卷》较好地贯彻了以历史辩证的思维分析结构史学批评现象，客观看待史学批评中的得失的重要方法。以《先秦秦汉卷》对于《诗》的史学性质和史学色彩的阐述来看：一方面，《诗》的史诗体裁对于后世的传记体、纪事本末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诗经·大雅》中，其《生民》篇记载了周族祖先后稷的诞生、发展农业、定居邰地以及首创祭天等事迹的个人传记，以及《江汉》篇叙述了周宣王平定淮夷叛乱并命召伯虎经营淮夷各地的纪事。同时，《诗》中的诸多篇章都记载了历史评论，尤其是对于祖先的功绩的歌颂，这对于考察后世史书中的相关历史评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也被白寿彝先生认为是“历史论赞的远祖”[14] (p. 135)。但是对于《诗》中的史诗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瞿林东也辩证地认为其中半是诗歌，半是史篇，很多记载没有明确的时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学修饰的色彩以及传说的意味。这虽然是史学和史学批评朦胧时期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诗》对史学的发展的主要方面。要看到史学发展初期的《诗》的地位，这是正确且合理地运用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维来分析先秦史学批评的重要条件。
而关于如何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维来看待史学批评，《先秦秦汉卷》不仅对于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朴素辩证史学批评十分重视，同时也回答了如何看待复杂的史学批评现象。阎静着重讨论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的批评方法，认为《论六家要指》对各家均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见其长，又指其短，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6] (p. 125)。同时进一步总结了这种辩证批评的精神和方法对司马迁的史学批评的影响。首先，司马迁在进行诸子评述的时候，以《论六家要旨》为本，同时又有发展和深化。他开创了学术史的先河，而在记述学术史的过程之中，对于先秦诸子有称赞也有批评。如司马迁肯定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但是又批评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11] (p. 2237)的观念就为本书所重视。而在对于同一部史书或同一个史家的批评上，不同的作者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批评色彩。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惟千载一遇乎！”[15] (p. 189)。这是史学批评上的普遍现象，但其中是否有偏颇的批评，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语境之中来探讨。班彪和班固父子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进行了专门的评论，但其二者的内容却大相径庭。班彪一方面肯定司马迁的记史之功与撰述的成就，但是对于《史记》记事之“疏略”，认为：“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6] (p. 1325)。班彪对《史记》的批评与二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班彪本人续作《史记》的旨趣有很大关系。而班固虽肯定“迁有良史之才”，但批《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9] (p. 2737)，在编纂上将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9] (p. 4235)。而阎静考察《太平御览》的记载，总结认为班固的宣汉思想与他的撰述《汉书》的行为以及对司马迁的批评密切相关[6] (p. 194)。班固身处儒家思想已经正宗化的时代，与司马迁身处不同的政治演进阶段，因而具有不同的历史任务。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在《先秦秦汉卷》进行史学批评与认识史学批评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也是对上文如何进行横向上的会通的进一步延伸。
4. 重视批评话语构建
《先秦秦汉卷》重视总结本时期的史学批评中所产生的相关术语、概念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变革、完善，进而将其与整个古代史学批评话语体系建立联系。先秦秦汉时期产生了诸如“良史”、“书法不隐”、“史书三要素论”、“实录论”和“立典五志论”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概念。阎静主张对于这些概念和观念的理解，需要回归到相应的历史范围之中进行考察。“这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研究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原则之一”[1] (p. 25)。以“良史”和“实录”概念为例。春秋时期的“良史”概念主要有二，其一是楚灵王因左史倚相熟读典籍而称其为“良史”；其二是孔子评价董狐“书法不隐”，赞其为“良史”，进而将“良史”与“实录”两个概念联系而论。这两个评论，是针对“良史”这个术语的最早批评，也为后世的“良史”概念的发展和关于史官个人修养问题的讨论奠定了两条重要的标准。孔子从尊崇周王朝的礼法制度出发来评价董狐的行为，是春秋礼制衰微时期的特定时代内涵和意识形态的反映。但进入西汉时期，扬雄的《法言》以“实录”来批评司马迁非“良史”，进而将“实录”这一话语引入了贬义。扬雄以《史记》仅“记事而已”批评其过“杂”，可称“实录”，实则是站在经学的角度对“实录”这一话语的新诠释2 [17]。而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在继承班彪的评论基础上认为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9] (p. 2738)，因而具有良史之材。但是考虑到班固所身处的汉代政治文化一统的局面，他针对司马迁在史学编纂方面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是班固所总结的大一统型“良史”的追求。而上文也已提到这一宣汉思想。由此可见，单个史学批评术语的发展完善并非单向的，其在各个时期乃至部分批评家话语下的表征也因主体所站立的立场不同发生变化。因而对于具体话语的阐释一方面要重视其在某一断代或时期内的大背景，同时对于史学批评家这一话语表达主体所站立的位置也要予以更为具体的关注。
而由局部观整体，《先秦秦汉卷》所阐释的史学批评术语不仅是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凝练，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史学批评术语发展史的开端而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信史”、“烦省”，隋唐时期的“史才三长论”、“直书”、“曲笔”，五代两宋时期的“作史三原则论”、“疏谬”、“法世”等批评话语与先秦时期的概念包含着相通的思想泉源。如两汉史家尚未清晰认识到的“实录”思想所包含的史家主体性与现实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张力问题，在魏晋南北朝陆续衍生出了“任情”和“素心”等相关概念的讨论，对先秦两汉以来尚未解决的史学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成为“实录”术语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新的分支[18]。因此，在《总序》中，瞿林东认为使史学批评的相关概念和观念建构成为合理的体系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概念或相关概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发展变化进行细致的研究和阐述，以明晰其中的关系，理清发展脉络。
由以上可看出，先秦秦汉卷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史学萌芽和草创时期的史学批评历史，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促进史学批评的产生，以及史学批评的反思意识如何推动史学的革新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思路和理论的启发。但是其中尚有值得进一步发展和扩充的余地。首先本卷在讨论《左传》时，多是立足于《左传》对《春秋》的叙述和信史原则进行批评。一方面，我们需要重视《左传》所评价的《春秋》撰史的特点，同时也需要多关注《左传》自身所存在的丰富的文学修饰以及其自身对史书中的文学修饰色彩的评论。《左传》在对于人物的评价方面如其称赞“子大叔美秀而文”，也蕴含着对于编纂文笔的思考以及美辞的推崇。对于理解早期的史学批评与文学批评交互的复杂性以及梳理春秋战国时人对于文史关系的看法都有一定的意义。因此，讨论和总结《左传》“君子曰”、辞令等颇具文学色彩的文字以及对人物的评价中所蕴含的对文学修辞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左传》在史学批评中的地位，以及如何看待史学和文学逐渐独立的历史发展进程，乃至追溯史学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早期面貌分异都有启发意义。
总而言之，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七卷本是对于此前史学批评的相关问题的理论上的升华和高度的集成。全书尤其是阎静编撰的《先秦秦汉卷》对于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上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意识的发端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丰富的史料。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地统一在多卷本通史理论著作下的断代研究。其并非是简单地分多卷本依次研究不同时期的史学批评现象，以时间为脉络，以史学批评内部发生发展的底蕴为肌理，而是将先秦秦汉以及其后各个时期的史学批评看作是一个总体前进，不断完善且走向成熟的理论体系。这对于我们未来在古代史学批评史领域的研究中，如何以小见大，如何以大统小，在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这一宏观视野上看待史学批评发展的阶段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部著作所展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为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进一步丰富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完善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启发了新的思考。瞿林东曾撰文专门探讨他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继承，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相关问题，曾说到关于史学遗产研究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问题，进而在继承和创新中，“使史学遗产中那些仍具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成为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借鉴或组成部分”[19]。史学批评作为史学发展过程中最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因素，它所呈现出来的是社会对史学发展的看法，也是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接受度的反映。因此，只有充分注重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史的研究，新时代的中国史学才能进一步产生更强大的内生动力。
NOTES
1具体参阅陆贾《新语·道基》、刘安《淮南子·泰族训》及《法言》和《论衡》的诸多篇章。
2此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扬雄评司马迁“实录”为褒奖之义，即与班固所言处于连续发展的评判体系。但此文从《法言》的实际历史语境出发，从经史关系的角度阐释了扬雄“实录”之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