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族建立国家，采取中原固有的制度、礼法，成为政权合法化的不二理路。《逸周书·谥法解》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1]。谥号制度起自西周，并一直存续至中国封建王朝的终结。谥号具有盖棺定论的作用，代表了统治集团对得谥者的德行、功业评判。天子、帝王、公卿大臣皆可得谥，帝谥则是谥法体系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学界对谥号的研究如下：汪受宽将谥法作了分类，专辟出“帝谥”一章[2]，潘祥辉认为谥号是一种华夏本土传播观念与传播实践[3]，近年来，马雪松对文皇帝谥号作了系统分析，分为继体守文、偃革兴文与乃文乃武三个类型[4]。冯璐从民族交融的角度出发，认为谥号是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产物[5]。朱华等引入政治名号视角，认为辽代谥号制度虽建立起来，但辽人更注重生前称号[6]。具体到中古时期，戴卫红结合谥法文献，对魏晋南北朝帝谥的理论构建和礼仪范式作了探讨[7]，杨青华认为“武”谥符合开国君主表现正统的需要[8]，于健平等学者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指出西晋谥号的改易的目的在于强化晋武帝本支的继位正统性[9]。
学界对北魏庙制的研究已十分充分，但对史书中常伴随庙号出现的帝谥的关注稍显不足。同时，辽代有关研究已敏锐地将少数民族传统与中原谥号制度相结合，时代早于辽金，对同样注重谥号制度的北魏王朝，运用类似研究视角的研究仍存欠缺。孝文帝不仅是北魏具有转折意义的君主，在整个北朝的政治文化史中亦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他的谥号有何特殊意义？谥号所构拟的形象与帝王的真实形象存在什么关系？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将孝文帝作为中心人物，结合太和年间的改革与南征，以探寻谥号如何参与正统的构建。
2. 孝文之“孝”：北魏谥法序列的规范
2.1. 议定“孝”谥的历史渊源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死于南征途中，《魏书·彭城王勰传》对孝文帝谥号、庙号的议定作了详细记录，彭城王元勰上高祖谥议曰：
“‘谨案谥法，协时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闻曰‘文’，经纬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义实该之，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曰高祖，陵曰长陵。’世宗从之。”[10]
北魏诸帝在《魏书》中均有“上谥”的记载，但似孝文帝这般详尽却是唯一。元勰所上议谥的根据为《谥法》，“孝”与“文”均有典可据，故而“义实该之”，与拓跋珪谥号更改无经典可依已有很大的不同。谥号既有“闻其谥，知其人”的功能，此时史又有明文定谥有典可依，不妨将拓跋宏之生平与谥号形象作一番比对。
《谥法》对“孝”谥的归纳有三：“五宗安之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首先，将《谥法》与元勰所上谥之中有关“孝”的内容比对，“秉德不回曰‘孝’”不在上谥之列，“秉德不回”大意为秉承遗德不违背。孝文帝以前的北魏诸帝的遗德，略可概括为坚持鲜卑政治文化传统，而太和改革的精神则是胡汉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文帝显然是违背了先祖遗德，故元勰所上议谥将此条隐去，这也从侧面印证，经典是孝文帝谥号议定的重要依据。
其次，需明确“五宗”是指哪五宗呢？《史记·五宗世家》记景帝子云：“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11]。司马迁认为“同母者为宗亲”，以母为系，分出五个宗支。颜师古注：“景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所生，迁谓同母者为一宗，故云五宗也”[12]。即史家只是对景帝以下世系作了客观记录，其中并没有宗法制度渊源。按照同一标准，《魏书·献文六王传》载：“献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仪生咸阳王禧。韩贵人生赵郡灵王干、高阳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广陵惠王羽。潘贵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详”[13]。同母一宗，则孝文时应有六宗，与《谥法》中的“五宗”无关。班固所撰《白虎通·宗族》有专论：“别子者，自为其子孙祖，继别者各自为宗，所谓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14]。这里的“五宗”便明确有了大小之分，即一嫡四支。《后汉书·袁绍传》有：“所爱光五宗，所怨灭三族”。李贤注曰：“五宗谓上至高祖，下及孙”[15]。同书《宦者列传》又载：“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李贤注曰：“五宗，五服内亲故也”[16]。可见，五宗在东汉的语境中指代的是“上至高祖，下及孙”或“五服内亲故”这样具体的宗族关系，有比较明确的亲属范围。
以上材料表明，两汉时代的五宗多被用来描述一般性的亲缘关系。真正将“五宗”与宗庙祭祀结合起来的是首个五胡政权创立者——刘渊。《晋书·刘元海载记》曰：“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17]。刘渊利用匈奴与汉世为甥舅的政治传统，以祭祀两汉三祖五宗的方式向世人宣示刘汉政权得以建立的合法性依据。太和时期，正是由孝文帝主导并重整了北魏的宗庙体系。确立北魏的宗祖祭祀次序，可能与刘汉政权遵循着类似的历史逻辑。《谥法》“五宗安之”后紧接的是“协时肇享”，大意为“在适当的时候供奉祖先”，也可佐证“五宗”应与刘渊的情况相似，指孝文前北魏先帝。实际上，经学亦能支撑这种解释，《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郑玄注曰：“不敢自专。谓宗子有故，支子当摄而祭者也。五宗皆然”[18]。按西周宗法，天子为诸侯大宗，依次而行，诸侯与大夫之间似遗漏“卿”而只成四宗？此处未提“卿”，可能是为引出“支子”。郑玄认为，只有五宗才有资格进行祭祀，且各宗祭祀等级存在严格的划分，“五宗”与祭祀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与谥法“五宗安之”暗合。
综上，元勰所上“孝”谥，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孝行，而是对孝文帝祭祀改革的强调与肯定。有关孝文帝的祭祀改革，学界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祭祀，由西郊祭天转为南郊祭天[19]；另一方面是庙制改革，确立了太和庙制[20]。庙号、谥号本就同属丧礼祭祀的组成部分，庙制既改，谥号变动更是题中之义。牛敬飞指出太和庙制以道武、太武为二祧庙，乃孝文帝模仿汉制的结果[21]，刘凯述及太和年间北魏所赐臣下九锡与南朝“禅让九锡”性质根本不同，乃是东汉九锡赐功臣功能的回归[22]，在礼制运作层面，北魏，或者说孝文帝本人的仿汉意味不可谓不明显，这种偏好亦能在太和及其之后的议谥环节中显现。
依汉制，太常掌祭祀，《汉书·百官公卿列表上》记：“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23]。《续汉书》载太常职事更为具体：“十八年上幸长安，诏太常行禘礼于高庙，序昭穆。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24]。东汉袭之，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其诏“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李贤注“下”曰：“博士属太常，故云下”[25]，表明博士归于太常。《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载祭遵丧礼，博士范升上梳：“……臣愚以为宜因遵薨，论叙众功，详案谥法，以礼成之。显章国家笃古之制，为后嗣法”[26]。可谓是两汉太常负责议谥的明证。已有研究者指出北魏太常的职能之一便是议定谥号[27]，但稽核有关史书，孝文帝之前北魏历任太常，未见有议定谥号的行迹。值得注意的是严耕望、尤其是刘凯对北魏“神部”所做的研究，“神部”同样主祭祀，在时间上活跃于北魏前期，至迁都洛阳后渐渐隐没于史籍[28]，太常与神部官职能相似，但议谥之责却在孝文帝及其以后明确落在了太常卿身上，虽不能据此判定议谥职责从神部官转移到太常官，但后者在太和时期更具两汉太常的属性则是无疑的。这也与太和庙号更定、九锡赐予共同表现了孝文帝的仿汉情结，使得北魏在礼制上表现出超越南朝、直追两汉的态势，正统性自然得到增强。
2.2. 太和以后北魏帝谥序列的规划化
“孝”谥不仅体现了孝文帝的个人功业与意志，更为重要的是开创了北魏帝谥的新传统。将视角聚焦回孝文帝及以后的北魏帝谥(见表1)。
Table 1. Table of posthumous titles of Emperor Xiaowen and subsequent emperors of Northern Wei
表1. 孝文帝及以后北魏皇帝谥号表
皇帝 |
元宏 |
元恪 |
元栩 |
元子攸 |
元修 |
元善见 |
谥号 |
孝文 |
宣武 |
孝明 |
孝庄 |
孝武 |
孝静 |
前废帝元恭、后废帝元朗虽入《魏书》帝纪，然在位仅一年即被废除，不被视为正统之君。元修在《魏书》中号为“出帝”，本为高欢集团拥立以增强该集团的合法性，后双方矛盾激化，元修西奔，遂为宇文泰集团政治拥魏而立增添了极大成色。“孝武”虽为西魏北周方面所谥，但史实表明，元修实为当时魏之正统。上表1所示的谥号序列，除元恪外(宣武帝谥号下文另有论述)，都遵循着“孝”谥另加一谥字，这样的立谥原则显然继自两汉。何德章曾就北魏末帝位异动做过解读：“帝位异动所蕴含的政治内容为确立孝文帝的法统”[29]，即帝位者应为孝文血脉方能安定人心，循此思路，则非孝文直系血脉而称帝者，如何服众呢？答案也许就是遵循孝文帝开创的政治传统，《魏书·拓跋彧传》：“庄帝追崇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30] (p. 420)。孝庄帝乃彭城王元勰之子，元勰乃孝文帝之弟，庄帝追遵其父为帝并不鲜见，但欲将神主迁往太庙、使高祖庙地位降为伯考，旋即引来宗室大臣的强烈反对，元彧举汉元帝虽“疏为绝服”，然光武仍“身奉子道，入继大宗”[30] (p. 420)的史事类比，但庄帝不为所动，“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30] (p. 422)，又遭到元彧反对：“陛下中兴，意欲宪章前古，作而不法，后世何观？历寻书籍，未有其事。愿割友于之情，使名器无爽”[30] (p. 422)。纵观这次礼议之争，孝庄帝追尊其父为帝乃人之常情，引起元彧不满的是孝庄帝意图以其父之庙取代高帝庙的行为，这将直接导致孝文一脉失去大宗的地位。而孝庄帝追尊元勰为“孝宣皇帝”的行为更是引起元彧强烈反对，只是此前孝庄帝已为元勰上谥号为“文穆”皇帝，元彧却为何未加反对？原因在于，“孝”加某谥字是自孝文帝以后北魏所遵循的帝谥传统，得此谥者即可视为魏之正统，而元宏、元勰不光为同辈，更是君臣，追尊元勰为“孝宣”，则孝文帝作为此制度开创者的地位将被抹去，这种情况与其高祖庙被迁转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同样鲜明，自然不被朝臣接受。反观孝庄帝，本为尔朱荣拥立，得位非正。元颢甚至携同南梁陈庆之北伐入魏，并公开称帝，改元称制。在大位如此不固的背景下，元子攸意图使其父替代孝文帝的地位，以“孝宣”替代“孝文”，目的仍是稳固自身皇位。
元子攸死于永安三年(531)，中兴二年(532)后废帝元朗追谥其为“武怀皇帝”，太昌元年(532)孝武帝元修改其谥为“孝庄”，元子攸因与尔朱氏的矛盾激化而死，高欢集团此时与尔朱氏正面对峙，尊元子攸谥号为“孝庄”，包括拥立孝文帝直系血脉元修为帝，都在政治上将尔朱氏推向了“不臣”、“不义”，使己方获得继承高祖遗志的舆论声势。故元子攸虽非高祖血脉，但代表北齐立场的《魏书》仍将其人、其谥列于帝纪之中。同样，由于元修西奔，高欢集团选择继续拥立孝文血脉元善见，谥为“孝静”是对立谥法则的一贯坚持；宇文泰集团得元修后，政治声势一时不亚于东魏，其后虽弑杀元修，但仍然高明地追谥为“孝武”，同样坚持了孝文以后确立的立谥法则。实际上，北周诸帝的立谥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北魏的启发，除宇文觉谥号“孝闵”外，其余诸帝均为单谥，如同孝文帝在此制度上直比两汉，北周的文化政策则是自比姬周，姬周的立谥原则就是以单谥为主。同样在谥号上“拟周”的政权，更早则为东晋成、康、穆三帝，其目的仍然是据此构建正统[31]，只是北周执行得更加彻底。
北魏、北周与东晋的立谥虽比附对象存在两汉、姬周的差异，但三者的目的无一不是借此塑造自身的正统形象，面对北魏末年帝位“一年三易换”的混乱局面，坚持孝文帝所开创的文化局面是获得彼时社会各种力量认可的钥匙，谥号乃这一文化事业的表征，凡获“孝”加某谥字的君主便成为了正统的标签，据此足见孝文之“孝”规范了太和以后的谥法序列。
与此同时，当“孝”成为太和以后北魏君主的定谥后，便褪去了孝文帝祭祀改革的初始色彩，进而作为普遍的正统符号而存在。但谥号毕竟还需要发挥“闻其谥而知其人”的传播功能，君主亦需要专属的谥号构造独特的帝王形象，因此，“孝”后所加的单谥便行使着展现君王个人具体功业的作用。下文将分析孝文帝“文”谥的意涵，以探寻“孝”谥后的单谥如何与前者共同塑造孝文帝的正统形象。
3. 孝文之“文”：太和南征意义审视
《谥法》“文”谥共有六条标准：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32]。其中，元勰议谥条陈为“道德博闻”，与《谥法》“道德博厚”有一字之差，《通典》与《册府元龟》均记载唐大历十三年(766)针对太常议定杨绾谥号为“文贞”，比部郎中苏端驳曰：“夫道德博闻曰文，清白守节曰贞”[33]。今本《谥法》“道德博厚”可能为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异文。“道德博厚(闻)”意为道德高尚、学识广博；“经纬天地”意为能像经纬一样治理天地万物，前者注重个人修为，后者强调外在秩序，二者合一，即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是君主治理天下的理想境界。而《谥法》所录其他四条“文”谥元勰不取，并非因为孝文帝不具备条件，而是“道德博厚(闻)”、“经纬天地”更能构建起元宏中原式君主的形象，此为北魏君臣之共识。
即使有“经纬天地”之“文”，也只是褒扬孝文帝治理天下之功，尚不能完全概括孝文帝的政治事业。自太和十八年(494)至太和二十三年(499)的短短五年时间中，孝文帝亲自发起了三次大规模南征。若以太和十四年(490)文明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论，则在十年亲政生涯中，南征占去六年；若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打破“太后摄政”为界[34]，则南征事业亦占据孝文帝政治生涯近半时间。太和年间，除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北魏南征亦由孝文帝主导，议谥负责人元勰多次随孝文帝南讨，但最终立谥却无对应体现，缘由何在？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北伐，结果却是北魏饮马长江，南军仓皇北顾。《通鉴》记北魏北归之状：“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魏军不仅屠杀刘宋平民，且“驱南口万余”[35]，虏略人口，事后太武帝致书宋文帝：“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结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36]。此战生动地表明北魏早期具备着极强的草原文明作风，在太武帝眼中，刘宋与其他已被征服的政权并无二致。北魏在刘宋国境内的残暴行为也将继续加深江左汉人对北方政权的“异族”恐惧。战争是南北的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差异巨大的外显，聚焦于北魏，则是汉化程度不高，胡汉融合极不深入的表现。太和五年(481)，北魏、北齐爆发淮阳之战，《南齐书·魏虏传》：“三年，领军将军李安民、左军将军孙文显与虏军战于淮阳，大败之。初，虏寇至，缘淮驱略，江北居民犹惩佛狸时事，皆惊走，不可禁止”[37] (p. 987)。江北的民众仍存有关太武行掠一事的集体记忆，这也直接导致了“青、徐间赴义民，先是或抄虏运车，更相杀掠，往往得南归者数千家”[37] (p. 988)。直至冯太后掌权时期，北魏即使能得到战场上的胜利，也无法获得新占地的民心，民众仍不认为北朝为正朔所在。
北魏针对南朝的战事，在孝文帝亲政后，较之前是否发生了某些转变？太和十七年(493)“丙子，诏六军发轸。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38] (p. 173)。孝文帝以南征为名，达到了迁都洛阳的目的，并以迁都为契机，开启了全面汉化的浪潮，学界对此论之已详，不必赘述。然洛阳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在地理上也有“天下中心”的定位。《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39]。平王东迁于洛，仍不失为天下共主；西汉议论定都，洛阳一度成为刘邦君臣首选；东汉、西晋皆定都于此，历史故事更为“洛阳居天下之中”增强说服力。北魏与南朝沿淮河一线对峙，既迁都洛阳，孝文帝锐意南进，意欲推进大一统、坐实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决心已不言自明。与“在他(孝文帝)之前的各帝只想统一北方”[40]的思想根本不同，此为战略认识上的转变。同年，孝文帝至邺，《魏书·王肃传》载：“因言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劝高祖大举。于是图南之规转锐，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41]。几乎与迁都同时，孝文帝“图南之规转锐”，已下定南征决心。
《南齐书·魏虏传》载：“宏闻高宗践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众分寇豫、徐、司、梁四州”[37] (p. 993)。时为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以萧鸾篡位为契机，分四路出击，但战果并不丰硕[42] (pp. 194-260)。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亲征的行迹与诏令。如对郢、豫二州七十以上老人赐以民爵、百岁可假县令，孤寡鳏老被赐谷帛，缘路之民可免除一年田租，褒扬才能、德行突出之众[38] (p. 176)。诏书的核心精神乃是施惠于边境民众，塑造仁德之君的形象。张金龙解读孝文帝此举在于笼络人心，为长久统治打下基础，诚然不误[42] (pp. 244-245)，但“车驾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38] (p. 176)。孝文帝于悬瓠发布针对战争中所获南齐人口的放归诏令，则潜藏另一重深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南攻刘宋势如破竹，然而“我家悬瓠斗城，陈宪小将，魏主倾国，累旬不克”[43]。兵锋受阻，三十多年后孝文帝定此地为行在，悬瓠从未定之地转为征服之所。“十有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飨群臣于悬瓠。癸酉，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38] (p. 176)。孝文帝特意在此地进行政治活动，发布保护平民的诏令；同时，孝文帝在此地下诏放归战争中掳掠的南朝人口，与多年前魏军的行为形成对比，此举向南朝边境人口释放的善意信号，意在针对性修复后者对于北魏军队的负面集体记忆。
自悬瓠后，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四月、五月开始东巡，《魏书·高祖纪》记载甚详：
“夏四月庚子，车驾幸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辛亥，诏赐百岁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赐以谷帛；德著丘园者具以名闻；萧鸾民降者，给复十五年。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兗州刺史举部内士人才堪军国及守宰治行，具以名闻。又诏赐兗州民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兗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庙成。……甲戌，行幸滑台。丙子，次于石济。……癸未，车驾至自南伐，告于太庙。”[38] (p. 177)
东巡施政可划分为施惠于民、褒扬儒家两个主题，前者直接对准了平民，后者则有笼络边地精英士人人心的作用。《魏书·刘昶传》中，孝文帝对此次南征做出了评价：“高祖曰：‘朕之此行，本无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吊民，宣威布德，二事既畅，不失本图。朕亦无克而还，岂但卿也’”[44]。“本无攻守之意”也许有为本次南征所获不多作推脱之嫌，但“伐罪吊民，宣威布德”的确是南征东巡一以贯之的主题；此战的意义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孝文帝要重塑北魏在南朝社会中的形象，展示“北魏乃正统王朝，孝文帝乃华夏正统之君”[45]。
太和二十一年(497)至太和二十二年(498)由孝文帝发起的第二次南征成效最为显着，“南齐沔北五郡被划入北魏版图，保证了洛阳南大门的安全”[42] (p. 261)。《魏书·高祖纪》载：“辛未，诏以穰民首归大顺终始若一者，给复三十年，标其所居曰‘归义乡’；次降者给复十五年……戊申，诏荆州诸郡之民，初降次附，复同穰县”[38] (p. 183)。劝降南朝边民仍是孝文帝一以贯之的策略，不过，与第一次南征重在“攻心”宣传不同，孝文帝此次的战略目标重在攻占南土，并进行有效的治理。新据地鲁阳，由韦珍试负责，史载：“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栢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46]。韦珍在太和前期便已显示出不俗的治理能力，拟任鲁阳长官是孝文帝精心挑选的结果；随后“高祖复南伐，路经珍郡，加中垒将军，正太守”[46]。侧面反映出韦珍对鲁阳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而得到孝文帝的提拔。《魏书·李佐传》：“及大军凯旋，高祖执佐手曰：‘沔北，洛阳南门。卿既为朕平之，亦当为朕善守。’高祖崩，遗敕以佐行荆州事，仍本将军。佐在州，威信大行，边民悦附，前后归之者二万许家。寻正刺史”[47]。与韦珍相似，李佐素有“文武才干”之名，孝文帝选定其试摄荆州事，之后因“威信大行为，边民悦附”而转正。《魏书·刘芳传》：“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48]。按，刘芳出身彭城刘氏，在彭城的号召力极大，故当徐州民众“颇怀去就”之时，孝文帝命其“行徐州事”，目的仍是稳住局势，利用“彭城刘”的影响稳定边境民心。
太和二十三年，南齐陈显达北伐，欲收复沔北失地，孝文帝随即开启第三次南征，病逝于征途。此次南征可以视作第二次南征的延续。《魏书·田益宗传》：“益宗兄兴祖，太和末，亦来归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义阳置郢州，改授征虏将军、江州刺史，诏赐朝服、剑舃一具，治麻城。兴祖卒，益宗请随兴代之，世宗不许，罢并东豫”[49]。《南齐书·蛮传》记有“西阳蛮田益宗”[50]，可知孝文帝长期贯彻的招抚手段在太和末已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从孝文帝主导的三次南征来看，不论是第一次南征着力重塑北魏军队在南朝边境民众中的形象，还是在随后南征中不仅征服、更看重治理的战争策略，作为见证者的彭城王勰在议谥上不提及孝文帝武功，反而体现了孝文帝的为政精神。孝文帝在南征中更多的是向南朝上下宣示北魏的正统形象，这与其在洛阳主持的改革事业异曲同工。此外，虽有强烈的大一统意愿，但对南朝的战事却是稳步推进，孝文帝并未体现好大喜功的一面。《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临终遗言：“迁都嵩极，定鼎河瀍，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以仰光七庙，俯济苍生。困穷早灭，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继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欤？可不勉之！”[37] (p. 185)，可知“南荡瓯吴”仍是继任者需要完成的未竟之业。周一良指出：“宣武帝在位之十五年(500~515)，在某种程度上，视为继承孝文帝迁都洛阳以积极准备统一南方之事业，亦无不可”[51]。由此可见，将宣武帝视为孝文帝南征事业的延长线亦无不可，其谥之“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孝文之“武”。
孝文之“文”的内核是君主的“内圣外王”，孝文帝主持的汉化改革无疑被涵盖在“文”谥之中。同时，由孝文帝主导的三次南征虽是“武功”，但孝文帝在战略上体现的推进大一统的眼光、在战术上展示的施惠于边以及精心挑选人才治理新边地的做法，表明孝文帝既有志于统一，又不沉迷于事功。其子宣武继承孝文帝南征遗志，“宣武”之“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孝文”之“武”。对内推进汉化改革、对外开启大一统事业的经营，最终落脚点仍是构建北魏政权的正统。
4. 结论
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虽依靠武力征伐，据有中原大部，但血统、文化与此前的中原王朝相差甚远，内有汉人的国家认同困境，外有南朝政权自居正朔的威逼，如何树立起政权的正统是历任统治者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谥号制度是中原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谥号为切口，可以为北魏持续百年的确立正统运动提供全新的视角。元勰上谥所据之《谥法》，为孝文帝的谥号议定提供了经典依据，“孝”与“文”的谥号高度概括了元宏一生之事业，塑造了孝文帝经典的历史形象。孝文帝时期，北魏的中原化进程急剧加快，国家祭祀制度改革是确立北魏正统的核心，“孝”谥体现了这一改革内容，并成功演化出北魏帝谥“孝加某谥”的谥号制度，表现出北魏礼制超越南朝、直追两汉的强大态势。南征是太和政治的另一主题，通过前后三次南征，孝文帝虽未达成统一的夙愿，但成功消减了边境民众对北魏的异族恐惧，征服加治理的战争模式，亦笼络了不少人心，“文”谥很好地诠释了孝文帝的战争方略。孝文帝正统形象的构建，正是谥法经典、仿汉情结与个人事功这三重因素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