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系统探讨绿色语法的理论演进、实践应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绿色语法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核心分支，致力于批判语言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生态意识形态，推动建立促进生态和谐的话语体系。本文通过梳理近十年相关研究，揭示其理论框架从早期对传统语法的生态批判，逐步发展为融合多学科视角的综合性分析模型。在实践层面，绿色语法已应用于教育、媒体话语重构及语料库驱动的批评性研究，有效促进了生态意识的培养与传播。然而，该领域仍面临诸如名词化现象的生态评价争议、学科定位模糊等挑战。展望未来，绿色语法应进一步深化与生态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拓展研究手段，并推动其在全球话语体系与多层次教育中的整合，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语言学支持。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green grammar. As a core branch of ecological linguistics, green grammar is dedicated to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non-ecological ideologies in language and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fosters ecological harmony. By reviewing relevant research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early ecological critiques of traditional grammar to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model integrating multipl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green grammar has been applied in education, media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and corpus-driven critical studie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However, the field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disputes over the ecological evaluation of nominalization phenomena and ambiguou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Looking ahead, green grammar should further deepen its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ith ecology, cognitive science, and other fields, expand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echnologies lik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promote its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discourse systems and multi-level education, thereby providing more operational linguistic support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1. 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它致力于从生态学视角探讨语言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其中，“绿色语法”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工具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绿色语法旨在通过语言分析揭示并重构非生态话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近十年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绿色语法的理论框架、应用领域及争议点，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思考。
2. 绿色语法的理论内涵与发展脉络
2.1. 概念界定与起源
1. 生态语言学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 Haugen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并在其著作《语言生态学》中详细阐述了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他认识到语言的生存状态可以与物种的生存状态相比较，因此他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进行隐喻类比，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开创性工作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Haugen的理论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以及语言进化等议题，试图揭示语言与环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生物学的方面理解“生态”，探讨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这标志着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到了80年代，德国Bielefeld大学的学者们开始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并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进一步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在这样的学科发展背景下，绿色语法应运而生，它聚焦于语法层面，深入挖掘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2. 绿色语法
绿色语法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分支，起源于20世纪末学界对语言与生态关系的深度反思。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语言手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等非生态意识形态，倡导构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语法体系(王晋军，2006；程玉晓，2017) [1] [2]。这一概念最早由韩礼德(M.A.K. Halliday)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提出，强调语言系统中隐含的生态伦理，例如通过及物性系统分析自然施事的主体地位(左嘉欣，2024) [3]。韩礼德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更是构建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而传统语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观念，绿色语法则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其后，安德鲁·格特力(Andrew Goatly)等学者将其与盖亚理论结合，提出“协和语法”(Concordance Grammar)，进一步强调语言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何伟、安德鲁·格特力，2020) [4]。盖亚理论将地球视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生命系统，语言作为人类与自然交互的重要媒介，也应与这个生命系统保持和谐。从这一角度看，语言不仅反映现实，更参与生态关系的建构。语言中对自然的描述方式、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表达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人类的行为。
2.2. 理论框架的扩展
1. 生态友好的语法模型
早期研究聚焦于揭露传统语法中的生态盲区，如名词化结构对自然施事的遮蔽(赵奎英，2014) [5]。名词化常常将原本动态的过程转化为静态的事物，使得自然的主动性和生命力被削弱。例如，“污染治理”这一表达，“治理”这一动作被名词化后，人们可能更关注治理这个行为的结果或抽象概念，而忽略了污染过程中自然所遭受的影响以及自然本身具有的自我修复等能力。近年研究则致力于构建生态友好的语法模型，如李珂(2024) [6]提出的“及物系统与作格系统并协互补”分析框架，通过提升自然参与者的施事性重构生态关系。作格系统强调动作的执行者和动作的承受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运用作格系统与及物系统的互补，可以更好地突出自然参与者在生态事件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2. 跨学科理论的融合
胡壮麟(1999) [7]提出的“隐喻化”理论，为绿色语法引入认知语言学视角，揭示隐喻表达对生态认知的塑造作用。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例如将地球比喻为“母亲”，这种隐喻表达会影响人们对地球的情感和态度，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通过对隐喻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语言如何建构人们的生态认知。
此外，周文娟(2021) [8]指出，绿色语法与生态哲学、复杂系统理论的结合催生了“生态语法”新框架，后者突破传统语法的句子层面，将话语视为动态生态系统，强调语言使用与生态伦理的整体协同。生态哲学为绿色语法提供了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促使研究者从哲学高度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复杂系统理论则让研究者认识到语言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随着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绿色语法在不同研究方向上不断拓展。绿色语法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语言多样性的丧失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语言保护生物多样性。例如，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某些地区语言中对动植物的独特命名方式，反映了当地人们对自然的深刻认识和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当这些语言逐渐消失时，与之相关的对自然的认知和保护意识也可能随之减弱。通过对语篇的分析，揭示语言中社会化的生态意识及行为。这些研究都为绿色语法理论框架的扩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3. 绿色语法的实践应用与案例分析
3.1. 教育领域的生态素养培养
绿色语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以大学英语教学为典型场景。闫丹(2024) [9]构建的“生态读写教学模式”，通过语篇分析与读后仿(改)写结合，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语言技能训练。例如，在《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中，通过分析环保主题文本的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引导学生识别自然施事的语法表征，进而培养生态价值观。在一篇关于森林保护的文章中，分析其中“森林吸收二氧化碳”这样的物质过程，让学生明白森林在生态系统中的积极作用，以及自然作为施事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能力，更能增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度和责任感。此类实践证明，语言教学可成为生态素养培育的“隐性课程”，实现语言能力与生态意识的协同发展(刘姝昕，2021) [10]。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也可以运用绿色语法进行生态素养培养。选取描写自然的古诗词，如王维的《山居秋暝》，通过分析其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让学生感受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体会自然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进行仿写，创作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除了语言类学科，在科学课程中也可运用绿色语法。在讲解生态系统相关知识时，引导学生分析科学文献中对生态系统各要素关系的语言表达，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态观。
3.2. 媒体话语的生态重构
媒体话语分析是绿色语法的重要应用场域。曹逸群(2019) [11]对《中国日报》环境新闻的研究则指出，现有报道虽普遍使用生态有益型话语，但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建议通过引入“自然施事代词”(如“它”指代非人类生命体)消除语言等级主义。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存在过度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而使用“自然施事代词”可以让自然在语言表达中更具主体性，减少对自然的物化和工具化描述。在报道野生动物保护时，使用“它”来指代野生动物，而不是将其仅仅作为人类保护行为的对象，能更好地体现野生动物自身的价值和生存权利。
左嘉欣(2024) [3]对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演讲的研究发现，通过提升自然施事比例(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过程)和群体施事(如“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语法凸显，可构建多层次生态共同体话语。这种话语的构建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全球生态意识，认识人与自然、不同群体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紧密联系。
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体话语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绿色语法在媒体话语生态重构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迅速且广泛，一条关于生态问题的微博或抖音视频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和关注。通过运用绿色语法对社交媒体上的生态相关话语进行分析和引导，可以更好地传播生态理念。同时，对于存在错误生态观念的社交媒体话语，也可以运用绿色语法进行批判和纠正，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观。
3.3. 语料库驱动的能源话语批判
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为绿色语法提供了量化支撑。沈园园(2020) [12]对COCA语料库中“energy”搭配的分析显示，“renewable energy”的高频出现反映生态意识觉醒，但经济价值导向的“price of oil”仍是主流搭配，揭示语言使用与生态伦理的现实张力。这表明在能源话语中，虽然人们逐渐意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但传统的经济利益考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语言使用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现实。刘姝昕(2018) [13]对“oil”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可数名词的语法属性潜移默化强化“能源无限”认知，呼吁通过语法重构(如增加可数用法)唤醒资源保护意识。将“oil”视为不可数名词，容易让人们产生石油资源是无限的错觉，而通过改变语法表征，增加其可数用法，如“a barrel of oil”(一桶石油)，可以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石油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增强资源保护意识。
除了对英语语料库的研究，对于其他语言的语料库研究也有助于拓展绿色语法在能源话语批判方面的应用。在中文语料库中，研究与能源相关的词汇搭配和语法结构，可以发现中文语境下能源话语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例如，对一些能源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的语料库分析，可能会发现存在对能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的表述，缺乏对能源可持续性的强调。通过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提出针对性的语言改进建议，推动能源话语向更符合生态伦理的方向发展。同时，跨语言的语料库对比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不同语言对能源的表述和概念化方式可能存在差异，通过对比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能源的认知和态度，为全球能源话语的统一和生态化提供参考。
4. 争议与挑战
4.1. 名词化的争议性
名词化的生态影响是学界争议焦点。韩礼德认为，名词化可能导致“过程隐没”，弱化人类对生态责任的感知。例如，“森林砍伐”这个名词化表达，使得原本动态的砍伐过程被抽象化，人们可能更关注砍伐这个行为的结果，而忽略了森林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破坏以及人类应承担的责任。而格特力则指出，文学语境中的“原始名词化”(如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抽象化)可生成生态审美效果(赵奎英，2014) [5]。在诗歌中，将自然意象如“花朵”抽象化为“美丽的象征”，可以引发读者对自然美的深层次感受和思考，从而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情感联系。
这一争议从本质上指出名词化的功能性需结合具体语境判定，避免“一刀切”式批判。在不同的文本类型和语境中，名词化的作用各不相同。在新闻报道中，过度的名词化可能会模糊事件的真相和责任主体，不利于公众对生态问题的准确理解；而在文学创作中，巧妙运用名词化可以创造独特的艺术效果，激发读者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之情。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名词化涉及概念的转喻和隐喻过程。在生态话语中，名词化的使用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现象的认知方式和概念化过程。例如，“生态修复”这个名词化表达，将原本复杂的生态修复过程简化为一个概念，方便人们在交流中使用。但这种简化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生态修复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在研究名词化的生态价值时，还需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认知机制，以及这种认知机制对人们生态观念的影响。
4.2. 学科定位的模糊性
绿色语法的跨学科属性导致其学科边界尚不清晰。一方面，其与生态批评、环境社会学存在理论交叉，易陷入“泛生态化”阐释。在一些研究中，可能会过度强调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另一方面，语言学内部对其归属仍存分歧：部分学者将其视为生态语言学的分支(范俊军，2005) [14]，另一些则视其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领域(胡壮麟，1999) [7]。这种模糊性既带来研究活力，也导致方法论的碎片化，亟待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不同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研究成果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比较和整合。
此外，其实证研究缺乏大规模语料验证，多依赖个案分析，制约理论普适性。目前的绿色语法研究中，很多研究只是选取个别文本或少量语料进行分析，难以代表更广泛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了解决学科定位模糊的问题，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明确绿色语法的研究范畴和重点。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合作研究项目等方式，促进生态语言学、生态批评、环境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共同探讨绿色语法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在语言学内部，也需要进一步梳理绿色语法与生态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科的关系，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同时，加大实证研究力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收集大规模的语料库，进行量化分析，提高理论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5. 未来展望：绿色语法的创新路径
5.1. 跨学科深度融合
未来研究可强化与生态学、认知科学的交叉。例如，借鉴生态学的“能量流动”理论分析语言系统的生态效率。语言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信息的流动和转化，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通过这种类比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系统的运行机制和生态影响。或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实验验证绿色语法对个体生态决策的影响。认知神经科学可以通过脑电波监测、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研究个体在接触绿色语法相关内容时大脑的反应，从而揭示绿色语法对人们认知和决策的潜在影响。此外，周文娟(2021) [8]提出的“健康语法”构想，将疫情后的公共卫生话语纳入研究，为绿色语法注入新维度。绿色语法还可以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行深度融合。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通过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可以探讨不同社会阶层、文化群体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及其与生态观念的关系。人类学则注重对人类文化和行为的研究，与人类学的融合可以深入挖掘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与生态的独特联系，丰富绿色语法的研究内容。
5.2. 技术赋能与全球话语共建
语料库技术、自然语言处理(NLP)可为绿色语法提供新工具。例如，开发“生态语法标注系统”，通过机器学习自动识别文本中的自然施事比例、隐喻类型等指标(曹逸群，2019) [11]。这样的系统可以大大提高研究效率，使得大规模文本分析成为可能。同时，需加强多语言对比研究，构建非英语语言的绿色语法体系，可针对国际政治话语(如气候变化谈判)，提出普适性分析框架，助力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左嘉欣，2024) [3]。还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NLP)大规模标注生态话语特征，构建多语种绿色语法数据库。
5.3. 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融入
当前绿色语法的教育应用多限于高校英语教学，未来需向基础教育延伸，并覆盖多学科。例如，在语文教学中通过生态诗歌分析培养儿童的自然语感，或在科学课程中运用绿色语法解构“人类征服自然”的叙事框架。闫丹(2024) [9]提出的“跨学科项目实践”模式，为多学科协同育人提供了可借鉴路径。
6. 结语
绿色语法以语言为切入点，揭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层结构，既是语言学的“生态转向”，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实践。未来研究需在保持理论敏锐度的同时，加强实证研究与跨文化对话，推动绿色语法从学术方面走向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