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关于《资本论》的哲学阐释中，对“物象化”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全盛时期，形成了持续深入的讨论。马克思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通过揭示“关系表现为物”这一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对人的统治的现状[1]。相关研究早期多聚焦于哲学层面，通过厘清“物象化”与“异化”的区别，强调其超越传统主客体对立、转向主体间关系结构分析的特点，并以此解读《资本论》中价值形式与商品交换所内含的社会存在论转换。该阶段研究主要阐释了商品、货币等范畴如何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象化表现，并分析了这种物象化如何遮蔽真实的社会关系，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进入20世纪80年代，相关讨论进一步系统化，学者们围绕《资本论》的商品理论、价值形式分析与拜物教批判展开深入探讨，并尝试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逻辑层次上区分物象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而揭示其在生产、流通与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多重社会效应。在数字经济时代，重返《资本论》“商品”章文本，系统梳理其中蕴含的物象化批判逻辑对于正确认识消费异化、算法黑箱等新形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发展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 《资本论》“商品”章中物象化批判的理论内涵
2.1. 物象化的定义及其产生根源
物象化是指在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人们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直接呈现，而是颠倒地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属性，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现实的颠倒并非主观错觉，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国外研究学者所认为的物象化，一般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社会关系[2]。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这使得商品成为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物[3]，当劳动产物转化为商品形态时，不仅展现可感知的物质特性，更通过交换关系形成超越物理属性的社会存在[4]。在经济学领域中，法国重农学派杜尔阁将地租归因于土地的自然恩赐，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三位一体公式”——将利润、地租、工资分别归为资本、土地、劳动的自然报酬。这些理论实质是放弃思考物的关系背后真实的社会关系，将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幻化为自然的永恒秩序，因此其理论建构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在分析把物、物之间的联系作为本质的现象之后，认为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首先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其社会属性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而间接实现，这种间接性使得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物象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裁缝生产上衣的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取决于上衣是否能交换出去，这种物的依赖性导致人与人的关系被遮蔽。与此同时，价值形式的神秘化构成了物象化的认知基础。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但在交换过程中却以物的形式呈现，表现为劳动产品之间的价值等同性。由于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客观决定，生产者无法直接掌控价值实现过程，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波动，这使得商品仿佛获得了自行增殖的神秘属性。人们将交换价值视为商品的天然属性，忽略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生产关系与剥削实质。随着商业活动独立化与货币形态发展，商品流通从直接交换转变为以商人和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商人的经营活动如同魔术师的黑布，进一步遮蔽了价值的社会本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进程由此不断深化，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达到顶峰：工资形式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剥削实质，而生息资本(G-G')的运动则完全遮蔽了资本的起源，使资本表现为自动增殖的“物神”，完成了价值形式神秘性的最终形态。在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人们已经在这种模式生活了，因此，对于生活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的人而言，这些物物关系是被社会所承认的、是在各个方面完成了的，因而是“客观”的。但要了解真实的劳动产品的世界，必须破除物的外衣的掩盖。因此，通过历史比较，马克思指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3]马克思从历史上的物物交换和原始公社时期开始分析人类劳动，发现在商品交换的关系之下被隐藏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揭露了隐藏于商品价值体系的物化关系，在商品之中发现了人的存在。
2.2. 物象化现象的演进形态
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对拜物教进行了批判。物象化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递进的演进形态，其演进逻辑与拜物教的三种形态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2.1. 物象化的萌发
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的初始形态，其形成基础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物象化。商品的价值本应是由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体现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市场交换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往往关注的是商品的利润、价格、品牌等外在因素，而忽略了商品背后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者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为揭示这一物象化过程的非自然性与历史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鲁滨逊孤岛生存的故事。在孤岛上，鲁滨逊为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生产，明确记录制作独木舟、房屋等不同劳动的时间分配，其劳动直接具有目的性与计算性。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环境，不存在商品交换，物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完全透明的状态，劳动的目的是创造有用物，物的效用直接服务于人，劳动时间作为“内在尺度”自觉调节着生产活动的比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者的劳动同样需要计算时间、规划比例，却失去了鲁滨逊般劳动的自觉统一性。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商品经济中社会生产关系在人们头脑中歪曲的反映。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便会将“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3]，进而使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会使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发生彻底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以满足需求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劳动的社会属性只能通过物的交换间接实现。商品世界仿佛成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以自身规律运作并反过来支配人的命运。这种物对人的支配逐渐被视为自然秩序，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商品产生类似宗教崇拜的心理，将物的关系奉为圭臬。要彻底破除商品拜物教，就要瓦解其存在基础的物象化结构，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隐藏在商品物性外观之下的，是真实的具体的社会劳动关系。只有当社会成员重新掌握被物化关系遮蔽的社会联系，让劳动恢复其满足人类需求的本质属性，商品拜物教的神秘纱幕才能真正被彻底撕碎。
2.2.2. 物象化的深化
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产生更加掩盖了生产中人的关系，标志着物象化进程的深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5]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频率的提高，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最终固定在贵金属上，货币由此产生。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从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这一转变将物象化推向了新的阶段。在商品层面，物象化表现为具体劳动产品对社会关系的遮蔽；而在货币形态上，物象化完成了一次抽象化飞跃，所有商品的价值现在都统一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进一步抽象为单一的数量关系。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本是人类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具有能够购买一切商品的属性，但这种社会属性却在物象化过程中被视为货币天然固有的神秘力量。货币因此成为一种独立的、凌驾于一切商品之上的力量，货币拜物教者对货币绝对的崇拜，认为货币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忽视货币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劳动，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对货币的盲目崇拜，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关系的异化。
物象化在货币形态上的深化，使得商品价值被彻底抽象为货币符号，商品背后生产者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被更加彻底地掩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6]当货币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获得的一般等价物功能被误认为其自然状态固有的属性时，物象化就完成了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又一次成功遮蔽。
2.2.3. 物象化的极致
资本拜物教是拜物教发展的最高阶段，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推向了顶峰。当货币在雇佣劳动关系下转化为资本，物象化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的物象化割裂了对象化劳动与主体之间的联系，所有生产要素都必须服从资本的意志[7]。资本被视为能够自行增殖的神秘力量，这种表象使得物象化不再停留在交换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生产环节。资本家投入资本，通过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最终获得的利润被视作资本自身的产物而非工人劳动的凝结。这一物象化过程成功地将活劳动创造的价值转化为资本固有的增殖能力，资本家的经营活动被神化为驾驭资本魔力的能力，工人则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其劳动的创造性被资本的自动增殖表象所掩盖。资本在不断地循环和周转中，似乎具有了生命和意志，它能够自动地寻找利润最大化的途径。金融市场的繁荣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拜物教的观念，资本在股票、债券等虚拟形式中的快速流动和增殖让人们对资本的魔力深信不疑。
资本拜物教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掩盖。资本的增殖实际上是通过工人的剩余劳动实现的，但在资本拜物教的观念下，这种剥削关系被隐藏起来。资本家将资本看作生产的主导力量，而工人则被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物象化形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被完美掩盖，让人们误以为资本的增殖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现象，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
3. 《资本论》“商品”章中物象化批判的实质
3.1. 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的揭露
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附着到物上，以物物关系表达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了其背后凝结的社会劳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货币的产生，货币在雇佣劳动关系下又转化为资本，人最终沦为资本的附庸，一切以资本增殖为核心。
3.2. 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揭露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物象化结构使得社会注意力集中于商品、货币与资本等物的层面，遮蔽了这些物象背后真实的社会劳动与人的关系。这种遮蔽效应使得剩余价值的占有过程被隐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质由此被掩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物象化不断深化，催生了与之相应的拜物教意识。劳动者为维持生存，必须进入由货币、资本主导的物象化关系之中。在此过程中，拜物教将资本主导、剥削合理等观念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生产与分配秩序。在理解商品物象化逻辑的过程中，揭露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能让大众认清“自由、平等、繁荣”表象背后的真实社会现实。
3.3. 物象化的扬弃路径
3.3.1. 破除私有制对劳动社会性的束缚
在《资本论》“商品”章中，马克思并未直接使用“物象化”这一术语，但他对拜物教的批判为物象化的扬弃指明了方向。要想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破除拜物教，必须紧紧抓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而不能着眼于商品自身的物质属性和物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社会总劳动、剩余价值等概念；分析了商品的劳动二重性、资本增殖的秘密等；分析了劳动的社会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揭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拜物教观念的虚假性，从而指明只有破除私有制对劳动社会性的束缚，使劳动的社会属性摆脱商品形式的桎梏，才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直接而透明的社会联系，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3.3.2. 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拜物教。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生产资料由社会共同占有，人们的社会关系将摆脱商品、货币、资本等物象化形式的遮蔽与统治，回归其本真的社会性。劳动产品不再表现为具有神秘属性的商品，劳动时间也不再作为价值量的尺度支配人的活动，而是成为人们自觉调节生产的理性工具。此时，物象化被彻底扬弃。
4. 《资本论》“商品”章中物象化批判的意义
4.1. 推动无产阶级的觉醒
物象化批判推动无产阶级真正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明确社会变革的方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物象化结构使得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拜物教意识随之愈演愈烈，人们被禁锢在对商品、金钱、资本的狂热追求中，工人阶级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马克思对物象化的批判、对拜物教的批判，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他们看清自身所处困境是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外在体现。这一批判思想帮助无产阶级拨开理论认识和思想认识上的迷雾，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实现自身解放而进行奋起反抗；为社会革命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支撑，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
4.2. 推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物象化批判有助于无产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经济学，推动形成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批判穿透了物象化的表层，揭示了其背后被掩盖的社会生产关系。他指明了商品拜物教中人们对商品交换价值的盲目追逐，掩盖了其背后凝结的人类劳动，让经济学研究回归到人的劳动本质这一原点；揭示了货币从流通手段异化为统治一切的“神”的过程，批判了货币天然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谬论；打破了资本自行增殖的神话，向人们解释了资本增殖源于工人剩余劳动的真相，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4.3. 破除维护特定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桎梏
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渗透到文化、政治与价值观领域的物象化意识形态，成为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隐性枷锁。物象化批判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所生活的社会中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物质基础。通过对商品二重性、货币本质以及资本增殖秘密的深刻分析，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在生产体系中的被剥削地位，从而不再跳进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陷阱，进而为关注底层人民生活、深入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生产空间。
5. 《资本论》“商品”章中物象化批判的当代价值
5.1. 坚持人民至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拜物教及其背后的物象化逻辑，使商品、货币、资本成为统治力量，人民在追逐金钱、服务资本增殖中丧失主体地位。在当今新时代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回归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劳动创造，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当家作主。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发展实体经济，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工作，助力农民增收致富，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培育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风尚，用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精神世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保障人民参与权、表达权等各项权利。此外，要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而应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民主发展道路，落实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5.2. 积极发展生产力
第一，必须要始终牢记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人民，要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让劳动者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鼓励资本投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助力产业升级，发挥资本的活力与创造力，以实现更高质量的生产力发展；同时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防止出现剥削劳动的资本主义弊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新时代中国既要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拉动作用，又不能陷入消费主义泥潭。一方面，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等举措，释放消费潜力，促使消费升级引领生产向高质量、创新性方向发展，形成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倡导理性消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反对过度消费、盲目从众消费带来的资源浪费与虚假繁荣。要倡导绿色消费文化，引导企业生产绿色环保产品，以消费转型带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让生产与消费回归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初心。
第三，在科技发展中要警惕技术拜物教。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不能片面追求技术的提升，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误区。中国发展科技生产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让科技创新紧密围绕民生需求展开，将科技创新成果运用到推进乡村振兴，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工作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解决就业等民生痛点问题。同时，注重培养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科技创新的热情，形成以人民为中心、全社会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使科技真正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增进人民福祉的动力。
5.3. 加强市场监管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物象化表象之下，人们盲目追逐商品的交换价值、迷信货币、过分崇拜资本的增殖能力，使得合理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要关注因市场自发的逐利性而可能滋生的类似“拜物”问题与物象化现象。要加强产品质量与品牌监管。当下一些企业存在过度包装和虚假宣传的行为，利用消费者对品牌的盲目追求而以次充好、虚抬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这要求相关监管部门严格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市场的良性循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衡劳资关系，让劳动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与合理回报，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从法律层面减少和杜绝企业超时用工、压低薪酬等现象。另一方面，要修缮反垄断法以应对市场垄断和恶性竞争的各种乱象，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保障中小企业拥有创新发展的空间，用法律手段积极消除拜物教与物象化的负面影响。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经济作为引领全球变革的重要力量正蓬勃兴起。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警惕“数字拜物教”伴随而生的潜在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要重思《资本论》“商品”章中的物象化批判，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物象化现象的新特征、新表现，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要始终保持对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清醒认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不断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时代‘红石榴’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疆实践研究”(XJ2025G055)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