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亚历山大建立了一种新的王权模式，其继任者和后来的希腊化国王有意识地发展和塑造自己的政权，使其成为持久的政治制度。它融合马其顿传统王权、波斯与埃及的君主传统以及希腊城邦政治要素，被称为希腊化君主制。尽管亚历山大帝国崩溃、继业者争战不断，希腊化君主制却并未衰落。君主即代表王国，王国政事即国王私事。近年来，对希腊化王权的研究经历了显著转向。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王权的政治与军事维度，视头衔为君主制确立的符号，凸显希腊化君主权力，是希腊化王权实践的关键载体。近数十年来，学界则深入挖掘其社会文化意涵，注重分析头衔如何在仪式、家族与王国中，被主动建构为融合希腊与传统的地方性权威，研究路径也从制度史转向了政治文化史与物质文化分析。是以，笔者将王名的历时性演变(自马其顿崛起)作为文章主线，考察希腊化王权的特点。
2. 从“希腊盟主”到“亚洲之王”
随着马其顿君主制在希腊化王国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古希腊语“βασιλεύς”(basileus)的语义发生根本性转变。该词从古典时代雅典负责宗教事务(含杀人案审判)的执政官头衔，质变为希腊化君主的专属称谓。殊值一提的是，早期阿吉德王朝统治者始终规避使用该称号。如腓力二世虽被伊索克拉底等非马其顿人称为“王”，但官方文书始终以“盟主”(hegemon, ἡγεμών)自居，彰显对希腊城邦联盟领导权的谨慎定位[1]。
从词源学来讲，希腊语“ἡγεμών”(hegemon)与“ἡγεμονία”(hegemonia)一词相关，前者意为“领导者、盟主”，后者意为“最高指挥权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hegemon”的早期用法可追溯至《伊利亚特》，迻译为“船长或将领”(captain) [2]。在现代语境中，该词常被解释为“霸主”[3]。在古希腊社会中，“hegemonia”指的是一个城邦对其他城邦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城邦被称为“盟主”(hegemon)。这种领导权不仅限于军事领域(“hegemonia”的狭义)，还延伸到更广泛的邦际间义务[4]。这些义务由主导力量确立，并在必要时加以强制，但仍依靠自愿。“盟主”作为政治术语在古典希腊已有使用先例。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雅典在提洛同盟中也扮演着盟主的角色。古典时代末期，腓力虽掌控着绝对军事实力，却并未对希腊城邦称王，反而循旧俗以“盟主”自称，此举颇堪玩味。
追本溯源，这种称谓策略植根于城邦传统与马其顿君主制的差异。在此体制下，君主缺乏常设官僚体系支持，中央集权程度低于同时代东方君主。腓力二世的继位扭转了君主积弱的局势，其创造性的军队改革使得阿吉德家族很快成为马其顿地区的政治魁首，并利用一夫多妻的传统与周边地区联姻获得外交助力[5]。腓力勇于发动战争的决心，使马其顿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同时，国王也着手在宫廷、军队构建自己的幕僚团体。故此，围绕腓力二世的宫廷成为了马其顿民族称霸希腊大陆的基础。反观希腊大陆南部的城邦。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民主政治的繁荣发展，使僭主更多地成为一种“值得反思”的制度，而非适合希腊城邦的治理方式。在这种认知的影响下，传统甚至是古板的马其顿君主制被希腊人认为是其公民权力与政治自由的对立面[6]。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似乎被双方视为不同的民族。事实上，马其顿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族(古典时代的马其顿语证据表明它是一种希腊方言)，但他们亦非纯粹的希腊人[7]。总之，希腊城邦对君主制存在极大的偏见。
公元前338年，为了遏制兴起的马其顿势力，雅典联合底比斯等邦组成希腊盟军，在喀罗尼亚(Chaeronea)与腓力展开对抗。希腊盟军的规模虽稍占优势，但腓力二世依靠马其顿方阵、骑兵等力量，并结合老道的作战经验和出色的战术技巧，最终大获全胜。喀罗尼亚大捷后，这位马其顿国王致力于“向希腊人示好”(φιλοφρονείσθαι πρός τούς Ἕλληνας)以实现自己整合希腊大陆的外交野心，完成其从“敌人到盟主”的地位转变。腓力无法强迫城邦参与他的计划，故放弃屠杀或残暴的管控方式，转而致力于在希腊本土构建持久和平。他着手巩固自身权威，谨慎地向那些强烈反对干涉事务的城邦提供和平保障。腓力的苦心经营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科林斯同盟之主，这一历史性时刻被碑铭记录。《科林斯同盟誓辞》提到“吾等不会推翻腓力及其子嗣的王国”([τ]ήν βασιλείαν[τ]ήν Φ[ιλίππου καὶ τῶν ἐκγόν]ων καταλύσω)，亦将腓力定为“盟主”(ὁ ἡγεμὼ[ν])而非国王[8]。罗兹(P. J. Rhodes)与奥斯本(R. Osborne)指出，“腓力为自己对希腊大陆的控制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稳定的背后是腓力的霸权统治：希腊人承诺不仅要维护城邦的宪政，还要维护腓力及其后裔的王国”[9]。“盟主”是腓力在希腊联盟框架内的法定领导头衔，而“王国”则指向其世袭的马其顿王权。二者并置，正是他以联盟之名行统治之实的精妙设计。腓力利用和平条约调解与城邦之间的矛盾，利用“盟主”身份与议事会共同维护和平，既成全了希腊人对君主制妥协与抗拒的矛盾心理，又为自己远征波斯组建了和平稳定的后方力量。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继承父亲遗志，进军波斯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亚历山大首次以“国王”称号致信爱琴海东部城市基奥斯(Chios)，其内容大致为“基奥斯流放之人皆可归返，城市实行民主政制。选举立法委员会(nomographoi)负责编写和修订法律，自费提供20艘三层桨船，在基奥斯驻军”1。普里埃内(Priene)、林多斯(Lindos)亦有以“国王亚历山大”开篇的希腊铭文被发现。是以，亚历山大开始以国王口吻干涉小亚细亚城邦政治，可能意在彰显阿契美尼德王朝后继者的身份。此举通过君主符号的运用，为深入波斯帝国、构建跨越希腊与波斯疆域的双重统治提供了话语框架[10]。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历山大终须为他在亚洲的统治地位确立一个正式的称号，“亚洲之王”的尊号由此应运而生。
据普鲁塔克所述，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大败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战后亚历山大在附近的阿贝拉村(Arbela)，被军队尊为“亚洲之王”(βασιλεὺς δὲ τῆς Ἀσίας Ἀλέξανδρος)。尽管士兵可能在胜利后曾自发欢呼，但结合普鲁塔克所记载的亚历山大公开宣布的措施——如颁发奖赏、分配地产、划分行省等——可以推断，亚历山大的“亚洲之王”称号应与这些举措共同出自同一正式场合。显然，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正式头衔。况且，伊苏斯战役(Battle of Issus)后，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书信来往时，不仅已自称“亚洲之王”，而且宣称了对亚洲全境的控制权(τῆς Ἀσίας ἁπάσης κυρίου)2。亚历山大通过宣布为“亚洲之王”实现领土承续，但并非简单接管而是以新统治体系取代旧帝国。因此，“亚洲之王”实际上标志着波斯帝国的终结，也确认了亚历山大对波斯帝国疆域的合法控制权。亚历山大大帝在亚洲创造的王名是其个人政治智慧的独创性实践，体现了其调和多元文化矛盾、巩固跨洲际帝国的战略意图。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展，“亚洲之王”称号所承载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失去必要性，此时简化的“王”的称谓不仅能统摄帝国广袤疆域，更为希腊化君主制的发展构建起可供参照的制度框架。
3. “Basileus”与“Basilissa”
亚历山大逝世后，阿吉德家族男丁凋零。根据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记载，公元前306/5年，安提戈努斯(Antigonus)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率先称“王”，不久其他马其顿将领也纷纷效仿3。现存大量希腊化王室书信均以“某国王向某人致意”开头，足见这一头衔使用的广泛性。希腊化王国初期，确立权力合法性是君主们的核心政治诉求。“王”的头衔为希腊化统治者提供了合法统治领土的前提，类似地，国王赋予妻子专属的、官方的头衔。最早使用“basilissa”作为王后头衔的文献证据来自上文所提的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记载，两人在记述继业者获得“王”之头衔时，用“basilissa”指代希腊化国王的王后。而在铭文中，德米特里乌斯的妻子菲拉(Phila)曾使用“basilissa”，推测该铭文时间可能在公元前306年后不久。塞琉古的王后阿帕玛(Apama)在公元前300年晚期的铭文中被冠以“basilissa”的称号。托勒密的王后贝勒妮斯(Berenice)在约公元前299年被冠以“basilissa”的称号。由是，继业者的妻子与丈夫同时或在不久之后才获得头衔，头衔的使用遂成为了一种惯例[11]。王后因其头衔而在王国内获得更高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正式协助国王的身份和权力。
此处以塞琉古王室夫妇为例展开分析王室夫妇头衔同时出现的话语模式。希腊化时代，“统治者崇拜”是将国王神格化，以宗教仪式巩固王权与臣民纽带的政治及宗教实践。安条克三世曾在帝国全境推行对王后拉奥迪克三世(Laodice III)的崇拜仪式。考古发现的碑铭证据显示，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地区出土的王室文书内容高度一致。收信人分别是三位总督，其内容是安条克三世在塞琉古王国境内建立对拉奥迪克三世的崇拜。国王开始将“统治者崇拜”的范围扩展至配偶[12]。书信后文提到要求各地刊布诏令“向所有人彰显我们对‘姐妹–王后’(adelphēs basilissa)的原则(proairesis)”，展现了国王对妻子的善意(eunoia)。这封诏令体现了国王与王后之间夫妻情谊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安条克三世用“συμβιοῦν”强调了拉奥迪克与自己共同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可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中对夫妻关系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本质上既是一种“结合”(sunduastikon，希腊语为“συνδυαστικόν”)的生物，又是一种政治(politikon)的生物，因为家庭(oikiα)比城邦(poleis)更早出现且更为根本4。在他看来，人类组建终身伴侣关系的本质在于两性通过互补的禀赋协同合作，从而使共同生活更加完满。无独有偶，戏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笔下也找到了对这种伴侣关系类似的定义。在戏剧《阿尔刻提斯》(Alcestis)中，这位剧作家用两行诗描绘了主人公与她丈夫之间的情意。在阿尔刻提斯牺牲自己以拯救其配偶生命(而其父母拒绝这样做)之后，合唱队高呼“愿我能从同床共枕的妻子处寻到这样的爱意！”(τοιαύτας είη μοι κύρσαι συνδύαδος φιλίας αλόχου)5。其中“αλόχος”和“συνδυάς”两个词，其字面意思是“同床共枕的伴侣”，表达了男人和女人为了生育而产生的短暂亲密关系——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解释的生物共有的特征。其中形容词“同床共枕的”(sunduas，希腊语“συνδυάς”)，它表示两个个体(duo)的结合(sun)。由此可知，“一对”(duo)不足以描述夫妻关系，应该加上介词“共同”(sun)来指出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复杂关系。安条克三世所用“共同生活”的统治话术与亚里士多德和欧里庇德斯对夫妻伴侣关系的描绘形成微妙的思想呼应。总之，安条克三世利用夫妇的亲密关系，将家事、政事和宗教事务紧密地结合，这种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神圣化举措，实为塞琉古君主强化王权合法性的精妙设计——通过将王后塑造为帝国信仰纽带，安条克三世成功将多元族群纳入统一的忠诚体系之中。
尚需指出，国王和王后起初并没有向臣民宣扬夫妻神性的意识形态，而是暗自促成并享受那些(表面上)按照自己意愿向王室提供荣誉的共同体对他们夫妻美德的赞美。王后不仅是国王的妻子，更是其统治权力的重要盟友。总之，希腊时代出现的“王”(basileus)与“后”(basilissa)的对称性头衔体系，是希腊化君主制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特征，也是其重要标识。
4. 王名及诨名
名字是王室家族成员身份的标志。子嗣身份通过父名与本名共同确认，形成鲜明的谱系特征。这种命名传统将个体姓名与家族祖先紧密连接。马其顿王国沿袭了以祖父名字为儿子命名的传统，以安提戈努斯与德米特里乌斯交替命名，其中菲利普斯(Philippus)多用于次子或三子的命名。塞琉古王国则以塞琉古和安条克作为长子与次子的常用名，未形成固定排序。该王国公主则固定使用拉奥迪克、斯特拉托妮斯(Stratonike)、安条基斯(Antiochis)和阿帕玛四个专属名字[13]。其他希腊化王国王室成员的命名方式也颇为相似。最为独特的应是托勒密王国，所有继位者无论血缘亲疏皆称托勒密，国王的妻子也大多被称为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考虑到当时居高不下的子嗣夭折率，这种命名方式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王国名号的延续性，但却对区分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颇具意趣的是，希腊化国王亦有与个人特征或功业相关的诨名。诨名，希腊语为“ἐπίκλησις”，常以宾格形式出现在荷马时代的记述中，亦用作宗教称谓。事实上，诨名的流行出现在希腊化时代，主要使用者是君主。自波利比乌斯之后，历史学家处理诨名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世史家将诨名视为国王名字的一部分，甚至可取代国王原本的名字[14]。德米特里乌斯(安提戈努斯一世之子)因“围城者”(Poliorcetes)的诨名著称于世。传统观点认为该称谓源自其公元前305/4年对罗德岛发动的著名围城战役，这场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虽以失败告终，却成为敌对势力用以暗讽其军事挫折的标志性事件[15]。然而近年研究显示，这一称谓实际上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意涵。当前学界通过系统化评估德米特里乌斯的军事才能，发现其攻城战术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希腊化早期君主中堪称典范。罗德岛围城战役的最新研究表明，该战役不仅充分印证了德米特里乌斯在攻城器械研发与战术运用方面的卓越才能，更重要的是，其展示的强大军事威慑力迫使希腊城邦重新审视自身城防体系的缺陷。自腓力二世起，围城作战逐渐演变为彰显君主权威的特殊领域。德米特里乌斯将这种军事展示艺术推向新的高度：通过设计与应用攻城器械的技术，他成功塑造了兼具技术权威与军事威慑的君主形象。这种将工程技艺创新与王权建构相结合的实践，恰符合古代史家对理想君主的形象期待。由此观之，“围城者”的称号不仅客观反映了其军事专长，更深刻体现了希腊化时代军事技艺与王权合法性之间的共生关系。
德米特里乌斯之外，其他希腊化时代的君主亦有类似诨名，如“胜利者”塞琉古(Seleucus Nicanor)、“雄鹰”皮洛士(Pyrrhus Aetos)、“闪电”托勒密(Ptolemy Ceraunus)以及“猎鹰”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6。这些诨名的起源与德米特里乌斯的情况如出一辙，均着重凸显君主们开疆拓土的野心、坚韧的性格以及显赫的军事成就。此外，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一世因帮助小亚细亚城市摆脱加拉太人的威胁，收获“救主”(Soter)的美名7。托勒密三世因慷慨的行为，如建造寺庙或提供援助等被赞为“恩主”(Euergetes)。塞琉古二世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41年)中先后收复了塞琉古城、安条克城，因而获得了“高贵的胜利者”(Callnicus)的别号8。
还有一类将统治者与神联系起来的绰号，暗示着神圣的认可。如安条克二世从托勒密暴君手中解放了米利都，被民众誉为“神”9。安条克四世其官方称号“Ἐπιφανής”意为“显赫者”或“神显者”，旨在将自己神化，与希腊化君主的神圣权威传统一致。他试图通过推广希腊文化强化统治合法性，尤其在犹太地区强行推行希腊化政策，引发了著名的马加比起义10。然而，安条克四世的行为常被视为乖张甚至疯狂。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载，他曾在公共场合突然脱衣参与平民游戏，或强迫臣民参与荒诞的宴会。这些举动违背了希腊化国王应有的庄重礼仪，导致民众将其称号“Epiphanes”改为“Epimanes”(Ἐπιμανής)11，直译为“疯癫者”或“狂人”。再者，强调家庭团结的诨名也在希腊化王室颇为常见。托勒密二世因与其姊妹阿尔西诺二世(Arsinoe II)结婚被称为“爱姊妹”(Philadelphus)的国王，以此强调家庭忠诚和谐，并为兄妹婚辩护。托勒密四世通常被称为“爱父者”(Philopator)12，托勒密六世被称为“老”托勒密，而其兄弟托勒密八世则被称为“小”托勒密以示区分。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五世被西顿人(Sidonians)尊为“显贵”(Eupator)，借世袭血缘以凸显统治合法性13。
尚需指出，希腊化国王的诨名虽已成为区分同名君主的标准代称，且因其简明和形象的表达形式富有实用价值，但这些诨名的起源脉络却鲜有系统考究。阿庇安认为，国王的诨名都源自于某个重要成就之后民众的欢呼声，比如在德米特里乌斯二世(Demetrius II)的例子中就是如此：“由于他战胜了这个家族的私生子，叙利亚人给他起了‘胜利者’这一诨名”14。其实，别号需经过精心挑选，旨在传达某种特定信息，而非简单地从民众的欢呼声中借用而来[14]。诨名被使用或广泛推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统治者崇拜”来实现的。“统治者崇拜”最早的表现是国王被赋予与神相似的属性及与神等同的地位。古希腊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神存在着众多的别称。希腊化国王利用诨名将自己置于与神等同的地位。托勒密二世创立的“统治者崇拜”体系开创了将王室成员神格化并赋予特定尊号的先例(首对王室夫妇“拯救之神”的诨名实为托勒密四世时期追授)。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3世纪末期亦建立“统治者崇拜”体系，为每位先王确定尊号，这些别称可能源自君主生前在公共领域使用的诸多称号之一。表面观之，现代学界对诨名的使用不过沿袭了古代文献的既定称谓，但本质上是希腊化君主制发展的产物。
综上，希腊化时代“巴西琉斯”头衔的语义变迁，深刻反映了古典时代末期以来社会政治结构的阶段性转型。从腓力二世所使用的“同盟之主”过渡至亚历山大的“亚洲之王”再到希腊化时代的“王”，这一称谓的权能内涵随历史语境不断扩展：早期其权限受限于传统贵族制与共同体认同，而希腊化王国通过制度重构将其塑造为君主专权的核心符号。
与此同时，“王后”(basilissa)头衔的创设既强化了王族内部的血缘凝聚力，也以家庭伦理为纽带，将王室夫妇作为权力共同体，进一步凸显了王权合法性与家族统治原则的深度融合。君主个性化绰号的流行与希腊化时代兴起的“统治者崇拜”深度交织。
NOTES
1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283.
2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2. 14. 8-9.
3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20. 53. 2-4.
4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8. 12. 7-8 1162a.
5Euripides, Alcestis, 472-473.
6Plutarch, Life of Aristides, 6. 2.
7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4458.
8Polybius, The Histories, 2. 71. 4.
9Appian, The Syrian Wars, 65.
10The First Book of Maccabees, 1. 10-64.
11Polybius, The Histories, 26. 1.
12Polybius, The Histories, 14. 11. 2, 5.
13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41. 1556.
14Appian, The Syrian Wars,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