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刘渊，作为两晋十六国时期南匈奴的首领，其建立的匈奴汉国成为十六国到来的先声。十六国时期政权纷立，史事混杂，欲深入探讨汉赵君主刘渊的相关史事，须系统爬梳整理相关文献史料。汉赵刘曜统治时期(318~329)，由和苞撰写的官修史书《汉赵记》十卷，早已散佚，涉及刘渊事迹及汉赵政权的现存文献史料，主要集中在《晋书》《太平御览》《十六国春秋辑补》等诸史之中，其他诸如《文选》《元和郡县志》《金石录·伪汉司徒刘雄碑》《三十国春秋辑本》等资料亦有少量涉及。
十六国时期的史料有限，且有关史料存在散佚、版本不一、传抄有误等问题。前辈学者如冯君实[1]、汤勤福[2]、刘国石[3]、聂激萌[4]、王薇[5]、梶山智史[6]等从史料来源、官修史书运作、编纂情况等方面对不同版本的《十六国春秋》作了详细探讨和总结，另有陈勇[7]、李之亮等[8]、马铁浩[9]等就《资治通鉴》《晋书》等史书有关十六国的史料进行了甄别和分析；以上文章并未有专门辨析有关刘渊及其家族的史料。鉴于此，今欲在前人基础上，详尽占有相关基本史料，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就有关刘渊及其家族的基本史料结合考古资料，进一步辨明史源关系，明确史料价值，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2. 《晋书·载记》及《晋书·帝纪》部分
《晋书》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龄等人奉敕撰写。刘渊及其家族的历史主要记载在《晋书》的卷一〇一至卷一〇三的“载记”中。比照《晋书·帝纪》(武帝纪、惠帝纪、怀帝纪、愍帝纪)部分，该书基本记叙了刘渊称帝建制国、汉国与西晋的关系、国内政治斗争等内容，是现存诸史中撰成年代最早的相关专传，史料价值较高。
其一，结合《晋书·帝纪》(武帝纪、惠帝纪、怀帝纪、愍帝纪)部分，《晋书·刘元海载记》《晋书·刘聪载记》反映出刘渊及其家族与魏晋政权的关系变化。从“咸熙中(264~265)，(刘渊)为侍子在洛阳”[10] (p. 2646)、“刘聪使(怀)帝著青衣行酒”[10] (p. 125)到“(晋愍)帝乘羊车，肉坦衔壁，舆榇出降”[10] (p. 130)等记载中可以看出，刘渊所带领的汉赵统治集团与魏晋统治者在政治交锋中渐渐占据上风。但是，刘渊借匈汉血脉祖述炎黄，承华夏之制以塑“正统”的做法1，不仅反映出以刘渊为首的匈奴五部对“华夷共祖”的心理认同，也展现了胡人君主接续中华正统的自觉。继刘渊之后掌权的胡人君主亦纷纷效仿2。
其二，该书对刘渊及其家族的评价，反映出房玄龄等人以晋为正统的记史立场。《晋书》不仅唯以晋帝年号纪年，以尊正统；且《晋书·载记序》云“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10] (p. 2644)，将刘渊归为十六国纷争的罪魁祸首。十六国混战的原因众多，西晋内乱引发的权力真空是重要诱因之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称刘渊是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首因，这一评价有失公允。
此外，该书对灾异事件的描述，或许可以窥探到史家修史时的褒贬心态。有学者搜集史料，发现自刘聪至刘曜时期，共有二十三次灾异事件。推测一是史家按前史如实著录，二是表达了史家自己的褒贬之态(历代史家出于为自身政权张本的目的，往往少记或者回避这类事件) [11] (p. 54)。其实不然，对比“帝纪”部分，对天灾的记载并不在少数，诸如“太山石崩，众星西流”、“日有蚀之”、“是岁，郡国五地震”3等类记载不胜枚举，但是异常之事少见甚至没有。
对同一时期同一灾害的描述，“帝纪”部分与“载记”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晋书·愍帝纪》载：“(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六月，……丁卯，地震”[10] (p. 129)。而在《晋书·刘聪载记》却记为“(汉赵建元元年[315年])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北十视之，则有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于平阳，肉旁常有吴声，星不止”、“平阳地震，烈风拔树发尾。光义(今山西晋城)人羊充妻产子二头，其兄窃而食之，三日而死”[10] (p. 2666)。流星陨落、地震这当是事实，但是紧接其后的描述，有些牵强附会。“臭闻于平阳”可能是流星坠地砸到了人，高温烧焦所致，也有可能是陨石本身散发出的气味。至于羊充之妻产的怪胎，跟平阳(今山西临汾)地震没有因果关系。史家将两者放在一起，想来是想借此暗示汉赵诸君德不配位。可见，史家在记载刘渊及其家族史事时，并非将褒贬寓于灾异次数，而是将褒贬寓于对灾异事件的描述中(尤其是将天灾与异常之事附会)。
其三，出于对刘渊与魏晋政权频繁接触的刻板印象，前人的研究成果多忽略了与曹魏同时存在的蜀汉、东吴政权。实际上，专记蜀汉、东吴政权的《三国志·蜀书》《三国志·吴书》两书对厘清刘渊相关史事亦有裨益。如《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对刘渊的生年记载与《太平御览》《十六国春秋辑补》诸书的相关记载存有月份偏差，笔者以《晋书》为纲，按图索骥，结合《三国志·蜀书》《三国志·吴书》同年之记载，对刘渊生年问题作了进一步考证[12]。
其四，《晋书》孝友、忠义、良吏、儒林等传载录的刘殷、王延(孝友)，王育、韦忠、辛勉(忠义)，乔智明(良吏)，崔游、范隆、董景道(儒林)，卜珝、台产(艺术)十一名汉赵人物中，除乔智明、卜珝为匈奴人外，其余九名均为汉人。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汉赵政权的建立与政治运行，刘渊及其继任者注重对汉人的吸收可见一斑。当然，诸传之记载也是了解汉赵文化、教育等社会形态的重要史料。
另外，《魏书·帝纪》《魏书·匈奴刘聪列传》(卷九五) [13] (pp. 6-9, 2043-2047)涉及其家族背景、政治活动和历史影响。《魏书》成书早于《晋书》，可互为参看。是书有关“十六国”的记载并非《北史》补订之部分，实为魏收亲撰，基本反映了时人对“十六国”的认识，可为理顺刘渊等人事迹提供历史背景。
3. 《太平御览·偏霸部三》与《太平御览·皇亲部八》
《太平御览》(下文简称《御览》)是北宋四大类书之一，李昉等人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撰成，共计一千卷。有关刘渊及其家族之史事主要记载在卷一四二“偏霸部三”和卷一一九“皇亲部八”，“州郡部”、“时序部”、“居处部”、“地部”等部亦有散见记载。该书这部分史料主要参考了《晋书》《十六国春秋》两书，且注明了引书出处，保留了大量古文献，可补《晋书》记载之不足。
其一，“偏霸部”以人物为总起，以时间为线索，脉络清晰。相较于《晋书》“载记”部分以叙事为主的行文风格，《御览》“偏霸部”对刘渊及其子聪、族子曜等人的记载，均引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且时间线索非常突出。《晋书》“载记”部分每段多以史事开头记“后秦凉覆没，帝畴资将帅”、“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至左国城”、“聪以刘易为太尉”[10] (pp. 2644-2655, 2657-2680)诸类，间以时间行文如“永兴元年(304)，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太宁元年(323)，陈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10] (pp. 2644-2655)等。
而《御览》有关记载，均以时间为序。以刘聪史事为例，除首末两段外，其他段落开头，皆作“建元元年(315)正月”、“麟嘉元年(316)”、“二年(317)正月”、“三年(318)”[14] (pp. 575-576)记载。并且，对同一史事的记载，《御览》的时间更为准确。如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即汉王位，《晋书》对刘渊即位时发布的号令叙述得非常详实4，而所记时间仅为“永兴元年(304)”；《御览》对该事的记载则很是精简，但在时间记载上，不仅记有年份还记有月份，即“元熙元年(晋永兴元年[304])……宣等上尊号，渊曰：‘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皇初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听宇宙混一当更议之。’……十月，渊为坛南郊，僭汉王位”[14] (pp. 574-575)。因此，在参阅史书时，当以《御览》所记时间为辅，兼采《晋书》史事之记载。
其二，与其他史书相比，所列“皇亲部”专门记载了刘渊家族后宫嫔妃之事迹。《御览》“皇亲部”主要录入了魏晋以来至隋唐时期，诸如皇后、妃嫔、太子、公主、驸马等皇室成员的相关事迹。刘渊母呼延氏、刘渊张皇后，刘聪呼延后、大小刘皇后，刘曜刘皇后等人的事迹记载在“皇亲部八”中，尤以刘聪(大)刘皇后的记载最为详实。如陈元达因刘聪大兴土木冒死进谏而惹怒刘聪，幸得刘皇后上疏劝说得以苟活，《晋书》记“(刘氏)于是手疏切谏，聪乃解”[10] (p. 2664)。《御览》“皇亲部八”载“伏闻敕旨将为妾营殿，今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计。当赏以美爵，而反欲诛之。……自古国败家丧，未始不由妇人。妾每览古事，忿之不忘，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观妾，犹妾之视前人，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14] (p. 694)。可见，大刘皇后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之人。《晋书》亦将此事收录在卷九六《烈女刘聪妻刘氏传》中，以示对其的赞赏。《御览》虽以“偏霸部”专记十六国史事，但将刘渊等人的后宫嫔妃与汉唐等皇室贵胄之辈皆录入在“皇亲部”，亦可见史家在一定程度上不计华夷之别的著史立场。
但是，该部分记载在注明出处时，出现了明显讹误。《御览》所记十六国史事均引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已成学界共识。其“偏霸部”有关十六国史事均注明引自该书，而“皇亲部八”关于刘渊母呼延氏、刘渊张皇后，刘聪呼延后、大小刘皇后，刘曜刘皇后以及后赵石勒刘后、后燕慕容垂段后的记载，中华书局版《御览》[14] (p. 694)与万历本《御览》[15] (pp. 5b-7b)却注明引自“崔鸿《三十国春秋·前赵录》”。
《三十国春秋》是南梁梁元帝之子萧方等编著的两晋十六国的纪传体史书，共三十卷(另作三十一卷)。以晋为主，附列了包括曹魏、汉(刘渊)、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冉魏、西蜀、桓楚、翟魏、代、西燕、北魏等二十九国的史事。原书已经亡佚，清代汤球在南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和唐代武敏之(即贺兰敏之)《三十国春秋》两书基础上，著有《三十国春秋辑本》[16] (pp. 21-22)一书。可见，《三十国春秋》虽记有汉赵之事，但作者并非崔鸿。当为传抄错误，应作“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四库本《御览》[17] (pp. 431-433)对此进行了修正，引作“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
另外，同书“州郡部九”晋州(今山西临汾)条引“《前赵录》曰：太史令言于元海曰：‘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唐尧所都’”[14] (p. 791)，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条作“《前赵录》曰：今离石，(在) [左]国单于所徙庭是也。《十六国春秋》曰：晋惠帝以刘元海为离石将兵都慰”[14] (p. 794)。《御览》“偏霸部”均作引自“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将《前赵录》与《十六国春秋》单列，只“州郡部”石州条一例。似《前赵录》与《十六国春秋》并非一书，疑为印刷遗漏之误。
4. 《资治通鉴》与屠本《十六国春秋》
《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共计二百九十四卷，是司马光所撰的编年体通史。有关刘渊诸人事迹主要记载在“晋纪”部分。北魏史官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另说一百二十卷)，于六世纪初期撰写完成。该书亦是《晋书》《魏书》等著作中有关“十六国”记事的重要史料来源，至北宋时散佚。屠本《十六国春秋》(下文简称《屠本》)是现存三版《十六国春秋》5之一。现以两书为主，参考其他史料，分析如下：
其一，《通鉴》记事更为完备。在参考前人史料时，注意稽查错误。以刘宣等人共推刘渊为大单于为例，《晋书》载“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10] (p. 2647)，《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偏霸部三·前赵刘渊》引《前赵录》作“右贤刘宣”。《通鉴》当是参阅了两书并加以辨别，将其记为“右贤王宣”、“左贤王渊”[18] (pp. 2689-2699)，《屠本》从《通鉴》。事实上，从语境上分析，刘宣自身将刘渊称为“左贤王”，不可能自己还任“左贤王”，这就自相矛盾了，所以是时刘宣应为“右贤王”，《晋书》所载，当是史家误记。
其二，屠本的史料以《晋书》为主，兼采《通鉴》与《御览》。有学者搜集的241条前赵、后赵史料，就其来源校对发现，“出自《晋书》的约为50条，约占20.7%；出自《通鉴》的约为7条，约占2.9%”6。在此基础上，对比《屠本》有关前赵的102条7史料，可知其亦多出自《晋书》，其次是《通鉴》与《御览》。以刘曜朝的游子远为例，《屠本》载：“游子远，幼有姿貌。聪亮好学不倦，年十五至洛阳，张华见而谓之曰：‘此儿雅洁宏方，真公才也。’仕曜光禄大夫，直言敢谏，累迁至大司徒，录尚书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18] (p. 385)。《晋书》对此的记载，其前面部分(以张华所言为界)与《屠本》相同，后者记为“曜大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大赦境内”[10] (p. 2687)。
《通鉴》与《晋书》的该部分记载类似，只是在后半部分稍作了改写。云：“曜大悦，即日大赦……”[18] (pp. 2879-2881)，其他皆同。此外，对比《屠本》与《御览》，两书都记载了游子远的外貌性格和张华对其的评价，《御览》引《前赵录》曰：“游子远，幼姿貌，聪亮好学。年十五至洛阳，张华见而奇之，曰：‘此儿雅洁洪方，精公才也’”[14] (p. 1751)，只“洪”与“宏”、“真”与“精”四字不同。结合以上分析，《屠本》当是以《晋书》为本，兼采《通鉴》《御览》。
另外，《屠本》还注意辑入金石资料。“是年(永凤元年[308])，造刀一口长三尺九寸，文曰：‘灭贼，’隶书”[20] (p. 322)。《晋书》《御览》《通鉴》均未录有此文，当是作者参看了南梁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一书，所录《刘渊刀铭》8其文与《屠本》基本相同，只是所系年份各有不同，《屠本》系于“永凤元年(308)”，《古今刀剑录》则系于“元熙二年(305)”。年代存疑。
5. 其他史料
《文选》《三十国春秋辑本》《晋五胡职掌》等史料对刘渊及其史事亦有少量涉及。金石收录如《金石录·伪汉司徒刘雄碑》《水经注·前赵触锋将军庙碑》《古今刀剑录·刘渊刀铭》等，以及1990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张长元墓记砖”是研究汉赵史事、墓葬习俗的重要金石、考古资料。
散见史料方面，《文选》，南梁萧统组织编选的诗文总集。卷四十九录有干宝(字令升)《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两首，其中《晋武帝革命论》称刘渊等人“盖皆弓马之士，驰走之人。凡庸之才”、“新起之寇，乌合之众”[21] (p. 690)，这种评价极具大汉族主义色彩。书中对刘渊在离石(今山西吕梁)的职位记载详细，谓“刘渊者，离石将兵都尉”[21] (p. 690)，《晋书》未记此事。
《晋五胡指掌》，明代张大龄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编纂的编年体史籍。谓“读史者如繁星争曜，往往不得要领”[22] (p. 1)。该书以晋代五胡十六国政权为核心，系统梳理匈奴(该部分涉及刘渊等人起兵自立的事迹) [22] (p. 3)、羯、鲜卑、氐、羌等北方民族兴衰的简明历史框架。另外，明人王圻及其子王思义撰写的《三才图会》(又名《三才图说》[23] (pp. 556-557)，对以刘渊为首的十六国君主进行了简要介绍。
《三十国春秋辑本》，清代汤球在萧版(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和武版(武敏之)《三十国春秋》两书基础上辑录而成。所录和苞《汉赵记》[16] (pp. 21-22)辑文存有刘渊等人史事，吴振清[24]对该书进行了校注，可借助此两书参看，以补正史之不足。如辑录的田融《赵书》诸文记述了携领石勒起义、为之取姓命名的汲桑，石勒的重要谋臣徐光，唐修《晋书》缺乏记载，赖田融《赵书》辑文保存了一些事迹。
金石收录方面，《金石录·伪汉司徒刘雄碑》是最为世人所熟知的金石资料。其额题为「汉故使持节、侍中、太宰、司徒公、右部魏成献王之碑」。碑云：「公讳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累叶相承，家云中，因以为桑梓焉。」碑后题：「嘉平五年(253)，岁在乙亥二月六日建」[25] (pp. 62-63)。刘聪以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即位，改元光兴，嘉平四年改元，未有嘉平五年。有学者据此认为该碑文反映了刘聪时代的先世塑造[26] (p. 84)。对于该碑文所存疑惑，需稽查史料进一步考证。
《水经注》卷十一录有《前赵触锋将军庙碑》，全文如下：“徐水又迳郎山君中子触锋将军庙南，庙前有碑，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八月十四日壬寅，发诏锡君父子法祠。其碑，刘曜光初七年(324)，前顿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阳平邑振等，共修旧碑，刻石树颂焉”[27] (p. 279)，记载了庙碑修立的缘由，可惜碑文无存，参考价值不大。
《古今刀剑录》录有《刘渊刀铭》，云：“前赵刘渊，以元熙二年(305)，造一刀，长三尺九寸，文曰灭贼，隶书”[28] (p. 7)。该书“诸刀剑”部分还记有后赵石勒的建平刀、前凉张寔的霸刀、西凉李暠的百胜刀等9十六国君主的刀剑。从刀名来看，反映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纷战之况，也可见这些胡族君主建功立业、称霸一方的雄心。《汉书》载：“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10。匈奴有径路宝刀，以刘渊为代表的十六国君主的刀剑铭文由篆书、篆书等字体写成，也揭示出胡汉文化的交融。
考古出土方面，1990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张长元墓记砖”，砖铭：“光初十年(327)正月七日，□□□張長元□審吉室未□”[30] (p. 14)。碑文虽残缺不已，但为研究汉赵墓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亦可就其材质、烧制方式了解当时的工艺制造状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记载刘渊及其家族等人的基本史料主要分布在《晋书》《太平御览》两书中，辅以《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现存三个版本)。诸如《文选》《三十国春秋辑本》《晋五胡职掌》等散见史料，《金石录·伪汉司徒刘雄碑》《水经注·前赵触锋将军庙碑》《古今刀剑录·刘渊刀铭》以及1990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张长元墓记砖”等金石、考古资料对研究汉赵刘渊史事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 结语
本文聚焦两晋十六国时期南匈奴首领刘渊及其家族，系统梳理了《晋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核心史料，兼及《文选》《金石录》及考古出土的“张长元墓记砖”等零散资料与金石、考古文献。通过辨析各类史料的史源、成书年代、编纂立场及传抄差异，明确了不同史料的价值——《晋书》“载记”部分是现存最早相关专传，史料价值高但存在以晋为正统的偏见；《太平御览》时间线索清晰、补充了后宫事迹却有引书讹误；屠本《十六国春秋》辑录多元史料并纳入金石资料。同时，文章纠正了部分史料记载讹误，揭示了史料中蕴含的胡汉文化交融、正统观念之争等深层信息，为刘渊及汉赵政权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另外，在未来的研究中，宜加大对考古资料的利用，结合“张长元墓记砖”等出土文物，开展汉赵政权墓葬制度、社会经济状况的实证研究，深入挖掘《三十国春秋辑本》《晋五胡指掌》等小众史料的独特价值。
基金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2023级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汉赵国史若干问题探析”(CXJJS25009)。
NOTES
1按：“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周。……”，详见《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2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晋书·慕容廆载记》《晋书·姚弋仲载记》等卷有关记载。
3按：“(泰始四年)秋七月，太山石崩，众星如雨”，参见《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第57页；“(太康)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十二月，……是岁，郡国五地震”，参见《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第77~78页。
4按：“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僣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尫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参见《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页。
5按：即四库本。
6另外，“出自《御览》约为11条约占4.56%；出自《魏书》约为0条，约占0%；出自《北史》0条，约占0%；出自其它史籍的约2条，约占0.83%；为各书内容综合而成的约为132条，约占54.8% (其中由《晋书》《通鉴》《御览》《魏书》四部书综合而成的史料约37条，约占15.4%)；尚未找到出处的史料约39条，约占16.2%”。详见参考文献，第4页。
7文献[19]主要是将《屠本》有关前赵、后赵的史料原文与《晋书》《魏书》《北史》等史书的史料原文进行对照，出于使用方便，故采纳此文。出于尊重史料真实性的需要，笔者又在此基础上，对吕文所摘录的史料参照原有史书进行了一一比照。
8云：“前赵刘渊，以元熙二年(305)，造一刀，长三尺九寸，文曰灭贼，隶书”。详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四库本，第7页。
9按：“后赵石勒以建平二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万人头，尖长三尺六寸，铭曰建平，隶书。勒未贵时，耕地得一刀，名曰石世昌，篆书”。“前凉张寔，造刀百口，无故刀尽失，文曰霸”。“西京(凉)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铭曰百胜，隶书”。详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四库本，第7~9页。
10按：“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契金着酒中，挠搅饮之。’师古曰：‘契，刻也。挠，搅也，音呼高反’”。详见参考文献[29]，第3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