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布洛赫是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其“乌托邦精神论”与“希望哲学”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演进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布洛赫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学术化研究传统，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与术语，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十分独特的解读与诠释[1]。近年来，国际学界关于生态危机与人的态度的争论主要聚焦生态伦理学，强调危机意识与责任意识，在自然角度上强调“能生的自然”、“希望的自然”，于是希望哲学家、乌托邦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开始被人们重新审视。在国内学界中，对布洛赫思想的研究虽取得初步成果，但是对其生态维度的探讨仍旧显得薄弱，以金寿铁、夏凡等为先驱的布洛赫思想研究者将工作主要集中在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整体译介和本体论、美学思想的阐释上，生态维度并非研究焦点。在布洛赫的生态思想中，目前虽然有少数学者进行专题性的探索，但是总体上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寻求一种以“希望”为动力、以“自然潜能”解放为中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终极目标的生态思想，它能为超越当前生态论述的某些困境提供宝贵的哲学资源，也能重新塑造新的、积极的生态愿景。
2. 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基本概念
2.1. 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起初用于揭示欧洲各种私利以及权力弄得四分五裂的状况，后来广泛出现于各种批判现实、设计理想社会的文献中。培根认为，“乌托邦”是为了发现时代的客观趋势以及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必须有意识地探讨特定位置的世界[2]。一般来说，“乌托邦”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同“不存在”，“空想相关”常常包含着否定含义，另一个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的维度，是一种目前在现实中尚不存在，但是人们期望在未来得以实现的社会图景，显然，布洛赫就是在后一种的意义上积极使用乌托邦。
首先，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并不是外加在社会生活上的，它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维度，不管是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或是精神生活中，乌托邦精神都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类个体的内在精神结构，并且尤其强调了“白日梦”的重要作用。“白日梦”并不是一种不真实、不可实现的无聊的空想，它所代表的是，每个人努力改变现实，努力追求创新，向往更美好生活的乌托邦精神，并且因为没人能完全摆脱“白日梦”，所以它就变成了人类生存的重要维度，成为人类生存结构的希望的深刻的体现，换言之，乌托邦精神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其次，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还出现在人类的文化精神之中，特别是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中，作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原始意象或原型意象而保留下来[1]。这种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原型意象究其根本来说是一种“文化剩余”，这种“文化剩余”是一种游离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每当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以及意识形态衰落之时，唯有这种“文化剩余”的乌托邦精神是经久不息的，并始终是作为培育其他时代的始基而存在。
综上所述，布洛赫认为乌托邦是历史运动的内在维度，即不断否定和超越现存并且指向未来的维度，正是有了这种乌托邦精神，人类历史才能够源远流长，并且不断创造未来，使每个人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
2.2. “尚未存在”本体论
对于“尚未”范畴的分析以及重视贯穿布洛赫的哲学思想，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内在本质性维度，具有本体论的含义，而人和历史的本体论基础就是一种正在生成，开放性的一种过程，布洛赫用“尚未”范畴来阐述乌托邦精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尚未”范畴是乌托邦精神以及整个希望哲学的核心。
一方面，布洛赫对“尚未”范畴做出了定义：一是强调“尚未”的批判性以及否定性，即对现存事物否定；二是强调“尚未”的过程性和生成性，即对“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发现。所以在布洛赫看来，所谓“尚未存在”并不是单纯的“无”或“否”，而是指一种尚未发生的东西，这是面向未来正在生成、可能存在或马上存在的一种开放性的过程。
另一方面，布洛赫认为这种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过程性和生成性的“尚未”范畴具有深刻的人本学和本体论意义，展现出了人类历史进程和个体生存结构中内在乌托邦精神以及创造性。在《乌托邦精神》全书中第一段只有四个单词：“我在，我们在”，第二段开始又说“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得开始了”[3]。这就突出了布洛赫主导认知框架是人本主义的，也就是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性”。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或按照某种超人力量提前设定的，而是一种依据人的主体实践性正在不断生成且面向未来的一种开放且超越的过程。由此根据世界与人的特殊关系构建起了“尚未存在”范畴的本体论意义。
3. 布洛赫“希望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3.1. 自然界与人的统一
布洛赫“希望哲学”与“尚未”本体论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主词还不是宾语”[2]，任何一个存在物，其当下的现实状态都尚未包含其全部潜能和最终的真实身份。我们是什么，不等于我们可能成为和应该成为的样子。对于自然界来说，“自然”还不是“真正的自然”，自然本身也处于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中，它内部蕴含着尚未展现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这为一种非机械论的、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生态哲学奠定了基础。这样布洛赫就挑战了传统的、静态的形而上学，他不是在描述一个“静态的世界”，而是在描述一个“正在生成”的世界。
布洛赫显然不同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认为自然是可以随意操纵的僵硬客体，他批判了以往“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模式，批判了西方“理性主义”思维，这两种思维将人与自然变成了主客二元论，以不断追求市民技术的发展为主导，人们不再关心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共生”关系变成了由技术主导的“征服”关系，进而也忽略了价值问题，使“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森林”的价值被单纯简化为“木材”，“河流”的价值被单纯简化为“航运”。自然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过程性的、未完成的状态，布洛赫通过不断突出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强调自然是一个拥有自身历史、未来的“主体”，自然也就变成了“能生的自然”。这种“能生的自然”澄清了希望的视域，使人鼓起希望的勇气，意识到希望不是生命之树上的一朵幻梦之花，而是世界过程中的终极王国[4]。就这样自然的“生成性”使得人们的“希望”有了依托，而人的“希望”也为自然主体带来无数趋势和潜势。自然需要人，人也需要自然，人与自然形成了一种生命共同体，当人的主体与自然主体达成同一，异化的东西就会彻底消除，从而推动人与自然的共同进步。
3.2. 希望生态学
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而这一过程乃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内在目的论过程，即“无–尚未–全有”。进言之，自然界和人是统一的，但在这一统一中，人作为自然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承担者，具有一种存在论的优先权。人、世界和物本身的理念应该作为人与自然发展的既定目标和创造历史的最高尺度[2]。布洛赫在高度肯定自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重点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作用，而这种对未来美好向往的能动则来源于每个人内心的“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维度，根植于物质世界本身的开放性和潜在性之中，不管是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或是精神生活中，乌托邦精神都无处不在，所以乌托邦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作为世界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可能性，它代表着人对于实现更美好世界的具体憧憬和构想，指出了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布洛赫描绘出人的内心所向往的未来世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不是脱离现实的，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客观趋势和潜在性之上，并通过人类实践可以达成的未来，所以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点燃一种“生态的希望”，即相信一个可持续的、繁荣的未来是可能的，并且值得我们去奋斗的。
“希望生态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建立在布洛赫所描绘的“具体的乌托邦”之上，布洛赫认为，希望不是一种主观情绪，而是“存在本身”的一种基本规定性，是“尚未意识”对更完美状态的渴望。因此，“希望哲学”承认危机的严峻性，但绝不认同危机是最终的宿命，它将生态危机解读为“尚未成为美好家园”的世界的当前形态，而人类内心由“希望”所生成的“乌托邦冲动”正是改变这一形态的内驱动力。人不再是自然的冷酷剥削者，而是“自然觉醒了的、生产性的主体”；自然也不再是沉默的、被压迫的客体，而是其潜能得以充分绽放的、恢复了“主体”地位的共同创造者。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联盟”，一种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统一的境界。在此，生态危机被根本消除，因为危机的根源——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已不复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拯救地球，更是要为我们自身以及所有生命，共同创造一个能够安放身心、实现本质的、真正的“美好家园”。这一终极意象，为所有生态实践注入了最深刻的乌托邦精神和最宏大的意义指向。
3.3. 温暖的技术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走向了工业化路程，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为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这种巨大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依靠一种去人性化、去自然化的、纯粹功利性技术即“市民技术”所带来的，市民技术是完全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即无限追逐利润和剩余价值。因此，它的唯一目标是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从自然中提取资源，以此来获取利润。它只关心自然的“交换价值”，而完全无视其内在的、生态的“使用价值”和系统平衡。在原则上，“技术”应该只是作为人与自然交流与沟通的一种手段，本身并不是自然的敌人，但在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剥削自然，剥削人的一种工具，因此“市民技术”的发展，最终就会导致自然的主体性丧失，使工业技术的灾难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所以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真正技术的发展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寻求一种新的，在以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技术，这个技术就是“同盟技术”。
“同盟技术”是一种自然亲和技术，它不是以人与自然的紧张对峙关系为前提，而是以两者的亲密伙伴关系为前提[5]。前文讲到布洛赫认为自然与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是一个“能生的自然”，这就打下了“同盟技术”的理论基石，通过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在哲学上预设了“同盟”的可能性。在“同盟技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征服”的主客关系，而是一种同盟关系，自然不再是被剥削与支配的对象，是与人对等，共生存在的自然主体，通过这种同盟技术，寻求一种人与自然主体相互契合的“共同生产力”，以此来克服资本主义“市民技术”的蔓延，形成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温暖技术。凭借“同盟技术”的应用，人类必将克服“市民技术”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而形成一种“技术乌托邦”，极大提高未来的“共同生产力”，而人类也将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自然的悉心照料者和共同进化者，人类活动也不再是生态系统的“癌变”，而是融入并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繁荣。
毫无疑问，“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现实。技术时代可以是人类的最大幸运，也可以是人类的最大危险。关键在于如何竭尽无限的努力，学会并运用技术。布洛赫通过对“市民技术”的批判和对“同盟技术”的构想，为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根本性的出路。“技术”的生态转向，绝非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整个文明形态的转换，即从与自然的战争状态，转向一种建设性的、充满希望的“同盟”关系，形成一种富有实践意义的“技术乌托邦”蓝图。这正是其“希望哲学”在实践层面的最强音。
4. 布洛赫生态思想中的不足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以其恢弘的乌托邦视野，为人类的生态思想注入了新的能动性以及未来导向。但是，正如他的核心概念“尚未”所暗示的一样，他的生态构想本身也是一幅“未完成的蓝图”，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富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等。所以当他的理论在闪烁着启示的光芒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局限与理论困境，我们只有对其进行辩证性的分析与批判，才能将其转化为我们有效的思想资源前提。
4.1. 乌托邦主义倾向
布洛赫虽然创新了乌托邦的存在形式，将乌托邦当作是人类个体的内在精神结构，提出了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具体的乌托邦”，雄辩的描绘出了未来“家园”的终极景象，但是仍旧难以逃脱传统乌托邦的现实弊端，缺乏具体实践路径的指引。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内涵，基本上都是作为主观层面上的意识而存在，当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路径的选择却相对薄弱，“具体乌托邦”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状态。在那里，自然再也不是被剥削、被侵略的毫无主体地位的客观自然，自然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孕育了世界万物，但是“具体的乌托邦”总的来说还只是一个强大的动员性概念，在到具体实践路径的指引层面，也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生态社会蓝图或一套可评估的准则。在对于西方机械自然观的批评过程中，布洛赫也容易陷入忽视现实客观世界规律的存在，陷入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因”思想。他认为自然的发展不再依靠历史客观发展规律，而是由事物内部的“尚未完成”来驱动发展的，而这种由事物内部所驱动的发展往往因其不可知性而富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也就使得布洛赫的理论渐渐滑向了唯心主义，从而使得他所追求的目标渐渐变得过于遥远，“乌托邦精神”也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因缺乏具体实践路径，起不到改变自然状况的作用。此外，在生态层面提出的“同盟技术”虽能够有效缓解“人与自然关系”，但对于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克服巨大的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推动“技术”从“冷”到“暖”的根本性转变，也缺乏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上的这些缺陷，总的来说就是布洛赫的思想存在严重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我们被指引望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暖家园，却找不到脚下通往那里的清晰道路。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想要实现的状态由于现实的某种原因还未得到或者实现，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终将得到或者实现，不过什么时候到达这一天，我们也不得而知。这种实践方案的缺失，使得布洛赫的生态思想更像一个鼓舞人心的“终点宣言”，而非一份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现实生态政治运动的直接指导价值。
4.2. 神秘主义色彩浓厚
从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思想来源来看，“尚未”、“乌托邦”等哲学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未完成性以及不确定性，其独特的、文学化与隐喻性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晦涩性使布洛赫的自然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在布洛赫早期大部分的著作中，对自然的描述多半是进行了一种“否定性”的描述。在《乌托邦的精神》中，他对比分析了物理自然与心灵世界，他把心灵世界比作令人神往的“心灵的耶路撒冷”，而把物理自然比作“本身窘迫的壳式王国”[6]。他以一种非常鲜明且带有神秘色彩的比喻，揭示了他对“物理自然”和“心灵世界”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布洛赫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将“精神”视为打破自然因果链、创造新可能性的根本力量。拯救的力量不来自外部自然的改变，而首先来自人类内部精神的觉醒和超越。只有通过心灵的深度觉醒，才能最终克服“物理自然”带来的异化和窘迫。布洛赫过于突出人在与自然相互作用中的能动性作用，这种价值判断是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直到后来布洛赫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也仍然存在。布洛赫将自然理解为一种“能生的自然”，但是他将这种“能生的自然”的内部发展定义为不再依靠历史客观发展规律，而是由事物内部的“尚未完成”来驱动发展的，这种“尚未”本身也就富有一种神秘感。而自然潜能的实现，最终仍然服务于“全人类的解放”这一最高目的，其思想深处仍潜藏着一种难以完全摆脱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始终体现在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上。
4.3. 弥赛亚色彩
布洛赫将人类与自然的历史描述为一场类似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救赎之路，通过激发每个人内心向往美好的“乌托邦冲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叙事结构中，带有强烈的宿命感，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一个终极性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可能淡化了对当下具体、琐碎、渐进式环保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使得布洛赫的哲学体系中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弥赛亚色彩。
布洛赫相信，就像存在“人的主体的电子”一样，也存在“意志技术的电子”[7]。电子虽然微小，但是其却蕴含着巨大能量，正如人类主体内部有一个以“希望”为驱动的核心一样，在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可能性中，也潜藏着一种类似的、客观的、指向未来的“倾向”或“潜能”，将这种“倾向”或“潜能”释放出来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在这里“希望”不再仅仅是一种主观心理情绪，而是被提升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于物质世界内部的、驱动万物向更完善状态发展的客观力量。布洛赫这样举例非常生动，但是，这样的举例也同样是非常晦涩以及模糊的，“意志技术的电子”到底是什么，又如何测量？这样将物理学概念移植到精神领域的做法，虽然富有启发性，但是也增加了神秘感，也有被误解为“伪科学”的风险。再者，这种论述无疑也充满了一种“救世主”般的情感，仿佛只有这种“意志能量”才能解救并唤醒大众一样，这正是“弥赛亚色彩”的体现。
综上所述，布洛赫哲学体系中的弥赛亚色彩，使得他的哲学理论带有一种天然的宿命决定论，在同自然世界结合在一起时，一方面赋予其思想以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批判张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其与现实生态政治所要求的清晰性、可操作性和民主参与性产生了深刻的裂痕。
5. 当代启示
当前的全球生态话语很大程度上被几种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如某些传统主义“深生态学”或“激进环保主义”等很容易导致两种极端，要么是主张全球性停滞，要么是主张回归原始，这两者对于如今世界发展都不符合。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目前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经济与生态结合起来，谋求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确实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但是，西方生态现代化依然坚持的是人与自然二分的思想路径，本质还是万物皆商品，一切都用市场交换价值来衡量、来通约，无论是市场机制、技术革新亦或差异主义都存有利己主义伦理学的倾向，将生态资源的占有与利用视为稳定资本再生产的环节，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在生态维度的改良，无论是从理论内部还是从现实的生态实践看，均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伦理困境[8]。
以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为思想指引，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一套新的治理思路即“希望生态学”。“希望生态学”将“希望”定义为一种客观的“存在”，生态危机不被视为终极宿命，而是世界“尚未成为家园”的当前形态，驱动形态转变的，正是源于此种希望。这无疑打破了西方主流意识关于人与生态二元论的思想，揭开了西方所谓的生态现代化本质上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试图以生态化外衣维持资本逻辑和物质生产实践的改良方案。布洛赫以乌托邦视域下的自然哲学为视角，所提出的作为人与自然主体中介的“同盟技术”同样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它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崇尚“工具理性”的弊端，为奠定生态学取向的实践自然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克服现代世界所陷入的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困境，也为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机遇，同时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模式提供了一套值得借鉴的理论依据。
总之，布洛赫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通过对自然的本体论分析。他不仅深刻揭示了引起生态危机的种种原因，更溯及其深层根源，进而探寻一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达到自然“救赎”的合理路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终极愿景。这种通过建构“希望”的理论来激发人们内心向往美好的“乌托邦冲动”，极大地拓展了其自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赋予其深厚的现代人文意蕴。尽管该理论掺杂着乌托邦色彩与神秘主义色彩，但其表现出的对人与自然的现实关注、对人类未来生存的整体性规划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