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化与居民休闲度假需求迭代升级，乡村旅居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双重战略的叠加赋能下，已然成为激活乡村沉睡资源、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重构乡村价值体系的关键业态。然而，我国乡村地域辽阔，不同村落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这直接导致乡村旅居产业的发展驱动力呈现出鲜明分化特征。部分村落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深厚的民族文化等内生性资源自发兴起，形成“内生驱动”的发展态势；另有部分村落则依赖外部资本注入、政策规划引导、项目招商引进等外源性力量推动，呈现“外部驱动”的发展格局。这种驱动力的本质差异，进一步引发了乡村旅居在发展模式、产业形态、利益分配机制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化表现。
在城乡融合进程的加快与消费升级趋势的现实背景下，人们对生活品质与空间体验的需求日益多元，“旅居”作为一种兼具流动性与在地性的新型人居形态，逐渐从边缘现象走向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双重焦点。李柏文等(2009)较早提出“旅居”概念，认为其是区别于传统旅游的多元消费需求[1]，刘根生(2017)进一步强调其“逗留休闲”与“生活空间置换”的核心本质[2]，综合可知，旅居是一种在异地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已然成为备受推崇的现代人居理念。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力推动下，乡村旅居凭借其对乡村资源盘活、业态升级与价值重塑的独特作用，成为连接乡村发展与城乡需求的重要纽带，相关研究快速兴起并形成三大核心视角：其一为驱动力视角，黄雅新等(2025)指出旅居者对古村落空间重构具有双重意义[3]，程豪、杨钊(2021)构建了乡村旅居发展的三维驱动模型[4]，沈伟丽(2019)、陆书建等(2018)则明确经济利益、政策支持等是旅居地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5] [6]；其二为多产业融合视角，相关研究涵盖政策引领、文化资本转化，郭占锋等(2021)提出“继承村落文化、整合区域传统、迁移都市文化”三维路径[7]；叶紫青(2024)探索“数字技术 + 文化价值”融合、业态创新，尤以康养旅居为焦点[8]，但制度供给滞后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刘昌平、汪连杰，2017) [9]；其三为社会整合视角，赵欣(2014)发现旅居地存在对旅居者“显性接纳、隐性排斥”的复杂态度[10]，王金莲、苏勤(2021)则揭示了三亚旅居地域群体面临的符号污名化现象[11]。
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为乡村旅居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但仍存在明显的研究缺口：现有成果多聚焦单一驱动因素解析或特定村落案例剖析，对不同驱动力下乡村旅居村落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缺乏系统性对比与深度机理剖析，难以清晰揭示驱动逻辑对发展模式选择、实践成效及可持续性的具体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立足前人研究，以不同驱动力类型的乡村旅居村落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发展路径的差异化特征与形成机理，以期为乡村旅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在此背景下，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选取芒晃村与银桥村作为研究案例，二者分别代表了不同驱动力下的乡村旅居发展类型：芒晃村以政策扶持为引导、资本运作为主导发展旅居项目，属于“外推式”发展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借助外部力量实现乡村旅居的快速转型与规模扩张；银桥村则以本村原生的自然风光与特色生活模式为核心吸引力，属于“内生式”发展模式，其核心逻辑是依赖本土资源的原生价值与内生动力实现渐进式发展。通过对二者在发展动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业态布局、治理机制构建、可持续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系统性对比，不仅能够深刻揭示不同驱动力对旅居村落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还能为同类乡村在产业定位、资源高效利用、利益共同体构建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范式，进而丰富乡村旅居领域的差异化发展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2. 村落发展核心维度对比
(一) 旅居发展动因：政策耦合驱动VS生态市场匹配
芒晃村的旅居产业发展源于政策引导与资源禀赋的耦合驱动，其起点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发展的现实困境。随着城镇化推进，该村土地被大量征用，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长期依赖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寻求经济转型、培育新增长极成为村庄发展的迫切需求。从资源禀赋维度看，芒晃村具备发展旅居产业的天然优势：地处孔雀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作为“七星傣寨”之一，是坝区傣族世居村寨的典型代表，完整保留了傣族民俗文化与传统建筑风貌，文化辨识度突出；同时，村庄距芒市城区仅五公里，交通网络完善，周边环绕多个成熟景区，旅游区位优势显著，可直接承接城区与景区的客流辐射。近年来，云南省将“旅居经济”列为文旅产业升级的重点方向，政策层面的导向性支持为村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芒晃村凭借突出的区位条件、独特的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被纳入芒市政府重点打造的旅游旅居示范村落，政策扶持与资源禀赋的协同耦合，最终推动该村正式开启旅居产业的探索之路。
银桥村的旅居发展则以原生生态优势与市场需求的自发匹配为核心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内生驱动特征。该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地处亚热带西南季风气候区，四季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对追求自然体验的旅居人群具有强吸引力；同时，作为大理坝区的人口聚居区与粮食主产区，村庄前期已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与基础设施条件，为旅居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可达性与品牌支撑方面，相关路段的升级改造大幅提升了村庄的交通便捷度，而大理长期积累的高旅游知名度及影视作品的传播赋能，为村庄带来了稳定且持续的客流基础，降低了市场培育成本。此外，村庄内部的闲置资源为旅居产业提供了关键载体。随着村民新建楼房增多，大量白族特色老房屋处于闲置状态，这些房屋不仅成本较低，还具备鲜明的地域文化辨识度，恰好契合了旅居者对在地化、特色化居住体验的需求，加之合理的租金水平进一步降低了旅居门槛，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银桥村的旅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了市场主导的自发发展态势。
(二) 发展路径选择：政府主导外推VS市场主导内生
芒晃村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外推式”发展路径，以行政力量为核心推动力构建旅居发展体系。自2016年起，当地政府累计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聚焦村容村貌整治与公共服务设施完善，通过绘制傣族特色壁画、建设非遗展示厅、制作家风家训挂牌等系统性举措优化旅居环境，加之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样本村的定位获得多项政策倾斜，形成“政府主导、规划先行”的发展格局。在资源盘活与要素保障方面，政府牵头整合村内闲置土地与房屋资源，搭建人才引进与培育矩阵，为旅居产业发展筑牢基础。产业发展层面，村庄依托傣族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重点培育特色农家乐与民宿产业，构建“餐饮 + 住宿”的核心业态体系，目前已建成特色农家乐23家、特色民宿13家(7家营业、6家在建)，并创新探索“民宿 + 甜品”等多元运营模式，呈现出本土村民主导餐饮业态、外来投资者运营中高端民宿的二元经营结构。利益联结机制上，村庄创新构建“党支部 + 企业 + 农户”共同体，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土地流转分红、就近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村集体、企业与农户的多方共赢，但产业参与度仍集中于少数村民，多数村民仅能共享基础设施改善红利，直接获得的经济补贴与产业收益有限，利益联结的覆盖面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银桥村则遵循市场主导下的“内生式”发展路径，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自发形成旅居发展生态。在产业引领方面，村庄以高端民宿项目为核心牵引，村内有木田养山、木田时光、静地禅院等具有市场影响力的高端民宿，如木田养山可西式草坪婚礼服务，在调研时民宿管家称2024年全年承接涉外草坪婚礼5场，服务对象涵盖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客户，通过高端业态的示范效应带动村庄旅居品质整体提升。民宿产业发展上，村庄依托闲置白族老房屋资源，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构建起涵盖审批、运营、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截至2024年，银桥镇累计完成224家民宿客栈审批，全镇总量达758家，其中银桥村范围内集聚近300家，形成较强的人流承接能力，集群效应成为村庄旅居产业的核心支撑。文化赋能层面，村庄将白族文化传承与旅居产业深度融合，一方面保护传承白族大本曲、本主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修缮千年古刹、古庵等历史遗迹；另一方面定期举办火把节等民俗文化活动，将白族建筑、饮食、节庆等文化元素融入旅居体验，构建起“生态 + 文化”的独特旅居吸引力。
(三) 发展效益产出：经济快速增长VS经济稳步提质
芒晃村的旅居发展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文化保护的并行推进。经济效益方面，据村长访谈数据显示，旅居产业发展后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大幅提升至3.6万元，村小组年土地租金收益达33万元，集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旅游经营主体数量持续增加，现有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户的年纯收入普遍超过10万元，旅居产业已成为带动村庄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文化效益上，村庄通过建设非遗展示厅、保护传统建筑等举措，为傣族文化传承提供物理载体与实践场景，增强了村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傣语春联张贴、家风家训挂牌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促进傣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丰富了村庄文化内涵，但需客观指出，当前文化传承相关投入与实际成效的匹配度仍需验证，部分文化载体的功能发挥尚未充分落地。
银桥村则呈现出经济稳步发展与文化广泛传播的双重成效。经济效益层面，民宿产业作为核心增长动力，不仅直接带动村民通过房屋出租、务工等方式增收，还拉动周边餐饮、零售、农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内循环；村庄周边的下关沱茶产业参观项目虽与旅居产业无直接关联，但也带来部分联动经济效益，补充了经济增长点。文化效益方面，旅居者的流动性特征成为白族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通过体验分享与口碑传播，白族本主信仰、传统建筑、民俗礼仪等文化元素的传播半径显著扩大，村庄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为游客与旅居者提供深度体验场景，推动白族文化在互动中传承与活化，形成“体验–认同–传播”的文化发展闭环。
(四) 面临发展困境：内外支撑不足VS同质与可持续压力
芒晃村的旅居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撑不足的双重挑战。产业发展层面，当前仍以租地经济、房屋租赁为主要盈利模式，自主经营的餐饮、民宿业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且同质化特征明显，缺乏深度挖掘傣族文化的高附加值产品，这种“依赖租赁、轻自主经营”的模式难以支撑村庄长远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与核心竞争力培育迫在眉睫。主体参与方面，村民对旅居产业的内涵、运营逻辑与发展潜力认知有限，参与行为多停留在被动出租房屋层面，对经营管理、业态创新等核心环节参与度不高，“政府热、村民冷”的现象导致发展缺乏持续内生动力，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激发。品牌推广方面，尽管有政府层面的宣传推广，但村庄旅居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较低，且宣传主体单一，缺乏村民、经营户等多元主体参与，从“旅游”向“旅居”转型所需的稳定、多元客源支撑不足，客源市场局限性已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
银桥村的主要困境集中在同质化竞争与可持续发展压力上。产业竞争层面，大理区域内民宿产业整体发展迅速，银桥村民宿虽形成集群规模，但部分民宿存在定位模糊、装修风格趋同、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同质化竞争态势日益激烈，如何挖掘差异化特色、提升民宿品质与体验感，成为吸引旅居者长期停留的关键挑战。公共服务层面，随着旅居人群规模扩大，其对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持续提升，但村庄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于产业发展速度，配套服务短板日益凸显，而公共服务的完善需要政府、村民、旅居者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仅靠单一主体难以有效解决。生态保护层面，苍山洱海作为国家级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存在明确上限，大量游客与旅居者的涌入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压力，生活垃圾处理、水资源利用、植被保护等问题日益突出，加之苍山未经规范的私人徒步活动既存在安全隐患，又可能破坏生态环境，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旅居产业发展的关系，成为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
3. 差异化发展路径的适配与优化
(一) 外推式村落：政策赋能与内生激活协同路径
外推式村落在本研究中以芒晃村为代表，其核心发展逻辑是借助政策与外部资本快速启动旅居产业，但长期可持续发展需实现政策输血向内生造血的转型，其路径选择应聚焦“政策引导 + 能力培育 + 品牌塑造”三维发力。
在政策落地深化方面，需优化政策支持结构，从单一的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转向基础保障、运营扶持和创新激励的多元支持体系。例如，针对村民自主经营能力不足的问题，设立专项创业扶持基金，对村民参与民宿运营、文化产品开发等给予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支持；同时，政府牵头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村民开展合作，通过保底收益 + 利润分成的模式降低村民经营风险，逐步提升其自主运营能力。
在主体能力培育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的技能培训体系。针对普通村民，开展民宿服务、餐饮烹饪、民族文化讲解等基础技能培训，提升其参与产业经营的基础能力；针对有创业意愿的村民，组织运营管理、市场营销、新媒体推广等进阶培训，鼓励其打造家庭式特色民宿、民族风主题餐厅等自主经营项目；建立村民导师制邀请外来优秀经营者与本地村民结对帮扶，实现经验共享与能力传递，破解“政府热、村民冷”的参与困境。
在品牌特色塑造方面，深挖地域文化内核，打造差异化IP。以傣族文化为核心，整合傣族建筑、民俗节庆、传统手工艺等元素，开发傣寨生活体验套餐，涵盖傣语学习、贝叶经制作、泼水节主题活动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借助短视频平台等渠道，构建政府、经营户与村民的多元宣传矩阵，鼓励村民分享日常傣寨生活、经营故事，通过真实场景传播提升品牌感染力，扩大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破解客源市场局限。
(二) 内生式村落：生态文化赋能与规范升级路径
内生式村落在本研究中以银桥村为代表，其发展优势在于贴合本土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但需通过规划引导、配套完善与生态保护破解发展瓶颈，其路径选择应围绕特色提质、协同补短板、生态共治这三大方向推进。
在产业特色提质方面，强化规划引领，破解同质化竞争。依托白族文化与苍山洱海生态资源，构建差异化的民宿集群体系，引导民宿分为非遗体验型、生态康养型、田园度假型、等类型，还可建立民宿品质评级机制，从文化融入、服务质量、生态环保等维度进行评级，引导民宿从数量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打造一批具有市场辨识度的标杆民宿品牌。
在公共服务补短板方面，构建多方协同的供给机制。推动政府、村集体、旅居者、经营户共同参与公共服务建设，例如由政府牵头规划建设与市区医院建立绿色通道，解决突发医疗需求；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教育、养老设施建设，开设针对旅居家庭子女的临时学堂、面向中老年旅居者的康养中心；鼓励村民与旅居者共同组建志愿服务队，参与村庄公共服务与治理，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在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建立多元共治的生态保护体系。借鉴“洱海保护行动”的经验，制定村庄生态保护公约，明确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水资源节约使用等标准；规范苍山徒步活动，设立指定路线、限流人数，避免无序徒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创建“旅居环保积分”制度，旅居者可通过参与垃圾分类、生态公益劳动等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民宿折扣、本地农产品等奖励，引导旅居者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与旅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4. 总结
本文以芒晃村与银桥村为案例，聚焦不同驱动力下旅居村落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展开对比研究。研究发现，驱动力差异决定村落发展逻辑：芒晃村依托政策扶持与资本注入，实现旅居产业快速起步，呈现政府主导、快速增收特征，呈现为外推式发展。但存在村民参与不足、业态同质化等问题；银桥村凭借原生生态与文化资源自发发展，形成市场主导、稳步提质格局，是内生式发展形态，却面临同质化竞争与生态承载压力。
研究表明，外推式村落需通过政策精准赋能、主体能力培育与文化IP塑造，实现从政策输血到内生造血转型；内生式村落应依托规划引领提质、多方协同补短板、多元共治护生态，破解发展瓶颈。二者差异化路径印证了“驱动力适配资源禀赋”的核心逻辑，为同类村落提供实践参考。
本研究仍存在案例覆盖面有限、长效发展机制追踪不足等局限。未来可扩大案例范围，结合量化研究深化驱动机制分析，探索不同驱动力融合发展模式，为乡村旅居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基金项目
云南民族大学2025年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可持续旅居协同系统的构建研究——以大理银桥村为例”，项目编号：2025SKY006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