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再创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交流越来越依赖于翻译作为媒介，而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再语境化则成为实现有效交流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话剧作品而言，译者不仅需要传达原文的语言信息，还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下重构原文的文化内涵，以便目标语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并感知源文化的独特性。
《茶馆》[1]作为老舍的经典话剧作品，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色使其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侧重于语言层面的再现，较少关注文化背景的处理与译者在再语境化中作用的复杂性。基于此，本文选取了《茶馆》英若诚与霍华两种英译本为研究对象[2] [3]，从译入与译出两个不同的翻译视角出发，探讨两位译者在处理宗教、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等文化因素时的策略和再语境化的方式，旨在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文化传播者和建构者的多重身份，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进而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2. 译者、再语境化与文化翻译
语境即言语环境，既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否则，事件就成了无法被理解和解释的“自在之物”[4]。“再语境化”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Bastil Bernstein (1990)提出[5]，指将一个语篇从最初的语境转移到一个新的语境[6]。后来“再语境化”的概念被Van Leeuwen和Wodak引入了批评话语研究领域[7]。批评话语分析者常用于表明话语或语篇的社会功能[8]。Linell (1998)将“再语境化”定义为“语境中话语成分的动态转移，转移到另一语境的话语中”[9]。而Fairclough (2003)则把再语境化的范畴扩展到话语的社会实践，强调再语境化的人本主义维度，将再语境化视为权力运作的一种手段[10]。
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话语，被认为是一种话语的“再语境化”过程和译者参与的社会实践过程[11]。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开始注意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再语境化发挥的作用。王国凤(2015)关注了诗歌翻译的再语境化，以龙应台的翻译作品《紫杜鹃》为例，从诗歌翻译的形式、意境、典故和神韵四个方面探讨了译者主体性以及其在语言和语境重构过程中的作用[12]。尤泽顺和李俊义(2021)的研究将批评话语分析对“语境”“互文性”等的讨论与“去/再语境化”理论结合，揭示译者在具体翻译中自我调适的手段[13]。陈小慰(2024)从对《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Margaret Atwood: Starting out)一书的译入实践中分析汉译过程的再语境化，进而反向思考译者在译出实践中如何传递作品的文学性，促使中国文学“走出去”[14]。现有再语境化研究中译者主体性的探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但在具体应用中仍存在一些空白亟待填补。文化因素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其难点问题在于如何在新的语境中有效传递原作的文化内涵。近年来，文化因素的再语境化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文本层面的形式或内容重构[15]-[17]，对再语境化背后的动因、机制及其社会文化根源关注不足。为进一步完善现有再语境化的研究，本研究以《茶馆》英若诚和霍华两个英译本为对象，从译入和译出双视角出发，分析其中文化因素翻译的再语境化策略，深入探讨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译者如何在各自的语境中重构原作的文化内涵。同时，本文进一步反思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旨在揭示话剧翻译中再语境化的独特挑战，并考察其对跨文化传播的深层意义。
3. 译入译出视角下《茶馆》中文化因素翻译的再语境化分析
在翻译实践中，“译入”和“译出”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翻译路径。译入翻译则是从外语向母语进行翻译，而译出翻译指译者从母语向外语进行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译入翻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译出翻译的数量相对较少，传统翻译理论也大多以译入翻译为基础进行探讨。因此，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译出翻译的特点，将其与译入翻译混为一谈，认为两者仅仅是翻译方向的不同[18]。然而，实际上，译入和译出背后涉及的是不同的翻译主体和翻译流程。在译入路径中，整个翻译过程从启动到传播均发生在目标语国家，而在译出路径中，源语国家负责翻译选材、文本翻译、出版等流程，而译本的传播则在目标语国家进行。由于翻译路径的差异，译本的翻译目的、策略和最终传播效果也存在显著不同。
《茶馆》在英语国家的传播，便包括了国内译者英若诚的译出路径和国外译者霍华的译入路径，两者的翻译目的和策略各具特点。因此，本文将以这两种译本为例，从译入和译出的视角，分析其中的文化因素翻译的再语境化。
3.1. 翻译目的
英若诚的译本，是译者从母语向外语进行翻译，属于典型的译出翻译。英若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翻译家，他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中对戏剧翻译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戏剧翻译策略，他极为重视戏剧的表演性，认为戏剧翻译必须考虑舞台的“语言直接效果”[19]。在英若诚《茶馆》译本的前言中他指出戏剧语言的精髓在于“一句台词稍纵即逝，不能停下戏来加以注释、讲解。”这样，口语化和简练就成了戏剧翻译中必须首先考虑的原则。此外，作为翻译者，特别是在翻译剧本时，一定要弄清人物语言背后的“动作性”，其准确呈现能让表演者更好理解人物的动机，呈现更精彩的表演。从翻译目的来看，英若诚翻译《茶馆》是为了让外国观众能够像阅读或聆听原作的人那里得到同样的印象。
霍华的译本是译者从外语向母语进行翻译，属于典型的译入翻译。霍华是加拿大人，曾长期在北京担任文案编辑和翻译，并且非常熟悉中国文化。为了提高他的中文水平并且出自对北京方言的兴趣，他翻译了《茶馆》。他认为老舍的作品阅读起来就像品尝一道精致的北京小吃令人享受。霍华翻译《茶馆》主要是为了文学阅读，并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成就，忠实再现原文内容形式，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
综上，英若诚强调“可演”“易懂”的传播目的，霍华则强调“保真”“呈现”的文化传递目的。这一区别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文化因素翻译中的处理策略。
3.2. 翻译策略
因为译介路径和翻译目的的不同，英若诚和霍华在翻译《茶馆》时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泰勒(1871)在《原始文化》中定义文化为一切能够帮助人类在特定社会中生存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元素[20]。学界对文化的分类存在诸多不同观点，其中Nida (1945)提出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生态、语言、宗教、物质和社会文化[21]。本文将选取英若诚与霍华两种译本，从宗教、物质和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出发，分析《茶馆》中各类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并探讨其再语境化处理。
3.2.1. 宗教因素的再语境化
汉英两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会体现在语言方面。受《圣经》的影响，西方文明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大多数中国人信仰佛教，也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两民族宗教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象和含义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译者只有深刻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理解语言的文化内涵，才能避免错译、误译，使翻译真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例1：常四爷：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Chang: Offended him? This is my lucky day! (Ying Ruocheng 1999: 17, Act One)
FOURTH ELDER CHANG: Do you think I’ve offended him? I should’ve taken the Almanac’s advice and stayed home today. (Howard 2001: 9, Act One)
中国文化中“挑日子”的做法深受儒家、道家和民间信仰的影响，这种注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集体文化心理，即对命运和运气的高度关注。而英语世界中，尽管也有一些类似的习惯(如占星术、星座运势等)，但整体上对于“挑日子”这种行为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更多侧重于个人主观选择和理性判断。显然，英若诚为适应英语国家的语境，使用归化策略，将其翻译成“lucky day”，使其对英语观众来说更好理解，英语中“lucky day”这种表达方式则更多从个人层面的幸运或偶然性出发，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性和深层的宇宙观念。霍华在翻译时使用了“the Almanac’s advice”来传达这种根据黄历选择日子的观念，意指如果遵从黄历的建议，今天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出门。这种翻译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含义，并通过提及“黄历”这一文化符号，使英文读者能够理解这一行为的背景和文化意义。采用异化策略，在翻译中保留对原语境中文化意象的表达，符合“忠实性”原则，保留了中国的文化形象。
例2：王利发：小唐铁嘴！
小唐铁嘴：别再叫唐铁嘴，我现在叫唐天师！
Wang Lifa: Oracle Jr.
Tang the Oracle Jr: Don’t call me Oracle any more. My new title is Tang the Heavenly Teacher. (Ying Ruocheng 1999: 151, Act Three)
WANG LIFA: Little Soothsayer Tang!
LITTLE SOOTHSAYER TANG: I’m not a soothsayer any more. I’ve got a title: Court Astrologer. (Howard 2001: 53, Act Three)
中文中的“铁嘴”通常用来形容那些准确预言未来的人，带有民间色彩，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对命运与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这一词语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表现了对预言者的依赖和信任。英若诚将其翻译为“oracle”，强调了与神谕相关的神圣与权威性，这在西方文化中较为熟悉，并能够传达预言者的超自然能力。然而，英语中的“oracle”更偏向于古希腊神话背景，不完全涵盖“铁嘴”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的日常、非正式角色。霍华则将“铁嘴”翻译为“soothsayer”，该词源自古英语，意指“预言者”或“占卜者”，带有古老和神秘的色彩。它更接近中文中“铁嘴”的民间性质，传递了预言者的非正式和超自然能力，尽管这种翻译更为正式，但仍保留了“铁嘴”作为民间人物的身份。霍华通过在文化背景上做出异化，使英语观众能够理解源文化的独特性。
英若诚的翻译目的在于满足戏剧表演的即时性需求，使目标语观众能够在现场迅速把握情节，因此他在宗教文化因素的处理上采取了简化与调整策略，以确保信息快速传递。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再语境化的深度相对有限，更注重功能上的可理解性而非文化背景的充分呈现。相较之下，霍华德的翻译旨在文学阅读与文化学习，因此再语境化处理更为深入，他尽力保留宗教文化的细节与背景，使目标语读者接触到较为完整的文化信息；但这一深度也提高了理解门槛，对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可能构成一定障碍。
3.2.2. 物质文化因素的再语境化
物质文化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如饮食、文物、古建筑[22]。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科学技术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汉英两种文化在物质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也是我们在应对翻译中“文化空缺”的重要研究对象。译者只有充分理解两种文化在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才能在翻译中准确传达其内涵，避免因文化误读而产生的偏差。
例3：松二爷：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也甜不到哪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Song: Another big deal?
Pock-Mark Liu: Not so big. If all goes well, I may get about twenty taels of silver. (Ying Ruocheng, 1999: 23, Act One)
SECOND ELDER SONG: I expect you’re making a bit on this deal?
POCKFACE LIU: Not all that much. But if it goes through I’ll make a silver ingot. (Howard 2001: 12, Act One)
“元宝”是中国传统货币的代表，通常指的是一种类似金锭或银锭的货币形式，具有浓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在原文中，松二爷和刘麻子的对话显然是在谈论交易的利润，而“元宝”在此不仅是一个货币单位，也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它的出现使得对话更加贴近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文化环境。英若诚选择归化策略，将“元宝”翻译为“twenty taels of silver”(二十两银子)，这一翻译方式对目标语读者来说显得非常具体和清晰。通过提供具体的价值信息(二十两银子)，他让观众可以直观地理解交易的金额。霍华采用异化策略，翻译成了“a silver ingot”。这种翻译方式保留了“元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虽然它的字面意思是“银锭”，但未能明确表达其具体价值，因此可能会给不了解中国历史或货币制度的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例4：王淑芬：我说，昨天就关了城门，今儿个还说不定关不关，三爷，这里的事交给掌柜的，你去买点菜吧！别的不说，咸菜总得买下点吧。
Wang Shufen: Yesterday the city gates were closed and perhaps they’ll be closed again today. Master Li, let the manager attend to things here. Please go and buy some food. If nothing else, at least some pickled turnips! (Ying Ruocheng, 1999: 67, 69, Act Two)
WANG SHUFEN: Wait! Yesterday the city gates were closed, and we don’t know that they won’t be closed again today. Third Elder, you’d better let the proprietor look after things here while you fetch some groceries. Whatever else you get, be sure to get plenty of salted vegetables. (Howard 2001: 49, Act Two)
英若诚的翻译选择了归化策略，他使用了“pickled turnips”这一表达，使其尽可能符合英语读者的理解习惯。通过提供具体的食品名称，翻译确保了目标语读者能够立即理解这一食品的种类，同时将其文化背景适度简化，以符合目标文化的认知需求。然而，这也意味着失去了原文中的一些文化独特性，例如“咸菜”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局限于“萝卜”，而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涵盖各种腌制蔬菜。霍华的翻译则采用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咸菜”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直接翻译为“salted vegetables”，而没有对特定的食品种类进行详细说明。这样，虽然英语读者可能不完全明白“咸菜”具体指哪种食物，但这种处理方式保持了源文化的独特性和模糊性，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一定的文化差异。通过这种方式，霍华保留了源文化的背景信息，但牺牲了部分易懂性和直观性。
总的来说，英若诚由于强调舞台可演性与目标语观众的即时理解能力，其译本的再语境化程度较高，采用了大量的文化转换或替代性翻译，简化或改变了源文化的独特性。而霍华的翻译目的在于忠实呈现文本及其文化内涵，翻译尽量保留源文本信息，再语境化程度较低，不做过多的简化或改动，能够传递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
3.2.3. 社会文化因素的再语境化
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些差异在翻译实践中尤为显著，因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和思想的传递。社会文化因素翻译的再语境化要求译者深刻理解原文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在目标语言中寻找或创造相应的文化元素，以实现文化意义的准确传递和读者的顺畅理解。
例5：康六：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Kang Liu: We peasants can’t live any more. If we had a bowl of gruel each every day...and I still wanted to sell my daughter, then I’d be a beast! (Ying Ruocheng 1999: 20, Act One)
SIXTH-BORN KANG: It’s because it’s impossible for us peasants to get by these days. If we could manage even a bowl of gruel a day for each of us, and I still wanted to sell my daughter—then, could I call myself a man? (Howard 2001: 10, Act One)
在中文中，“不是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贬低的方式，指的是做了一些道德上不好的事情，通常意味着“不是人而是野兽”。英若诚在这里采用了意译，转换句式并表达出词语的潜在含义，观众立即明白了台词想要表达的意思。而霍华采取直译的方法，将其翻译成一个问题，这有助于读者来进一步思考这个句子，但对观众来说不太方便。因此，英若诚的翻译倾向于比霍华的更易于理解。
例6：小唐铁嘴：嗯——“拖拉撕”，“拖拉撕”……不雅！拖进来，拉出去，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像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
Tang the Oracle Jr: H’m... Trust, trust... No, that’s not classy at all. In Beijing dialect, the word sounds like “Pull them in and tear them to pieces”! Sounds too much like kidnapping to be classy. (Ying Ruocheng 1999: 157, Act Three)
LITTLE SOOTHSAYER TANG: Mmmh, “Tlust”-tuo-la-si. In Chinese that’s “Rush-pull-tear”—nothing elegant in that. Push them in, pull them in, and if they don’t play ball, tear them apart. Sounds like we’re going to kidnap them and tear them to shreds. Not too refined. (Howard 2001: 55, Act Three)
“拖拉撕”实际上是“托拉斯”的另一种形式，而实际上它们都是“trust”的中文音译，英语中“trust”一词通常带有中性或正面的含义，但“trust”这种翻译没有传达出原文的粗俗和戏谑感。因为“撕”意味着撕裂某物，而“斯”是中性的且没有这样的含义。英若诚在他的翻译中没有揭示这种情感色彩，可能会让一些幽默和文化背景丧失。然而，霍华创造了一个词“Tlust”，然后将其音译为“tuo-la-si”，这种翻译可能让熟悉中文文化的观众产生更深的共鸣，但对于不了解中文背景的观众来说，这种翻译可能显得难以理解和不够直观。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再语境化过程，英若诚考虑到话剧表演的现场性和观众对语言的即时接受，采用归化策略。而霍华出于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并以文学读者为预期读者，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英若诚的翻译更适合现场戏剧观众，确保观众迅速理解台词；而霍华的翻译则可能适合对中文文化有一定了解或愿意深入探讨文化差异的文学读者。
4. 结语
通过对《茶馆》两个英译本的分析，本文深入探讨了译入与译出翻译在文化因素再语境化策略上的差异，揭示了译者主体性在其中的作用。英若诚的译出版本再语境化程度较高，但深度较浅。他通过归化策略，使翻译更加贴近目标语观众的认知习惯，确保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观众的即时理解，尤其适合现场戏剧表演的需求。而霍华的译入版本则表现出较低的再语境化程度，但深度较深。霍华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更多源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适合对中文文化有一定了解或愿意深入探讨的文学读者。
这两种翻译策略反映了译者在文化再语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与文化调适者身份。译者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与建构者。通过不同的再语境化策略，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塑造了目标文化对源文化的理解与接受。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研究从双向视角讨论了戏剧文化因素的再语境化，但仍存在局限。研究主要依赖文本分析，尚未纳入译者访谈、演出语境或目标读者/观众的接受情况，因此对再语境化策略背后动因的解释仍有待进一步验证。除此之外，本文聚焦于宗教、物质与社会文化因素，其他具有舞台性或语用性的文化因素未能充分展开。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1) 结合接受研究、舞台演出数据或译者档案材料，构建更加立体的再语境化分析框架；(2) 进一步探讨归化与异化之间的中间策略如何在不同文化传播场景中发挥作用；(3) 将再语境化研究拓展至更多戏剧文本，以丰富戏剧翻译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