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传习录》是明代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与广泛的当代影响力。该书不仅系统阐述了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心学体系，也以其丰富的实践智慧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指引与人生启迪。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交织的当下，传统文化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传习录》所承载的儒家思想精华，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道德素养、促进社会和谐，也在推动儒家文化复兴、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以时代精神激发其生命力。他在讲话中也常引用王阳明的主张，强调应“像王阳明那样‘诚意正心’、‘知行合一’，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在此背景下，《传习录》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准确译介与深入阐释，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与传承王阳明的思想精华，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同时，这也为现代社会“诚意正心”“知行合一”等儒家理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尽管《传习录》的翻译实践已有一定积累，但从知识翻译学视角系统探讨翻译过程中的知识生产现象，聚焦翻译理论的知识属性，并深入挖掘翻译知识的本质，目前仍属研究薄弱环节。中国学者杨枫提出的知识翻译学，从本体论层面对知识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理论探索[1]。作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翻译学既关注翻译的内在逻辑，也重视其外部环境，兼具中国立场与世界视野，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从边缘化、碎片化走向中心化与系统化的重要转型，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关键意义。因此，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审视《传习录》的英译实践，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研究前景[2]。
2. 知识翻译学
2021年，杨枫教授发表了《知识翻译学宣言》一文，文章开篇提到了“翻译是道路，往来鸿儒如过江之鲫，就是不喊‘知识’的名字”[3]。知识与翻译的关系问题是新时期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知识存在于翻译中，还是翻译存在于知识中，抑或是二者互为依存[4]；杨枫教授在《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一文中认为，“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5]。由此可得知，知识翻译学将知识和翻译汇集一体，从知识的视角思考翻译，强调了知识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知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那么，知识翻译学中的“知识”是什么？在哲学界中，有着“知识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中国哲学界通常认为，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本质和产生、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它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而在西方，知识论通常被看作是关于知识或知道的理念[6]。在翻译领域中，知识翻译学的“知识”应该从元认知的层面和先验范畴的层面来界定，这样界定的“知识”概念才能适用于翻译中的具体学科或具体对象[7]。其次，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观是地方知识和世界知识的关系问题，聚焦于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互动变迁；再有，知识翻译学的“知识”并非是终极意义上的知识所产生的真假问题[8]，而是把原文置于知识概念视域内，原文本身作为知识的复合体而具有可译的知识。
知识翻译学与知识逻辑学、知识伦理学和知识美学相济相容，以知识、语言和译者三个内在要素，真、善、美三个科学方法，文化、社会与政治三个历史维度为“名器”，由微至著，由隐至显，统领翻译世界。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3]。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是知识翻译学的内在逻辑。
3. 《传习录》英译本及其研究现状
《传习录》作为中国哲学经典，其外译历史已逾百年。然而迄今为止，该著作仅存两个较为系统的英译版本。首部译本由美国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传教士亨克(Frederick G. Henke)完成，于1916年以“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为题出版，收录了《传习录》的主体内容。第二个全译本由华裔哲学史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翻译，于1963年出版，书名为“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3.1. 译者背景与翻译动机探析
将翻译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离不开对译者背景与动机的深入理解。陈荣捷(1901~1994)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与翻译家之一，其学术生涯贯穿于中西哲学交流的关键时期。他早年负笈美国，长期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与夏威夷大学，致力于向英语世界系统引介中国哲学思想。其翻译动机根植于一种文化使命感与学术自觉，旨在纠正西方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学)的片面理解，构建准确、完整且可被严肃学术讨论的知识体系。他的翻译实践深受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与西方哲学训练双重影响，力求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促进中国思想的“可理解性”与“可对话性”。弗雷德里克·G·亨克(Frederick G. Henke, 1876~1963)则处于不同的历史与学术脉络中。作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与哲学教授，他的工作发生在西方汉学从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的阶段。亨克的翻译动机兼具宗教传播、学术兴趣与跨文化理解的多重色彩。其1916年的译本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知识界对东方思想兴趣初兴但理解尚浅的语境下。他的翻译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局限性与个人视角，尤其倾向于使用西方哲学的现有概念框架来格义王阳明思想，这既是一种沟通策略，也可能导致知识的简化或变形。
3.2. 《传习录》英译研究文献述评
截至目前，围绕《传习录》所展开的研究论文共计400余篇，然而其中专门探讨其英译问题的仅有17篇，包括期刊论文12篇、学位论文3篇及会议论文1篇。现有英译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大方向：一是翻译策略分析，涵盖“转喻视角”“副文本”“厚重翻译”“阐释学理论”及“译释层次分析”等理论视角；二是《传习录》的传播研究，例如刘孔喜与许明武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传习录〉英译史与阳明学西传》一文，系统梳理了该文本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历程。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微观语言转换或宏观传播史梳理，缺乏一个能够统摄语言、知识、文化与社会维度的综合性理论框架来深入剖析翻译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重构机制。尤其缺少将译者主体性、历史语境与知识翻译的本质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
《传习录》体现了明代江南地区独特的学术氛围。王阳明于浙江绍兴的阳明洞悟道并创立心学，其思想不仅受到当地山水人文的滋养，更汲取了江南文化中对人性与道德问题的深刻思考。在历史维度上，《传习录》既承接先秦儒学的思想资源，又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性超越。其心学体系的形成，直接回应了明代中叶道德失序、思想僵化的社会现实，体现出强烈的时代关怀与历史针对性；此外，《传习录》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赋予其思想以高度的实践性与灵活性。该思想鼓励人们在具体情境中体认并践行良知，从而使心学具备跨越时代的流动特质。正是这种内在的开放性与适应性，使《传习录》得以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不断诠释与活化，展现出持久的思想生命力。
综上所述，《传习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传习录》的研究少之又少。鉴于此，将富有历史性、地域性和流动性的《传习录》以知识翻译学“真善美”的标准来翻译，从而呈现给受众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将知识翻译学与《传习录》英译本研究这两个研究缺口相连接，不仅意在探究知识翻译学对中国典籍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在于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普遍性传播提供一个更加客观科学的新思路。
4.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传习录》英译策略分析
4.1. 知识翻译学“真善美”翻译标准
知识翻译学以“真”为认知基础、“善”为价值导向、“美”为表现形态，三者共同构成其核心理论框架。本研究将依此标准，对陈荣捷与亨克的《传习录》英译本进行评析。
“真”要求翻译以追求知识的真实、准确与客观为根本目标。实现知识之“真”，关键在于辨析并妥帖处理独有知识与共有知识、具体知识与抽象知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换。尤其在处理中国特有文化概念时，译者需在确保语言简练晓畅的基础上，力求准确传达其核心内涵，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知识失真[9]。
“善”体现了翻译的伦理维度与价值立场。知识在不同主体(如个体、群体、国家)间分布不均，形成了“知识鸿沟”。因此，译者应秉持文化善意与学术中立，避免个人主观偏见，致力于通过翻译弥合这一鸿沟，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知识的本真面貌，促进文明间的平等对话。
“美”关乎知识的审美表达与接受效果。“美”显示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需要和意愿在客体中得到满足所产生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是达美[10]。因此，译者需要顺应受众者的审美观念，达到知识的沟通效果。
4.2. 《传习录》英译策略分析
例1：
原文：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
陈译：The sage-emperors Yao and Shun may be compared to 10,000 pounds; King Wen and Confucius to 9000 pounds; Kings Yu, T'ang, Wen, and Wu, 7 or 8000 pounds; and Po-i and I-yin, 4 or 5000 pounds.
亨译：Yao and Shun are as two hundred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Wen Wang and Confucius as one hundred eighty thousand; Yu, T'’ang, and Wu Wang as one hundred forty to sixty thousand; Po I and I Ying as eighty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ounces.
这句话出自《传习录》卷上——门人薛侃录的章节中，希渊(蔡宗兖)提出了一个关于圣人评价的问题：伯夷、伊尹的才智与孔子有所不同，为何孟子仍将他们与孔子一同尊称为圣人？对此，先生给出了解答。他强调，一个人若能达到纯存天理的境界，即可称为圣人。然而，即便是圣人，其才智亦有大小之分，如同金子的重量有轻重之别。这里将尧舜、文王、孔子等圣人的才智与金子的重量进行了比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镒”这一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一说为二十四两。
在翻译时，陈译为“阿拉伯数字+pounds”的表达方式，而亨译则使用了“英文数字 + ounces of gold”。两位译者均从“真善美”的角度出发，以读者为中心进行翻译，避免了直接音译“镒”为“Yi”。这一段的前一句是“犹金之分两有轻重”。陈译为“just as the several pieces of gold quantitatively differ in weight.”，亨译为“just as the weight of gold may be light or heavy.”，亨译的“英文数字 + ounces of gold”更为巧妙地承接了上文，并且更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图。在国际上，“盎司”是通用的黄金计量单位，一盎司约等于我国旧度量衡(16两为一斤)的一两。因此，亨译也进行了单位换算，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度量衡的知识。
相比之下，陈译的“pound”虽然也表达了重量的概念，但容易产生歧义，因为“pound”在英语中除了作为重量单位外，还常用来指代英国货币单位。此外，一磅相当于0.454千克或16盎司，这样的换算方式在表达“镒”这一古代重量单位时显得不够精确。因此，尽管陈译传达了原文的大意，但在细节处理和内在知识传达上略显不足。
例2：
原文：《传习录》
陈译：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亨译：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书名《传习录》的翻译，陈译和亨译之间的区别显著。在《传习录》标题的翻译上，不同的学者持有各异的见解。美国汉学家倪德卫(Nivison)认为将其直译为“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并不恰当，而应更准确地翻译为“Record of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e”[11]，以体现其作为心学传承与实践记录的双重性质。
陈荣捷先生指出，西方学者不读《传习录》不足以完全理解中国思想，王阳明的心学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它不仅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更是一次创新与升华，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与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12]。
亨克在其著作和研究论文中，从“Wang Yangming, a Chinese idealist”到译本“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均着重强调了王阳明的唯心论思想。然而，这种强调可能误导英语世界的读者，因为王阳明的心学与西方哲学中的idealism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强调的“心”，更侧重于人的感观知觉、道德判断和实践能力，旨在通过修炼内心来实现个人品德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唯心主义中的“心”则更侧重于意识或精神在认识世界和决定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性和意识的能动作用，这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
例3：
原文：先生曰：心即理也。
陈译：The Teacher said, “The mind is principle.”
亨译：The Teacher said: “The mind itself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law.”
“心即理”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教义，其深邃的内涵强调了个体内心觉知与宇宙普遍理则的同一性。这句话的语境为，徐爱提出了疑问，认为仅仅在内心探求至善可能无法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理。对此，先生回应“心即理也”，旨在表明心外无物，即除了内心的认知之外，不存在其他独立的事理。在翻译“心即理也”这一表述时，陈译简化为“The mind is principle”，在西方语境中，“mind”一词更多地侧重于科学认知，与阳明心学中的“心”有所差异。而“principle”一词在英文中通常被理解为基本原则或规律，未能涵盖“天理”所包含的哲学和道德层面的意义。
相比之下，亨克的翻译“The mind itself is t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law”，在后面补上了“the natural law”，这是西方国家现存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源于古希腊的一种哲学，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可变的标准。
例4：
原文：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陈译：Your letter says, The foundations of truth are easy to understand. As it has been said, “Innate knowledge of the good and innate ability to do good are possible even in men and women of simple intelligence.”
亨译：Your letter says: The main divisions of the doctrine are readily understood. Common, simple men and women can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intuitive knowledge of good and native capacity of doing good.
探讨这句话中“道”的概念，我们需认识到其指代的是一种普遍且根本的原则或真理，可理解为“道理”或“道义”。在中华文化体系中，“道”是一个核心概念，常用于描述宇宙与人生的根本法则或规律。在这段文字中，“道之大端，易于明白”表明这些核心原则或真理是直观且易于理解的，即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也能领会。这里与“道”紧密相连的“良知”与“良能”，则指的是人内在固有的、先验的道德意识和能力。在翻译“道”这一复杂概念时，需格外谨慎。陈译将其译为“truth”，而亨译选择“doctrine”，这两个翻译基于译者的主观理解，均未能全面涵盖“道”的丰富内涵。
“道”字在中国哲学中，涵盖“道”(road)、路(path)、方式(way)、方法(method)、言说(to put into words)、解释(to explain)、教导(teachings)、道义(doctrines)、技艺(art)等等多重意义，是一个概念群[13]。当“道”这一概念首次传入西方时，传教士常将其与上帝相联系。然而，随着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入，在20世纪30年代，“道”通常被翻译为“the way”。刘孔喜和杨炳钧(2015)对道教中的“道”进行了研究，并解释了为什么“道”应该被翻译成“the way”。“Way”是神圣的“上帝之道”，从字面义和特有的内涵意义与老子的“道”在语义到文化层面都形成了较强的对应，具有家族成员相似性[14]。因此，从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标准来看，将“道”翻译为“the way”不仅能准确传递其知识内涵，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文化意象。这种翻译方式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概念。
例5：
原文：“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陈译：Mencius corrected Kao Tzu's mistake of being one-sided and therefore emphasized both the nature and the will equally.”
亨译：Mencius, in order to rescue Kao-tzu from his partiality, spoke thus to support him.''
根据这句话的语境，陆澄向先生请教的“志至气次”命题，在王阳明的回答中获得了深刻的哲学阐发。他指出，“志至气次”是指当一个人的志向或意志达到某一高度时，其精神气质也会随之相应提升。其中，“志”代表内心的目标、方向或坚定信念，而“气”则作为志向的外在体现，是意志驱动下的身心动能。这一概念承接自孟子哲学——孟子以“志至气次”之“夹持说”回应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强调心志在人性中的主导地位，认为心志能够统摄并引导意气，使人始终保持善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句中“救”字并非取其常规字义，而是作为“纠”的通假字使用，意为“纠正”。陈荣捷先生将其译为“correct”，准确把握了这一特殊用字的哲学意涵，反映出他对中国古典文本的深刻理解与扎实功底。相较之下，亨克将其译为“rescue”，则未能识别此处的通假现象，导致语义偏离。从知识翻译学的角度审视，陈译不仅在内容层面实现了“真”，准确传递了原文的知识本质；也在伦理层面体现了“善”，通过对概念的精准诠释，促进了哲学思想的跨文化理解与尊重。
例6：
原文：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陈译：Someone said, “For the sake of parents, a student cannot avoid the burden of preparing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亨译：Some one made inquiry saying, “Because of his parents, a student cannot avoid the embarrassment of writing the Chujen’s composition.”
对于原文中“业举”这一概念，陈荣捷将其译为“preparing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从知识翻译学中“真”的维度来看，该译法基本把握了其为选拔官员而设的考试性质，在语义层面实现了基础对应。然而，若从“善”的视角进行审视，该译法虽顾及了读者的初步理解，却未能充分揭示“科举”作为特定历史制度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
在学术界，“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已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专业术语，能准确指向中国历史上这一兼具政治与文化意义的选官体系。“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更易被理解为现代公务员考试，在历史背景、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上存在本质区别。因此，陈译本的选择虽意图贴近读者，却在知识传递的精确性与历史忠实度上有所削弱，未能完全实现知识翻译所追求的“善”。
亨克译本采用了威妥玛拼音进行音译。该拼音系统在历史上具有一定通行度，但在当代学术翻译的语境下，其使用不利于文本的广泛传播与理解。对不熟悉该体系的读者而言，这种译法易造成额外的认知障碍，从而影响“善”的达成。
5. 结语
知识翻译学是我国翻译理论的新进展，提出“以真求知”，“以善立义”和“以美行文”的三大翻译批评标准，译者以追求真实、准确、客观的知识为目标，做到不以主观意志转移，不带有歧视色彩，对知识和原文显示善意；做到翻译之美，目的语达到受众者的审美价值。关注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互联互通，本研究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传习录》的陈荣捷和亨克两个英译本中部分例子，总结《传习录》翻译实践中存在的优缺点，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在译出知识本源，传递地方性纯知识的同时；注重内在逻辑，符合受众者审美需求，同时，其中依旧有部分翻译存在不足，可以在“真善美”的标准下进行复译。希望本研究能够丰富知识翻译学的应用领域，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有益探索，推动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由地方性向世界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