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明末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传统的科技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1]。此时，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1582年抵达中国，在随后的二十八年里，他不仅致力于传教，更以翻译为桥梁，系统性地将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对中国传统知识转型有着重大影响[2]，“从此，西学文献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3]。与此同时，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刻敬意，并进行深入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翻译是促进中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互理解、交流与融合的关键途径，其翻译实践最大的创造性体现在对文献的重视和利用上，并由此拉开中西文献大规模交流的序幕。毋庸置疑，利玛窦的翻译实践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为中国引入当时先进的科技与文化思想，更为中国培养近代史上首批重要的中西双语人才，实质地推动中国早期翻译事业的发展。
本文在前人总结的利玛窦历史成就及文本分析基础上，探究其翻译策略与方法，进一步分析其对当代中国翻译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翻译实践中所蕴含的宝贵跨文化启示——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争夺话语权，促进“人机协作”的发展以及在异质文化语境中有效构建沟通桥梁。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重新审视和汲取利玛窦翻译实践的经验，对于培养具备跨文化视野的高素质翻译人才，具有重要现实借鉴意义。
2. 利玛窦的翻译实践与成就
“利玛窦生前公开刊布的作品，现存的至少有19种”[4]，这些著作涉及领域之广，内容之精，促使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理念，宗教、科学、文化等在此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2.1. 宗教经典的翻译
利玛窦一直致力于基督教经典的中文翻译，以帮助中国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天主教教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十分尊重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采用儒家思想中的词汇和概念来解释基督教教义，让中国的读者更容易接受。
《天主实义》用中文论说天主教教理，其中借用大量理学话语[5]，利玛窦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一词来指代基督教的“God”，既直接借用中国先秦儒家典籍中“上帝”这一具有至高神性色彩的词汇，又通过注释来解释“上帝”在基督教中的独一性、三位一体等儒家未涉及的特质，实现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在写作的过程中，他采用问答体的形式，通过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和讨论进一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这种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帮助中国人容易理解基督教的核心内容。
利玛窦还曾试图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他主要翻译《旧约》的部分章节，如《创世纪》《出埃及记》等，为后来的《圣经》翻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利玛窦还将一些天主教的礼仪书籍，如《天主教要》《二十五言》等也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信徒介绍天主教的礼仪和信仰规范。
2.2. 科学著作的翻译
从 1606 年秋天开始，依据克劳维乌斯编注的拉丁文本，利玛窦与徐光启(1562~1633)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此书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成，经过两人不懈努力，于1607年春完成了前6卷的中译，并于1608年刻印成书。“《九章算术》就有对几何图形的系统命名”[6]，而利玛窦和徐光启依据拉丁语名词，创用新的术语系统，创造了一整套中文几何名词，如点、线、直线等，许多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以《几何原本》第一卷为例，拉丁原文为“Punctum est, cuius pars nulla est.”(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利玛窦口译时，并未直译为“部分无一之物”，而是结合中国传统的“极微”概念与几何直观，译为“点者，无分”，徐光启笔录时进一步阐释为“点者，无长短广狭厚薄”，既保留欧几里得定义的抽象性，又通过“无长短广狭厚薄”这一描述增强直观理解。这一过程体现利玛窦在口译中进行的文化调适，以及徐光启在笔录时进行的语义明晰化，共同构建一个既准确又易于接受的科学概念；拉丁文“Linea recta est, quæ ex æquo inter sua puncta iacet.”(直线是在其上的点之间均匀平卧的线)，利玛窦在口译“recta”(直的)时，很可能联想到木工墨线这一经典而直观的“直”的文化意象。对于“ex æquo”(均匀地)这一关键属性，他则将其转化为“平匀”这一贴合中文感知的表述。徐光启最终的笔录定稿为：“直线者，上下平匀，无有低昂也。”其中，“直线”这一术语的创造本身是成功的归化；“上下平匀”是对“均匀”空间关系的精妙转化；而“无有低昂”则进一步以动态否定(没有高低起伏)强化“直”的视觉与触觉意象。通过以上具体译例的对比分析可知，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口译–笔受”协作是一个有机的、分层的运作过程。利玛窦负责将陌生的西方概念与中文文化意象或基本词汇相结合，确保其根本属性的准确传递；徐光启他将口译内容锤炼为典雅、简洁的古文句式，并通过补充解释使其更符合中文的认知与表达习惯，二者协同完成西方科学体系在中文语境中的系统性奠基。
利玛窦口译和李之藻笔录的《浑盖通宪图说》，将欧洲星盘(Astrolabe)这一复杂的天文仪器及其理论体系，有效地植入中国知识语境。在术语层面，利玛窦展现高超的本土化智慧，他并未音译“Astrolabe”，而是创造性地将其译为“浑盖通宪”，“浑盖”二字巧妙结合中国固有的“浑天说”与“盖天说”宇宙论传统，赋予新仪器以深厚的文化解释性；“通宪”则指“通达法则”，精准传达星盘作为计算工具的核心功能。在具体译词中，他同样贯彻这一思路：将星盘上的“alidade”(照准仪)译为“窥衡”，既取“窥”之观测意，又融“衡”之平衡义，形象贴切；将“rete”(星网)译为“霄象”，以“霄”喻天，以“象”表星图，文雅而准确。对于仪器构件和理论概念，他灵活运用类比、创新构词以及详尽的注释阐释，在借用中国既有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同时，通过副文本确保西方科学内涵的准确传递。
2.3. 文化交流著作的翻译
在明代中国，士大夫阶层对西方文化和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吸引中国士大夫，利玛窦选择编译古今西方有关友谊的论述，以期与中国士大夫建立共同话题，增进彼此的交流与理解。利玛窦《交友论》的翻译实践展现了其作为文化中介者的独特策略。这部收录百条西方友谊格言的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利玛窦针对晚明士林阶层需求精心设计的跨文化编译文本，充分融合中国自有的伦理道义[7]。面对中西伦理观念的差异，他采取主题优先、话语嫁接的核心策略：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古典著作中筛选符合儒家“朋友有信”“以文会友”伦理框架的箴言，刻意淡化其中涉及基督教神学或希腊同性友谊传统的内容，转而突显普世性的道德智慧。例如，将亚里士多德“朋友是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转化为“友者即第二我也”，该句思想源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朋友是另一个自我”这一体现平等与灵魂共鸣的哲学观念。利玛窦在编译时进行多重转换：在形式上采用归化，将其纳入中国经典中常见的“××者，××也”句式，文风古雅；在概念上实现创造性转化，选用“第二我”这一表述，既保留“另一个自我”的哲学内核，又巧妙避开希腊哲学中可能隐含的“同一性”抽象思辨，使其更贴近中国士人对朋友间“亲密无间、同心同德”的伦理想象。尤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语境上完成嫁接，此句被编织进一系列围绕“信”“义”“责善”展开的中式伦理格言中，使其悄然承载的西方平等交友观，被自然解读为对儒家“朋友有信”“以文会友”传统的深化与补充，而非生硬的外来观念植入。
《交友论》又被塑造为文化对话的软性媒介。利玛窦以友谊哲学切入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书中“友者过誉之害，较仇者过訾之害犹大焉”等格言，暗合儒家“益者三友”的修身观，将人际批评的伦理转化为具有哲学深度的友谊辩证法；而“智者抑或谬计，友无多而实少”，则不仅呼应晚明文人结社雅集、崇尚“知交”的风气，更在“多”与“实”的辩证中，传递西方古典思想中对友谊质量而非数量的重视，呼应普鲁塔克、西塞罗等人对“真正友谊”的精英式论述。此外，《交友论》在晚明的流传不仅限于文本，更进入士人交往的日常话语，成为雅集唱和、书信往还中引述的“西洋嘉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当时精英阶层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想象——可与儒家心性之学对话的“友道”。这种策略既避免文化冲突，又拓展中国伦理话语的边界，“体现利玛窦‘译出’和‘译入’模式互动下的翻译规划及借由翻译规划实现的异质思想互融共生”[7]。
3. 利玛窦对中国现代翻译的影响
利玛窦在华期间翻译了多种文本，帮助中国各个领域实现进步，对我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丰富的著作蕴含了利玛窦的翻译理念，为我国后世的翻译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影响
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与中国学者共同创造大量新的科学术语，并努力实现其统一和规范；此外，他还融入自己的翻译思想，巧妙地运用归化与异化的平衡策略，既保留部分西方文化中独有的因素，又丰富中国的文化内容。
3.1.1. 术语的创造与统一
利玛窦在翻译实践中创造了大量新的科学术语，并努力实现其统一和规范。在《几何原本》中，利玛窦和徐光启提出了“点”“线”“直线”“平面”“曲线”等几何名词。这些术语准确地表达了几何元素的基本特征，成为了现代几何学中重要的基础概念。例如，“点”是没有部分的几何元素，“线”是由点的移动生成的有长度无宽度的图形，“平面”则是无边无际的二维空间等。
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利玛窦提出了“地球”一词，用来指代我们所身处的星球。这个词形象地表达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概念，与之前人们天圆地方的认知形成对比，让人们对宇宙形成更加科学和准确的认识。利玛窦还提出了“天球”一词，用来指代天文学上天球概念，“天球”一词原本用于形容球形玉石，利玛窦为人们本就熟悉的词汇赋予了新的天文学含义，使其更容易被接受，同时，更加准确地描述天体的运行和位置关系。
与此同时，利玛窦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在地理坐标体系中建立一套既准确又易于理解的中文术语。他以“经线”与“纬线”这一对术语的创译，系统性地统一地球坐标表述。在中国传统舆图中，并无现代意义上覆盖全球的经纬网格体系，仅有基于分野观或计里画方的局部定位方式。利玛窦并未简单音译拉丁语“longitudines”与“latitvdinis”，而是从中国纺织文化中“经”“纬”二字的本义出发——“经”为织布时纵向贯穿之主丝，喻指贯穿南北、定其根本的线条；“纬”为横向交织之丝，喻指环绕东西、铺展其形的线条。这一译法不仅形象传达了经纬线纵横交织、覆盖全球的空间结构，更巧妙借助“经”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常道”“主干”之意，暗示本初子午线的基础地位。通过图说与注文，利玛窦进一步阐明这些线条在航海与定位中的实际功能，使“经线”“纬线”从文化意象顺利转化为科学概念，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坐标系统的基石术语。其实践表明，术语统一不仅依赖译者的语言能力，更需依托知识系统的整体移植。
3.1.2. 归化与异化的平衡
在翻译《交友论》时，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中友谊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展现一种典型的归化策略——即通过贴近目标语文化(晚明儒家伦理)的表达习惯，来降低异质文本的陌生感与接受阻力。例如，刻意选用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友”作为唯一关键词，完全摒弃西方“friendship”的含义，用中国古代“朋友有信”等观念来诠释西方的友谊价值观，使中国的读者更容易理解书中的内容。这种归化的翻译方法使得西方的友谊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中国文化中，减少了文化隔阂。
然而，在思想内核层面，利玛窦巧妙地植入异质文化的元素，采用异化策略——即在译文中保留或引入源语文化的特色表达与思维逻辑。最显著的是对“友谊基础”的重构：儒家五伦中的“朋友”一伦依附于血缘宗法，而利玛窦在书中所提到的“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则强调西方的博爱与平等原则，其思想根源实为亚里士多德的平等交往[8]。利玛窦通过对普世伦理话语的创造性运用，将这种颠覆性的理念被包裹在看似符合儒家民本思想的表述中，实则悄悄松动了传统伦理的等级根基。
在翻译《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时，利玛窦和徐光启创造了许多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数学术语，创造性地体现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西方的科学知识以一种更贴近中国读者的方式进行传播，降低了学习和理解的难度。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也保留了西方科学的严谨逻辑体系和证明方法。《几何原本》中一些复杂的证明过程和推理方式原汁原味地呈现给了中国读者。例如，在解释几何概念时，利玛窦会结合一些中国读者熟悉的生活实例或哲学思想，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抽象的几何原理。这种异化的处理方式让中国学者能够深入了解西方科学的本质和特点，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3.2. 翻译目的与功能的影响
利玛窦的翻译实践不仅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使中国吸收许多国外特有的元素和文化，丰富中文文化内涵，为中国翻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引进的大量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进一步启迪民智，促进社会改革，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3.2.1. 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是中西知识传播史的重要转折点。明代数学虽在实用算术领域有所发展，但几何学长期缺乏严密的演绎逻辑体系与系统性理论建构。针对这一知识空缺，利玛窦与徐光启于1607年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首次将西方公理化几何学引入中国。在术语创制层面，创译了“曲线”“三角形”“四边形”等核心概念；在数字符号翻译方面，采取“汉字替代 + 概念重构”的双轨策略，对于基础数字，完全沿用中文传统数字(如“三”“五”) [9]，对核心几何符号则进行革命性再造，例如将表示符号“∠”译为“角”，这些翻译策略不仅以高度象形化的汉字精准传达几何元素的特征，更通过“形–义”的统一性构建完整的学科网络。尤为重要的是，译本完整保留了原著从定义、公理、公设到定理证明的演绎逻辑链条，使中国学者接触到“由因推果、环环相扣”的西式数学范式，彻底革新了传统“寓理于算”的认知模式。
利玛窦的翻译行为，本质上是其“科学传教”策略的文化实践，是中西文化深度对话的催化剂：几何学作为“度数之宗”被纳入晚明实学思潮，徐光启更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提出“度数旁通十事”的理论，阐明西方数学逻辑与中国经世传统的创造性融合。利玛窦的翻译实践超前印证现代翻译理论的核心理念——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系统的调适与重构，使得翻译能够在话语转换中重塑思维，在文明碰撞中催生新范式。
3.2.2. 启迪民智与社会变革
《几何原本》典型地代表了西方注重理性推理的思维特征[10]，为中国数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翻译方式也为后世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提供了范例，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了中西文化在科学领域的交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习惯，影响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为中国传统学术注入新的活力，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推动社会转型。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为我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和测绘技术，将西方的世界地图翻译成中文，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地图进行修改和完善，标注了中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城市和山川河流等信息。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激发了国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促进思想的更新和文化的融合。
同时也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朝上国”观念产生了冲击，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埋下了思想种子。
3.3. 翻译主体素养的影响
利玛窦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实践中体现了其极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他是西方传教士，却深谙中国文化，在翻译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11]。其翻译著作有不少是与中国的士大夫合译，也凸显了翻译过程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其自身要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并且要能够积极的与团队沟通合作，提高翻译的质量。
3.3.1. 跨文化交际能力
利玛窦作为西方传教士，但是他却能够深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有效的交流合作，这体现了他高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他的成功经验表明，翻译主体应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就包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对语言的尊重和对沟通技巧的熟练等。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认为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便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文化内涵。利玛窦的事迹为培养翻译主体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3.2. 专业素养与团队合作
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等人的合作，证实了跨学科、跨文化团队合作在翻译领域的重要性。跨学科是翻译学的一个内在特征[12]，在科学著作翻译过程中，他们依据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协同，共同完成了高质量的翻译成果。这对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应高度重视译者专业素养的培养，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能力、学科知识以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鼓励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在特定专业领域的翻译工作中，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翻译团队，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专业优势，实现知识与技能的互补，以提升翻译的准确性和专业性，进而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4. 利玛窦翻译思想对当代跨文化启示
利玛窦的翻译实践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其思想与方法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知识生产及文明对话仍具有深刻启示。本章节从当代价值与跨学科拓展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4.1.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再审视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翻译已从单纯的语言转换演变为跨文化对话的核心工具。利玛窦的“归化与异化平衡”策略，在当今多元文化碰撞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翻译策略的再审视，不仅关乎语言准确性，更涉及文化权力博弈、术语体系构建与技术伦理反思[13]，其复杂性与多维性远超传统认知。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调适面临权力失衡的挑战。西方主流文化凭借话语霸权，常将非西方文本强制纳入自身阐释框架。例如，《孙子兵法》英译本长期被包装为“商业战略指南”，其“慎战”“全胜”的东方军事哲学被简化为功利性工具。对此，翻译策略需借鉴利玛窦的“主体性坚守”——中国学者近年推动的《孙子兵法》学术型译本，通过直译关键术语(如“势”译为“strategic configuration”)并辅以长篇考据，迫使目标文化主动适应源语思维，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
利玛窦在《几何原本》中的术语创译实践，不仅为中文引入一套基础几何概念，更深远地建构一套持久、自洽的科学话语体系。在晚明时期，面对中国在几何学领域的知识空白，利玛窦并未机械音译，而是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微”“方圆”等既有概念，精准结合拉丁语源义，创造出一系列既严谨科学又符合中文思维习惯的术语。通过与徐光启等中国学者的紧密协作，他凭借深厚的双语双文化能力，通过译作系统性地输入公理、定义与逻辑推演体系，从而为这些新术语赋予权威的语境与精确的定义，掌握该领域在中国的最初“定义权”。
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今数字时代的术语话语权竞争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当前，科技发展催生如“区块链”“元宇宙”等大量新概念，其翻译与定义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同步、多元且激烈的博弈。以“metaverse”的汉译为例，“元宇宙”一词的诞生便经历了诸多争论。最终胜出的译名，恰在于它成功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汲取养分——以“元”字激活《易经》“元亨利贞”中“万物本源”的深层意涵，以“宇宙”承载固有的时空观念——从而为前沿概念注入本土文化的解释性与认同感。这种策略与利玛窦的实践一脉相承，都是在为新术语建立文化根基与认知共鸣。
利玛窦的翻译实践启示我们，术语话语权的争夺远不止于确定一个译名，更在于谁能通过最早、最权威的阐释性文本(包括标准、协议与核心著作译介)，为概念注入清晰、系统且被广泛接受的界定。这意味着在应对外来新概念或推动本土概念走出去时，必须配套进行体系化的理论翻译与阐释工作，从而在概念的内涵界定与规则制定上掌握主动权。
4.2. 翻译合作模式的现代演绎
如上文提及的专业素养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口译–笔受”合作，本质是知识传递与语言转换的分工协同。这一模式在数字化时代演化为“人机协作”：译者借助机器翻译处理基础文本，再通过人文素养进行文化校准与术语优化。例如，欧盟“eTranslation”系统虽可快速生成多语言初稿，但专业译者仍需介入以修正文化隐喻(如中文“龙”与西方“dragon”的语义差异)，避免误读。
多数从业者认为AI难以处理复杂文化语境，未形成系统性应对策略等[14]，当前人工智能虽能模仿语言结构，却无法替代译者的跨文化判断。以《论语》多语种数据库建设为例，算法可批量处理“仁”“礼”等术语的直译，但如何诠释其哲学内涵(如“仁”译为“benevolence”或“humaneness”)，仍需译者基于目标文化语境进行选择。利玛窦的经验提示我们：技术是工具，人文才是翻译的灵魂。例如，谷歌翻译在处理中文古诗时，常因机械对应而丧失意境，而许渊冲的“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翻译实践，则通过人工介入实现了文化意蕴的传递。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翻译教育的方向调整。现代翻译人才培养需兼顾技术工具操作与人文素养提升。例如，目前诸多高校开设与“翻译技术与管理”相关课程，既教授CAT工具(如Trados)的使用，亦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种“技术 + 人文”的双轨模式，与利玛窦时代“传教士–学者”协作的知识生产逻辑形成历史呼应。
4.3. 对话策略的翻译启示
上文对归化与异化的平衡的论述，可以引伸至当代跨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利玛窦的翻译实践以儒家伦理为框架进行重构，既保留了西方思想的独特性，又赋予其中国化的表达形式，创造了一个允许两种文化身份平等对话的“第三空间”。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将西方“友谊”概念与中国儒家“五伦”中的“朋友有信”相结合，例如将“友谊是灵魂的共鸣”转化为“友者，心之同声相应”。这种策略的本质是寻找文化间的“最大公约数”，既通过激活目标文化的既有概念(如“信”“义”)解释异质文化价值观，既降低接受阻力，又拓展本土话语的阐释空间。此外，利玛窦在《交友论》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西方文化的传递者，又是中国文化的学习者。他通过翻译构建了一个“第三空间”——既非完全欧洲中心，亦非简单迎合中国传统，而是创造新的意义交汇点。例如，书中将基督教“爱邻如己”与儒家“推己及人”并置，形成跨宗教伦理的共鸣。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可借鉴此“第三空间”对话策略。例如，《论语》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对外传播时可与西方“多元共存”(pluralism)概念对接，通过“以中释西”的策略，将中国哲学转化为全球性话语。但需警惕过度简化，如“和而不同”不应被简化为“tolerance”(宽容)，而应强调“harmony in diversity”(多元和谐)的动态平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非合拍电影《埃博拉前线》即通过医疗救援叙事，既展现中国责任观，又融入非洲本土视角(如巫医与现代医学的冲突)。这种“共同生产”模式超越了单向输出，实现文化身份的共建。
5.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深化与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翻译作为文明互鉴的关键纽带，其重要性愈发凸显。本文通过对利玛窦翻译实践的跨时空再阐释，揭示其在归化与异化动态平衡、术语体系创造性建构以及跨文化对话策略等方面的历史智慧。这些实践不仅为当代术语创新与跨文化传播提供重要历史参照，也为数字时代翻译模式发展带来启示。利玛窦“口译–笔受”协作机制，体现多主体在知识传递中的互补与融合，有助于推进“人机协同”向“文明共创”升级，促进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而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