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不可译性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脉络。Jakobson最早在《翻译的语言学方面》中提出“语言不可译”[1]，指出当一种语言的结构形式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表达时，就会产生不可译性。随后，Quine在其“翻译不确定性”理论中进一步强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与认知体系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使译文永远无法达到唯一、确定的对应[2]。中国学者也对不可译性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如徐丹提出“可译度”概念，认为不可译不是绝对，而是受主题、语境与文化背景影响的相对存在[3]；田庆芳则从语言与文化双维度比较不同层级的不可译性[4]；陈茜从文化沟通角度探讨文化内涵如何限制意义转换[5]。
尽管已有研究从语言学、符号学与文化沟通等角度对不可译性展开深入讨论，但目前极少有研究以“古文字科普类作品的英译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文学作品、历史典籍或话题链层面的不可译性[6] [7]，而以《古文字趣谈》为代表的古文字通俗读物具有强烈的“字形–文化–语义”三重叙述特征，这类文本中图像式字形构造、典籍考据与历史语源往往并置使用，其不可译性与一般文本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从古文字的特殊属性出发，探讨字形、专名与习语三类典型不可译现象，并结合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提出对应的处理策略[8] [9]。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古汉字独特符号系统的分析，补充现有不可译性研究在“古文字跨语际传播”领域的空白；第二，通过案例呈现古文字类科普文本的翻译难点，丰富译学中关于文化不可译性的实践维度；第三，通过对策略的归纳，为中国古文字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可操作的翻译参考。
2. 古文字趣谈中的不可译现象
2.1. 不可译现象
不可译现象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雅各布森在其经典论文《翻译的语言学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雅各布森认为，不可译现象主要源于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差异，尽管大部分不可译现象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进行翻译以供译入语读者理解，但当原文除了字面含义外还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或语境意义时，翻译就变得不可译。例如，诗歌的翻译往往只能传达其内涵，而难以保留其韵律和节奏，这使得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译性。斯奈尔·霍恩比也指出，不可译性更多是文化层面的现象，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交流的动态平衡。
中国学者对不可译现象也有深入研究。徐丹提出了“可译度”的概念，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在于能否翻译，而在于具体话题的可译程度。陈伟莲则认为，不可译性和可译性是一对矛盾，它们是语言共性与特性的体现，且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此，翻译的目标不仅是减少阅读障碍，更是克服理解障碍，而不可译性正是翻译过程中需要灵活应对的重要障碍。
2.2. 字形的不可译现象
陈炜湛先生在讲述汉字的演变时，常常将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汉字字形穿插在文章中，使汉语读者能够直观地理解汉字的来龙去脉。然而，当这些内容被翻译成英语时，由于汉语和英语在字形和读音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直观性便不复存在。例如，在解释“逆”字时，汉语读者能够迅速理解其字形所蕴含的意义，但英语读者却只能了解到其读音和基本含义，而无法领略其更深层的文化内涵。此外，陈炜湛先生还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原文，甚至包括甲骨文拓片中的文段，这些内容在翻译成英语后，往往会失去其解释字形演变的功能。例如，“尢，㝿，曲胫也。从大，象偏曲之形”这句话虽然可以用现代汉语解释，但翻译成英语后，其字形和读音的信息便会丢失，无法达到解释的目的。
这一现象属于典型的“形式不可译性”，即源语依赖视觉结构承载意义，而目标语缺乏对应符号系统，因而无法实现等值表达。古文字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等构形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图像–意义”绑定机制，而字母文字主要依赖“声音–符号”关系，两者认知基础完全不同。王宾指出，汉字的构形机制使其文化内部意义高度浓缩，一旦脱离其视觉符号形态，语义层面便难以保持原有厚度[10]。因此，字形类内容即使通过现代汉语解释后再译入英文，仍会造成信息的不可避免缺失。
在《古文字趣谈》这类以“字形讲解”为核心的文本中，字形本身即为论证的一部分，是意义生成的起点，而非背景信息。也正因如此，字形的不可译性在此类文本中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形态。
2.3. 专有名词的不可译性
在解释古文字的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及一些古代的官职和典籍名称，这些专有名称的翻译同样存在障碍。中国古代的官职与西方古代的官职并非完全对应，因此在翻译时只能选择权力大小相近的官职进行对应。例如，“丞相”被译为“the Prime Minister”，“御史大夫”被译为“the Imperial Censor”，虽然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这些官职的大致含义，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内核的不同，这种翻译仍存在隔阂。同样，陈炜湛先生引用的古代典籍名称也存在不可译性。例如，《说文解字》通常被音译为“the Shuowen Jiezi”，但这种音译无法传达“说”“文”“解”“字”各自所蕴含的含义。
专有名词的不可译性往往属于“文化不可译性”，即词项本身承载源文化体系中独有的制度、礼制、器物与知识结构，目标语缺乏对应概念。陈茜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文明的语义场难以完全对接，若简单采用对等词汇，反而易产生误导性对应。典籍类专名亦面临类似情况，如《说文解字》不仅是词典名称，更蕴含汉字构形思想与许慎的语言学体系，其文化负载远超字面意义。音译虽可保留文化标签，但在意义层面仍不可避免地缺损。因此，在《古文字趣谈》英文翻译中，专名类词汇往往需采用“音译 + 注释”的折衷方式，以在可译性与文化保留之间实现平衡。
2.4. 部分习语的不可译性
习语的产生与发展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政治治理、科技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有些习语可以直接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的词，但有些则内含典故，需要挖掘其深层含义进行翻译。例如，“惊弓之鸟”“杯弓蛇影”“画蛇添足”等习语不能直接翻译为“a bird startled by the sound of a bow”“the shadow of a bow in a cup mistaken for a snake”“drawing a snake and adding feet to it”，而需要通过意译来传达其含义。然而，这一过程往往会损失习语中的文化背景。
习语的不可译性往往来源于其“文化隐喻性”。许多汉语习语依赖于历史典故与文化认知图式，而这些文化语境在译入语读者的知识系统中并不存在。雷丽斯在其研究中指出，隐喻和典故是跨文化翻译中最难处理的部分之一，其意义往往依赖群体性文化记忆。因此，直译不仅无法传达文化深意，甚至会导致目标读者的误解。
Newmark的理论也表明，习语翻译需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间灵活切换：若目标语存在功能等值表达，可采用对等翻译；若不存在对应表达，则需舍弃文化外衣，以功能意义为核心进行重构。这也正是《古文字趣谈》英译中处理习语的主要策略。
3. 翻译理论指导及案例分析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可译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并在翻译实践中做出适当的取舍。为此，笔者在翻译《古文字趣谈》时，采用了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翻译理论作为指导。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为处理不可译现象提供了重要思路。
语义翻译的核心是在译入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这种方法强调保持原文的结构和作者的中心思想，即使这可能导致译文在目标语言中显得有些生硬。而交际翻译则侧重于使译文对目标语言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言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这意味着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和表达方式，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可理解性。
在翻译《古文字趣谈》时，笔者综合运用了这两种翻译理论，以找到使可译度最大化的策略和方法。
此外，《古文字趣谈》的文本类型本身具有“知识讲解–文化寓意–字形图解”三重结构，这使其不可译问题呈现多层次性。在处理字形、典籍名、习语等部分时，仅依赖一种翻译策略难以全面应对，因此本研究在Newmark理论框架下结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如张紫燕关于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实践中的互补分析[11]、叶朝成等对两种翻译方式差异的系统阐述，并参考徐丹“可译度”概念，从而构建更具操作性的翻译路径。
因此，本部分案例分析不仅展示翻译策略的运用方式，也通过具体文本说明如何在“忠实原义”与“有效传播”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3.1. 对于字形不可译现象的处理
《古文字趣谈》的每一篇文章都围绕某个字或字形展开，旨在为汉语读者“扫盲”。然而，英语读者对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功能并不熟悉，因此不能仅仅将汉语翻译为英语。在翻译涉及字形的句子时，笔者首先保留了主要的汉语文段，以确保原文语义不丢失。尽管这种“译文”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甚至可能导致理解困难，但它足够忠实于原文。此外，为了帮助译入语读者理解，笔者在相应文段后添加了具体的英文译文，并增译部分内容，以扩充信息量，扩大可译度。
例如，原文“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中，“逆取”一词在历史中具有特定的含义演变，因此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如果直接翻译为“seized power through force”，虽然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其内涵，但却失去了对“逆”字最直观和根本的理解。因此，笔者先保留了汉语原文，并标注了汉语拼音，让译入语读者对字形和发音有初步了解，随后添加了英文翻译，使译文既保留了字形，又破除了理解障碍。
在此策略中，“保留原文 + 注释译文”属于典型的语义翻译范畴，其优点在于最大限度保留字形相关信息，延缓不可译性的扩大。陈伟莲指出，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或字形信息时，适度保留源语形式不仅是对文本的忠实，也是对文化的传递。因此，此类字形信息无法完全转换，但可以通过多模态(如拼音、字形、解释)提高可译度。
例如：
原文：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译文：汤武逆取而顺守之(tāng-wǔ-nì-qǔ-ér-shùn-shǒu-zhī)，文武并用(wén-wǔ-bìng-yòng)，长久之术也(cháng-jiǔ-zhī-shù-yě) (Tang and Wu seized power through force but governed with virtue, using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which is the art of long-lasting rule)。
又如，甲骨文存在用“文字画”记录“语段”的时期，其内涵意义往往远大于字形意义。这些古文字在案例中多用于图解功能，这些古文字在文字体系创立之初，文字单位与语言单位的关系并不完全对应[12]。在《古文字趣谈》中，不对甲骨文和金文等古文字进行翻译，体现了语义翻译的特点。
因此，对于这类古文字的翻译，保留其原本的形式，不做额外处理。
例如：
原文：甲骨文
左半缺一足的人形，便是小篆
字，隶定之即为尢(尣)。
译文：The “”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 the graph with one foot missing on the left is a character in the Small Seal Script “” which, when standardized, is “尢/尣 (wānɡ)”.
3.2. 不可译现象
在翻译实践中，专有名词的不可译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理论为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导。语义翻译注重保留原文的文化和词汇特色，而交际翻译则侧重于使译文对目标语言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言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
专有名词通常兼具文化符号性与专业知识属性，因此简单直译或完全归化都不够充分。音译可最大限度保留文化形式，但信息不足；意译可传达意义，但文化标签丢失。为此，本研究采取“音译 + 解释性翻译 + 必要注释”的综合策略，既符合学界对文化不可译性的处理建议，又符合Newmark对文化负载词处理方式的分类。这一策略不仅提升了目标读者对文本背景的理解，也降低了跨文化误解的风险。
在翻译《古文字趣谈》时，笔者依据纽马克的理论，对专有名词的不可译性进行了策略性调和。例如，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职官名，如“丞相”与“御史大夫”，采用了交际翻译中的归化策略，分别译为“the Prime Minister”与“the Imperial Censor”。这种策略通过借用目标语言中功能对等的政治术语，降低了文化认知门槛。然而，为了进一步提高可译度，破除更多的理解壁垒，笔者在注释中补充了源语职权的独特性，如“丞相”在秦汉集权体制中的中枢地位。
对于典籍类专有名词，如《说文解字》，笔者采用了语义翻译的方法，优先保留音译“The Shuowen Jiezi”，并辅以括号内的解释性翻译“The Book of Explanations and Analysis of Characters”。这种方法既维护了文本的文化标识性，又通过副文本传递了其语言学功能。此外，对于古代用于祭祀的青铜器“宗周钟”，笔者不仅进行了音译“Zong Zhou Zhong”，还附上了文物图片，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为了进一步提升专有名词的可译度，笔者还构建了术语表，详细记录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专有名词，以便译入语读者查阅和理解。这种综合运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结合注释、术语表及图像化注解等补偿手段，既保留了源语的文化深度，又通过语境重构与跨文化类比降低了目标读者的认知壁垒。
3.3. 对于习语的不可译现象
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框架下，习语的不可译性可以通过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互补策略进行动态调和。例如，“一石二鸟”这一习语在英语中有完全对应的表达“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采用套译法，保留原文的形式、内容与文化意象，同时忠实传递作者的意图。然而，习语因其文化独特性(如典故、双关、隐喻)常面临源语与目标语的文化互文性断裂，导致直译失效。
例如：
原文：真是重重复复，画蛇添足。
译文：All these lead to unnecessary complexity and redundancy.
笔者采用交际翻译，剥离文化负载的典故(“画蛇添足”的战国寓言)，聚焦功能对等的核心语义(“多余行为导致复杂化”)。这一策略本质上属于“文化简化”与“功能重构”，其理论依据可追溯到Jakobson的“语际翻译”概念，即翻译的最终目的在于意义的再生产而非形式的模仿。叶朝成等学者也指出，在目标文化缺乏对应文化意象的情况下，坚持形式对应反而会造成交际失败，因此功能等值应优先于形式等值。
此外，纽马克指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实际翻译中常常被综合使用，译者需要根据具体语境灵活选择翻译策略。在翻译习语时，译者可以结合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优点，既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又确保译文的可读性和理解性。
4. 结论
在翻译富有文化内涵的文本时，汉字形状、特殊名称和习惯用语的“难翻译”问题，本质上源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字形的不可译性源于汉字象形、会意的视觉美学特性，其文化象征与艺术价值难以通过字母文字复现，需依赖多模态补偿(如插入原文字形图解)辅以语义注释，以视觉叙事弥补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专有名词的不可译性(如“御史大夫”译作“the Prime Minister”)则根植于历史制度与哲学概念的文化独特性，需要通过归化类比实现功能对等，并结合术语表加以解释，以缩小文化隔阂。习语的不可译性(如“画蛇添足”译作“unnecessary complexity”)因文化隐喻与典故互文的缺失，需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剥离文化负载，传递核心语义。
总结来说，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在“保留原汁原味”和“让读者看懂”之间找平衡——既不能丢掉汉字和文化的特色，也不能让翻译后的文字变成“天书”。好的翻译就像一座桥，让不同文化的人能互相理解对方的语言密码。
综上所述，《古文字趣谈》英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并非文本本身的缺陷，而是由汉字构形机制、文化符号系统与语言结构差异共同造成的系统性结果。这表明：不可译性并非绝对，而是如徐丹所言表现为“可译度”的连续谱，不同类型的内容在不同语境下呈现不同程度的可处理空间。本文通过对字形、专名与习语三类典型不可译现象的分析，展示了如何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动态组合中寻求可译度最大化。这不仅印证了Newmark翻译理论在文化类文本中的适用性，也为文化负载文本的实践操作提供了证据支持。
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案例主要来自单一文本《古文字趣谈》，具有一定的文本类型局限；其二，本文的策略分析多基于译者视角，尚未通过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验证，因此对“理解效果等值”的判断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其三，本文虽讨论“字形不可译性”，但未充分结合图像学、符号学等跨学科方法，未来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展开：第一，可通过问卷或访谈方式收集英语读者对不同翻译策略的理解程度，形成实证研究框架，检验“保留字形 + 注释”“意译重构”等策略的有效性；第二，可结合数字出版特点，开发多模态翻译方式，如在译文中加入可点击的甲骨文字形图像、弹出式注释、嵌入式语音或短视频，以提升古文字文化在英语语境中的传播力；第三，可将本研究方法延伸至其他古文字科普读物中，建立更完整的古文字英译策略体系；第四，未来还可借助跨文化认知研究，探讨目标语读者在阅读汉字文化信息时的认知负荷，从而对翻译策略进行更具科学性的调整。
总而言之，古文字文本的英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行为，更是跨文化知识传递过程。面对不可译性，译者的任务不是完全消除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探索让文化有效“通达”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