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纳西东巴文作为目前仍处于活态使用中的象形文字体系，是观察早期书写系统如何编码人类经验与事件结构的重要窗口。尽管学界已经围绕其构形类型、字素结构、读音系统与文字来源展开了长期而系统的讨论(喻遂生，1994、2003、2014；唐兰，1979；王元鹿，1987、2001；杨正文，1999；范常喜，2001；甘露，2001、2004；周斌，2004；郑飞洲，2003；黄思贤，2008；陈霞，2008；刘悦，2010、2011；木仕华，2011；和继全，2012；何丽峰，2015等) [1]-[19]，现有研究整体仍停留在对字形结构的描写性梳理上。换言之，东巴文究竟以何种方式编码概念意义、构拟事件情景，其内部的语义体系如何运作，尤其是词类系统(如动作动词)的语义组织方式，至今仍缺乏系统性阐释。
动作动词作为描述人类行为活动的核心词类，是观察语言使用者如何构建动作事件、如何通过语言或文字呈现施事–受事关系、时间结构与动作方式的关键入口。在象形文字体系中，动作动词的字形与意义之间常存在直接映射关系，因此能够保留较为早期的动作事件概念化模式，比现代语言的语法编码更接近原始经验结构。然而，无论是在东巴文字研究传统内部，还是在跨书写体系的动作动词语义研究领域，对于“东巴文如何通过象形机制编码动作事件”这一核心科学问题仍缺乏系统回答。既没有形成稳定的动作动词识别体系，也没有建立动作语义的类型学描写框架，更未对字形–语义之间的映射机制进行事件结构层面的分析。
本研究以《纳西象形文字谱》(方国瑜，2005) [20]与《麼些象形文字字典》(李霖灿，1944) [21]为基础，参照汉语语义类型学中对动作动词的界定标准，系统筛选出292个东巴文动作动词。进一步地，本研究以事件类型学中跨语言最具稳定性的持续性与主动性两大参数为分析轴心，从动作是否具有时间延展性与施事是否具有意志性与控制力两方面构建东巴文动作动词的语义分析框架。该框架既与Langacker (1987) [22]关于事件扫描与情景构型的认知模型相衔接，也与沈家煊(1995) [23]提出的有界/无界事件区分相吻合，使东巴文这一象形文字体系能够纳入现代事件语义理论的解释系统。本研究旨在从语义类型学视角建立纳西东巴文动作动词的系统描写框架，并揭示东巴文在动作事件概念化中的认知模式。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 弥补东巴文字研究长期缺失的语义层面描写，使字形研究与语义研究得以衔接；(2) 为少数民族象形文字如何编码动作事件提供类型学证据，拓展动作动词语义研究的跨文字体系视野；(3) 揭示字形–意义映射机制在早期文字中的运作方式，为理解象形构形如何反映事件结构与人类经验提供实证材料。
2. 文献综述
东巴文字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以来的学术整理工作。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形、字素结构、读音与文字起源等方面，逐步形成较成熟的字形分析传统。喻遂生(1994, 2003, 2014) [1]-[3]提出以“象形–会意–类推”为中心的构字分析体系，为东巴文字构形学奠定了基础；王元鹿(1987, 2001) [5] [6]从历史语言学与民族文化的角度强调其文献价值；郑飞洲(2003) [12]、甘露(2001, 2004) [9] [10]则进一步细化了字形分解原则、符号组合方式与字形变体的生成机制，深化了对东巴文字内部结构的认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构建了东巴文字在形体描写层面的系统框架，使东巴文在“如何写成”的意义上得到了较充分的理解。
然而，与丰富的字形研究相比，东巴文字的语义系统研究明显滞后。除了少数学者在经文释读与特定语境考证中对个别字符进行零散解释(如黄思贤，2008；陈霞，2008) [13] [14]，东巴文字的整体语义结构、词类系统的语义分布、语义构建机制均缺乏系统描写。特别是动词系统这一承载事件结构与认知建模的重要部分，在东巴文研究中尚无统一的动词识别标准，亦缺乏动作动词语义组织方式的框架性讨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动作动词语义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传统，是事件类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Vendler (1957) [24]提出事件四分法以来，事件结构研究不断深化。Langacker (1987) [22]从认知语法视角提出扫描方式、侧显机制等概念，揭示动作事件的认知构建模式；Talmy (2000) [25]则从力动态与图式结构分析语言编码动作的路径、施事性与因果关系；沈家煊(1995, 2004) [23] [26]的“有界/无界”事件模型成为汉语动作动词分类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汉语框架内，戴耀晶(1998) [27]、何伟等(2015) [28]进一步从持续性、施事控制性、工具依赖性、身体参与等参数构建多维分类模型，揭示了动作动词语义特征、句法行为与事件构型之间的系统关联。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大多基于具有丰富语法形态的语言体系，例如通过体貌标记、施事标记、及物性对比、趋向补语等形式特征识别事件类型。对于缺乏此类语法手段、依赖图像形构进行意义表达的象形文字体系而言，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因此，要将东巴文字纳入事件类型学的整体框架，需要选择能够跨越语法显性语言与象形书写系统的分析维度。
在此背景下，持续性与主动性成为最具跨文字体系稳定性的事件语义参数。持续性体现动作事件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特征，主动性体现着施事的意志性与控制能力。二者不仅是现代语言的核心语义参数，也能够在象形字形中通过姿态呈现、轨迹线条、身体部位显象、工具构形等方式获得直接的图像表达。因此，持续性与主动性框架为研究东巴动作动词提供了同时适用于图像–语义映射和事件–结构编码的双重理论基础。
近年来的象形文字研究逐渐从单纯描绘物体形态转向关注更复杂的概念结构，包括动作方式、身体姿态、动作方向、工具嵌入、施事–受事关系等。象似性理论指出，形式–意义之间的理据关系不仅表现在名词类，也广泛存在于动作类词汇中(Perniss & Vigliocco, 2014) [29]。跨书写体系的研究表明，象形文字常通过姿态固化、身体部位显性化、工具图式化、轨迹线条化等策略呈现动作事件的语义构件。然而，现有东巴文研究尚未把这些象形机制置于事件类型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系统分析，导致东巴文在字形–语义映射机制方面的潜在价值未被充分发掘。换言之，如何从动作动词入手重建东巴文字的语义系统，如何揭示其通过象形构形表达事件结构的方式，仍是亟待回答的重要学术问题。
3.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选择依据
由于东巴经书作为原始书写材料在成书年代、手写字形、抄写风格及语境依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词项在不同文本中的语义可能受到情境化因素的显著影响，不利于构建稳定、可复现的语义研究语料库。基于此，本研究优先选用以字形为单位、经过系统整理的辞书资料。
在现有东巴文辞书中，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2005) [20]与李霖灿《麼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 [21]在规范性与代表性方面最为突出，主要体现在：(1) 字形标准化程度高。两部辞书均以字形规范化为编纂原则，对手写体的差异性进行了系统归整，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字形形式。(2) 释义脱离语境，语义稳定性强。辞书释义不受具体仪式情境影响，能有效避免语境性歧义，有利于动作语义特征的系统化判定。(3) 图像附注充分，便于分析象形构形机制。字形记录较为完整，呈现身体部位、工具、姿态等动作构件，为检验象形文字如何编码事件结构提供必要的视觉证据。(4) 收词量大、覆盖面广。两辞书合计收录字形千余，为本研究构建东巴动作动词语料库提供了充分的词汇基础。基于上述优势，本研究以《纳西象形文字谱》和《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作为主要语料来源。此选择符合语言类型学与文字学研究中关于确保语义判定一致性与资料稳定性的方法论要求，为后续的语义特征分析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3.2. 动作动词的识别原则与筛选标准
由于象形文字缺乏体貌、及物性、趋向构式等语法形态线索，本研究不依赖形式特征判定动词类别，而以语义类型学参数及象形构形机制为核心依据。在综合戴耀晶(1998) [27]、何伟等(2015) [28]对动作动词定义的基础上，并结合东巴文图像化表达的特点，本研究确立了识别东巴动作动词的五项必要条件：
(1) 施事性。动作必须由人类或可视为人类施事的主体实施，体现意志控制与执行能力。该标准用于排除非施事驱动的自然事件与非自主变化类词项。
(2) 动作过程的可图示性。字形应在视觉上呈现动作构件，如身体部位、工具、姿态或轨迹。这是象形文字区别于表意/表音文字的重要判定基础。
(3) 目的性与可控性。动作需具备明确目的或动机，属于主体可操控行为。因此排除心理活动、状态类动词及非意志性事件。
(4) 语义角色结构。词项需能够与受事、工具、原料、结果等语义角色构成事件框架，体现事件参与者结构的可构造性。
(5) 事件性与时空框定性。动作必须发生在可感知的时空范围内，具有明确或可推断的起止界限。用于排除属性类、关系类或不构成事件结构的词汇。
仅当某词项同时满足以上五个条件时，方被认定为东巴动作动词并纳入语料库。这一标准既与类型学研究的事件构型参数相契合，也适配象形文字以视觉显著性编码动作意义的结构特征。
3.3. 数据收集与整合流程
本研究的数据整理遵循“规范化→去重→语义判定→整合”的标准流程，确保语料的系统性与可复现性。具体步骤如下：
(1) 初步提取。
从《纳西象形文字谱》中提取动作动词候选项263条，从《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中提取候选项175条，共计438条初始词目。
(2) 字形规范化与去重。
对两部辞书中出现的共形字进行统一处理。若字形与释义均一致，则合并为同一词项；若字形相同但释义存在显著差异，则视为两个独立词项(反映一形多义特征)。此操作遵循文字学中字形单位与词义单位分离的处理原则。
(3) 语义判定与资格审查。
对每一候选词项进行两重语义验证。1) 象形证据判定。判断字形是否呈现动作构件(如人体部位、工具、动作轨迹等可视化元素)。2) 事件语义判定。判断释义是否满足动作动词的五项标准(施事性、可控性、目的性、工具/身体部位参与、具备时空框架)。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判定，对分歧项进行复审并达成一致。
(4) 语料整合。
在完成规范化、去重与语义验证后，最终确认292个动作动词词项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语料库。
3.4. 事件语义编码体系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立足事件类型学，将持续性与主动性作为东巴动作动词语义分析的两大核心维度。二者是跨语言与跨文字体系中最具稳定性的事件结构参数，既可用于分析具备语法标记的语言，也适用于依赖象形构形表达意义的文字系统。
(1) 持续性编码
持续性维度用于区分动作事件在时间结构上的延展性。本研究在Langacker (1987) [22]的事件扫描机制基础上，结合象形字形的图像属性，确立以下三项判定标准：1) 姿态可持续性。字形是否呈现可保持一段时间的姿态，反映动作是否能形成延续性的视觉表征。2) 动作延展可能性。动作本质上是否具有在时间轴上扩展的可能性，区别于瞬间完成的动作。3) 语义的非瞬时性。释义本身是否指向过程性，而非时间点式事件。依据上述三项标准，将动作划分为持续性动作与瞬时性动作。
(2) 主动性编码
主动性维度用于描写动作事件在意志控制、身体参与和工具依赖等方面的语义特征。本研究综合Vendler (1957) [25]、Shen (1995) [23]等事件语义研究，确立以下四类指标：1) 施事控制力。动作是否可由施事自由操控，是意志性动作与非意志性动作的核心区分。2) 意志性。动作是否源于施事主观意图，排除如“跌倒”“醒来”等非意志事件。3) 身体参与部位。包括上肢、下肢、全身等，用以揭示动作构形的身体映射结构。4) 工具依赖性。动作是否需要依赖工具才能完成，例如犁地、切割、敲击等。依据不同指标组合，本研究进一步将东巴动作事件划分为多个主动性等级，以反映其在意志驱动程度、身体构件参与模式及工具介入程度上的差异。
3.5. 语义编码的信度控制与实施流程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可复现性，本研究由两名受过系统训练的研究者独立对全部292个词项的持续性与主动性语义特征进行编码。两轮编码完成后，对于存在分歧的词项，研究者逐项比对字形、查核辞书释义，并在必要时结合上下位义项进行复审，直至达成一致。
为检验跨编码者的一致性，本研究采用语言学实证研究中常用的简单一致率(percentage agreement)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持续性维度一致率为93.4%，主动性维度一致率为91.7%。两项指标均显著高于语言类研究普遍接受的85%信度基准(Krippendorff, 2013) [30]，表明本研究的语义编码程序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4. 纳西东巴动作动词的事件语义特征分析
4.1. 持续性特征：时间结构的象形编码
时间结构是动词语义的基本维度。Langacker(1987) [22]从事件在时间中的凸显方式出发，将情景过程区分为完成体与未完成体。前者以整体性的整体扫描方式呈现，后者则以顺序扫描的方式显现为内部可分、具有异质性的展开过程。马庆株(1998) [31]在汉语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动词能否与持续体标记“着”结合，是区分持续性与非持续性的重要语法线索。可以接“着”的多指向可延展的过程性事件，而难以接入“着”的动词通常指瞬时或整体性动作。需要强调的是，持续性并非绝对属性，而是建立在事件类型与认知参照框架之上的相对判断。沈家煊(1995) [23]将这一判断机制理论化为事件的有界/无界对立。具有明确起止点的为有界事件，而边界模糊或无法精确定义时界的则为无界事件。在空间维度上，这类区分表现为有界实体与无界物质；在时间维度上则对应可界定的动作事件与非边界化的心理/状态事件。
在纳西东巴文字中，这一有界/无界与持续/瞬时对立的象形化投射尤为明显。大量东巴动作动词的字形呈现为可保持一定时长的姿态或动作构件，如
“漂浮”、
“躲藏”、
“举起”、
“持握”、
“旋转”等。这类字形通过线条延展、姿态固化等方式表现动作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性，意味着其语义单位本质上是可延展的动态过程。与此相对，一些动作动词则描绘事件启动即结束的高瞬时性事件，如
“砍伐森林”、
“拔出”、
“跨过”、
“跳跃”等，其动作起止点在时间上高度重叠，难以在图像中构建具有时长的过程性表征。
Table 1. Durativity features of motion verbs in the Naxi Dongba script
表1. 东巴文动作动词的持续性特征分布
动作类型 |
数量 |
占比 |
持续性 |
190 |
65.07% |
瞬时性 |
102 |
34.93% |
总计 |
292 |
100% |
如表1所示，按照第3节提出的持续性判定标准，对292个东巴动作动词进行逐项编码后，本研究得到如下分布：持续性动作动词有190个，占65.07%；瞬时性动作动词有102个，占34.93%。即近三分之二的东巴动作动词呈现过程性特征，而仅约三分之一表现为瞬时性事件。这一显著的比例差异揭示了东巴文字在动作事件编码上的系统倾向。东巴文显著偏好记录可被视觉化、可被延展感知的过程性情景，而非瞬间发生、难以图像化的动作。换言之，东巴动作动词体现出一种过程优先的编码机制，其构形依赖姿态固化、动作轨迹线条化等图像策略，使持续性事件在象形构形中天然更具可表现性。与此相比，瞬时事件由于缺乏可延展的视觉线索，其象形表达在系统中的比例明显受限，这也从符号学与感知语言学角度支持了“象形文字偏好可描绘过程”的一般性假设。
4.2. 主动性特征：意志与具身行为的象形编码
纳西东巴文动作动词的另一核心语义维度是主动性。这里的主动性不仅包括动作是否由施事主观发出(即意志性)，还涵盖身体部位参与情况、工具依赖程度以及动作强度等多个方面。总体而言，这些特征共同勾勒出东巴文如何通过象形方式凸显由人主动实施的具体行为。
在意志性方面，借鉴汉语研究的相关划分，马庆株(1988) [32]根据动词是否受主观意识控制，将其分为意志动词与非意志动词。意志动词表示主体有意识地发动和控制的行为，非意志动词则多指不由意志支配的变化或状态，如“醉”“跌倒”等。她通过一组句法诊断(如能否用作祈使、能否与“来/去”构成趋向式、能否进入“V + O + 来/去”“来/去 + V + O”等格式)来刻画意志动词的分布特征。综合这些标准，可以将“看、听、蹲、跑、玩”等视为典型意志动词，而“醒、醉、跌倒、毁坏”等则通常被视为非意志动词。在本研究中，我们并不直接将上述汉语句法测试机械移植到东巴文，而是将其背后的语义核心——动作是否受主体有意识控制提炼出来，用于语义判定。编码结果表明，在292个纳西东巴动作动词中，非意志性的仅有4个，绝大多数都属于由人主观意志发出、可以控制和调节的行为。换言之，东巴动作动词系统几乎完全围绕“人主动做什么”这一意义核心展开，非意志性变换类动词在系统中的比例极低。
在工具依赖性方面，考虑到人类在日常劳动中大量借助工具完成动作，本研究在编码时将“必须依赖工具才能实施的动作”与“可单纯依靠身体完成的动作”加以区分。统计结果显示，在292个东巴动作动词中，约26.02%的动作必须借助某种工具(如
“犁”、
“镰刀”、
“刀”等)才能正常实施，其余73.98%的动作则可完全依赖人体完成。这一分布说明，东巴文字在记录动作时既保留了大量徒手动作，又对工具性动作给予了显著位置，尤其是在农耕与手工劳动语境下，工具是构成动作事件的关键要素之一。
在身体部位参与方面，由于本研究在筛选标准中预设施事者为人类，因此所有动作在本体上都涉及人体活动。进一步的语义细化表明，东巴动作动词可以依据显性涉及的身体部位分为三类：(1) 上肢动作动词，主要依靠手、手臂及上半身完成，如
“砍”(手持工具砍伐)、
“击鼓”(以手臂敲击)、
“泡茶”(以手操作)等；(2) 下肢动作动词，以腿、脚等下半身为主导，如
“奔跑”、
“跨过”、
“伸腿”等；(3) 全身参与类动作动词，释义中不突出具体肢体、但在认知上需要全身诸多系统的协同参与，如
“睡觉”、
“做梦”等。统计结果显示，上肢动作类动词占79.11%，下肢动作占11.64%，全身参与类约占9.25%。可以看出，东巴动作动词系统呈现出典型的上肢优先特征，手与手臂是动作概念中最突出的施事部位。
动作强度则是另一个与主动性密切相关的维度。本研究将动作强度理解为行为在体力消耗、幅度大小以及动态显著性上的综合感知。一些动作如“跑”、“跨过”、“砍”等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和较大的体力消耗，在直觉上更容易被视为典型的“强动作”；而另一些动作如“泡茶”、“做梦”、“睡觉”等动态特征相对弱，表面上更接近状态，但在本研究的判定框架下，由于其满足“有施事者”“需主观参与”等条件，仍被归入动作动词范畴。统计结果表明，被编码为强度强的动作动词占85.62%，强度弱的仅占14.38%。
Table 2. Agentivity features of motion verbs in the Naxi Dongba Script
表2. 纳西东巴动作动词主动性特征分布
特征类别 |
需要工具 |
无需工具 |
上肢参与 |
下肢参与 |
全身参与 |
强度强 |
强度弱 |
数量 |
76 |
216 |
231 |
34 |
27 |
250 |
42 |
比例 |
26.02% |
73.98% |
79.11% |
11.64% |
9.25% |
85.62% |
14.38% |
综合工具依赖性、身体部位参与与动作强度三项指标，可以更为整体地把握纳西东巴动作动词的主动性分布(见表2)。从整体上看，纳西东巴动作动词语义系统以意志性强、可控性高、身体参与显著、动态特征突出的动作为原型。这一分布一方面凸显了东巴象形文字偏好记录由人主动实施的具体行为，另一方面也为理解纳西族在日常经验中如何凸显和组织动作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纳西象形文字谱》和《麼些象形文字字典》构建了包含292个词目的东巴动作动词语料库，并从事件类型学中跨语言最具稳定性的持续性与主动性两大维度出发，对东巴文字在词汇层面对动作事件的编码方式进行了系统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语料主要来源于辞书资料，本文的分析对象为去语境化的词汇单位，因此相关结论主要反映的是东巴文动作动词在词汇系统中被固化的潜在事件语义结构，而非其在具体经文语境中的实际语义运作过程。研究结果显示：(1) 在持续性方面，持续性动词约占三分之二，瞬时性动词约占三分之一。东巴文字在词汇层面显著偏向描绘可延展、可感知的动作过程；瞬时事件由于缺乏可图像化的姿态或轨迹，其象形表达空间相对有限。这一分布表明，东巴文字在动作事件的词汇编码中依赖“视觉稳定性”来组织时间结构，与现代语言主要通过体貌范畴标记事件时间形成互补。(2) 在主动性方面，东巴动作动词几乎全部为意志性动词；上肢动作为主，下肢与全身动作为辅；强度显著的动作远多于弱动作；约四分之一的动作需借助工具完成。整体来看，东巴动作动词在词汇语义层面以“施事–身体–工具”为核心组织动作意义，体现了劳动经验与具身行为在该文字体系中的突出地位。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东巴经文的具体语境中，动作动词往往并非仅指向单一、孤立的具体行为，而可能在仪式叙述或叙事结构中发生语义延展。例如，一些在辞书中表现为持续性、意志性较强的动作动词，在经文中常被用于标记仪式过程中的阶段性行动或程序性行为，其事件边界与语义功能会受到语境与话语结构的进一步调节。这表明，本文所揭示的持续性与主动性特征，更应被理解为动作动词在词汇层面的语义潜能，其在实际文本中的实现仍具有动态变化的空间。
总体而言，本文从词汇层面揭示了东巴文动作动词的语义分布特征及其象形构形策略与事件概念化之间的系统关联。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引入东巴经文语料，结合具体语篇与仪式语境，进一步考察动作动词在实际文本中的语义延展、象征化用法及其与叙事结构的互动机制，或与纳西语口语形式进行跨模式比较，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象形文字的语义建构机制及其在语言类型学中的意义。
基金项目
云南省2022年“兴滇英才”支持性计划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多民族交融背景下东巴文变异动态监测与分级保护策略研究”(QN202551)；云南省研究生优质核心课程(《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