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问世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集中于对译本翻译现象的讨论[1]，国内学界对《红楼梦》文体翻译的研究已形成多元体系，早期聚焦杨宪益、霍克斯等译本的风格差异，近年借助语料库从词汇密度、句长分布等维度展开量化分析，探讨译者对原文文言色彩、叙事节奏的处理策略诗歌翻译研究则围绕意象传递、格律再现与文化适配的辩证关系，深入剖析文化负载意象的转化与韵律形式的变通，成为古典诗词外译的重要参照。国外研究同样成果丰硕，文体翻译聚焦译本的西方接受度，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译者的文化介入与文体适配；诗歌翻译则从跨文化诗学视角，探讨中西方诗学传统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然而，现有成果多侧重小说整体翻译或诗词翻译，对书中近三十副对联、二十多块匾额的专门研究相对薄弱。这些联额对全书艺术框架的构建、环境氛围的描绘、故事情节的照应和人物命运的暗示，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对联的运用不仅展现了作者曹雪芹的文学才华，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趣味。
2. 对联的文体特征及其在《红楼梦》中的叙事功能
汉语对联(Antithetical Couplet)，俗称“对子”，雅称“楹联”，别称“楹贴”、“门联”、“联语”、“联句”等；在不同的场合，又有不同的别称，春节贴春联，结婚贴喜联，祝寿送寿联，吊唁送挽联，入住新居贴新居联，各行各业开业贴开业联，早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种习俗[3]。
不同的人对对联又有不同的概括。白启寰先生在《祝贺〈对联〉创刊一周年》的联语中高度概括了对联语言精练、辞藻典雅、格律严谨、含义深刻、意境优美、韵味隽永的特点：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4]。
刘红梅学者认为[5]，对联是我国独有的，游离于诗歌、律赋、散文、成语、谜语、戏曲等艺术创作以外的一种艺术，由一字一音的汉语方块字组成，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 字数相等；2) 词性相对；3) 意义相关；4) 节奏相合；5) 平仄相协；6) 结构相应。
对联兼具对称美与韵律美，蕴含深刻哲理与丰富情感，核心艺术特点为对偶工整、平仄相调、示意完美。
2.1. 环境烘托与空间定调
对联在《红楼梦》中首要的叙事功能在于为特定场景奠定基调。例如，第五回宁国府上房悬挂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其宣扬的世俗功利哲学，与宝玉天性追求自由浪漫的情怀形成尖锐对立，不仅刻画了宁府的家族氛围，也激发了宝玉“眼饧骨软”的强烈反感，从而推动其移步秦可卿房中的情节。此联并非简单的环境点缀，而是深度参与了环境表征与人物冲突的构建。
2.2. 人物塑造与志趣暗示
在《红楼梦》中，对联绝非孤立的装饰，而是营造环境氛围、暗示人物性格的关键手段。它们如同小说的“微缩景观”，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富有暗示性的舞台。例如，第五回宁国府上房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宣扬的世俗处世哲学与贾宝玉追求纯真的天性形成尖锐冲突，不仅生动刻画了宁国府的家族氛围，更直接触发了宝玉的厌恶情绪，为其移居秦可卿卧室这一重要情节提供了内在动机。此联的功能已远超环境点缀，成为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内心的有机环节。
2.3. 情节预叙与命运伏笔
对联在人物塑造与命运暗示中也发挥着作用，小说更通过人物与对联的互动，巧妙塑造其形象并暗示其命运。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贾宝玉才思敏捷，所作楹联如“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充分展露其诗人才情与不俗的审美情趣，使其形象跃然纸上。而太虚幻境中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则以其高度的哲学概括性，构成了笼罩全书的命运谶语，为贾府兴衰及众女儿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这些例证表明，对联在《红楼梦》中承担着深刻的人物刻画与主题预叙功能。
3. 对联的英译
张丹丹和刘泽权两位学者表示[6]，从翻译史视角看，中国文学英译四百余年的历程，特别是《红楼梦》两百余年的英译成就说明，译介规律是遵循从早期零星片段式翻译，到缩译，再到全译、重译的路径。
3.1. 对联的抗译性
对联的抗译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深植于中华文化中的文学形式，其独特的文化韵味、精炼的语言结构以及音韵美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完整地保留和传达。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和对联语言的独特性导致对联的抗译性，对联翻译难译的根源在于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7]。
黄俊雄[8]也表达过这种看法：至于“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任何句子、篇章，无论形式如何，都是可以翻译的，只是翻译到何等程度、为谁而译的问题。
对联还在形式上要求严格的对仗和韵律，在结构上，汉语对联和英语对句都是两相成对的，都表示一个或一组独立的意思，汉语对联是字数相对相同，英语联句是音节相对相同[9]，这种结构差异让翻译难以保留原有的对称感与节奏感。
因为翻译的过程首先是译者对对联原文的审美过程，然后才是译者使用译语的再创造过程[10]，所以译者需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通过调整语序、选用同义表达或创造性手法，平衡形式对称与意境传递，同时兼顾目标语言习惯，着力传达对联深层的文化与哲学意涵。
3.2. 《红楼梦》对联英译的诗性传达策略分析
《红楼梦》对联兼具精巧形式与深厚内涵，其英译需突破语言与文化壁垒，实现诗性的跨语传递。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本为策略研究提供了典型范本，杨译对原文尊崇最大但阅读难度较大，而霍译明显趋向英语的叙事方式与篇章手段[11]，二者虽路径有别，却均围绕核心目标展开：既需精准捕捉“练达”“文章”等诗眼词语的文化隐喻，复现情韵意象；又要通过音步调配与词组对偶，重建原联的对仗节奏与韵律美感；更需挖掘典故、比兴与虚实关系中的文化深意，完成诗性逻辑的再造。Baker [12]将译者风格定义为以一系列语言或非语言特征所表现出的有别于其他译者的个性特征，译者的翻译风格具体表现在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者所运用的前言、后语、脚注、文内解释等方法。下文将结合具体联语与译本，从意象、结构、文化三个维度解析其传达策略。
3.2.1. 情韵意象的复现：以“诗眼”词语为核心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第五回宁府上房对联)
霍译：True learning implies a clear insight into human activities,
Genuine culture involves the skillful manipul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
杨译：A grasp of mundane affairs is genuin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of wordly wisdom is true learning.
“练达”的诗意核心是“具象行为中的抽象智慧”——它不是冰冷的“技巧”，而是包含“实践沉淀、分寸把握、情感温度”的复合修养，如《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处世虽有争议，却暗合“练达”对“人情分寸”的拿捏。杨宪益以“understanding of worldly wisdom”译之，“worldly wisdom”精准锚定其“处世智慧”的核心，“understanding”则暗含“认知与领悟”的过程感，保留了“练达”从“实践”到“通透”的诗意递进；霍克斯用“skillful manipulation”，“skillful”凸显“熟练度”，“manipulation”虽易被误解为“操控”，但结合语境可理解为“妥善处理”，以更具象的动词传递出“练达”的实践属性，虽弱化了文化隐喻，却让英语读者直观感知其核心意涵。
“文章”的诗意在于“从文字到人生的境界升华”，它将“处世”比作“写文章”，既强调“章法分寸”，又赋予“人生价值”的厚重感。杨宪益以“true learning”译之，紧扣“学问”这一核心，将“文章”的人生隐喻转化为“真正的学识”，虽简化了隐喻层次，却精准对接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皆为学问”的主旨；霍克斯用“genuine culture”诠释，“culture”在此涵盖“修养、素养”，将“文章”所代表的人生境界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修养”概念，既传递了“内在修为”的核心，又规避了“文章”作为“文字作品”的狭义误解。二者虽路径不同，但均抓住“文章”诗意的本质——即“超越形式的内在价值”，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普遍意义的传神转化。
可见，诗意语词的“传神”并非拘泥于字面对应，而是要抓住其“文化内核”与“情感张力”。译者相对于原作品而言，既是“读者”，也是作者，负责将自己的审美感受在译文中得到表现[13]，所以无论是杨译的“忠实还原”还是霍译的“适配转化”，只要精准锚定语词背后的隐喻逻辑与价值指向，就能让跨文化读者感受到原文的诗意厚度，这正是经典翻译中“神似”高于“形似”的核心要义。
3.2.2. 节奏结构的重建：形式对仗的再平衡
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第十七回杏帘在望——稻香村)
霍译：Emergent buds swell where the washerwoman soaks her cloth,
A fresh tang rises where the cress-gatherer fills his pannier.
杨译：Approach to Apricot Tavern The green tide fills the creek where clothes are washed;
Clouds of fragrance surround the girls plucking water-cress.
两版译文均通过对原文感官元素的选择性转化与重组，实现“视觉–听觉”的再对称。原文“新涨绿”是视觉景象，“浣葛”暗含水声(听觉)，“好云香”是嗅觉与视觉的融合，“采芹”则有动作视觉感。杨宪益以“green tide fills the creek”将“新涨绿”转化为动态视觉画面，“where clothes are washed”保留“浣葛”的场景，虽未直接译出“水声”，但“creek”(小溪)的意象能让读者联想流水声，间接补足听觉；下句“Clouds of fragrance”还原“好云香”的嗅觉与视觉，“girls plucking water-cress”以“plucking”的动作视觉呼应上句“washed”的动态，形成“视觉(绿潮)–隐性听觉(溪水)”与“嗅觉(香云)–视觉(采芹)”的对称，虽非严格“视觉–听觉”对应，却通过感官元素的互补构建平衡。霍克斯的处理更显巧思，“Emergent buds swell”将“新涨绿”转化为“嫩芽生长”的视觉动态，“where the washerwoman soaks her cloth”中“soaks”(浸泡)暗含衣物与水接触的细微声响，隐性传递听觉；下句“a fresh tang rises”以 “fresh tang”(清新气息)对应“好云香”的嗅觉，“where the cress-gatherer fills his pannier”中 “fills”(装满)的动作视觉与上句“soaks”呼应，形成“视觉(嫩芽)–隐性听觉(浸泡声)”与“嗅觉(气息)–视觉(装采芹)”的感官对称，让跨文化读者感受到原文的感官层次。
两版译文均借助音步与词组对偶重建节奏，贴合中文对联的韵律感。从音步来看，杨译上句“Approach to Apricot Tavern/The green tide fills the creek/where clothes are washed”(以重音划分，大致为“3-3-3”音步)，下句“Clouds of fragrance surround/the girls plucking water-cress”(“3-4”音步)，虽未严格一致，但通过“the green tide”与“Clouds of fragrance”(名词短语)、“fills”与“surround”(动词)的对应，构建词组对偶；“where clothes are washed”与“where the cress-gatherer fills his pannier” 均为定语从句结构，形成句式对称，以结构节奏弥补音步差异。霍译上句“Emergent buds swell /where the washerwoman soaks her cloth”(“3-5”音步)，下句“A fresh tang rises/where the cress -gatherer f ills his pannier”(“3-5”音步)，音步长度高度一致；“Emergent buds”与“A fresh tang”(名词短语)、“swell”与“rises”(动词)、“the washerwoman”与“the cress-gatherer”(身份名词)、“soaks her cloth”与“fills his pannier”(动宾短语)均形成对偶，通过音步整齐与词组对应，精准重建原文的节奏韵律，让英语读者感受到对联的对仗美感。
3.2.3. 文化深意的唤醒：典故与诗性逻辑的再造
绕堤柳借三篙草，隔岸花分一脉香。(第十七回题大观园诸景对额·沁芳)
霍译：Drenched Blossoms Three pole-thrust lengths of backside willows green,
One fragrant breath of bankside flowers sweet.
杨译：Spilling Jade Willows on the dyke lend their verdancy to three punts;
Flowers on the further shore spare a breath of fragrance.
原联的文化深意藏于典故的隐性关联、比兴的含蓄寄托与虚实的相生张力中，英译的重构需精准捕捉这些内核。典故层面，“三篙”暗合“撑篙渡水”的江南水榭意象，杨宪益以“three punts”(三只平底船)将典故转化为具象场景，既保留“水边”语境，又让英语读者感知“篙”所关联的舟行意象；霍克斯“three pole-thrust lengths”直译“三篙长度”，以“pole-thrust”锚定“撑篙”动作，留存典故的工具属性。比兴上，“柳借草”“花分香”以拟人化手法构建万物相亲的意境，杨译“lend their verdancy”“spare a breath of fragrance”用“lend”“spare”复刻拟人动作，传递比兴的情感温度；霍克斯虽未用拟人动词，却以“backside willows green”“bankside flowers sweet”的方位对仗，暗含“柳依草、花散香”的比兴逻辑。虚实关系中，“绕堤”“隔岸”是虚写的空间格局，“三篙草”“一脉香”是实写的具象细节，两版均以“on the dyke/backside”“on the further shore/bankside”锚定虚境，以“verdancy”“fragrant breath”落地实象，实现虚实相生的重构。
避免“形似神离”的核心，在于以“诗性内核为锚”，平衡形式对应与内涵传递。首先需锁定原联“水边景物交融、气息互通”的诗性本质，两版均未脱离“柳、岸、花、香”的核心意象，确保文化深意的根基不丢——这是“神合”的前提。其次需跳出“字面对仗”的桎梏，根据英语表达习惯重构形式，杨译未强行追求“three”与“one”的数字对应，却以“lend”“spare”的动词呼应保留互动意境；霍克斯虽调整句式结构，却通过“pole-thrust lengths”“fragrant breath”的名词短语对仗，维系节奏美感。最后需处理好文化负载词的“转化度”，对“篙”“脉”等词，不盲目直译(如译“脉”为“vein”易生歧义)，也不随意删减，而是转化为目标语可感知的意象(如“breath”“lengths”)，让形式服务于“万物和谐”的诗性深意，而非被形式绑架，最终实现“形随神走”的效果。
4. 《红楼梦》对联英译中的重构逻辑：从对仗到文魂
《红楼梦》对联英译的核心重构逻辑，是跨越文化壁垒实现从形式到内涵的精准传递。从联语结构审美看，杨宪益、霍克斯均以词组对偶、音步调配重建对仗美感，如“绕堤柳”与“隔岸花”的空间对应，在译文中通过“on the dyke”与“on the further shore”等方位表达维系平衡。语言审美层面，对“练达”“文章”“三篙”等诗性语词，摒弃字面直译，转而抓取文化内核。重构需坚守“语义–意境–文气”三层并举：语义确保核心含义不偏，意境还原“万物相亲”“处世智慧”等深层寄托，文气则通过动词呼应、节奏把控延续原作韵味。这要求译者兼具文学敏感力与文化认知力，最终以“文化之心译文化之语”，让对联在跨语传播中实现形神兼备。
5. 结语
本文以《红楼梦》对联为镜，既照见原著“世事洞明”的处世哲思，亦映出译者在跨文化转化中的赤诚译心。从“练达”“文章”的文化内涵传递，到“绕堤柳”“隔岸花”的对仗重构，杨宪益的忠实还原与霍克斯的传神适配，早已昭示忠实与传神并非对立，而是译者需以文学敏感与文化认知悉心维系的平衡。
对联英译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场诗性重生的精微工程——既要锚定语义根基，不丢“借”“分”的动作张力、“篙”“脉”的意象密码；又要唤醒意境魂魄，延续虚实相生的韵律与文化隐喻的厚度。这一跨越百年的翻译智慧，至今仍是当代译者穿越文化隔阂、让经典焕发跨时空生命力的核心密钥。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