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力求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生态文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探究马克思《手稿》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能够为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指导。
2. 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出场
《手稿》作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思想认识的重要起点，其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渊源。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背后的劳动异化根源，进而揭示和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中存在的悖论，又结合了黑格尔“对象性活动”与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思想，形成了“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深刻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并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这一思想对当代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十九世纪欧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家为了追逐利益不断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同时，生态危机也随之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但资本家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却“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1]: p. 9)，不断剥削工人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使得工人不得不不断寻找劳动的机会，持续劳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这种剥削和压榨使得原本应该是人们自由自觉地活动的劳动成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的手段，成为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工具，进而产生了劳动异化。劳动异化的出现，使得工人在生产过程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他们自己则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没有停止，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机器不断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由此促进生产过程中分工现象的存在。而机器的应用以及分工的明确使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资本家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此，在加大机器的投入过程中同时不断压榨工人的劳动力，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剥削的加深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用以扩大再生产，由此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就随之不断加深，导致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态危机日益加重。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出现是造成形形色色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异化劳动”与“自然”的邂逅相交便构成了《手稿》生态思想出场的实践基础[2]。在异化劳动的推动下，在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愈来愈紧张，最终必然会导致不可预估的生态危机。
2.2. 对国民经济学悖论的批判
马克思在剖析国民经济学内部矛盾以及对国民经济学悖论的批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异化劳动的认知。国民经济学理论表明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归工人所有的，但国民经济学家又指出，工人得到的产品实际上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1]: p. 12)，也就是说，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并非归劳动者所有，相反，他们仅仅得到的是能够维持自身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工人谋生的手段。付出绝大多数劳动的人却得到了极少数的工资回报，显示出了劳动价值规律同工资规律之间相矛盾，指出国民经济学理论内部产生矛盾。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进行了批判，指出本应创造价值的劳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则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1]: p. 13)。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工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当社会处于衰落的状态下，工人的生活会因社会状况愈加贫困。但当社会发展处于繁荣的状态下，一方面，工人的劳动会因技术的发展而被替代，工人能够获得劳动的机会可能因此减少，由此导致部分工人失业，造成工人的贫困。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抓住社会发展的红利进一步追逐利益加大了对工人的剥削，工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来维持工作，但实际得到的工资却相对来说并没有增加，由此同样会造成工人各种形式的贫困。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国民经济学存在的矛盾，尤其是对劳动价值与现实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逐步对社会现状进行分析，形成了对异化劳动的认知，从而引发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2.3. 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
对象性理论是《手稿》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概念[3]。首先，黑格尔提出了“对象性活动”范畴，用于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该范畴的核心思想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异化和对象化，即“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或绝对的”精神或理念。在黑格尔看来，人能够主动地去认识世界，人的自我生产是一个过程，人被视为对象性活动的产物，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对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黑格尔否认实践的历史作用，将自我意识视为人的本质，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界，也无法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于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抛弃实践的作用去认识自然界，过度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唯心主义的方法仍然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界，无法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次，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感性对象性”范畴，费尔巴哈指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4]，主体与对象之间是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主体并不能摆脱对象而独立存在。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拉回了唯物主义的范畴，对于正确认识自然界具有重要意义。人类需要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来认识自然，而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自然物的感知和把握之上的。因此，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以自然物为对象，离开自然物，人类的认识就会变得空洞和抽象。然而，费尔巴哈仅仅是从静止的视角来把握对象，没有看到其运动发展的一面，因此未能正确认识到人在认识与改造自然界过程中能够发挥的能动作用。
最后，在继承和批判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以及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了“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思想。这一思想结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特征，不仅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和探索，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知。一方面，马克思置于实践的观点下来认识人与自然。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1]: p. 57)“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 p. 106)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人类通过劳动的实践活动将自然纳入自己的生活范围，使之成为自己的对象，同时人自身的改造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置于辩证法的视域下认识人与自然。在人通过实践活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 p. 57)，并通过社会性的活动改造自然、改造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既看到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去认识自然界，同时又指出了自然也是人的认识对象，人的意识能够能动地反映自然，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具有主观能动性，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的认识。
3. 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内在逻辑
深刻解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内在逻辑，能够为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厘清思路。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既依赖于自然，又能能动地改造自然。然而由于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本的辩证统一转向了异化对立，马克思在文本中通过对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自身相异化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产生的根源，构成了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主体部分。但马克思也指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人类走向共产主义阶段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回归到和解。
3.1. 逻辑基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先在性，且处于普遍联系和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一方面，“人靠自然界生活”([1]: p. 56)，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首先，自然界能够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其次，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最后，自然界为人类享受生活提供了条件。人类的生存、发展、享受均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对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珍惜自然这个“无机身体”，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与动物不同“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 p. 58)，人具有能动作用，在依赖自然界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也能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界的桥梁和纽带，人通过劳动与社会相联系使自身具有社会性。同时，人也通过劳动实践来能动地改造自然界。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自然既是固有的存在物，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性，人们只能认识自然规律而不能改变自然规律，但自然又是人能够通过自身主观能动的意识来认识和改造的，能够使自然适应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应当正确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2. 逻辑异变：人与自然异化对立
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产生了异化。马克思从劳动异化四个方面的规定性中阐述了劳动异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第一，从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的方面来看，“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己身上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1]: p. 52)，也就是说工人创造的东西越多，他自身拥有的反而会越少。然而在工人拥有的生活、生产资料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资本家所拥有的反而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占有更多的物质生产资料，资本家不断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扩大再生产以获取更多的财富。这种行为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持续恶化。
第二，从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的方面来看，对工人来说“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 p. 55)。劳动原本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现在却变成了束缚工人的手段和工具。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获得愉悦，反而遭受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劳动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手段。“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 p. 55)，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充分发挥，资本家又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的掠夺，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受到破坏。
第三，从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的方面看，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界，同时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然而在异化劳动的作用下，“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 p. 57)，使得自然界站在了人的对立面，成为人们获得财富和物质资料的工具和手段，成为个人维持生存的手段，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第四，从人同人自身相异化的方面来看，劳动异化前三个规定性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 p. 59)，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自身的劳动，导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立，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地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5]，导致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3.3. 逻辑复归：人与自然和解
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 p. 81)。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不再被动地受自然支配或仅仅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而是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最终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 p. 8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竞争、对立转变为合作、互助，真正实现了人道主义，人同人相异化的状况得到了解决，在人的自我异化积极的扬弃中恢复了人的自由自觉，劳动异化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人们不再将他人视为竞争对象，而是将其视为共同发展的伙伴，一部分人不再通过剥削另一部分人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人与人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也逐渐趋于和谐。在共产主义的背景下，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实现了真正的统一。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不再将自然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不再将自然看作获取物质生产资料的来源和手段，而是将其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存在，在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来获取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在不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顺应和保护自然。此外，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再需要通过压榨自然资源来扩大再生产以满足自身的私欲，人的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达成了和解。
4. 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当代价值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与自然关系的思想”([6]: p. 22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创作的重要文本，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在当代语境下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4.1. 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科学指导
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就是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人们由于没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形成了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仍然在某些层面上受到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纵然保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高，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资源开发不当、工业污染物排放超标等生态破坏事件依然频发，环境问题仍然凸显，正确地理解和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 p. 56)，是满足人生存发展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6]: p. 187)。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对推动我国环境保护思想的转变以及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正确认识的科学指导下，我国逐步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6]: p. 139)。发展经济并不一定要以环境为代价，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也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相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经济增长也必然难以持续下去”([6]: pp. 137-138)，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必须以马克思自然观为指导，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未来，坚定不移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认识为指导，既要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反对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掠夺，同时也不能陷入生态中心主义的漩涡，积极发挥人在环境治理和保护中的主观能动性。
4.2. 现代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行动指南
当今社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但其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自然产生了双重影响。随着人们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不断提高，在技术的创造与使用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利用技术手段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资源，造成了自然资源枯竭以及一系列环境污染现象。效率、产能等越来越受人们重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使用不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催生了技术异化现象，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增加。马克思在《手稿》中曾指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家不断扩大分工，将机器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从而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以赚取更多的利益，这就需要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材料、工具和器具，“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1]: p. 33)，这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正确运用是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引导现代科技与产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7]。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及产业化持续推进的进程之中，科学技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我们更应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现代科技与产业朝着有利于保护环境，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在当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发展低碳环保产业，降低生产中对资源的消耗，推动传统产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转型升级，减少资源的浪费，降低环境保护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大绿色治理技术的创新力度，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运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已有的环境问题进行积极的治理，使技术成为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而非掠夺自然的工具。
4.3.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镜鉴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严峻挑战。受特定历史条件、认识水平与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现代化实践中，往往呈现出偏重生产资料积累、相对忽视生态承载力的倾向。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路径大多依赖于重工业的优先与加速发展，从而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退化等严重后果，客观上重蹈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这一历史教训深刻表明，即便在社会制度变革之后，若不能在发展理念中真正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依然难以避免陷入生态困境。共产主义不仅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实现二者关系全面和解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超越单纯追求物质增长的工业文明逻辑，自觉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理论指导，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
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述为根本遵循，贯彻系统治理思维与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人类文明生态转型的统一。
4.4.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伦理与制度构想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处于生命共同体内部的各成员，其在生态问题上一旦出现失衡便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引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的确取得了较为有效的成就，但受资本主义制度及发展理念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曾揭示过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人思维的局限性，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1]: p. 85)，为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私有制观念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限制，认识到“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 p. 84)”，最终实现“人的存在即社会存在的复归”([1]: p. 82)。同时，正如人是社会存在，各个国家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更应置于全球化的视域下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对此，首先，在跨国界生态公共产品治理中，应倡导“共享、共治、共赢”的协同治理模式。这要求各国超越零和思维，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及全球性制度安排，实现生态利益的公正分配与生态责任的共同承担。其次，在气候变化等历史累积性问题的责任分摊中，应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各自能力”原则，并赋予其历史正义的内涵。最后，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中，应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商共治的网状治理结构。国家、政府间组织、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等均应成为治理网络的有机节点，提升治理效能与合法性，共同塑造清洁美丽的世界秩序。
5. 结语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经典著作中汲取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通过对《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相关认识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准确把握是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并且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形成的。在当代社会建设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为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力求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