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陆羽编纂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介绍茶学的书籍。该书全面总结了茶叶种植加工、器具使用、烹饮技艺及茶史茶俗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华茶文化的理论基础[1]。书中包含众多文化负载词，它们是传递特定文化内涵的语言符号，其翻译质量影响中国茶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文化接受效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典籍外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现有关于《茶经》英译的研究多从语言学或传统理论角度切入，而从生态翻译学这一新兴视角，尤其是系统运用“三维”转换理论展开的对比分析仍较为欠缺。本研究选取两个代表性译本：美国汉学家Francis Ross Carpenter于1974年出版的《The Classic of Tea: Origins and Rituals》(以下简称Carpenter译本)，作为西方较早系统译介《茶经》的版本，对西方读者认知中国茶文化影响深远；国内学者姜怡、姜欣2009年合译的《茶经The classic of tea》(以下简称姜译本)，译者深耕本土茶文化，在国内典籍外译领域颇具代表性。这两个译本在翻译目的、译者身份及文化背景方面差异显著，形成鲜明对照。研究旨在探讨不同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对文化负载词如何进行“适应性选择”，并基于“三维转换”理论，深入分析两个译本在语言形式、文化传达与交际意图维度所采取策略的异同及效果，进而归纳文化负载词外译的有效方法，为今后的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传播。
2. 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提出，其发展经历了循序渐进的过程。该理论以2001年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根基，“本质上是生态学路径的，这一点从2001年起步时就定位了”[2]，2004年《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出版使核心理论得以系统化阐释[3]。2009年后，理论突破前期学科关联梳理的局限，明确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学的“同源”关系，实现“宏观生态理念、中观本体理论、微观文本操作的三层次研究贯通”[2]。2011年迈入第二个十年，随着“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成立与国际研讨会举办，研究范式逐步成熟，成为反映译学“由单一学科视阈转向跨学科整合一体”趋势的跨学科产物[3] [4]。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翻译方法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4]。具体而言，语言维转换要求译者根据译入语特点对文本形式作出相应调整；文化维转换需要关注源语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避免因文化错位而导致的意义偏差；交际维转换则强调在传递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确保原文的交际意图能够在译文中得到有效传达。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翻译操作体系[4]。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与生态翻译学诉求高度契合。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这要求译者处理《茶经》文化负载词时，需以“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实现三维平衡：通过语言维适配译语习惯，借文化维传递茶文化内涵，凭交际维保障跨文化理解，最终达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3]。
3. 《茶经》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分析
3.1. 文化负载词的概念及分类
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用来表达某种文化当中所特有的事物的词。这些词反映了每个民族积累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一无二的活动方式。此外，关于文化负载词的定义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即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指源语词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的词。由此可见，文化负载词即是指那些包含了某种特定文化信息的词、词组或者短语，并且通常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5]。
《茶经》中的文化负载词种类丰富多样，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结合相关研究资料，从不同维度梳理其文化负载词的类型及具体表现形式，见表1。
Table 1. Categor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Classic of Tea
表1. 《茶经》主要文化负载词分类表
类别 |
负载词 |
文化内涵 |
制作工艺 |
杀青、蒸、捣、拍、焙、育、炙 |
体现唐代茶加工的核心工序，是古代制茶技艺的具象化表达，对应特定的技艺规范与流程，英译易缺失工序的操作细节与技艺传承信息。 |
专用工具 |
灶、釜、甑、杵臼、规、承、籝、筥、槌 |
承载唐代制茶和饮茶器具的形状、功能与使用场景，是茶文化物质载体的直接体现，多数工具在英语文化中无对应器物，易丢失器具的文化功能属性。 |
品饮礼仪与社交 |
饮、点茶、斗茶、煎茶、酌、泼、礼、仪、以茶代酒 |
体现唐代饮茶的仪式规范与社会交往功能，如“点茶”强调技艺流程，“以茶代酒”蕴含俭德观念。这些词汇融合行为规范与伦理价值，具有鲜明的礼俗特征。 |
文化象征与哲学意蕴 |
精行俭德、五行、天人合一、气、味、性、自然和谐、真味、神仙 |
多为儒释道思想在茶文化中的凝练表达，如“精行俭德”强调修身与茶道融合，具有高度抽象性与象征意义，翻译时需深入阐释哲学背景，避免字面转换导致文化内涵流失。 |
综合上表以及《茶经》文本可见，其文化负载词主要呈现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1、文化特质鲜明：词汇承载着中国特有的茶事经验与文化内涵，英语中缺乏完全对应的表达。例如，“筥”为古代竹制茶具，其材料、形态与功能区别于西方传统器皿。
2、形式简洁但内涵丰富：《茶经》行文简约，文化负载词多为单字或双字结构，却蕴含多层语义。如“焙”即指烘焙工序，还暗示对温度与时间的精确控制。
3、跨领域关联性强：茶文化词汇常贯通物质、制度与精神等多个文化层面，构成相互关联的意义体系。例如，“鼎”作为饮茶器具属于物质文化，其使用方式遵循特定礼制规范而涉及制度文化，同时可能承载“礼制有序”的儒家理念，关联精神文化。
4、古今差异大：部分词汇的现代语义与《茶经》中的古义不同，相关器具或工艺多已失传。如“籯”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其“竹制茶笼”的本义需结合唐代制茶背景进行还原。
上述特点共同决定了在翻译此类文化负载词时，需探究其文化深意，兼顾专业表述与目标语的可读性，借助注释丰富背景知识，完整呈现物质与精神内涵。在形式、意义、文化传递及读者接受之间细致权衡，找到恰当的翻译平衡点。
3.2. 《茶经》文化负载词翻译个案分析
为深入探究不同译者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实现“三维转换”，此部分将依据前文梳理的文化负载词类别，从制作工艺、专用工具、品饮礼仪与文化象征等维度选取代表性例词，结合原文语境，对Carpenter译本与姜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下文将具体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剖析两个译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在适应各自翻译生态环境时的得失。
1、语言维度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实现原文信息的有效传递，并使译文充分融入目标语的表达生态，译者需要在词汇选择、句式构建、修辞运用以及文体风格等多个具体方面进行系统转换。这要求译者不仅精通源语言与目标语，还需具备在两种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灵活转换的能力，从而保障译文的可接受性[4]。
例1：“甑，或木或瓦，匪腰而泥。”(《茶经・二之具》) [6], p. 22
Carpenter译本：“The boiler，such as one used for steaming rice，and called tseng is made of wood or earthenware.”[7], p. 64
姜译本：“Zeng is a wooden or earthern steam box, cylindrical in shape and sealed tightly. ”[8], p. 9
《茶经》记载了蒸茶步骤：将茶叶放入釜中煮水，再置于甑内蒸熟，实现“蒸之，捣之，拍之”的制茶流程[9]。此时，“甑”作为蒸制工具，与煎煮结合，形成“一器多用”的早期茶具形态。
Carpenter译本以意译方式，贴合英语注重功能说明的表达习惯，有助于减轻读者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通过补充说明“steaming rice”，译者进一步明确了该器具的蒸煮功能。然而，“甑”在中国茶文化与饮食传统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身份，单纯的功能性描述虽能传递其基本用途，却难以完整呈现其作为传统茶具的文化特质。此外，较长的解释性语句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的文化意境。姜译本则直接将“甑”音译为“Zeng”，能够完整保留词汇的文化根源，使英语读者直接接触到中国茶文化特有的器具称谓，激发读者探索词汇背后文化内涵，为跨文化传播创造更多可能。然而，音译未能充分考虑英语读者对陌生文化的接受难度。对于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Zeng”仅为一个无实际语义的符号，无法传递其功能信息，不易理解。
两译本在语言维度各有优劣，Carpenter译本注重功能传达，姜译本侧重文化保留。译者需综合考虑目标读者群体、翻译目的等因素，在语言维度的转换上权衡，以实现最佳翻译效果，推动茶文化的有效传播。
例2：“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疑闷……”[6], p. 10 (《茶经·一之源》)
Carpenter译本：“If one is generally moderate but is feeling hot or warm…”[7], p. 60
姜译本：“It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people who are virtuous in nature and content with a simple life”[8], p. 5
“精行俭德”是陆羽对饮茶者的人格期许，内涵兼具茶事实践、品德修养与文化哲思。“精行”既指行为上的专注精进，更蕴含茶事中的屏息凝神、一丝不苟的虔敬精神，是对采茶、制茶、煮饮全流程的精细追求[10]。“精行”是茶事实践中的精细所行，体现对茶艺的极致讲究[11]。“俭德”核心是崇尚节俭、去繁就简，既契合茶“性俭”“味寒”的自然属性，也承载禅宗对欲望的节制、道家的修身养生与儒家的廉俭中庸思想[12]。
Carpenter译本选用“moderate”一词，以英语中的常用词汇来适应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确保了表达的自然与流畅。然而，这一译法不仅未能传达“精行”中所包含的茶事精细与精神虔敬之意，也弱化了“俭德”一词所承载的儒释道哲学中与自然相融、修身养性的多层意涵。仅以“适度”加以概括，造成文化信息的严重流失。姜译本更贴近原文意思，“virtuous”对应“德”的品德内核，“content with a simple life”契合“俭德”的俭朴追求。然而，该译法同样未能完整传达“精行”所包含的实践维度与精神追求，且在语言结构上较原文四字格式更为复杂，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文字的凝练之美，影响了表达的简洁度。
从语言的角度看，前者考虑到了目标语的流畅性，却牺牲了文化细节的完整性；后者想保留核心意思，但在语言简洁度和语义完整性上却没做好。这种两难的情况，正好说明了“精行俭德”作为茶文化核心词的复杂性。
2、文化维度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
“文化维”转换指译者在翻译时传递与阐释文化内涵，这要求译者关注源语与目标语文化在性质、内容及所属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译者要“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努力保护两种语言文化生态的平衡和谐，确保信息交流顺畅”[13]，且“译者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14]。
例3：“与醍醐、甘露抗衡也。”[6], p. 10 (《茶经・一之源》)
Carpenter译本：“Its liquor is like the sweetest dew of heaven”[7], p. 60
姜氏译本：“Less than that of the legendary amrita or nectar”[8], p. 7
“醍醐”和“甘露”在《茶经》里不是简单的饮品指代。“醍醐”是一种用牛乳炼制出来的酥油类食品。在三国时期的佛教译经里，“醍醐”一词就已出现，常被用来比喻“无上法味”(即最高教义) [15]。“甘露”则是传统文化里的祥瑞之物，传说是上天降下的甘美露水，饮用后能让人康健甚至长生。二者并列，是想借这两种承载着宗教与祥瑞文化的意象，凸显茶的珍贵与超凡价值。
Carpenter译本把两个词合并成“天上最甘甜的露水”，只抓住了“甘露”的“甘美、天赐”属性，丢掉了“醍醐”背后的佛教提炼、纯净的文化内涵，简化成了单一的自然意象，丢失了《茶经》里融合佛道文化的深层表达。而姜译本用“amrita”对应“醍醐”，“amrita”源于梵语“阿姆丽达”(Amitabha)意为“长生不老”或“甘露”，常用于印度教神话中象征永生与神圣[16]。《柯林斯词典》将其定义为“长生不老的仙露”。“nectar”对应“甘露”，“Nectar”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象征“神酒”(如“nectar of the gods”)，常与甘露、仙酒等意象关联[17]。不过“nectar”的西方神话背景和“甘露”的中国传统语境有差异。从文化传递来看，前者易懂却丢了文化深度，后者想保留文化内核但有理解门槛，体现了翻译里“文化适配”的难题。
例4：“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6], p. 142 (《茶经·六之饮》)
Carpenter 译本:“Now tea, used as a drink, was first discovered by the Emperor Shen Nung.”[7], p. 115
姜译本：“As a beverage, tea originated with Shennong (one of the three founding empero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legendary god of farming).”[8], p. 43
传说神农氏乃中华民族三皇之一，既是农耕文明开创者，亦是中医中药鼻祖，亲尝百草辨药性，著《本草》四卷，为后世医药发展筑牢根基。在茶文化中，神农氏尝百草中毒后以茶解毒的传说广为流传，开启人类对茶的认知利用，被尊为“茶祖”，承载着茶文化的源头与深厚历史[18]。
Carpenter译本直译为“Emperor Shen Nung”。“Emperor”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但未解释其文化内涵。外国读者仅从“Emperor Shen Nung”难以知晓神农氏与农耕、医药及茶文化的渊源，在文化传播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姜译本采用音译“Shennong”，并添加详细注释，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该名称的原始韵味，添加的注释则全面阐释了神农氏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关键地位，将神农氏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农耕文明的肇始紧密关联起来，弥补了Carpenter译本文化内涵缺失的问题，使文化传播更完整深入。
从文化维度看，姜译本在传递“神农氏”文化内涵上明显更优，实现了文化适应性转换，利于文化交流；而Carpenter译本因文化内涵缺失，在文化传播上存在不足。
3、交际维度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
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需着重关注双语交际意图方面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要求译者在完成语言信息转换以及文化内涵传递的基础上，将选择转换的重点聚焦于交际层面，确保原文中的交际意图在译文中得到准确体现[4]。
例5：“其第一者为隽永，或留熟盂以贮之，以备育华救沸之用。”[6], p. 126 (《茶经・五之煮》)
Carpenter 译本: “The first cup should have a haunting flavor, strange and lasting.”[7], p. 111
姜译本：“The first bowl of tea from the wok is regarded as the pith, or prime, known as juanyong [note: juan means taste, and yong means lingering]”[8], p. 39
“隽永”指唐代煎茶时第一锅煮出的茶汤。其特点在于味醇厚、气幽香、久耐品饮，且具有“育华救沸”的实用功能[19]。陆羽不仅将其命名为“隽永”，还详细说明了其需保存起来，用于后续“育华救沸”(也就是让茶沫更多、防止水开得太猛)的特殊功用。Carpenter译本翻成了“萦绕不去的风味，奇异而持久”。这种高度文学化的译法，虽然试图传达滋味“持久”的联想，但其核心的交际意图发生了偏离，未能向英语读者指明这是一个重要物质，导致读者无法理解“留熟盂以贮之，以备育华救沸之用”这一关键操作流程。此外，“strange”一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对于茶汤风味的预期。姜译本采用了“音译 + 注释”的策略。先音译成“juanyong”，再加上注释，高效地拆解并传递了该词的核心语义和内在逻辑，成功地将原文的交际意图传递给目标读者，既保留了“隽永”这个词的特别之处，又让读者明白为何该茶汤如此重要，确保了读者能够顺利跟上文本所述的具体操作流程，从而完整地实现了陆羽在文本中传授知识、界定概念的交际目的。
Carpenter译本虽力求生动，但没抓住“隽永”作为茶汤实体的核心意思，也没把茶道技艺传出去。而姜译本通过“音译 + 注释”的策略，准确地识别并顺应了原文的交际意图，实现了更高程度的交际维适应性转换。
例6：“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茶经・四之器》) [6], p. 64
Carpenter译本：“The brazier should be made of brass or iron and shaped like an old-fashioned tripod.”[7], p. 77
姜译本：“Such a stove, in the shape of an ancient cooking vessel.”[8], p. 19
鼎最初为新石器时代陶制炊具，后演变为青铜礼器，象征权力与祥瑞。《说文解字》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强调其兼具实用与礼制功能[20]。在商周时期，鼎的形制分为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常用于祭祀、战争等重大场合[21]。在《茶经》所构建的语境中，“鼎”更侧重于展现风炉的传统样式以及其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英语中，“tripod”最直接的意思是“三脚架”，虽然“鼎”确实多为三足，但两者的文化内涵天差地别。Carpenter译本选择“tripod”，虽然做到了直观和简洁，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tripod”这个词语气过于现代和平常，完全无法承载“鼎”作为国家重器、权力象征所具有的庄重感和历史厚重感，就如同把古代的“传国玉玺”描述成“一个老式的印章”。虽然基本功能表述无误，但其中文化价值却消失殆尽。这极有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阻碍了深层次的文化传播。姜译本则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将其译为“an ancient cooking vessel”，点明了“鼎”是烹饪容器的核心功能，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ancient”一词，为所描述的对象赋予了历史感，比“old-fashioned”更加庄重和有距离感。不过，这一译法舍弃了“三足”这一具体的形态特征。
Carpenter译本虽在形态上传译得更具体，但因词语本身的文化“低语境”特性，导致了文化信息的严重流失，甚至可能引发错误的联想，交际效果并不理想。姜译本则抓住了功能与历史感更关键的要素。它以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智慧，用相对笼统但准确的词汇，为目标语读者搭建了一个更贴近原文文化意蕴的平台，实现了更优的沟通效果。
综上所述，从“三维转换”看，两个译本展现出了较为显著的翻译策略。从本文选取的案例来看，Carpenter译本呈现出更注重目标语读者接受程度的倾向，追求语言的流畅性以及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而姜译本则更倾向于以文化传播为导向，更为注重对原文内涵的保留以及原文意图的精准传达。本质上来说，这些差异是译者在各自所处的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里，对“适应性选择”原则的具体实施与运用。两译本所采用的策略各有得失，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
两个译本基于不同翻译生态环境，在“三维转换”视角下对文化负载词采取了各具侧重的英译策略。语言维度上，Carpenter译本追求语言流畅，采用意译等策略贴合英语特质，译文虽简单易读，但部分文化细节流失。姜译本则倾向音译加注释，坚守文化立场，但语言简洁度欠佳，读者认知难度增加。文化维度上，姜译本借助注释，传递文化负载词的深层内涵，保留了如“神农氏”等词汇承载的传统文化核心。Carpenter译本简化了文化意象，降低了阅读门槛，却也弱化了茶文化的独特韵味。交际维度上，姜译本注重原文意图的准确传递。Carpenter译本的部分处理则因对词汇属性与语境的把握不够精准，导致交际效果受到影响。这些差异源于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翻译目的，进而影响了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对Carpenter译本与姜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表明，两个译本所采用的策略，反映了译者基于各自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作出的适应性抉择。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各具特色，均为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推进：一是拓展研究对象，纳入《茶经》更多译本及文化典籍，开展历时与共时的综合比较；二是深化理论融合，跨学科理论，提升研究深度与解释力；三是加强翻译批评与实践互动，构建茶文化外译原则与评估体系，助力中国茶文化有效传播。
总体而言，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为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提供了有效理论工具，未来需在研究广度、深度与实用性上持续推进，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