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南宋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闽北书院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南宋教育家朱熹一生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中晚年更是在我国闽北地区自建了四所书院，分别为寒泉精舍、云谷草堂、武夷精舍、沧州精舍。朱熹带领弟子在四所书院潜心治学，教学方法上采用问难论辩的方式，教学活动中重视儒学经典的诠释。此外，朱熹还致力于在四所闽北书院构建规范、合理的教学秩序及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四所闽北书院不仅具有培养儒学人才、传播理学思想、活跃学术氛围的历史意义，还对当代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Academy was a uniqu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the peak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Fujian. Xi Zhu, an educato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an inseparable bond with academies throughout his life. In his middle and later years, he built four academies in the northern Fujian region of China, namely Hanquan Jingshe, Yungu Caotang, Wuyi Jingshe, and Cangzhou Jingshe. Xi Zhu led his disciple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studying in four academies, using questioning and debate as teaching methods, and emphas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ddition, Xi Zhu was also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tandardized and reasonable teaching order as well as an open and inclusive academic ecology in the four colleges in northern Fujian. The four academies in northern Fujian not only ha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cultivating Confucian talents, spreading Neo Confucianism ideas, and activating academic atmosphere, but also have positi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
1. 引言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其发轫于唐代，发展并兴盛于宋代，延续至明清两代，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及教育机构，具有图书收藏与校对、教学与研究等功能[1]。南宋时期，闽北地区凭借自身优势吸引大批理学名儒，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在此创办了四所书院，开展了著述立说、讲学传道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朱熹在四所闽北书院的教育实践极大地促进了理学思想的传播，为恢复儒学思想正统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朱熹创建闽北书院的历史背景
南宋时期是闽北地区书院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军三地所创建的书院达34所，多为朱熹及其学生所建[2]。闽北书院得以繁荣，不仅受当时政治与文化影响，还得益于闽北地区稳定的环境。朱熹在闽北创建四所书院的原因主要包含衰落的南宋官学、稳定的外部环境、闽北刻书业发达三方面。
2.1. 衰落的南宋官学
长期以来，书院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文化发展水平影响。就教育机构内部关系而言，官学与私学之间虽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官学的兴衰与书院的发展状况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南宋时期，朝廷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受众多不利因素影响，南宋朝廷对官学的经费投入与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官学的发展因此受到极大阻碍并日渐衰弱[3]。官学的低迷为私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书院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规模逐步壮大，在宋理宗时期达到鼎盛。南宋历经九位皇帝，共153年，书院总数多达442所，是北宋的六倍[4]。南宋书院不仅在办学规模上扩大很多，整体教学质量亦显著提高。这一时期书院教育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管理机制，其组织机构、办学宗旨、培养方向、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师聘用、生源、经费管理等都已基本定型[5]。
2.2. 稳定的外部环境
南宋长时期处于战乱之中，从建朝初期与辽、西夏的战争，中期与金的混斗，再到晚期抗击蒙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从长城边境逐步推进至王朝内腹，南宋末年几乎所有管辖地区都处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福建地处南疆，位于战略后方有幸免于战乱之苦，除山区个别地区的极少动乱外，福建全境基本维持和平局面[6]。在战争的严重压迫下，南宋大部分地区发展迟滞，而福建却凭借其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吸引众多人才，经济、政治乃至教育都得以快速发展。其时，福建的农业和手工业取得长足进步，茶叶、木材等地区特色农业快速发展，制茶、造纸业等手工业十分发达，陶瓷烧制行业更是名噪一时[7]，这些产业的高速发展为福建书院建设奠定了夯实的经济基础。同时，闽北地区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于文人墨客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名儒士人纷至沓来，朱熹等理学名儒的到来也为闽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教育。他们在福建积极开展大量学术和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当地的文化土壤，推动当地学习气氛的营造。
2.3. 发达的刊印技术
南宋时期，雕版印刷业兴盛，形成四川、浙江、福建三大全国印刷中心，而刊书数量最大的，当数今南平市建阳区的麻沙与书坊一带。朱熹曾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记载：“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8]。建阳地处江南丘陵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群山环抱，盛产松、柏、杨、柳、樟、枫、枣、竹等作物，丰富的森林资源为闽北地区的图书出版工艺提供了重要原材料[9]。建本以坊刻为主，除书坊刻本外，尚有官府刻本、私家刻本、学院刻本等形式[10]。坊刻多从家刻演变发展而来，因而闽北书坊多以姓氏为堂铺号，代代相袭，形成众多刻书世家，譬如建安余氏在当时就颇具影响力。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南宋闽本地区所刊印的图书门类繁杂，有经史和诸子之书；有诗文别集和选本；有时文和科举应试用书；有字书、韵书、类书等学习工具书；更有农书、医书以及日用杂书等类别[11]。闽北地区印刷业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存储与思想的碰撞，也为闽北书院的繁荣注入强势动能。
3. 朱熹创建四所闽北书院的过程
唐代以降，我国思想文化长期处于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局面，宋代佛教虽不及唐朝兴盛，但禅宗思想在民间依然具有广泛影响力，宋代名儒士人深感佛教和道家思想对儒学思想的重大冲击。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在闽北地区自建四所书院，按照先后顺序分别为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书院、沧洲精舍。其以书院为思想阵地，力图通过著书立说、传道授徒等方式传播儒学思想，进而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3.1. 寒泉精舍
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母亲祝夫人病卒，朱熹偕弟子蔡元定寻找母亲的安葬之处。次年正月，朱熹将母亲安葬于建阳崇泰里天湖之阳。为方便守丧，朱熹在墓地旁建起几间小屋，匾曰“寒泉”，取名“寒泉精舍”。“寒泉”者，寓掘地及泉、母子重逢之意，蕴涵着朱熹对母亲的深厚情感[12]。寒泉精舍是朱熹自建的第一所书院，旧名“寒泉坞”[13]。精舍的规模不大，设有藏书楼、讲孝堂、慈心斋等屋舍，朱熹在与蔡元定的通信中曾提及：“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14]。朱熹在此潜心治学多年，此地成为其会朋讲学、著书立说的主要场所，这一时期从学于朱熹的门人有蔡元定、刘爚、李宗思等二十余人[15] (p. 2)。朱熹在寒泉精舍对许多经典进行系统整理，其主要聚焦北宋诸子、北宋名臣、先秦四子等学者的学术思想，注释整理北宋诸子的著述有《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仁说》《程氏易传》《程氏文集》《程氏经说》《巧言令色说》等；梳理北宋名臣言行的作品有《八朝名臣言行录》；构建道统谱系的著作有《伊洛渊源录》；构建四书体系的著作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礼仪之书有《家礼》和《祭礼》；与好友吕祖谦合作编撰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近思录》[16]。
3.2. 云谷草堂
寒泉守丧期间，蔡元定常陪朱熹到附近的云谷山散心。云谷山环境清幽，适合读书著述，二人便决定将云谷山作为日后治学研讨的场所。蔡元定主动承担起打造云谷山的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将海拔近千米的云谷山打造成一片山水园林，内含云谷、南涧、井泉等二十八处景点，怀仙台、挥手台、赫曦台三座高台[17]。淳熙二年(1175)，朱熹在云谷山建草堂三间，榜曰“晦庵”。因晦庵草堂建在云谷山上，亦称“云谷草堂”，云谷草堂是朱熹创建的第二所书院，位于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莒口镇东山村云谷山庐峰之巅[18]。朱熹在晦庵草堂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与其同游者有妹夫刘子翔，好友吕祖谦、魏元覆，儿子朱塾与朱埜。由于云谷山海拔较高，通行与食宿不便，在云谷草堂跟随朱熹求学的学生较少[15] (p. 3)。朱熹在云谷草堂的学术活动以学术研讨为主，其与学生、友人在云谷山清幽的环境中共同追求理学真谛，完成了由“四书集解”经学思想体系向“四书经注”经学思想体系的过渡[19]。在讲学论道的同时，朱熹还在云谷山留下了包含“二十六咏”、“杂诗十二首”在内的近五十首诗篇，以及平生篇幅最长的山水游记《云谷记》。可惜云谷山海拔较高，过于清冷，常人无法久居，朱熹在此停留时间较短[20]。
3.3. 武夷精舍
淳熙五年(1178)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同游武夷山，见到九曲溪蜿蜒曲折、隐屏峰云气流畅的秀丽景象，顿觉耳目一新，萌发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的念头[21]。淳熙九年(1182)，朱熹辞官返乡，并于次年在武夷山九曲溪五曲北岸隐屏峰下创建了武夷精舍[22]。武夷精舍是朱熹创建的第三所书院，南宋末年称“紫阳书院”，明代改为“朱文公祠”，后改称“武夷书院”，时至今日仍延续此名[23]。武夷精舍的招生规模较大，招生范围辐射至江西、湖南等地，招收的学生包括蔡元定、黄榦、李闳祖等百余人[15] (pp. 4-5)。武夷精舍由朱熹亲自设计建造，精舍虽简陋，但布局整齐，功能齐全，食宿、讲学、景观皆有。精舍布局为主屋三楹，左名隐求堂，为朱熹本人起居室；中为仁智堂，即师生讲学论道之所；右名止宿寮，作为宾朋居住的客室。精舍占地十余亩，时人称“武夷巨观”[24] [25]。武夷精舍期间朱熹醉心著述，创作了《仁智堂》《石门坞》《隐求斋》等武夷精舍杂咏诗歌；与门人合作重修了《资治通鉴纲目》[26] (p. 138)；修订完成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并将其与《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为一书，取名《四书章句集注》[27]。
3.4. 沧州精舍
朱熹的父亲在尤溪担任县尉时曾途经考亭，被考亭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留下“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的心愿。绍熙三年(1192)，朱熹承父遗愿将家从崇安五夫迁至建阳考亭，购置房屋进行修葺，并额外添置一座小书楼[28]。新居落成后，学生自发在其东侧的竹林内修建几座小屋，取名“竹林精舍”[29]。随着学生数量日益增多，竹林精舍经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30]。沧洲精舍是朱熹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淳祐四年宋理宗御书赐匾“考亭书院”，这一名称延续至今。朱熹晚年一直寓居于此，“沧州病叟”与“遯翁”两个自号正是取于沧洲精舍时期。沧州精舍是朱熹晚年讲学传道的核心场域，亦是朱熹学术思想高度凝练之所，在沧州精舍期间全面修订了《四书章句集注》，编纂了《孟子要略》《仪礼经传通解》等书目[15] (p. 6)。在坚持著述儒学经典的同时，朱熹兼顾传道授徒，培育了一大批匡国济世之才，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学派[15] (pp. 5-6)。此外，朱熹还在沧洲精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即“释菜礼”。释菜礼在讲堂内举行，仪式简单，释的皆为素菜，仪式礼拜敬告先圣，以表尊崇师道之情[31]。此礼后来更是成为福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书院祭祀礼仪的蓝本，由此开启了书院以“释菜礼”祭先贤先师的传统[32]。
4. 朱熹所创建闽北书院的主要特点
朱熹所创建的四所书院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采用问难论辩的教学方式；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对儒学经典的讲授与著述；在书院秩序上，努力构建严谨的书院规章；在教育环境上，积极为学生培育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
4.1. 合理严谨的书院规章
在构建书院的规章秩序上，朱熹不仅在闽北书院内沿用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还在沧洲精舍颁发了《沧洲精舍谕学者》《沧洲精舍又谕学者》两道教谕。《沧州精舍又谕学者》详细阐述读书人立志的必要性，“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33]。《沧州精舍谕学者》则向学生传授了学习的方法与心得，朱熹先是批判了当今学者学习不肯下功夫的不当行径：“盖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读一人书者。乃至见人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不曾举得一两行经传成文，不曾照得一两处首尾相贯。其能言者不过以己私意，敷演立说，与圣贤本意，义理实处，了无干涉。何况望其更能反求诸己，真实见得，真实行得耶？”[34]。后又针对此不良行为提出研读经典的重要性：“如此求师，徒费脚力。不如归家杜门，依老苏法，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赏，着实行履，有个入处，方好求师，证其所得，而订其谬误”[35]。朱熹重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认为问道求师应当建立在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所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如若学生自己“不曾着力”，教学成效终是不尽如人意。
4.2. 聚焦经典的教育实践
在教学内容方面，朱熹格外重视对儒家经典的教学，指导学生通过研读儒学经典滋养内在精神品质，其在四所闽北书院的讲授内容主要围绕“四书”、“五经”等传世经典。同时，朱熹还重视对北宋五子的思想传承，兼讲《近思录》《程氏易传》《西铭》等理学力作，引导学生深入研究儒家经典，使其究明义理，不断提升个人道德涵养[36]。此外，朱熹不仅注重对儒学经典的讲授，还格外重视对经典的译注与诠释，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仍躬耕不辍，蔡沉在《梦奠记》中详细记载朱熹在世最后几日的学术活动：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书数十条及时事甚悉。三日，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四日是夜说书至《太极图》；五日是夜说《西铭》，又言为学之要；初六日改《大学》诚意一章，令詹体仁滕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一段。八日，精舍诸生前来问病，朱熹劝导门下弟子做学问应当着紧用力[37]。然而，朱熹深知仅凭一人力量无法完成传承儒学思想这一宏大历史任务，便将编注儒学经典的任务委派给学生，主要包含编订《资治通鉴纲目》、注释《尚书》、修订《礼书》三项重要工作分别委派给赵师渊、蔡沉、黄榦三位弟子[38]-[40]。
4.3. 问难论辩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的应用方面，朱熹跳出传统灌输式教学的桎梏，采用问难论辩的教学方式，通过与学生交流切磋，引导学生对儒学义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其将得意门生李宗思收入麾下正是采取此法，与蔡元定等弟子学术交流时亦是采用问难论辩的方式，其与弟子郭友仁的对话生动地展现此教学方法。问：“圣门说‘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异乎？幸望先生开发蒙昧”。先生笑曰：“也问得好。据公所见如何？试说看”。友仁曰：“据友仁所见及佛氏之说者，此一性在心所发为意，在目为见，在耳为闻，在口为议论，在手能持，在足运奔，所谓‘知性’者，知此而已”。先生曰：“且据公所见而言，若如此见得只是个无星之秤、无寸之尺。若圣门，则在心所发为意须是诚始得，在目虽见须是明始得，在耳虽闻须是聪始得，在口谈论及在手、在足之类须是皆动之以礼始得。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若如公所见及佛氏之说，亦只有物无则了，所以与圣门有差。况孟子所说‘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谓”[41]。朱熹在解答学生困惑时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先引导学生表达个人观点，而后再进行详细讲解，进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意识。
4.4. 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
淳熙八年(1181)，朱熹在白鹿洞书院首开我国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欢迎其他学派的学者前来书院交流论辩[42]。朱熹在闽北书院的教育实践继续践行讲会制度，讲会制度甚至在武夷精舍发展为一种地区性的学术活动集会。武夷精舍的讲会活动分邑会、郡会、四郡大会三种，邑会每年举行一次，四郡大会每年暮春于四郡之一举行。由六邑轮流延请名师主讲，每讲只有一个中心。逐渐制度化的讲会制度不仅促进当地学者的思想碰撞，推动了闽北地区学术团体的形成，还吸引了其他地域的学者前来交流学术，陈亮与吕祖谦等人皆有前往闽北书院会讲的经历[43]。讲会活动不仅丰富了四所闽北书院的教学内容，密切了闽北与不同地区学人间的联系，提升了闽北书院的学术影响力，还为闽北书院的学生营造了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学生被允许在讲会活动中抒发己见，通过自由论辩的方式与其他学者交流思想，进而增强自主学习能力与批判意识。
5. 朱熹办学实践的现代启示
当今教育的发展应在历史中总结教育经验，朱熹在闽北所创办的四所书院以及办学实践，为后世书院构建出合理的教学秩序以及包容的学术生态。在培养儒学人才、传播理学思想、重构儒学经典的地位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为构建注重以学生为本的现代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良好的借鉴范例。
5.1. 涵养学生的精神品质
朱熹在闽北书院中大力倡导学生学习先秦诸子、北宋五子的经典作品，引导学生在钻研儒学经典的过程中领悟生命哲学的意义，提升个人的精神涵养。同时，朱熹在四所闽北书院中传承了“以德行为先，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将道德教育落实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要求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追求人格的完善[44]。譬如，朱熹在沧州精舍举办的释菜礼，通过庄严的仪式涵养弟子的尊师重道之情。朱熹以真实的教育活动对学生进行切实的道德教育，为现代道德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面提供了历史维度的理论支撑，指导当今教育工作者开展道德教育时切勿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应多关注学生的既有经验和生活实际。
5.2. 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
朱熹强调学术自由，注重不同思想的相互交流，在闽北书院积极施行讲会制度，讲会活动不限制求学者的地域与学派，教师学生皆可问难论辩[26] (pp. 161-165)。讲会活动不仅体现了朱熹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还活跃了当地的学术氛围。这种将课堂教学与学术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激发学者的深度思考，促进了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为闽北书院的学生们营造了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朱熹在闽北书院中举办释菜礼、颁布教谕等教育实践揭示了培育良好学习氛围的重要性，启示当今教育应重视校风、班风等意识形态建设，学校、教师、家长应形成合力，努力为学生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
5.3. 提升学生的自主意识
朱熹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出学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我调控、自我反省、自我完善，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同时，闽北书院定期开展的讲会活动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设了重要条件，不同的思想吸纳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旁听或参与研讨有益于学生自主思考，间接培养了学生不畏权威、敢于质疑的批判精神。闽北书院重视学生自学自修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启示现代教育工作者在提升学生认知水平的同时，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质疑精神、独立思考习惯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6. 结语
朱熹所创建的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沧洲精舍四所书院对闽北地区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匡国济世的儒学人才，推动了各学派间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朱熹在闽北书院制定的教谕、讲会制度也对后世书院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在闽北书院中注重经典作品的学习，强调良好学习氛围的培育，重视学生自主意识的提升，对当今的教育事业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