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汉语成语作为汉族人民经长期社会实践积累起的语言文化结晶，具有形式简练、含义精辟、表达生动的特点，被视为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具文化负载力和表现力的语言单位之一，是语言文化中的精华。从文化语言学视角看，成语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民族文化记忆与集体认知的集中体现，涉及民族特有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文化背景等知识。这种文化包容性使得汉语成语在跨文化交际中易产生理解偏差，因而也成为西方学习者进行汉语学习与理解中国文化时的重难点。从意义建构视角看，汉语成语的语义往往呈现出多层结构。在具体使用中，成语通常同时包含字面义、隐含义、引申义及联想义，其真实语用意义需结合文化语境加以解读[1]。
在翻译研究领域，汉语成语英译问题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功能对等理论[2]强调译文应在目标语中产生与原文相近的接受效果，而目的论主张翻译策略需服务于特定交际目的[3]。受上述理论启发，学者们提出直译、意译、直译加注、文化替换等多种成语翻译策略，并对其适用条件进行了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翻译技巧层面的分类总结，对汉语成语在英译转化过程中文化意义重构机制的讨论仍有不足。基于此，本文旨从文化与意义的视角，探究汉语成语语言背后的文化典故和历史背景，及在双语转化中对成语隐含义、引申义和联想义的理解，对汉语成语英译的方法和策略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提高汉语言文化翻译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2. 汉语成语的文化因素
汉语成语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的核心载体，集中体现出华夏人民的社会生活、民俗习惯、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4]。可见，掌握并进行有效传播汉语成语，前提须透过语言表象了解民族内在的文化因素，挖掘文化典故和历史背景，感悟其中蕴含的绵长历史、深刻哲理。
2.1. 自然地理文化
语言首先植根于自然环境，不同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各类语言被赋予了独特的自然环境色彩，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印记。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其历史文化发源于农耕活动，因此汉语包含了大量与土地及其农耕相关的成语。比如，“男耕女织”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小农经济，以家户为单位开展经营，男性种田，女性织布，全家分工劳动；“火耕水耨”的“耨”指除草，成语意为用火来耕种，用水来除草，指代古代常见较落后的耕种方式；“躬耕乐道”，“躬”意为亲自，“道”意为圣贤之道，亲自耕种，乐于信守圣贤之道，指过隐居生活。
2.2. 社会风俗文化
中西习语的差异体现了两个民族在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上的迥然各异，这些差异主要源于英汉两个民族流传的不同风俗习惯。各民族对不同动物的认知和情感各异，这也因为相同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各不相同。比如，狗在汉语文化中是一种卑贱令人讨厌的动物，大部分与狗相关的习语具有贬义色彩：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而在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为忠诚的朋友，西方人对狗有一种爱怜之情。
2.3.政治文化
在秦朝统一六野以前，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显著，而中原地区则是各诸侯国的必争之地，多场战役曾在中原地区开展，因此有关中原地区的成语常和战争有关。比如，“胡越之祸”是指古代中原的胡国和越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事，因此用“胡越之祸”来比喻战祸；“问鼎中原”，“问”意为询问，“鼎”指古代煮东西的器物，三足两耳，该词比喻企图夺取天下；“用夏变夷”，“夏”指诸夏，古代中原地区周王朝所分封的各诸侯国，“夷”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各族，该词意为诸夏文化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
2.4. 社会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英汉两个民族言语行为和语言观念上的差异。佛教自传入中国，便受到部分人虔诚地供奉，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汉语中许多习语都源自佛教文化，例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看僧面看佛面、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英美人多信奉基督教，基督教文化体现在人们的思维习惯、语言表达形式。英语民族深受《圣经》影响，语言中出现了许多反映宗教信仰的习语。
3. 汉语成语的文化意义
汉语成语的文化意义维度
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其蕴含的文化信息意义。意义始终是翻译者关注的中心：它既是翻译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依照上述前提，学者通常从两个维度对文化意义进行审视：宏观文化意义和微观文化意义。另外，也常有学者从另外两个维度进行翻译，即广义文化翻译和狭义文化翻译。宏观的、广义的文化翻译涵盖容载一切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其中包括语法意义；狭义的文化翻译指文化矩阵中各层次反映在语言中的意义，集中于词汇、词组、句子、语段、风格和语言文化心理层面中[5]。汉语成语多为四字构成，其中语法意义等广义文化意义较少被探讨，因此以下重点讨论汉语成语的狭义文化翻译。
从微观视角中研究文化意义，共有四种文化意义的获得方式：映射、投射、折射和影射，从映射到影射表明了文化意义附着于本义的一个疏离度递增、逐步脱离本义的梯式过程[5]。“映射”可被称为“反映”或“映象”，是词语获得文化意义的最基本方式，能直接借助勾绘出实体指称，相对直接性是映射的基本特征。与之相对的，“影射”的意思较为隐晦，意有所指或情有所蕴而不言明，不知底蕴者根本不知所云，因此疏离度最大，语言表面的文化意义与深层文化涵义常常大相径庭。
四字成语是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成语的构成成分和结构形式都是固定的，一般不能随意更变或增减语素。例如“唇亡齿寒”，不能改为“唇亡牙冷”、“唇亡牙寒”、“唇无牙冷”；“胸无点墨”，也不能增加成“胸中无有一点墨”。
此外成语里的语序也有固定性，不能随意更改。成语在意义上具有整体性。它的意义往往不是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其构成成分的意义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来的整体意义[6]。如“狐假虎威”，表面意义是“狐狸假借老虎的威势”，实际含义是“倚仗别人的权势去欺压人”；“兔死狗烹”，表面意义是“兔子死了，猎狗就被人烹食”，实际含义是“给统治者效劳的人事成后被抛弃或杀掉”；“废寝忘食”，表面意义是“不顾睡觉，忘记吃饭”，实际含义是“极为专心努力”等。
汉语成语具有历史渊源，从古至今代代流传，其中的文化意义对于自小生活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熟知中华文化的人可以通过映射的方式来获得，然而对于外国人来说获得汉语成语的文化意义的方式多数为影射。因为汉语成语通常由表面指称转入深层意义，只有了解其背后的隐含义、引申义和联想义，才能真正了解成语。
由此，在进行汉语成语英译时，首先应由浅入深，要注重挖掘成语的深层含义，接着由深到浅，可使用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表面指代物对意思进行简明的表达。
4. 汉语成语的文化意义特征
4.1. 汉语成语文化意义的人文性
词的概念意义并非一定具有文化意义，但是所有的概念意义均能经过人文化转换而收获文化意义。人文化指语言使用，即在人文使用对不具有文化意义的词语赋予其特定意义。汉语成语是中国古代人民从劳动生活中，通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观察而总结形成的，并通过日常使用和传达，而能够流传至今，汉语成语的文化意义具有十分鲜明的人文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词的文化意义并非具象指称，而是某种观念或概念，可以称为观念指称。在特定情况下，语言使用者赋予非人文物象以文化意义，这时起作用的机制便是文化心理，比如汉语成语中常见动物，动物被赋予的文化意义就是这样形成的。
例如，“狼狈为奸”，“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狈”是传说中的一种野兽，前腿特别短，走路时要趴在狼身上，没有狼，它就不能行动，“狼狈”被人赋予反面形象，因而这个词也为贬义词，用以比喻坏人互相勾结在一起干坏事。
同样中国成语也常见用动物独有的美好品质来表达赞赏之意，比如“犬马之劳”，“犬”在古代常用来看家护院，对人忠诚，“马”是中国古代的代步工具，任劳任怨，因而古时臣子对君主常自比为犬马，表示愿意像犬马那样忠诚地为主子效劳奔走，现比喻心甘情愿为别人效劳。
4.2. 汉语成语文化意义的动态性
文化意义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动态性，即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永远是动态的，因为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伴随意向，因而获得一种语势，奥斯丁(J.L. Austin)称之为意向性语势。就意义本身而言，它可能是静态的，如字典中的词义，一旦由人来使用，意义就被赋予了意向，被赋予了一种动态性，那就是语势。
汉语成语因被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获得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成语，不仅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发话者的意思，更能起到增强语势的作用。常言道“水火无情”，“水”“火”都是自然物态，而非文化词语，但当两者进入“不要大意，水火无情啊！”这一句子时，“水”与“火”不仅立即被人文化，而且似乎马上成了人类的敌对方，被赋予了一种意向性。这种意义动态性必定处在某种人文环境中，常被称为文化语势。
在演讲稿中，我们常能见到四字成语的身影，排比运用四字成语，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强演讲者的气势，起到加深听众的印象、鼓舞人心的作用。在上文提到汉语成语具有结构稳定性的特点，若是在进行英译的过程中，有效保持成语的四字结构不变，便能从结构上加强语用效果，更好地传达出成语本义。
5. 汉语成语英译方法
在时间跨度极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囊括了众多种类的汉语成语，有些出自历史文化典故，有些和传统词汇一样，能够做到结构对称、音韵协调，有些则是语言平铺直叙，却能反映出指示形象的鲜明特点。在对不同种类汉语成语进行英译时，翻译者须结合其各异的实际特征，合理采用不同处理方法。
5.1. 直译法
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或文字。直译法的优势在于能够保留成语的修辞特征和表达方式，比如在汉语成语“雨后春笋”的英译中采用直译方式，其译文为“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shower”，无疑诠释了原有成语的含义，也让人直观理解到其所比喻的现实形象[7]。
直译同样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成语原本结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是策划事情的是人，至于是否成事就看上天安排了。译文直接用英语成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的变体“Hu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传递汉语成语的交际意义：由于汉英两者表述的喻义一致，语言色彩大致相同，两种文化对于世界的看法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因此，将汉语成语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儒家、道家文化因子“天”转化为基督教文化受众所熟悉的“God”(上帝)，实现了汉英两种不同语言的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 [8]。
5.2. 意译法
意译是指根据原文大意进行翻译，而非逐字逐句地翻译。然而，有些汉语成语若采用直译方式，则难以表现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此时应采用意译方式。比如在成语“守株待兔”英译中，如果翻译者采用直译方式会导致原成语译文后缀加更多注释，增加了非汉语母语者对该成语的学习理解繁琐度，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普遍传播和广泛接受[9]。因此，翻译人员要采用意译方式将其翻译成“trust to chance and stroke of luck”。
成语“班门弄斧”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playing with axe before Lu Ban”，会让西方人难以参透其含义。据中国古籍记载，古时战争工具与木工器械多由鲁班发明，因为鲁班被尊为木匠行业的祖师爷。可见，此成语的含义是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而英语习语“teach one’s grandmother (how) to suck eggs”的含义与之相近，所以在翻译时可直接进行转换。
5.3. 加注和释义法
翻译者在英译含有人名或地名的成语时，通常综合采用加注和释义方法，在直译与意译过程中进行加以注释，这样不仅能够有效保留译本成语的原有结构形式，还可以全面准确表达出成语蕴含的真实意义[10] [11]。在翻译成语“邯郸学步”时，翻译者合理采用意译加文中注释的方法，在古代地名词语“Shouling”和“Handan”的后边有效加上简短的注释：“the state of Yan”和“the state of Zhao”，简要表示出两地所属不同国家。对地名、身份、职业等背景信息进行加注能够准确表达出原有成语含义，同时能够帮助英语阅读者更好理解译本内容。
又比如翻译者在英译《庄子·人间世》中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时，首先充分掌握了解到该句来源是“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进而引出“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而不知道无用的用处”的哲学思想。“山木自寇”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其实质是指山上的树木因为成材而遭到人们的滥砍滥伐，用来比喻人有才能后而招致灾祸。翻译者在对该成语英译时，采用被动语态将其翻译成“the mountain trees are felled by themselves”，远不能完整表达出“自寇”的含义，还需在后面进行释义，也就是加上解释性的语句“the axe-handle is made of wood”，通过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能够科学准确表现出成语“山木自寇”蕴含的字面意义和实际含义[9]。
6. 结论
分析表明，汉语成语英译的关键并非译法选择，而在于译者对成语意义的整体把握。汉语成语的意义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认知框架中逐步建构而成，其隐含义、引申义和联想义通常共同作用，构成核心文化内涵。因而，译者在具体操作中应首先判断成语的文化负载程度及其在语篇中的功能位置，再据此选择直译、意译或文化替换等策略。这种“意义优先、功能导向”的翻译方法，能有效避免机械套用翻译方法所造成的文化信息流失或误读，从而提升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可接受性。
综上所述，从文化与意义角度分析汉语成语，能够深入理解汉语成语所含的丰富文化信息，综合考虑汉语成语的历史渊源、文化意义的获得方式，以及其文化意义的特征，翻译者在进行汉语成语英译的工作时，便能从根本上理解成语差异[12]，从而根据差异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以有效提升汉语成语的翻译效果，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明的博大精深，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