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Z世代”大学生，其法律意识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对传统的高校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文章旨在系统剖析“Z世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在认知来源、价值取向、互动方式和风险领域等方面的新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以“精准回应”为核心的思政教育创新体系。该体系倡导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赋能，推动教育内容从“纸面”深入“心坎”，通过革新理念、重构内容、创新模式与聚合资源，有效引导“Z世代”大学生将法治知识内化为法治信仰，最终外化为自觉的法治行为，实现思政教育与法治教育协同育人的目标。
Abstract: As digital natives, “Generation Z” college students exhibit distinctiv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legal consciousness, presenting new challenges and demands to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new features of “Generation Z” stud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cognitive sources, value orientations, interactive modes, and risk domains.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it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targeted response”. This system advocates a shift from “flood irrigation” to “targeted drip irrigation”, from one-way indoctrination to two-way empowerment, and promot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nt from “paper” to “heart”. By reforming concepts, reconstructing content, innovating models, and aggregating resources, it effectively guides “Generation Z” students to internalize legal knowledge into belief in the rule of law and ultimately externalize it into conscious legal behavi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egal education.
1. 引言
“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培养具备高尚道德情操和扎实法治素养的时代新人，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当前，以“95后”和“00后”为主体的“Z世代”已成为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成长于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法治建设快速推进的时代，是典型的“数字原住民”。这一背景塑造了他们与以往大学生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习惯和价值观念，其法律意识亦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传统说教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模式，正面临吸引力不足、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彰的困境。
面对新群体、新特点，高校思政教育唯有主动变革、精准回应，才能有效履行培育法治新人的使命。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正式施行，为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遵循与行动指引。学术界也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进行了持续探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法律意识的内涵、重要性及传统培养路径，但聚焦“Z世代”这一特定群体法律意识结构性新特点，并据此系统构建思政教育精准回应策略的综合性研究尚显不足[1]。因此，文章研究旨在系统分析“Z世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新表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套体系化的思政教育精准回应方案，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2. “Z世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新特点
“Z世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并非传统法律意识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次结构性转变，具体体现为认知、价值、行为和实践四个维度呈现出显著的新特征。
2.1. 认知维度：形式运算思维下的知识获取困境
当代青年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指出，青年阶段的形式运算思维以抽象逻辑推理与互惠性认知为核心，为其理解法律原则中蕴含的公平正义等抽象价值提供了认知基础。这一能力在当代青年群体内部存在显著分化：理工科学生因学科训练形成的逻辑规则敏感性，使其对法律原则的理解度常高于文科学生；来自城市的学生因频繁接触消费维权、租房纠纷等多元法律场景，抽象认知表现也优于偏远地区生源。因此核心研究问题随之聚焦：形式运算思维对法律认知的赋能作用，是否会因专业、生源地等亚群体差异而产生分化？
当代青年获取法律知识的主渠道集中于微博、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观察学习机制在此集中体现，“法律案例观察学习”通过激发公平感与正义感触发维权行为，与“不公愤慨心理动力学”中认知唤醒的作用机制相契合。但平台信息的碎片化、热点化特征，致使其法律认知多为点状积累：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校园贷”“肖像权”等热点问题有直观了解，却普遍缺乏对法律原则、权利体系的系统认知，这种“蒲公英式”认知根基薄弱，难以构建稳固法治思维[2]。
2.2. 价值维度：权利意识觉醒与认知失衡的博弈
受个体化社会发展以及网络平等话语的影响，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觉醒态势[3]，对于个人隐私权、知识产权、消费权等合法权益的维护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这种权利敏感性与短视频平台的案例观察学习相结合，往往会触发具体的维权行为，例如通过模仿平台中的法律案例发起投诉，这也构成了“短视频平台中‘法律案例观察学习’对其维权行为的触发效应”这一问题的现实注脚。但亚群体差异显著：法学相关专业学生因系统知识储备，维权行为更具理性，会优先选择合法途径；而非法学专业学生法律素养存在短板，易受情绪驱动，模仿案例投诉时常忽视证据要求与程序规范。这种差异使得短视频案例学习的触发效应呈现“理性–冲动”两极分化，与班杜拉道德脱离理论中认知调节的个体差异规律一致。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群体对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义务，认知深度并未跟上。整体来看，他们的法律认知呈现出“实用需求高、系统知识少”的失衡问题。不少学生更习惯把法律当成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非全体公民都该恪守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在日常中表现得很突出：要是别人侵犯了自己的隐私，他们大多反应激烈、十分反感；可轮到自己可能涉及的行为——比如随手转发他人信息、参与网络暴力时，却大多意识不到这些举动可能触犯法律。这种“重权利、轻责任”的认知偏差，再加上自身法律知识体系的零散残缺，正是阻碍他们法律意识健康成长、让维权行为难以理性化的核心问题[4]。
2.3. 互动维度：倡导平等对话与参与式体验，摒弃单向灌输
“Z世代”成长于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尊崇平等、互动、共创的文化。他们对自上而下、以权威说教为特征的传统普法模式天然兴趣匮乏，甚至产生抵触情绪[5]。与之相反，他们渴求被倾听、被尊重，热衷于在互动、体验与创造的过程中开展学习。一项调查表明，诸如模拟法庭、法治辩论赛、情景剧创作等能够让参与者亲身投入、进行思辨与表达的活动，相较于被动聆听讲座，对“Z世代”学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他们不盲目顺从权威，但愿意为自己所认同的理念“点赞分享、付诸行动”，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转换角色，从“宣讲者”转变为“引导者”与“协作者”。
2.4. 实践维度：数字空间成为法律风险与认知的核心场域
“Z世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社交及消费深度融入数字空间，这致使他们的法律实践场域产生了根本性转变。网络安全、数据产权、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新型网络犯罪(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成为他们所面临的最为直接且高频的法律议题[6]。他们诸多的法律困惑源自网络，法律风险亦潜藏于网络。故而，传统的以线下实体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法律教育内容，已难以充分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培养他们的“数字法治素养”，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辨别是非、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合法权益，已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
3. 思政教育精准回应的核心理念与目标构建
基于以上新特点，高校思政教育必须进行理念革新[7]-[10]，构建精准回应的目标体系，实现从“漫灌”到“滴灌”、从“灌输”到“建构”的根本转变。
3.1. 核心理念转变
从“粗放式教育”到“精准化教育”：摒弃内容宽泛、缺乏针对性的教育模式，转而紧密贴合“Z世代”学生的成长阶段、专业背景、兴趣偏好以及现实法律需求，达成教育内容的精准投放。例如，针对理工科学生着重加强知识产权法教育，针对财经类学生着重强化合同与金融法律风险教育。从“知识单向传递”到“价值塑造与能力培育”：教育目标不应仅局限于法律条文知识的传授，更应着力引导学生领会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构建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认同与信仰追求。同时，需注重培养其法律实践能力，不仅要告知“行为边界”，更要传授“权利救济途径”，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从“教育者主导模式”到“师生双向赋能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促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教学参与者”“内容共创者”乃至“知识传播者”。通过组建学生普法宣讲团队、鼓励创作法治新媒体作品等途径，使学生在自我教育与教育他人的过程中深化认知，实现教学相长。
3.2. 分层教育目标构建
精准回应需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分层目标。基础认知目标：确保学生对宪法、民法典等国家基本法律及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准确、系统的了解，纠正碎片化认知；价值认同目标：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法律背后承载的公平、正义、秩序等核心价值观，实现从法律知识到法治信仰的内化，平衡权利与责任意识；行为践行目标：培养学生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网络空间，都能自觉以法律为准则规范自身行为，并具备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创新传播目标：激励并支持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生骨干，运用“青言青语”和数字化手段，创作和传播法治文化产品，成为校园乃至社会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4. 思政教育精准回应的实施路径
为实现上述理念与目标，需从内容、方法、平台与师资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革新。
(1) 内容重构：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教育内容必须与“Z世代”的生活世界同频共振。聚焦数字法治前沿：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人工智能伦理规约等作为重点内容，深入剖析网络暴力、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新型法律与伦理问题[11]。回应现实成长关切：围绕学业、就业、创业、消费、婚恋等人生关键节点，设计“民法典与大学生活”、“防范电信诈骗与非法校园贷”、“职场法律风险规避”、“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创业”等专题模块。挖掘专业融合元素：推动法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如在新闻专业讲授传媒法规，在环境专业渗透环境保护法，在医学专业强化生命伦理与医事法律教育，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发力[12]。
(2) 方法创新：强化互动、沉浸与朋辈引领。教学方法必须适配“Z世代”的互动偏好。推广情景化与探究式教学：广泛采用案例研讨、情景模拟、法治辩论、模拟法庭(仲裁庭)等方法，将抽象法条置于真实或仿真的复杂情境中，让学生在思辨和抉择中掌握法律精髓。例如，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让学生沉浸式进入中小学开展为期两周的法治陪伴教育，效果显著。善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手段：利用VR/AR技术打造虚拟法治体验馆，模拟法庭审讯、犯罪现场；开发法律知识互动游戏、H5测试；运用大数据分析学情，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6]。武汉理工大学搭建“法治云端课堂”和智能问答系统，便是数智赋能的典范。激发朋辈教育与共创活力：支持和指导学生组建法治社团、宣讲团。如同西南政法大学培养“草根宣讲员”，用“青言青语”解读理论；上海庄行镇的“城就Z青年”项目，让学生从城市治理的旁观者变为调研者、方案贡献者和成果代言人，并在过程中共创普法短视频。这种“同龄人影响同龄人”的模式，亲和力与感染力极强[13]。
(3) 平台拓展：构建“四维一体”的育人生态。打破课堂围墙，构建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联动的立体化教育场域。巩固“第一课堂”主渠道：革新思政理论课中的法治教学模块，提升其针对性和吸引力。激活“第二课堂”实践场：将法治教育深度融入校园文化节、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组织学生走进法院、检察院、社区、乡村，开展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和社会调查，让法治在践行中生根。占领“网络课堂”新阵地：打造校级法治教育新媒体矩阵，运营有吸引力的公众号、视频号，发布高质量的普法短剧、动漫、微课。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通过“全媒传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链接“社会课堂”大资源：建立稳定的“校–政–企–社”协同机制。聘请实务专家担任校外导师；与司法机关共建实践基地；邀请民警、法官、检察官走进校园，以案说法。黑龙江全省推行规范化的法治副校长制度，便是协同育人的有力举措。
(4) 师资保障：建设跨学科、双师型的育人队伍。精准回应最终要靠教师落实。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法治素养[7]：通过培训、集体备课、与法学院教师结对等方式，补齐思政课教师在法律专业知识上的短板，使其能娴熟地将法治教育融入思想道德教育。增强专业课教师的思政与法治意识：开展培训，帮助专业课教师挖掘课程中的法治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鼓励思政教师、法学专业教师、学生工作干部、校外法律实务专家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开展专题教学与实践指导，实现优势互补。
5. 结论与展望
“Z世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新特点，实则是时代发展在青年思想观念上的直观体现。对高校思政教育而言，既是需要直面的挑战，也是为教育改革创新指明了具体方向。高校不能再沿用传统惯性思维，得清楚认识到：所谓精准回应，绝非简单调整局部技巧，而是要在教育理念、内容设计、方法创新、载体选择和师资建设上，开展一场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
面向未来，高校思政教育应紧扣法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把《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具体实践。这就需要持续深化对当代青年学生群体特征的动态追踪研究，尤其要聚焦少数民族学生等一些特定群体，摸清其法律意识的形成规律与发展特点[14]。同时也可以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与法治教育的融合路径，借鉴一些高校“大思政”育人模式的实践经验，打造真正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融入全方位的法治育人体系。
通过精准高效的思政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真正读懂法治的核心价值、明晰其实践意义。让他们不仅能发自内心地崇尚法治、自觉遵守法律，更能主动成为法治精神的传播者与法治实践的践行者——为法治建设的长远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