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 (p. 54)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将社区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的末梢，提升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可以清楚看见，加强社区建设能够提升城市治理活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社区文化作为社区的灵魂，是凝聚人心、规范行为、引领风尚的强大力量。因此，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视域下，社区文化建设不再是简单的文体活动供给站，而是一项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它旨在破解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邻里关系疏离、社区认同感弱化、公共精神缺失等“城市病”，重新激活社区的共同体属性。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选取南宁市D社区作为典型案例，探讨文化再生成机制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提升社区治理的行为价值的尺度。
2. 南宁市D社区的基本概况
2.1. D社区的基本结构
在笔者的实地调研过程中，了解到D社区在空间上呈“小”字形分布于T街道办事处西侧，其东、南、西、北四面分别与瑞士花园、动物园、可利江及快速环道接壤，地理格局鲜明。作为2001年成立的混合型社区，其约3万平方米的辖区内容纳了13个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生态。从社区构成分析，D社区的主体是“高校校内社区”，例如NY科院科苑小区、GW技术学院居民小区等。这些小区呈现出“生活区、居住区、工作区”高度融合的独特形态，可被界定为典型的“后单位式社区”。在此基础上，社区还嵌入了RL苑、TY小区等纯商品房小区，这进一步强化了其人口来源与社区形态的异质性。
2.2. D社区的社群结构
D社区的人口规模与结构正经历着深刻变迁。截至当前，社区内共有17个居民小区(含2个无物业小区)、住宅楼167栋，总户数达6651户。常住人口为13,957人，加之1328人的流动人口，社区总人口规模已较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9885人)净增4072人，增幅达41.19%，显示出高度的人口流动性与社区活力。从人口构成上分析，其流动性主要源于个体经营者、高校职工家属、企业新入职员工及高校学生等群体。他们为谋求生存、学习与发展机会而融入城市，其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与交往模式，不可避免地冲击着社区原有的制度结构、行为规范与文化共识，推动社区生活观念从过去的一致性向现代的多元差异转变。
与此同时，在新型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D社区也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多民族共居特征。社区内现有汉、壮、瑶、侗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0%。这一人口格局促使不同民族文化在社区场域中相互接触、交往与交融，不仅使文化多样性成为社区的客观现实，也催生了城市社区民族工作这一新的治理课题。
3.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社区文化建设的新视角
社区，作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单元，其概念在我国的引入实为一个“舶来品”。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社区”一词，将其界定为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联合[2]。在社区文化研究方面，滕尼斯进一步区分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种类型，认为社区文化体现了从传统价值向现代“社会文化价值”的转变。
在我国语境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政府持续加大对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推动城市文明步入发展黄金期。以上海、北京、江浙等地为代表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也使“社区治理与社区文化”建设逐渐成为学界与政策层面共同关注的热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1] (p. 54)，将文化根植于居民心中，增强文化自主性。这一表述进一步凸显了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础单元的重要性，其制度化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与现代化程度。
从构成要素看，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的系统，包括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部门、作为领导核心的社区党组织、实施基层自治的社区居民组织，以及广泛参与的社会组织。这些主体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原则[3]，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与共同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团结机制[4]。
就基本内涵而言，社区治理强调通过内外力量的互构融合，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构建“一元多核”的结构化治理网络，旨在实现文化认同与社会建设的协同推进。
在治理方式上，不论是主导型治理、嵌入式治理还是内生式治理等多元模式，均致力于构建社区的“公共性”，以提升治理实效，体现在主体整合以凝聚治理合力，情感重塑以培育社区认同，科技赋能以提升运行效率。其中，情感塑造作为先导环节，是文化融入公共生活、联结人际交往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培育社区的公共精神，激发治理共同体中所蕴含的公共价值。
因此，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文化建设不仅关乎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发展，更是构建具有凝聚力、归属感和治理效能的新型社区的重要路径。
4. 社区文化建设何以凝聚共同体的内在机理
社区文化建设之所以能成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粘合剂，源于其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在机理。
4.1. 从物理临近到社会关联：交往空间的再构建
现代城市社区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集合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3.89%，较十年前上升14.21个百分点。1伴随这一进程，大量农村及少数民族人口涌入城市，如何实现新市民的社会融合成为紧迫课题。然而，高楼林立的居住模式虽让人们实现物理上的聚集，却未必能自然催生社会交往，反而可能导致“邻里不相识”的孤岛现象。
因此，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机理，在于有意识地对社区进行“空间再构建”，将冰冷的物理临近转化为温暖的社会关联。社区通过规划和建设社区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公共广场与健身花园等场所，并常态化组织政策宣讲、民俗节庆、文艺汇演等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娱乐文化生活，为居民创造了非功利性、高频次的互动情境，增进邻里情感。
社区每年都在端午节前后组织的“邻里粽情”活动中，不仅安排了包粽子比赛，还设置了民族文化展示和亲子互动环节，以前觉得社区活动都是老年人的事，但这次带孩子来玩，认识了隔壁栋的几家宝妈，以后遛娃都有伴了。2
这些活动使居民从“门对门的陌生人”转变为“活动中的参与者与熟人”，从而打破人际坚冰，为共同体的形成编织了最基础的社会互动网络。
4.2. 从脆弱关系到稳定规范：社会资本的再积累
社会资本，即蕴含于社会网络中的信任、互惠规范，是共同体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润滑剂”与“黏合剂”。当前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在物理上切割了传统社群，增加人与城市对话的难度，“人与人的交往空间遭到破坏”[5]，也在心理上加剧了人际疏离，致使社会关系趋于脆弱。
社区文化建设则扮演了社会资本“孵化器”的角色。通过持续开展正向的集体文化活动，居民在共同参与和协作中不断增进了解、培养默契，这一过程能够有效修复断裂的社会联结，催生出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社区情谊”。这种基于共同经历的情感纽带，逐步凝结为邻里间的深度信任与互惠预期，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非正式规范，从而为共同体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资本基础。
4.3. 从个体理性到集体认同：公共精神的再塑造
共同体的最高形态，在于其成员拥有共享的价值观与集体认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强调，“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是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石，即“社会第一性”，社会整合需要集体意识作为支撑，否则社会就会分崩离析[6]。在城市匿名化环境中，个体易于陷入“原子化”状态，表现为社区认同感弱化、归属感缺失，以及互助、合作等公共精神的式微。
“公共精神是社区公共生活必需的支撑性品质”[7]，社区文化建设的深层机理，正是对社区“公共精神”的能动性塑造。
我们社区老龄人口较多，不少老同志出门不便。为此，我们成立了“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平台，把孝道文化融入社区日常。首先，通过设立“幸福家园”剪影墙、评选典型人物、开展“道德讲堂”等方式，积极营造注重家风、传承美德的好氛围。其次，家庭文化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因人而异。对文化需求较高的家庭，我们多组织书法、手工等活动；对困难家庭，则重点提供帮扶、救助和技能培训，实实在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我们坚持根据每家每户的不同情况来开展工作，努力让服务更贴心、更到位，真正把社区建设成大家的幸福家园。3
D社区以“孝道文化”为核心，将家庭作为培育公共性的起点：一方面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活动，引导居民参与；另一方面发挥党员家庭的示范作用，将孝亲敬老、邻里和睦的私德扩展为社区公德。这种将“德治”融入治理的实践，旨在居民心中实现从“个体理性”到“集体关怀”的价值跃迁。公共精神由此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自觉，它激励居民超越个人私利，主动关注社区公共利益，最终铸就共同体最稳固的精神内核。
5. 社区文化建设多维推进的实践探索
为有效应对社区异质性带来的治理挑战，D社区在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多维度、深层次的社区文化建设路径，旨在通过价值引领、情感凝聚与记忆整合，系统性地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5.1. 点与面：以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整合与全域覆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促进人的精神发展的价值尺度，是新时代社会价值要求和个体价值认同、个人行为选择和自我道德评价的统一[8]。D社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社区治理全过程，确立了“核心在支部、共建为载体，真心换民心”的工作思路与“民思我想、民困我帮、民需我办、民求我应”的服务宗旨，解决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等问题，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也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有力支撑。
1) 场域建构与惯习塑造相结合
惯习是与之对应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两者通过一定的实践生成构建动态关系[9]。社区治理本质上是场域与惯习互构的过程，D社区着力构建“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在社区层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定期举办“社区道德讲堂”和“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在学校层面，与辖区内的GW技术学院等高校合作，建立“结对互助发展”机制，邀请高校教师担任社区文化顾问，组织学生志愿者进入社区开展课后辅导和科普讲座，将高校智力资源引入社区。在家庭层面，通过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分享会，将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与家庭美德教育融入日常。这套组合拳，旨在通过持续性的场域熏陶，将崇德向善的价值导向逐步内化为居民的日常行为惯习，从而在实践层面实现场域与惯习的动态生成与良性互动。
2) 内容深化与形式创新相统一
在内容上，社区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文化事业发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旨在提升居民素养与社区文明程度。在形式上，则注重将宏大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教育实践，通过开展寓教于乐、形式多元的社区文化活动，实现核心价值观与居民日常生活的无缝对接，达成教育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有机统一。
5.2. 内与外：以参与式治理促发情感认同与文化活化
社区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D社区党委积极探索从“我办你看”的行政化模式向“我们共同办”的参与式治理转型。
1) 创新参与机制，重塑主体角色
一是建立常态化的参与载体，实现从“零散参与”到“有序组织”的转变。社区着力构建制度化的参与平台，除建立居民议事会作为民意协商的核心渠道外，更积极培育和引导由居民自发形成的志愿者团队、青空间、四点半课堂等社区社会组织。通过规范其运作和管理，使这些组织成为凝聚居民、承接服务、表达诉求的稳定载体，显著提升了社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二是加强社校联动的资源整合，实现从“内部循环”到“开放共建”的拓展。社区主动与辖区内高校合作，建立高效的社校联动机制，通过引进高校学生社团的优质资源，在社区“四点半课堂”等平台上系统性开设阅读、绘画、科普、壮族文化分享等课程，不仅精准满足了社区青少年的素质教育需求，也为社区文化治理注入了专业的外部活力，形成了社区与高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开放格局。
三是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实现从“自主活动”到“协同治理”的升华。社区党组织在多元参与中始终发挥着凝聚共识、统筹协调的核心作用，通过政治引领和组织带动，引导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和谐建设在基层”等公共活动，并常态化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家电维修、医疗保健等“暖心工程”服务。党组织的有力引领确保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及其活动的公共价值取向，将其转化为社区治理体系中可靠的支持力量。
社区参与的规范化运作，将分散的个体意愿整合为有序的集体行动，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合作意识、服务精神与自我管理能力，形成了“个体–组织–社区”三级联动的良性治理格局。
2) 精准文化活动，唤醒情感共鸣
社区活动的设计紧密围绕居民的实际生活、情感记忆与真实需求展开。在活动设计上，D社区精准聚焦不同居民群体的情感需求，将宏大的文化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身边场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依托党建基础好、场地充足的优势，创新打造的“片区红色之家”，不仅是体现了街道社区红色场景建构的创新思路，更是将红色文化具象化的生动实践。“红色之家”按照“管理区域化、主体多元化、服务人性化”的理念，将红色记忆从抽象的历史转化为具体的社区场景。社区组织老党员分享奋斗经历，将个人化的“红色记忆”转化为集体的精神财富，精准地将“红色文化”与“社区记忆”相融合，弥合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居民之间的认知差异[10]，成功将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精神从理论说教转化为真切的情感共鸣，极大地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5.3. 个人与集体：以文化记忆传承推动秩序建构与社会团结
社区文化是集体记忆的载体，其形成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反复互动、筛选与凝聚的过程，最终升华为社区的公共价值。面对消费主义与网络亚文化的冲击，D社区致力于将感性的个体诉求引导至理性的集体共识。
1) 激活“个人”记忆，构筑集体认同基石
通过鼓励居民分享家庭故事、奋斗历程，收集社区老照片与口述史，并建立社区档案或微型博物馆，社区将散落的个人记忆系统性地汇集起来。这些鲜活的个人叙事共同编织成独特且不可复制的社区集体记忆，成为连接个体与集体的情感纽带，强化了居民的社区身份认同。
2) 升华“集体”秩序，实现文化规约治理
社区将进一步将凝聚的共同历史、优良传统与道德模范事迹，转化为《南宁市D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等成文规范与不成文的社区共识，例如通过宣传社区好人好事、表彰道德模范，让集体记忆发挥其教化和引导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软性”维稳。一个拥有共享记忆和集体荣誉感的社区，其内在凝聚力更强，治理效能更高，治理成本更低。
6. 结论
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视域下，社区文化建设已然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娱乐功能，成为凝聚居民共识、增强社区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治理手段。因此，社区治理应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注重文化治理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持续优化社区公共空间与活动载体，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实现文化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202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2023XJKY44)、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自筹经费一般课题(C类)“壮乡民族文化融入地方应用型高校思政育人的实践研究”(2025C576)。
附录. 访谈提纲
一、社区党组织/社区工作人员
1) 社区里不同小区的人对活动参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怎么让他们都愿意来？
2) 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融入了什么类型的文化？比如说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等等？融入的效果如何？
3) 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组织人员一般都是谁？
4) 在组织活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居民不愿意参加、或者抱怨的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5) 社区文化建设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下一步最想在哪方面改进？
二、社区居民
1) 平时参加社区活动吗？比如哪些活动让您愿意来？哪些不想参加？为什么？
2) 在活动中认识新邻居了吗？有没有因为参加活动而互相帮忙的例子？
3) 常用社区的文化设施吗？比如活动室、图书角、广场等？觉得方便吗？
4) 希望社区多办哪些类型的活动？比如亲子类、手工类、健康讲座，还是文艺演出？
5) 什么时候感觉社区是一个“大家庭”？
6) 对社区活动有意见或建议，通常会和谁说？有没有回应？
NOTES
1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新华社，2021年5月1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1/content_5605871.htm，2025年11月18日。
2与社区居民李某和陈某的对话整合。
3D社区“幸福家园”负责人李主任的讲话内容选取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