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自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起，浙江省始终围绕数字化建设，研发创新适合于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应用体系。《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浙江乡村基础网络体系逐步完备，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全面建成，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城乡‘数字鸿沟’逐步消除”。2021年。“乡村大脑”应运而生，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是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工具。
然而，党组织与数字技术单向嵌入公共服务的传统型基层服务供给模式存在较大的问题与缺陷。一方面，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了难以解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个体需求的困境[1]，资源协调和分配的难度不断加大。党组织单向嵌入基层服务难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提供符合各农民主体所切身需要的服务与保障。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大背景下，技术手段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却出现压力型体制下的“数字加码”[2]、数字“隐形工作”，技术应用不当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决策风险[3]，数据本身存在的主权、安全与垄断问题等现象。数字技术单向嵌入基层服务在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情况下缺少强有力的“指挥棒”，服务供给缺少人文情怀。
与此相反，党组织与数字技术双向嵌入基层服务的统合型数字治理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两大系统单维嵌入所带来的治理困境与服务供给不足或不均现象。朱金涛等[4]指出，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顺应数字化趋势，承担起构建乡村数字社会的使命与任务，才能有效提升组织能力与治理效能。宋潇等[5]提出，“数字技术为党组织统合增效，党组织使数字技术应用向善”，两者结合使得基层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能力得到重塑，治理效能得以提升。
2021年6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出台《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乡村大脑”。“乡村大脑”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的智能化系统，亦是整合数据资源，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数字化治理平台，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全面感知、统筹分析和精准指导乡村发展的“数字驾驶舱”，实现“一屏观全村，一网管全域”的精细化、智能化与智慧化治理。经过两年的探索与创新，乡村大脑实现从1.0到2.0的突破，浙江已初步形成“浙江乡村大脑 + 浙农应用”整体构架，以数智赋能农业智能、乡村智治、农民智富三大领域。乡村大脑智治，在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也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诸如台州市上叶村便运用乡村大脑应用体系探索建立了“党小组 + 环境革命”、“党小组 + 民宿管理”等基层党组织工作模式。
2. 浙江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大脑“1 + 2 + 3”云服务框架
云服务，即通过互联网(也就是“云”)按需提供计算资源、软件、存储等服务。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大脑以三大体系为技术支撑，始终坚持公共价值导向，关注人本主义需求，聚焦农业、农村、农民三大领域，依托数字化工具，着力解决各农民主体急难愁盼的问题，实现资源有效合理配置，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面对城乡一体化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结构多元化与异质化程度加深的现状，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大脑智治始终将农村各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诉求与现实需求作为信息收集、能力提升、协同合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形成乡村大脑“1 + 2 + 3”云服务运行框架(如图1)。
Figure 1. Zhejiang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eads the rural brain “1 + 2 + 3” cloud service framework
图1. 浙江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大脑“1 + 2 + 3”云服务框架
2.1. 一大前提：坚持公共价值导向
公共价值导向表现为对人本主义需求的关注。乡村大脑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能够实现对农民主体需求的实时监测和动态反映。一方面，乡村大脑通过摄像头、传感器等外在接口所捕捉到的主体特征与信息，及时监测并反馈各方面数据、指标的变化，为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提供有关公众需求的广泛资料；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农村各社会主体能够通过乡村大脑将自己的现实需要与利益诉求传达给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便利政民之间的互动交流。
不仅如此，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大脑还能够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塑与利益表达机制的均衡。社会利益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社会主体在信息获取能力上所存在的差距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各社会主体难以达成协作，社会整体效率下降。农民作为信息化时代的弱势群体，更容易与整个社会产生割据感与疏离感，而面向乡村所建设的乡村大脑能够保证信息对称与数据公开，充分保障农民主体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均衡表达。
2.2. 两个系统：党组织系统与乡村大脑系统
党组织与乡村大脑不仅是整个信息化平台得以有序、高效、科学运转的核心组织与技术系统，更是确保彼此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乡村大脑与基层党组织在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能够有效促进信息技术与基层党组织及政府的互动。通过理论层面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实现技术要素嵌入“乡村大脑”，最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三农问题”解决落到实处，即实现农业智慧、农村智治、农民智富。其逻辑在于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克服其单向嵌入农村社会治理框架所存在的信息收集不足、办事效率低下、问题预测困难、治理问题模糊等问题。同样地，村级党组织嵌入农村社会，是党在农村组织体系的末梢，通过党组织统合，基层政府能够有效克服数字技术单向嵌入农村社会治理框架所存在或引发的治理维度缺失、数字形式主义、数字鸿沟乃至政治决策风险等问题。因此，党组织系统与乡村大脑系统双向嵌入农村治理体系，是浙江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大脑云服务框架的核心与保证。
2.3. 三大体系：数据资源、场景应用与业务应用体系
浙江乡村大脑由三大体系组成，包括数据资源体系、场景应用体系与业务应用体系。数据资源体系，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与省大数据平台，广泛收集、分析、处理、整合相关信息，通过全域地理信息图及其孪生图库实现“浙农码”在乡村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应用支撑体系，以产业大脑为其核心内容并由业务中台处理涉及产业、文化、交通等乡村服务事项。两年来，浙江省不断探索乡村大脑与产业结合的新路径，经过多方努力，浙江省已然走出了“产业大脑 + 未来农场”的新型农业产业化模式，如兰溪的“杨梅产业大脑 + 未来农场”、嘉兴南湖的AI在南湖–智农在线“多产业共享共用产业大脑”等。业务应用体系，以着力构建涉及农业、农村、农民三大领域的浙农场景为其主要内容，通过浙农场景系列的设计，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如“浙农优品”应用实现农产品从田园到餐桌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打通核心业务全环节，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未来乡村”应用聚焦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基层党组织及政府运用信息化平台提供精准化服务，实现乡村的数智化管理；“低收入农户帮促”场景，则瞄准“三农”领域的“提低”重点，率先构建全国低收入农户风险自动识别机制和全流程处置模型，实时监测与把控低收入农户的生活问题。
3. 乡村大脑赋能“党建 + 基层服务”机理
党组织与乡村大脑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不仅重塑治理行动者主体与能力架构(如图2)，也极大体现了协同治理思想在赋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根据协同治理理论，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引导下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机制开展协作，能够弥补单一主体在资源、信息与能力上的局限。一方面，政府、企业、农民、农技人员在党组织引领下，透过乡村大脑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提升各方的协同处理能力；另一方面，党组织赋权、引领与乡村大脑赋能、动员有效结合，重建治理行动者学习新知、预警分析、协调沟通、组织动员等多方面综合能力，提升基层服务效率与效能，显著提升了多主体应对复杂乡村事务的协同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上，治理行动者主体与能力塑造的最终目的即为在“技术–能力–行动”框架下有效提升各治理主体在乡村大脑有效嵌入下对信息收集、技术处理、能力提升与协同合作三方路径的应对与把控能力，精准赋能基层服务，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Figure 2. The two-way embed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brai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capability-action” reshapes the subjects and capabilities of governance actors
图2. “技术–能力–行动”框架下党组织与乡村大脑双向嵌入对治理行动者主体与能力的重塑
3.1. 连接–整合–应用的技术处理路径
在基层治理场景中，治理技术是推进有效治理的前置条件，亦是治理能力与治理行动的基础性工程，表现为治理主体通过连接–整合–应用的治理技术在党组织引领下，提升治理能力与水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做到精准把控、精准定位、精准供给，在技术处理路径上夯实乡村大脑赋能“党建 + 基层服务”运行机理。
3.1.1. 实现信息数据的全网连接
在传统社会乃至数字化时代，“数据孤岛”、“数据鸿沟”现象仍然存在，这无疑拉大了治理行动者之间的距离，阻碍各方综合能力的提升。在乡村大脑与党组织双向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数字技术提供了互联互通与数据传输的技术方案，党组织则有效解决了制度与组织梗阻问题，便利了各级各类各方数据平台的互联互通。
为扩大数据库，整合相关信息，浙江省在省、市、县、乡、村五级执行统一技术标准，组织开展“三农”主体数据采集，通过监控探头、卫星遥感等外在监测仪器，实时动态更新数据，以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为基础，建设农业农村数据仓，打通基层治理信息“孤岛”，实现信息有效连接，如湖州市德清县便基于感知、研判、决策一体化的乡村大数据资源体系，打通部门数据、基础数据、空间数据，精准服务于乡村规划、乡村经营与乡村治理。
3.1.2. 实现信息数据的有效整合
信息数据的全网连接能够加快信息获取速度，打破信息获取藩篱，然而，海量的信息也要通过有效的整合才能应用到场景构建中去。在乡村大脑与党组织双向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数字技术提供了数据分析与信息归纳的技术方案，党组织则引领治理行动者提高其信息识别与提炼、方向把控与研判能力。
湖州市德清县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作用以及地理信息产业先发优势，全天候监测、多维度记录137个行政村村情民生，有效归集282类近13亿条乡村治理数据，首创打造乡村大脑的初级应用系统。
3.1.3. 实现特色场景应用的呈现
在以电子地图、遥感影像、三维实景地图等空间数据为底座基础上，乡村大脑依托于知识图谱、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应用端物联设备、手机、显示器等装备形成智能交互，突出多跨协同，构建覆盖三农领域的乡村治理场景应用。在乡村大脑与党组织双向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数字技术提供了场景构建与智能分析的技术方案，党组织则引领治理行动者创造性运用特色场景应用，做到分类管理、精准服务。
浙江省乡村大脑所构建的浙农系列多跨应用场景采用省级统建和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推进浙农牧、浙农优品、浙农促富等10余个浙农系列多跨场景建设，在赋能党组织的同时，提升涉农信息服务能力和农业农村管理水平。白塔镇上叶村党组织根据乡村大脑实时反馈的民宿预订量与客流量场景应用，形成“党小组 + 民宿管理”模式，赋能上叶村民宿管理服务，提升乡村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
3.2. 解析–预警–配置的能力提升路径
在基层治理场景中，治理能力是实现有效治理的约束条件，亦是充分发挥治理技术、达成治理行动的必要手段，表现为治理体系对问题的分析与理解能力、事件的预警与研判能力、相应资源要素的吸纳与分配能力，这关系到治理行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治理期望，优化基层服务供给。
3.2.1. 提升对问题的解析能力
党组织与数字技术单维嵌入传统基层服务供给所引发的困境多表现在对问题的分析与解读不到位。一方面，党组织仅靠密切联系群众并不能及时准确把握所有问题并将之分类管理、逐一解决，也难以精准分析，以提前部署、控制风险、降低损失；另一方面，基层治理行动者仅依靠数字技术难以实现对海量信息数据的有效筛选，难免囿于“数字陷阱”“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困境。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治理行动者主体运用乡村大脑重塑其解析问题的能力，根据信息数据精准定位，加强对问题的敏感度与洞察力，深入分析问题根源所在，提高其解决问题、服务群众的能力。
浙江省乡村大脑依托于大数据平台与输入端设备实现对场景应用的呈现，并实时展现事项处理进度与问题发展态势。上叶村“党小组 + 环境管理”模式，是党小组根据乡村大脑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块所呈现的实时数据来赋权、引领各治理行动者，使相应治理主体根据垃圾投放量与周围民众的反馈，分析所在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同时解决好人居矛盾，将美丽乡村建设落实到实处。当前，村内垃圾分类精准率达90%以上。
3.2.2. 增强事前的预警研判能力
在传统管理情境中，治理行动者更关注事后的处理，而忽视事前的预警与事中的协调控制，使得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态势乃至进入公众视野并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才将其纳入政府议程。在此情景下，仅依靠党组织嵌入治理体系仍无法解决治理行动者在进行事前预警与研判方面资源与能力的双重缺失，而数字技术的嵌入却能够有效解决信息数据获取问题，并在党组织引领下反向倒逼治理行动者提升事先预警与研判能力，把握事件发展态势，最大程度降低风险损失。
浙江乡村大脑用数字赋能提高乡村治理感知水平，按照覆盖农村、全域联网的要求，全省农村共建成各类视频监控探头252.9万个，出入口视频监控联网率达到100%。德清县已形成覆盖全县141个村的物联感知网，在村级党组织带领下，各治理主体全天候监测村情民生，增强对乡村舆情、公共安全等状况的及时掌握和精准研判；浙江临海县市综合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和地理环境特点，创建渔船防碰撞预警智能模块，并由特定党小组进行实时的监测，分析航线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前预警，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3.2.3. 优化外部治理资源的吸纳与配置能力
政府外部资源是弥补政府治理资源不足的关键。党组织通过嵌入村委、农技人员、企业重塑基层治理行动者主体构造，构筑党组织领导下治理资源的组织基础，为实现治理资源的组织吸纳提供条件；数字技术则充分发挥其物联感知能力，筑牢治理资源的技术基础，为实现治理资源的信息技术吸纳创造条件。
浙江省广泛建立透明的数字参与渠道和广泛的组织参与渠道，推动基层治理主体由传统管理中的“旁观者”向现代治理“参与者”的角色转变，为政府吸纳、配置社会资源提供条件。对此，浙江省鼓励技术型企业加快创新，通过购买企业服务的方式，加快乡村大脑的迭代升级，优化治理行动者对外部技术资源的吸纳能力。与此同时，浙江省在党组织带领下依托乡村大脑数字平台通过人员吸纳重塑治理主体构造，优化其资源配置能力。农技人员运用浙农系列场景应用，提高其学习新知能力，着力解决农业领域问题；村委积极推进民生场景资源数字化和服务在线化，通过农民信箱场景应用，了解村民主体的现实需要并深入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数字赋权、赋廉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农民则通过乡村大脑平台，了解农机使用、农产品生产等问题，以数字化驱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做大基层治理资源数据库。
3.3. 引领–共治–监督的协同行动路径
在基层治理场景中，治理行动是实现有效治理的直接行为因素，亦是运用治理技术、发挥治理能力、达成治理目标的行为结果。基层治理往往需要横纵向部门组织乃至跨部门组织的协调与合作，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及民众的有效积极参与。党组织与数字技术嵌入当前治理框架，能够分别从组织和技术层面加强治理行动者“引领–共治–监督”的协同行动路径，并夯实乡村大脑赋能“党建 + 基层服务”运行机理。
3.3.1. 打造党组织引领的治理行动者模型
党组织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中，能够有效解决“无领导式”治理所带来的政府部门间扯皮推诿现象，加深上下级政府及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与沟通，鼓励引导企业发挥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效能，号召社会组织弥补政府服务供给之不足并扮演好“桥梁”作用，组织农技人员学习新知提高其数字化应用与管理水平，动员农民主体参与村中事务治理，提高村民的参与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提升基层服务效能，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浙江乡村大脑创造性运用数字党建服务，实现党组织对乡村事务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并重组治理行动者主体构造，达成跨部门、跨层级以及政府内外多主体的有效集体行动。白塔镇上叶村创新“党小组+”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推动村内事务有效稳妥解决，提高村民满意度与游客幸福感。
3.3.2. 推动多元共治向纵深发展
传统基层治理存在参与渠道与参与动能不足的现象，党组织与数字技术双向嵌入治理体系则从技术和组织层面有效构建了共治渠道与共治动能，实现数字化参与与组织化参与的有效贯通，推动基层治理行动者协同共治向纵深发展。
作为数字乡村指数全国百强县域榜单第一名的德清县，充分发挥“村情民意”板块作用，依照村庄三维实景图的事件标识进行村庄事务的办理与流转。村民通过“随心问”“随手拍”反映问题，平台应用将其同步流转至相应负责人，负责人根据乡村大脑显示的相关数据联合其他治理主体进行事件的处理。不仅如此，德清县的全域地理信息图联动了基层治理四平台、智慧交通、污水处理等15个系统数据，实现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管理和服务，推动乡村共治向纵深发展。
3.3.3. 实行全方位治理行动监督
监督是确保治理行为有序正当、治理结果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党组织与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可以发挥党组织政治与组织监督，使得各治理行动者能够廉洁行政并切实根据村民需求，依托数据信息精准化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将民众的意见及时反馈，实现线上投诉与线上评价，使得基层治理行动者更好为民众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也能督促党组织进行有效治理行动，避免出现官僚化、脱离群众基础等现象；党组织在引领动员、推动共治的过程中，亦能够有意识地规避数字滥用、数字形式主义现象发生，使技术向善。
浙江省依托乡村大脑数字化平台，坚持发扬“线上”民主，党组织保驾护航数字向善，数字赋廉监督村级组织公正履职，完善线上线下村级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2020年，全省线上线下公开乡村财务17万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15.3万次。德清县五四村便利用全域图，打造阳光政务“村级样板”，实时向村民展示“三资”管理动态，促进全域监督、全员监督提质增效。
4. 面临的挑战
乡村大脑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赋能乡村治理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但其在运行中不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这也是优化智能系统、升级治理平台以更好为治理服务的关键所在。
4.1. 数据清洗与筛选问题
乡村大脑的运行有赖于庞大、多元、可追踪、可分析的数据，基于此，数据的清洗与筛选处理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的数据资源处理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数据分析不到位、不深入、不全面，进而对决策制定产生一定影响。一是数据清洗层面的多元性与标准化问题。数据源的复杂性与数据的地方性、口语化表达，使得系统平台的语义识别与政务术语难以自动匹配，致使人工转换的负担加重。二是数据筛选的指标化与算法的认知偏见问题。乡村大脑运行前便设定好了数据筛选机制，即平台注重筛选结构化、易分析的数据而忽视情感化、叙事性的关键信息，导致信息筛选存在偏差。同时，在城市大脑指引下打造的乡村大脑不免对乡村特有的语言模式、矛盾类型等缺乏理解，在筛选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问题或决策依据的提出存在问题。故而，在乡村大脑运行中，注重数据处理的科学性、准确性以为数据分析、问题提出、决策制定提供依据是让技术更好赋能治理的必要条件。
4.2. 数字鸿沟问题
20世纪末，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其发布的报告《在网络中落伍》中首次使用数字鸿沟一词，并将其定义为“有者”和“无者”之间的差别，也即在那些能够接入和使用数字媒体的人(有者)和那些未曾接入和使用数字媒体的人(无者)之间存在的鸿沟。乡村大脑作为数字化治理平台，理所当然存在数字媒体使用能力的门槛，而这一门槛也就导致老年人、落后地区村民等本就数字素养较低的小众群体再一次在马太效应中作为弱势群体而被时代抛弃[6]，与此同时，平台基于技术优势而形成的数据跟踪、算法监控、数据歧视等威胁也在加剧着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在推动乡村大脑赋能基层治理、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村民参与感的过程中，谨防数字鸿沟带来的参与群体限制与数字权利缺失问题尤为重要，不仅是实现村民共治的重要窗口，亦是促进权利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
4.3. 数据隐私保护问题
乡村大脑作为综合性治理与服务平台，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数据。它在采集并处理海量、多维乡村数据的同时，也带来独特、复杂的隐私风险。第一，数据采集的“无感化”与知情同意困境。大量物联网设备与环境传感器24小时持续采集数据，村民往往并不明确知晓数据在何时、被何设备、以何种方式收集。传统的告知模式在高度技术化的当下近乎失效，这无疑关系到村民自身的隐私与权益保护问题。第二，数据融合深入模糊隐私边界。乡村大脑采集的海量数据广泛涵盖生产、行为、健康监测、家庭社会关系等内容，当这些数据被汇集、整合、分析与处理时，将极易产生超越单一数据维度的多维画像，从而使得村民的消费习惯、生产情况、社交网络、健康状况等都可能被精准推测，这不仅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也会导致算法层面的歧视与不公平，进而对乡村治理产生不良影响。
4.4. 技术赋能异化问题
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政府服务层面嵌入数字技术已成为新时代政府职能优化、效率提升与治理高效的必由之路。然而，一味强调数字技术可能导致赋能异化问题，使得减负增效难以落到实处。一方面这可能会加重基层干部负担。乡村大脑数字治理平台汇集的数据资源不仅源于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也有部分数据需要基层公务人员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以获取详细数据，这也极易产生数据重复收集、收集不全等问题，从而让平台成为新的打卡留痕工具，不仅无形中增加干部负担，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基层干部的办事积极性。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会导致决策“唯数据论”。在大数据分析下，人们不免认为数据是公平正义的代表，能够让决策更具理性。然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有着情感联结的社会，这也就使得仅靠数据得出的理性决策在充满风土人情的乡村社会或许并不通用，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规则、人情关系等反而是制定、执行政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在利用乡村大脑开展治理、优化服务过程中，更当注意警惕技术赋能的异化问题，让技术真正为治理所用，为善治所用。
5. 思考与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大脑”平台体系的应用与发展，党组织应赋权引导各基层治理行动者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从重塑价值观念、加大科技创新、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与健全教育宣传机制出发，有效化解党建 + 乡村大脑智治“云”服务体系的运行阻力。
5.1. 坚持公共价值导向，倾听民众呼声
乡村大脑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能够及时、准确将民众需求反馈给治理行动者，使得治理行动者能够在党组织引领下根据乡村大脑所呈现的信息数据提供精准化服务，弥补传统基层治理中信息不对称导致治理失效的现象；与此同时，乡村大脑也拓宽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村民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上传至相应智能模块，一方面能够增强村民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体系能够引领、动员基层治理行动者深入群众，倾听民众呼声，合理关切民众需求，有效规避“数字形式主义”、唯数字论的治理现象，同时，党组织发挥其政治与组织作用，吸纳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建言献策。
5.2. 创新治理模式，平衡各治理行动者关系
党组织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鲜明的组织架构，在乡村大脑数字化治理平台的辅助下，重塑乡村治理行动者主体架构，平衡各治理主体间关系。对此，镇级党委乃至村级党组织有效创新“党小组+”治理模式，并结合乡村大脑智能模块与特色场景应用，合理化分类管理。在此基础上，党组织积极引领动员相应基层治理行动者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治理效率，有效、精准供给服务，提高村民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党组织嵌入乡村大脑体系则能够有效发挥其监督效能，一方面可以根据乡村大脑反馈的村民意见实时监测事项处理进度，遏制镇政府及村委等基层治理主体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另一方面，党组织充分监督能够减少镇政府及村委等公职人员因中央对其注意力分配低而衍生的贪污腐败现象，实现数字赋廉，提高“云”服务运行体系的纯洁性与公正性。
5.3. 缓解数字鸿沟问题，实现参与的包容性治理
在经济平稳运行及数字化飞跃发展的当今时代，不少农村群体因家庭经济困难、受教育程度低、配套资源供给不足等原因而无法享受数字化建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为此，党建 + 乡村大脑智治的“云”服务体系应当加强四大方面的建设，以实现村民参与的包容性治理：第一，要改善农村困难家庭现状，为其配备必要的计算机设备并支付相应的上网费用；第二，进行家庭反哺[7]，即由年轻一代对年老者进行数字反哺，这是加速老年人群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第三，推动数字技能培训公益讲座在农村的开展，提升农村群体的数字素养，增强其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能力；第四，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适老化技术研发，加快开发出适合于老年群体及低数字素养群体的数字化应用产品及特殊的平台浏览技术。
5.4. 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保护民众隐私安全
网络安全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事关法律、管理问题。基层党组织及政府在推进乡村大脑智治进程中，应有意识地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注重保护治理数据及村民个人隐私安全。首先，加强网络安全意识培养工作。基层治理行动者应在党组织领导下自觉加强网络安全意识，并深入群众普及相关网络安全常识。其次，加强网络安全法规和制度建设。一方面，党和政府应当为包括政府门户网站在内的数字化应用平台与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党和政府要用管理手段弥补技术漏洞，重视隐患发现、紧急预警、信息对抗等管理能力的提高[8]。再者，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明确管理规范、确认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应急响应与监督激励机制、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最后，进行网络安全维护技术的迭代升级，如运用网络安全密钥等以充分保护网络通信与数据安全。
6. 总结
当前国家大力倡导数字乡村建设，鼓励乡村通过发展现代数字技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作为数字经济先行地，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建 + 乡村大脑智治的“云”服务运行体系能够有效缓解传统基层服务供给困境，在提高乡村治理效率、实现精准化服务供给的同时，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现代化发展。浙江着力打造乡村大脑“1 + 2 + 3”云框架，在关注人本主义需求基础上，将乡村大脑系统与党组织系统有效嵌入乡村治理中，筑牢数据资源、场景应用与业务应用体系根基。在当前治理框架中，重塑基层治理行动者主体与能力架构，推动“技术–能力–行动”路径向乡村数字化建设目标迈进，不断夯实乡村大脑赋能“党建 + 基层服务”运行体系。
数字乡村建设任重而道远，浙江省乡村大脑应用体系也在不断升级，并创新与党组织及政府的统合型数字治理新模式，为推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供浙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