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1]。地方志详细地记录了地方的历史沿革、地理文化、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各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地方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贵州地方志编纂始于宋代，盛于清代。自宋至民国，贵州共编纂地方志三百五十九部，其中清代存有一百八十二部，由此可见清代贵州方志编纂数量之多，处于鼎盛时期[2]。这一时期清朝修志资治的政策推动、贵州改土归流后的治理需求、地方文教的现实需要共同促进了清代贵州地方志编纂的兴盛。咸丰《兴义府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咸丰《兴义府志》是黔西南地区的一部官修地方志，成书于咸丰三年(1853年)，由时任兴义知府张瑛纂修，共七十四卷。该书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清代兴义府的经济社会和风土人情，是黔西南地区历史的缩影，对研究清代黔西南地区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对咸丰《兴义府志》的编纂、体例特点、史料价值的探究提供有益参考。
2. 张锳及咸丰《兴义府志》的编纂
张锳，字右甫，直隶南皮人(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晚清名臣张之洞之父，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知县的身份入黔为官，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署黎平、安顺、遵义知府，授兴义知府。张锳于咸丰六年(1856)在贵东道道尹的任期内去世。张锳为官近三十载，其足迹可以说是遍布整个贵州，对贵州的影响，特别是黔西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锳在兴义府的政绩大体可以分为发展教育、修缮名胜古迹、改善交通等方面。其一，重修兴义府珠泉书院，解决府内学子教学费用。珠泉书院是兴义府境内的一所义学，嘉庆二年(1797)毁于兵燹。张瑛上任兴义府后，积极筹措资金援建珠泉书院，使府人自束发受书，以至成进士，不用一钱。其二，兴修兴义府试院，重文兴教。张锳到任兴义府后，认为旧试院距离府城较远，加之试院四周旅店与居民稀少，于是在府城内重修试院，使兴义府的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三，修缮安龙名胜招堤，保护环境。其四，开辟兴义府内同广西交往的驿道，便利交通。由此可见，张锳于兴义府内的贡献颇多。
张锳除了在兴义府政绩突出之外，最令人乐道的便是其对咸丰《兴义府志》的编纂。张锳上任兴义府后，对乾隆时期记录兴义府的志书进行了考究，认为其“记载颇为简明，惟书中仅有八志，而无表与列传；又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距离今几及百年。郡与州县既经析置改隶，凡疆域、制度、田赋之类，已多与今不合”[3] (p. 4)。由此可以看出，旧志已经不适用张锳治下的兴义府，这也是张锳编纂新志的原因。张锳对《兴义府志》的编纂便相当重视，其认为编修郡志是郡守的责任，必须亲力而为。由此，其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便开始着手《兴义府志》的编纂。张锳对编纂《兴义府志》的资料收集采用了“乃出藏书万卷，博考纂辑；复询绅士，访父老”[3] (p. 5)的收集方法，其按照这样的方法编修了十年。由此可见，张锳对《兴义府志》编纂的认真与不易。张锳不仅广泛动员兴义府范围内的人员参与编纂，同时对志书质量也十分重视。其聘请修志专家邹汉勋和学者朱逢甲相助协修，对志书书稿进行了多次的修改。最终在咸丰三年(1853)，《兴义府志》得以全部完成。
《兴义府志》全书共七十四卷，其中志四十六卷、表十一卷、列传十七卷。其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结构清晰，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列为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优良方志，称赞其“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可谓贵州的名志之一[4]。张锳编纂《兴义府志》前后历经十三年之久，将全部身心投入在志书的编纂上面。由此可见该书编纂的辛苦与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志书完成缺少经费刊印之际，张锳自贴俸禄。可见其对钱财的淡泊和对志书传承的重视。
3. 咸丰《兴义府志》体例及编纂特点
方志体例是志书编纂应遵循的体式或固定模式，是志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志书编纂的统一准则。章学诚曾言“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5]，民国方志学家傅振伦也曾言“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6]，可见方志体例对志书编纂的重要性。清代是地方志书编纂的全盛时期，志书编纂体例愈加成熟，纂修者对于体例的选择利用也愈加灵活。《兴义府志》就是一部多体综合利用的地方志书。
《兴义府志》采用两级目体进行编纂，先设总纲，各纲之下酌分细目，目以纲聚，以纲统目。《兴义府志》凡例中载“目录，卷首列总目，各卷之首又各细列子目，庶人纲目秩然，易于省览”，其意在通过阅读纲目了解志书的大体意思。
“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7]，《兴义府志》卷前分列李其昌《南笼府志序》、黄统《兴义府志序》，以及张锳《兴义府志序》。其后分列《兴义府志》修辑衔名、凡例、目录。该志正文分为志、表、列传三部分。首卷为御制、引用书目、图说。卷一至卷四十六为志。
Table 1. Catalogue of Xianfeng’s Records of Xingyi Mansion
表1. 咸丰《兴义府志》目录
卷次 |
卷目 |
详目 |
卷一 |
天文志 |
分野、偏度、距北极度数 |
卷二至卷十一 |
地理志 |
沿革、疆域、形势、气候、城郭、道里、关隘、屯寨、场市、名山 |
卷十二至卷十四 |
河渠志 |
水道、桥梁、津渡 |
卷十五 |
职官志 |
官制 |
卷十六至卷二十二 |
学校志 |
学宫、学制、学田、书院、试院、试费、义学 |
卷二十三 |
武备志 |
兵制 |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 |
赋役志 |
田赋、户口、丁赋、税课 |
卷二十八至卷三十 |
经制志 |
经费、积储、驿站 |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 |
祠祀志 |
坛庙、祠宇、寺观 |
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五 |
营建志 |
公署、公所、仓廒、坊表、字塔 |
卷三十六至卷三十八 |
古迹志 |
古地、古城、古驿、古墓、古碑 |
卷三十九 |
艺文志 |
著述 |
卷四十至卷四十二 |
风土志 |
风俗、苗类、方言、苗语 |
卷四十三 |
物产志 |
土产 |
卷四十四至卷四十六 |
大事志 |
纪年、历代大事本末、国朝大事本末 |
由上表1可知，该志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兴义府内的大小内容，其中《地理志》《学校志》《赋役志》内容较多，与张锳初入兴义府励精图治及当地教育百废待兴等息息相关。
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七为表，下分为职官表两卷及选举表、恩荫表、忠义表、孝友表、善行表、寿考表、烈女表、节妇表、贤妇表各一卷。各表记载均以明清为主，按时间排列先后内容。各表前都载有引言，其中孝友表的文字尤多，其意在论证“圣贤中庸之道，儒者宜以之律己，不必概以责人”[3] (p. 7)，选举表其后则存在大量文字对恩贡、岁贡、优贡等贡生类别进行界定。其余各表均以相同方式编纂，层次清晰，逻辑严密。
卷五十八至卷七十四为传，分列为名宦传、政迹传、武功传、乡贤传、忠义传、孝友传、文学传、良将传、隐逸传、善行传、艺术传、方外传、流寓传、孝女传、贞女传、烈妇传、节妇传各一卷。各传均以时间先后梳理内容，以明清记载为主，按“列传核实必严，诸志夸词必削”[3] (p. 10)的方式编纂，书写较为真实。
综上，《兴义府志》与乾隆《南笼府志》相比而言，旧志仅八卷，分为八志，张锳在旧志天文、地理、秩官、赋役、营建、艺文诸志的基础上，补第九志。再者旧志仅志府亲辖境，未志府属州县，总之，旧志所漏缺的悉以补之。由此《兴义府志》卷数多于旧志，成为必然。同时，《兴义府志》也有以下编纂特点：
其一，采众志，集所长。该志中载“昔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征引博而序述简；范成大撰《吴郡志》，典赡而不芜杂；罗愿撰《新安志》，自称为儒者之书，具有微旨；张淏撰《会稽续志》，多补正前志之讹阙。此四书，锳心向往之，愿学焉”[3] (p. 12)。可见，张锳立此四志为范本，愿意学习其优良之处。
于志书编纂部分，“旧志无表、传，今仿宋周应合《建康志》例，补撰表十有二、列传十有七”[3] (p. 14)。可见，该志增补表、传，皆仿良志。其次，张锳为府州县内各分其志，其言“昔宋陈睿卿撰《台州志》，于属县事迹、艺文，条分件系，今仿其例”[3] (p. 17)。再者，为使志书明征而有信，《凡例》中载“昔明董斯张撰《吴兴备志》，皆征引古书，录其原文，有所考证，则附著其下。今实仿其例”[3] (p. 18)。又如，为使列传序事引证得当，《凡例》中载“传中序事，未便标明所据之书。今仿宋高似孙《嵊县志》例，于传后注明”[3] (p. 20)。此外，为增修《兴义府志》大事志部分，《凡例》中载“宋吕祖谦有《大事记》，周应合之《建康志》有《年表》，袁枢有《纪事本末》，《贵州通志》于大事亦立本末一门。今仿其制，于大事立编年、本末二门”[3] (p. 24)。再者，其《艺文志》仿宋代范成大《吴郡志》体例，《地理志》仿宋代王存《九域志》体例增屯寨一卷。总之，《兴义府志》志、表、传三部分都存在吸收借鉴相关志书体例的情况，可见其集众志之所长的特点。
其二，广博细致，取舍精当。《兴义府志》共七十四卷，其涉及兴义府境内历史沿革、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人物事迹、碑刻古迹等内容，几乎涵盖兴义府的各个方面。黄统《兴义府志》序载“聚十三载之精神，搜万余卷之积轴，传疑传信；网罗数十载之旧闻，其慎其难”[3] (p. 35)。可见其收集资料之多，撰写内容之丰富。同时，该志书叙述重点亦有偏重，《地理志》《学校志》《赋役志》此三卷目占志书内容较多，缘于地理、赋役、文教对古代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意义。于具体编纂内容而言，如《地理志》中沿革篇叙述较多，其言“地志首重沿革，盖沿革明，而后其地古今事迹可考也”[3] (p. 57)。又如《学校志》中学宫篇的叙述上，其言“志郡之学宫，谨志郡属各学始末，备志崇建之地及拓修之时与人，其他不泛及”[3] (p. 122)。综上，可见该志书内容丰富，书写详略得当。
其三，评叙结合。《兴义府志》按语数量众多，贯穿志书整体编纂，意在对文中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评论。该志按语存在两种形式，即一栏一列与一栏双列，一栏一列，字体与正文相当，列于文后，内容详实；一栏双列，字体较正文偏小，穿插于正文中，内容简洁。现将该志按语分为以下两类以便说明：
第一，解释说明类。如卷八地理志中的关隘目，“海马关，《安南志》作哈马关，或云当作下马关。以关险仅容一骑往来，峻险需下马而行，故关名下马也”[3] (p. 168)，解释了明代安南县海马关的由来。又如卷十二河渠志水道目，按语“花桥河，源出兴义县西之破古，流二十里至城西，东经城南而北注于深溪，汇流于南盘江”[3] (p. 211)，探究了花桥河的源流和流经之地。
第二，考证类。如卷二十七赋役志税课对兴义府水银税课数量的考证，“其解课于布政司也，岁再解，以水银之值定其银之多寡，故无定额。《黔南识略》云：‘兴义府水银岁额，解课岁银一千五百两有奇’。盖约论之言也”[3] (p. 286)。又如，对雄黄册亨税课数量的考证，“今册亨雄黄产板楷、八卧，自康熙初已开采，向时定额岁输课银七百二十两，解司库。又上贡雄黄一百五斤，纳于抚标中军”[3] (p. 374)。
4. 咸丰《兴义府志》的史料价值
“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方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8]，咸丰《兴义府志》是清代兴义地区历史的载体，记录了兴义地区的山川地貌、经济发展、民风民俗等各种历史资料，是记录特区区域某一时期地情的资料性官修史书[9]。咸丰《兴义府志》全书七十四卷共六十万字，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民风民俗、金石碑刻等三方面探究其史料价值。
4.1. 提供经济
其一，咸丰《兴义府志》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对兴义全境赋役制度进行了详细描述。首先对兴义地区人口数据进行了增补，“考兴义全境户口，《通志》载原额仅户一万七千五百有奇。今考之户口册，户则七万九千五百有奇，口则二十八万一千九百有奇，二十倍于旧，生齿可谓日蕃矣”[3] (p. 447)，可见兴义地区人口数量增加之多，同时也反映出康熙到道光末年兴义地区人口增速正处于一个峰值之中。同时对兴义各州县人口分布进行说明，如兴义府“城中多江右粤东楚闽之客民；城中西北隅多回民；安仁里多屯民，明初屯军之后也。四乡则苗民多于汉民”[3] (p. 455)，可见兴义府城居民特性鲜明，分布较广。由此通过对咸丰《兴义府志》赋役部分的记载，可以得知兴义全境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分布、民族组成等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帮助。
其二，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十三对兴义全境的物产情况进行了说明。首先是物产的数量“号物之数有万，兴郡之产亦未易更仆数”[3] (p. 468)，细分下共有谷属、瓜属、豆属等十四种，其中植物类物产每属都有几十种以上的类型。由此可见兴义全境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再者对物产变化的说明“今雄黄产册亨之板楷、八卧，康熙初已开采，近岁洞深水积，非千金不能戽水，采者遂绝”[3] (p. 510)，可见雄黄在兴义产区的变化。由此通过这些物产记载，对研究清代兴义全境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史料。
4.2. 管窥民风民俗
“一定的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10]，兴义地区位于三省交界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志书记载颇具特色，尤其体现在民风民俗方面。
其一，兴义全境民族众多，交错杂居。兴义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交界之地，风土志载苗人族类“曰仲家苗、曰侬家苗，曰花苗，曰白倮㑩，曰黑倮㑩，曰僰人，曰老巴子。皆耕田纳赋，悉熟苗也”[3] (p. 589)。同时兴义境内也存在大量客民，如明初调北征南而来的屯军后代。这些不同的民族带来了各自特色的民族风俗，如安南县花苗的跳月习俗，在每年早春时节“择平壤为月场，鲜衣艳妆。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歌舞，谑浪终日”[3] (p. 600)。再者“花苗少年缚楮皮于额，婚乃去之。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属为期。动作必卜，或折芽，或熟鸡取其胫骨与脑验之”[3] (p. 621)。由此通过这些风俗记载，能够对清代兴义地区少数民族习俗研究提供参考。
其二，民族语言丰富，各具特色。卷四十二《风土志》将兴义全境语言分为方言、仲苗语、青苗语、白苗语、倮㑩语五种进行介绍。其中方言分为天文、地理两部分，如天明曰天亮，日晚曰黑了，月半明曰㬴㬴明，虹曰杠，乍晴乍雨曰笼松雨，冰曰凌。由于兴义地区客民多为明初屯军之后，其方言风格接近江南，呈现出音轻清而语平正的特点。其中民族语言分为天文、地理、人事、居处、身体、称谓等多个部分。如青苗语天曰勒歪，日曰轮台，月曰轮塔，地曰街打，父曰巴，母曰埋。总的来说，民族语言部分的描述相对细致广博一些。由此通过这些方言及民族语言的记载，能够对清代兴义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提供帮助。
4.3. 提供碑刻史料
卷三十八《古迹志》将兴义全境古碑进行了统计，明代古碑主要分布在兴义府、兴义县、安南县三个地区，共计22通。其中大体分为营建纪事、墓碑纪念两种类型。其中营建纪事类墓碑有明京观碑、明城隍庙碑、明东岳庙碑、明玉皇阁铸像记、明石壁记、明小兰亭碑、明饮马池碑、明建十一城碑等。其语言十分正式，使用奉旨、万古流芳等词语进行描述，记录了兴义地区明代重要建造的历史资料。墓碑纪念类有明十八先生成仁处碑、明景双鼎墓志等，记录了明代兴义地区重要人物的生平轨迹。其中大量运用孝悌忠信、睦姻任恤等词进行表述，彰显道德教化功能。同时，张瑛在编纂《兴义府志》时未将清代碑刻列为古碑，由此兴义全境还存在14通清代古碑。其中主要以告示、营建纪事两类为主。如禁绝塘水示碑、禁伐山石示碑等，其展现了清代对于山林水塘资源的管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其中表述大量运用倘敢、定即严拿、绝不姑宽等词语进行描述，力求语言通俗易懂。再者，营建纪事类有江底官渡碑、重修盘江桥碑、重修铁索桥碑等。这些文字记录了清代兴义地区重要营造的历史过程，为黔西南历史研究保存了重要史料。总之，清代贵州碑刻以雅俗交融、官民共识的语言，展现了在“国家–士绅–民众”三元权力结构下，通过文化整合与地方自治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5. 结语
张锳编纂咸丰《兴义府志》历经十三年之久，汇集其毕生心血，该书集地理、人文、政教于一编，考据翔实，文辞雅正。是志既承史家之严谨，复具地方之特色，于山川物产、吏治民风靡不备载，足为后世编撰之镜鉴。对于研究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地理人文有着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