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新杠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经济新业态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其作为数字与实体融合下的贸易新形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成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然而，伴随着这种新业态的高速发展，跨境电商的安全隐患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数据跨境流动中信息泄露而引发的风险，支付体系中的金融安全风险，供应链全球化中潜在的断链风险，更有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政策监管变化等等，都给跨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同样也对国家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带来了威胁。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强调坚持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其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延伸体现在：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框架下，防范跨境贸易动荡与冲击，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非系统性风险和断链危机等等，这些非传统性安全风险在得到控制的同时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环境。跨境电商安全是指其在跨境交易过程中，其数据，支付和商品等要素都要保证具有相应的保密性、合规性，同时要防止信息泄露，欺诈性交易等行为风险。其核心维度包括数据安全、运营安全、合规安全等等。安全与发展的协同问题如双轮般缺一不可，那么如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破解跨境电商数据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的难题就成为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系统梳理跨境电商安全与发展的现状及核心矛盾，构建双轮协同路径，为跨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参考，同时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细分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支撑
2.1. 文献综述
当前，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跨境电商的融合研究多聚集于数据安全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科学构建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目标遵循[1]。由于当今人们尚未认识到数据安全的特殊性，企业在数据处理流程中同样缺乏安全保障行动，风险成本不断攀升，数据合规难度不断加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加强企业跨境数据合规风险的应对显得迫在眉睫[2]。还有提到各大跨境电商企业共享安全防护技术，确保网络安全防护举措得到完善[3]。这些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数据或网络要素本身，在产业方面的延申有包括人工智能领域[4]，也有站在更大视角下分析产业竞争[5]，在经济安全的研究上对宏观经济领域较为细致，国有经济方面研究较为充分[6]，也有站在宏观视角的财政安全给微观经济提供参考[7]，但这些研究并未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的纳入跨境电商交易的全流程，也并未完整地在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多维度领域进行探究，类似的相关研究停留在风险识别到对策提出的表层[8]，缺乏对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理论的探索及构建，由此可见，两者的动态平衡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2. 理论基础支撑
2.2.1. 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系统思维”，这为跨境电商安全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引，“重发展轻安全”或“重安全轻发展”都属于片面认知，并不可取。从预判潜在风险到着力防护并达到动态平衡，守住国家安全底线。
2.2.2. 双轮驱动理论
双轮驱动理论突出强调的是安全与发展要像两个轮子一样互相支撑前进。在跨境电商领域，安全与发展更是相伴同行。首先，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例如完善数据，合规监管就能够有效降低安全风险，取信市场；发展又是安全的保障，跨境电商规模的扩大与技术实力的提升同样也为其带来更加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3. 数字经济时代跨境电商安全与发展的现状、矛盾及成因
3.1. 跨境电商安全与发展的现状
3.1.1. 安全层面，显现出风险多维度交织的现状
第一，存在网络安全威胁，跨境电商平台存储着大量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交易记录和企业商业数据。黑客们往往觊觎这些数据，通过恶意软件、网络钓鱼、漏洞利用等手段入侵平台，获取敏感信息。2023年新加坡电商平台ShopBack遭遇数据泄露事件，数百万用户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信用卡信息被泄露。这不仅导致消费者隐私被侵犯，还引发了大量信用卡盗刷案件，给消费者带来巨大损失。同时，该平台也因数据泄露事件声誉受损，面临法律诉讼和大量客户流失的风险。
第二，合规风险，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跨境电商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大差异。在税收方面，各国的税率、税收政策和征收方式各不相同，企业如果不了解目标市场的税收规定，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税收罚款。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要求，如欧盟的CE认证、美国的FCC认证等。若企业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当地标准，不仅产品会被召回，还可能面临法律制裁。例如，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安克创新向欧盟市场销售电子产品，因未了解欧盟的环保指令，产品被检测出有害物质超标，导致大量产品被召回，企业不仅损失了货物价值，还面临巨额罚款和法律诉讼。
第三，运营安全漏洞，在支付环节，欺诈率近年来不断攀升，同期也带来了更高的支付纠纷率，出现的虚假退货，资金洗钱等欺诈手段使交易双方都难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信任。物流方面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为代表，国际物流体系虽经过多年建设，但系统仍不健全，物流丢件率居高不下，不仅如此，跨境运输本就具有周期长，成本高等特点，这也同时在加剧潜在的安全隐患。
第四，产业安全与知识产权风险叠加，部分关键消费品对跨境电商的进口依存度较高，这难免会使低价劣质的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且对本土产业形成挤压。近年来，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矛盾日益显著，中国企业在境外受到恶意侵权指控事件频频发生，因为各种原因，这种情况难以根治。
3.1.2. 发展层面，数字化进程加快但质量发展不均
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2.63万亿元，增长10.8%，较2020年增加1万亿元，过去5年贸易规模更是增长超10倍。全球市场规模预计2025年突破4.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8.9%。新模式的出现与新技术的应用呈现出良好态势，包括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它们的崛起给市场注入更大的活力。不仅如此，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供应链的智能化改造，多语言客服等新场景。通过机器学习模型等新技术让订单处理速度得到翻倍提升，物流成本却显著下降。我们熟知的区块链技术已经可以在溯源，清关等环节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率。这样一来，头部跨境电商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必将更多，占比也会更高，进而不同企业的发展质量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因为头部企业的品牌化率越来越高，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会让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有更大的分量，但中小微企业却没有这种实力做到，这也会使他们的数字化进程慢慢地滞后于头部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如今仍有过半的比重仍依赖于传统线下渠道，可以提供多语言支持的跨境电商平台不足30%，多数企业过于集中于销售环节，未能在研发，设计等环节提供更高的附加值。这些问题已经构成其发展的瓶颈。
3.2. 安全与发展的核心矛盾
第一，发展扩张与安全投入间的资源投入存在冲突，在跨境电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前，资源分配一直是艰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资金成本有限，需要用有限的资金去支撑企业的市场扩张，进一步去拓宽渠道，然后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安全保障也需要资金，并且要比发展投入资金的持续性更长，且短期内较难看到显著直观的经济效益。这种矛盾会逐渐让部分企业形成“重发展轻安全”的潜在认知，安全投入被视为额外开支和负担，那么如此一来，安全预算在不断缩水，安全风险却会不断累积，反而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二，技术创新与合规监管存在节奏上的失衡，数字经济的繁荣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给跨境电商的创新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关于合规监管的政策制定与完善往往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像直播带货，虚拟货币交易等新业态就缺乏完善的政策监管，存在监管漏洞，那其中的规范性就无从考证。部分国家会出台相关的安全监管政策，但同时也可能与跨境电商对于新技术，新运营模式的海量需求形成冲突，从而抑制跨境电商行业的创新活力，如何去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保持合理的相对节奏就成了一个难题。
第三，数据跨境流动与安全管控的界限较为模糊，跨境电商一大核心生产要素就是数据，为提升其运营效率，数据需要高效流动以达到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的目的。但是数据跨境流动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更涉及个人及国家的隐私保护问题，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就涉及了国家安全。不同国家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要求不同，以美国为例就强调跨境电商企业的数据本土化储存，而有些国家则希望数据可以自由流动，也是为了促进贸易的自由发展，这与前者的政策要求则就截然不同，“全球贸易信息流的不对称，使得中国企业难以及时获取市场动态并调整出口策略，进而影响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桥梁作用”[9]。企业在面临数据跨境流动中面临不够清晰的安全管控界限的难题，这种边界难以清晰界定。
3.3. 矛盾产生的深层成因
关于以上讲述的几大核心矛盾的成因，简单来说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概括。
第一，从宏观来看，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还未达成绝对共识，进而在监管方面的协同性还有较大不足。关于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规则虽有出台，但还未能形成统一框架，达成共识，这也就形成了“各区域各自主导，各主体多元竞争”的贸易格局。那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自身利益的不同，对利益的诉求有显著差异，在数据、知识产权等核心议题上的看法存在分歧，对相关规则的制定就形成碎片化形态。缺失对数字贸易的监管协同机制，监管标准又不统一，也无法做到信息共享与信息流对称，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就难以形成，企业合规成本在重复监管下重复增加，监管上的漏洞也会加剧走私和偷税漏税等问题的严重性，有效的监管合力遥遥无期。
第二，在微观层面，跨境电商行业自身的审核机制尚不健全，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审核，品质监管的不力和放任，导致假冒伪劣等乱象的发生。“头部数字平台凭借数据垄断地位获取超额收益，却未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10]。”部分跨境电商企业，尤其是小中微企业的安全合规意识较为薄弱，没有相应安全管理和合规运营规范，就会使其在风险防控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企业将安全与发展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忽视长期发展与安全投入间互通有无的作用，从而重发展扩展，轻视安全能力的建设，安全与合规体系难以形成。再看技术发展，数字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支撑，但同时，这也给企业自身的安全防护体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带来了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问题；技术创新使网络攻击更具隐秘和破坏性，上文还提到安全技术发展是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更何况我们的部分关键技术还面临“卡脖子”难题，这也进一步加剧安全与发展的矛盾。
4.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双轮驱动的优化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包罗万象，涵盖多个领域。安全与发展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偏颇。跨境电商的安全与发展与国家经济主权、数据主权、供应链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紧密相连。因此，双轮驱动理念必须要与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契合，以此为根基，将“大安全”理念通入跨境电商发展全过程，通过宏观布局与微观协作共同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充分保障双向奔赴
4.1. 宏观层面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构建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从国家安全治理全局出发思考跨境电商安全发展困境的解决办法与优化路径，为行业姜康发展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1) 我们需建立“权利有限、分级管控”的治理模式：首先将数据划分不同类别，与国家安全、社会利益相关联的划分为核心数据；与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等相关联的划分为敏感数据；剩下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划分为一般数据。对于核心数据，要严格进行监管，实行本地化存储，禁止未经批准的跨境流动；对于敏感数据，要进行完备的安全评估，做好备案，确保数据出境后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对于一般数据就要简化流程，保证贸易效率。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主动去参与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在区域合作中积极推动“尊重数据权利，保证安全效率”共识的形成，在增强规则制定话语权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利益[11]。
(2) 加强对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与保护。其一，跨境电商的产业安全需要有系统的检测与预警体系，对于关键消费品，核心技术产品需要实时监测与跟踪，对其进口依存度，市占率的变化要做到了然于心，防止低价伪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进而对我们本土中小型制造商进行挤压，也要对关键技术产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有所预案；严厉打击走私、侵权、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其二，保障经济安全更需要扩大开放发展[12]，通过积极的财税以及专项政策等，引导跨境电商企业积极改善产业结构，强化研发投入，品牌运营等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跨境电商企业；支持企业建构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使跨境产业链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所带来的冲击有所降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稳固了经济安全。
(3) 构建完善的防护体系筑牢非传统安全领域屏障。出台跨境电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标准，对企业的安全等级做好标准要求，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测评活动；其次就是完善责任追踪体系，企业的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全过程都要进行安全记录，将数据泄露纳入可追溯追责的范围。还有就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攻克核心技术难题，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防范“卡脖子”问题带来的安全风险。将非传统安全屏障牢牢钉紧。
(4) 强化系统观念，在跨境电商领域搭建好协同监管机制，让海关，税务等监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明确各个部门在不同领域的监管职责，避免推诿责任与监管的重复，同时搭建好国家级的跨境电商信息监管共享平台，让数据实时互通，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实现联合监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仅如此，面对着跨境直播和虚拟商品交易等新业态，也要在守住监管底线，保证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充分释放发展活力，留足创新空间，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4.2. 微观层面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充分强化跨境电商企业在安全与发展层面的责任，作为核心载体，跨境电商企业需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自身的核心经营准则，在追求经济效益与发展的同时，强化自身的国家安全责任，充分实现企业效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
(1) 企业需牢牢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身发展服从国家安全，彻底摒弃掉类似“重发展轻安全”的片面认知，战略规划与日常运营都应与国家安全理念紧密结合。比如，开展国际安全主题的专题培训，并形成一种机制，定期组织员工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有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法律法规等等，提升全体员工的国家安全意识。其次，进行企业战略决策时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到规划中，同期认真开展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坚决不碰国家安全红线，在合理范围内追求发展利益，在面对海外国家危害国家数据权利的不合理要求时要坚决拒绝[13]，还有供应链安全，更要避免过度依赖海外国家，防范地缘政治风险。最后，明确责任主体，设置专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专员岗位，统筹安全合规管理需要，将国家安全要求认真落实。
(2) 企业要将国家安全要求融入业务全流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将数据安全、运营安全等纳入全链条的防护体系从而将防控国家安全风险落实到实处。在数据安全管理方面，树立数据权利意识，对数据收集进行分级管理，核心数据等必须进行本地化存储，跨境传输数据要严格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安全评估，采用加密技术防范相关风险维护国家权利。对于运营安全，跨境电商企业需部署自主防火墙，检测系统等安全设备，以此来强化网络安全防护，也需要定期开展防护对可能的网络攻击做好预案。还有供应链管理，最紧要的就是供应商，对他们的资质审核要严格有序，优先选择有良好信誉，合规经营的运营商，也最好是本土供应商，降低对海外关键链条的依赖，以此维护我们的供应链安全[14]。同样还有合规安全方面，对合规安全的管理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建立自查自纠机制，杜绝走私等违法行为。
(3)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更是国家安全在跨境电商领域的重要支撑。企业需加强技术创新，完成品牌升级，积极实现价值链的提升，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抗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可以为国家安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攻克跨境电商核心技术，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从而保证行业的安全底线。在品牌与价值链提升方面，对低价竞争的依赖程度更要逐步降低，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品牌，在海外通过本土化运营来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让低端形象离中国制造远去，充分增强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整合产业链，将跨境产业链各链条自主把控，从而大幅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产业强国，巩固国家经济安全。
(4) 跨境电商企业特殊的经营环境决定其必须要主动接受监管，积极参与国家安全的协同治理。一方面，企业对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要积极配合，比如提供真实的交易数据，合规交易记录等，对安全隐患积极排查整改，保证发展运营符合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还要主动向国家电商安全检测平台上报运营数据和风险信息等，做国家风险研判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参与到行业的协同治理当中，参与制定安全发展公约，共同推动“维护国家安全，合规经营发展”共识的形成，同时企业之间也要共享风险信息与合规方面的经验成果，为共同应对跨境网络攻击，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打下坚实基础。再进一步，主动向政府建言献策，以企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跨境电商安全与发展的政策规划提供实地建议，助力国家完善监管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与企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5. 结语
跨境电商作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就，势头强劲，出口规模节节攀升，但相伴而来的还有其安全与发展的失衡问题愈发明显。在安全方面，数据泄露，合规要求冲突，支付问题，产业风险等等贯穿了整个交易全流程；在发展方面，虽然像直播电商这样的新业态不断出现，给整个跨境电商行业带来新的活力，但大多中小微企业仍旧依赖传统经营模式，数字化转型难以为继，一直处于价值链低端，难以与头部企业齐头并进。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区域间贸易规则的差异，各国间监管问题碰撞频繁，难以协同，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安全意识的缺失，安全理念与安全能力都跟不上。对此，要从两方面发力去解决难题，在宏观上守住国家安全底线，积极保护数据主权，构建产业链安全防线、推动多个部门协同监管；在微观上企业要把安全理念融入到经营之中，在全流程做好安全防护，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安全与发展的齐头并进，在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利益。
在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贴近实际，比如结合某一企业的具体案例，给出更落地的实际优化方法等，也可针对跨境直播这样的新业态，将安全防控措施层层细化，为跨境电商的安全发展提供更具有实用性的参考。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高校思政课有效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研究”(24JDSZK09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