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文化生产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维度，其内容受到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强调，技术介质不仅传递内容，更重构文化生产的认知范式[1]。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化生产范式的重塑已是必然，叙事艺术作为文化实践的具象呈现因素正经历转化。短视频重度参与着当代生活，其传播内容的瞬时性体现出长篇叙事内在逻辑的消解现状，“碎片化故事”的大众接受也映射出技术革命引发的叙事危机。
中国古典文论中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三原则，作为明清叙事美学的精粹在当下显现出了跨越时代的价值，理论本身的适应性要求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文化怀旧为目的对传统理论进行再审视，而要以实践为最终目的对其进行反思解读[2]。李渔植根于明清市民文学创作的多方经验，在戏曲与小说创作中提炼出的叙事理论始终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但在当下信息时代遭遇着挑战。数字媒介使得叙事民主化，文学作品接受者的需求倾向促使作者在创作时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不再是完全控制。此外，“信息爆炸”现状下的各方信息对创作主体而言不再仅仅是正向的创作灵感来源及校对资料源头，也成为了威胁着故事内核清晰传达的因素之一。
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古典文论的当代转化研究与数字叙事学的发展呈现出相互衔接的演进脉络。学界对古典文论的关注，已从早期对理论概念适用性的探讨，逐渐转向注重当代阐释与实践应用的路径。这一转向促使古典美学理念通过数字媒介形态获得新的表达，例如在视觉艺术与舞台创作中，运用影像技术与算法逻辑对“意境”等传统范畴进行动态诠释，实现了理论资源与当代艺术实践的有机结合。同时，数字叙事学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领域，其研究重点已从经典叙事结构分析，扩展到对交互性、跨媒介叙事与用户参与机制的探讨。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领域在形式创新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向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趋势，部分数字叙事作品通过非线性结构设计、时空嵌套逻辑等技术手法，呼应了中国古典叙事中的章回体特征与时空观念，体现了传统叙事智慧在数字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本文尝试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李渔的叙事理论。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李渔强调的“立主脑”，即确立核心主题原则适应时代，从作家个人的创作要旨变为了协调网络集体创作的“指南针”。以当下热门的互动剧创作为例，互动剧创作需要多个甚至数十上百网友共同参与，“立主脑”即确立作品核心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若忽略“主脑”，各种形式的作品则会成为立意不明的一盘散沙。关于故事结构的演变，李渔讲究“密针线”即情节严密连贯原则，刷抖音一类跳跃式的获取信息途径，数据库式的碎片化叙事越来越流行。无论是创作者个体亦或是推送平台，都应该审视已有作品，把控创作原则，产出更多让使用者体验感更佳的作品。李渔主张“减头绪”即简化支线情节原则，这个理念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显得尤为关键。无论处于哪一历史阶段，作品内容既要有吸引力又不能过于庞杂，也正是对创作者的创作要求。
2. 理论原点：李渔叙事理论概述
2.1. 历史缘由
明清易代之际，政权更迭引发的社会剧变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科举制度的僵化使大批文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商品经济与印刷业的兴起使他们有了新的生存路径。李渔作为“职业文人”的代表，通过创作戏曲、小说与出版谋生，这种特殊的身份促使他的叙事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相较于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创作观，他更注重作品的传播效果与市场接受度，由此发展出“结构第一”“立主脑”等强调戏剧性与可看性的叙事原则[3]。
从戏曲的发展来看，中国戏曲艺术在明代体系已经较为成熟，但在具体创作中存在结构松散、线索冗杂等问题。李渔通过梳理《西厢记》《琵琶记》等经典作品，发现“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人而作，不知为自己而作”的症结[4]。他系统总结了戏曲创作规律，将叙事视为“造物之赋形”，主张“立主脑”“减头绪”来强化戏剧张力。这种理论提炼了前代艺术经验的总结，体现出李渔对创作中叙事的深刻认识。
2.2. 理论概述
“历史上，人们正是通过‘讲故事’，通过某种媒介手段，采取某种话语形式来‘讲故事’，才真正形成一种叙事行为并构建起独特的叙事文化传统。”[5]
“立主脑”是李渔叙事理论的核心之一。所谓“主脑”，即指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它是全剧的灵魂和主线，所有的人物和情节都围绕它展开。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明确指出：“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一理论强调了叙事作品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和中心，这是确保叙事清晰、引人入胜的关键[6]。在戏曲创作中，“立主脑”意味着创作者需要精心构思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通过他们的行动和遭遇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这种叙事方式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剧情，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情感体验。
“密针线”是李渔叙事理论的又一重要原则。它强调作品结构的紧密和情节的连贯性，要求创作者在构思剧情时，要如同缝衣一般，将各个部分紧密地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叙事来说，叙事结构是很重要的因素，叙事的结构关系着观众对整部作品的理解与解读，关系着整场戏的表演效果。”[3]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这一理论体现了李渔对叙事作品结构紧凑性的高度重视。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叙事作品，不仅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更要有严密的结构和紧凑的情节安排[7]。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兴趣和注意力，不被冗长或松散的情节所分散。
李渔戏曲叙事思想中的“减头绪”原则，展现了东方传统叙事艺术的重要智慧。这一创作理念主张剧作家在构思创作时，应精心剔除冗余的情节线索，使叙事主干更加清晰挺拔。李渔洞察到纷繁复杂的故事支线容易分散观众注意力，因此强调要将戏剧冲突聚焦于核心事件与主要人物，通过这种艺术提炼实现“立主脑、密针线”的创作效果。这种叙事理念深刻反映出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取向。李渔认为优秀的故事应当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连贯，所有情节元素都应围绕主轴有序展开。这种以简驭繁的创作智慧，不仅革新了明末清初的戏曲创作范式，更为后世叙事艺术提供了持久滋养。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影像创作，从长篇巨著到短视频叙事，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减头绪”理论原则的现代应用。
2.3. 受李渔叙事理论影响的后世创作
以《红楼梦》的创作为例，这部文学经典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但其叙事整体始终紧扣贾府兴衰与宝黛情缘两大主线。曹雪芹在编织故事网络时，既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的全景图卷，又保持了叙事焦点的集中。这种主次分明的叙事策略，与李渔提倡的“头绪忌繁”理念形成了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智慧在当代短视频创作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创作者们往往需要在几十秒内完成起承转合，这实际上是对“减头绪”原则的实践。
李渔的叙事理论本质上揭示了故事创作的根本规律。无论是传统戏曲的整体构思，还是现代屏幕上的故事呈现，优秀叙事作品都需要在丰富性与集中性之间找到平衡支点。这也正是“减头绪”原则历经三百年仍具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它指引创作者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怎样才能讲“好故事”。
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许多电影和影视剧在叙事上都深受李渔叙事理论的影响，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仅注重情节的紧凑和连贯，还注重突出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该影片讲述的故事在呈现上运用了倒叙、插叙，发展跌宕起伏，极大地引起了观看者的兴趣，此类叙事技巧的运用受到了李渔戏曲叙事理论的启发。在当代生活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观看短视频的兴起，“刷短剧”成为了人们愉悦身心的方式之一。短剧无论其具体的时间长短，都同样追求紧凑的情节结构以及鲜明的主题来吸引观众。抖音短剧大多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或中心人物展开叙述，避免冗长和松散的情节安排，通过曲折的情节设计和个性的人物塑造，使得观看者在短时间内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情感体验。
李渔的“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叙事理论强调创作中情节的紧凑性和连贯性，突出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且要舍弃边缘的、繁琐的枝节和线索，这些原则在当今的各类创作中依然值得融合使用。
3. 现代转化：李渔叙事理论的现当代激活
3.1. 印刷时代
经历了20世纪初的印刷技术革命，印刷时代的文学创作，文字是主要的传播媒介，要求其具备严谨的结构、清晰的线索和连贯的情节。李渔的叙事原理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要求作品具有清晰的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尾。李渔强调叙事要突出主题，并注重线索的连贯性，要求一线到底，避免旁枝斜逸。这种叙事结构不仅符合印刷时代对作品结构的内在要求，也使得作品更加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语言的精炼与生动显得尤为重要，要在字数限制内将故事演绎到精彩才能为市场接受乃至于受到热烈追捧。李渔的叙事原理的影响下，使得创作出的作品叙事更加接近真实，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茅盾《子夜》为例，茅盾通过主线与副线的交织，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叙事网络。主线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矛盾斗争，副线则包括工人的斗争、知识分子的反思等，这种多线叙事的手法使得作品层次丰富。同时，茅盾也注重线索的连贯性，使得整个故事发展有条不紊，如齿轮般严丝合缝。
3.2. 电子媒介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8] 1990年代电子媒介的普及，将叙事从纸质载体解放，在电子媒介时代，网络小说及抖音短剧的创作也能体现出李渔叙事结构理论的深远影响。李渔强调结构与内容的统一，认为结构必须为内容服务，这一观点在网络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网络文学形成了当下内容庞杂、层次丰富、多元并举、自成体系的格局。”[9]许多网络小说作者在设计小说框架时，会精心构思情节，确保结构与内容的紧密契合，从而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连贯性。网络小说中常见的“主线剧情”与“支线任务”相结合的结构，既保证了故事的主线发展，又通过支线任务丰富了内容，这种结构设计与李渔的“立主脑”思想不谋而合。
李渔主张“密针线”，增加叙事的“密度”，从而使更多的信息和情节得以呈现。当代网络小说作者们沿袭了这一观点，其作品具有丰富的细节描写，塑造了生动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及引人入胜的情节转折。抖音短剧自身的时长限制从而使情节紧凑、节奏快速成为其平台作品的特性之一。李渔的叙事结构理论中的“减头绪”、“密针线”等方法，为短剧创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平台创作者们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展现故事[10]。
李渔的叙事理论在当代被电子媒介“激活”，对网络小说及抖音短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借鉴和吸收李渔的叙事理论，网络小说和抖音短剧创作者们能够创作出了更加优质的作品，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李渔叙事理论其自身具有的普适性和时代价值。
4. 李渔叙事理论在当代转化中的困境
4.1. 时代缘由
李渔的叙事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戏曲创作和批评中，其核心要素包括情节紧凑、结构严谨、人物鲜明以及语言生动等。他强调情节要曲折多变，引人入胜；结构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人物要性格鲜明，各具特色；语言要通俗易懂，富有表现力。当代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及受众需求与李渔所处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不论是对他者文化的借鉴吸纳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回顾重估，古代文艺思想与文化精神都始终沉潜于底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11]因此，在当代的具体创作中，作家们往往对理论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新的创作环境和受众需求，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也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创作方式使得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受众群体更加广泛，创作主体也更加多元化。“新传统的发明伴随着对旧传统的重新发现”[12]，但在技术狂飙的当代社会，李渔的叙事理论在部分文学创作领域已然受到了挑战，其理论的当代转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损耗与变异，在部分创作者的创作过程中，明显对“旧传统”存在着认识不清晰不完全的情况。
4.2. 需求转变
李渔主张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尤其在网络文学领域，作家们开始以创新思维追求结构的多样化。作家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尝试采用非线性、多线索、碎片化等非传统的叙事方式。这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但同时也使得作品的结构复杂化，会造成读者难以接受理解。且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对阅读简短、精炼的内容有更高的需求，冗长、复杂的叙事不会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李渔所强调的情节的紧凑性，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往往被简化为直接明了的情节进行下去。这种简化往往会牺牲情节的深度和丰富，使得作品显得单薄而缺乏内涵。例如，一些网络小说为了追求点击率和阅读量，往往采用快餐式的叙事方式，情节发展过于迅速，缺乏必要的铺垫和转折，导致读者难以产生情感共鸣。此外，部分创作者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选择过分强调情节的曲折多变或结构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李渔叙事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一些网络小说在追求情节紧凑性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导致作品缺乏深度，立意模糊和可信度低。
在当代社会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李渔的叙事理论在应用于现代创作时，面临着传承与变化的双重挑战。首先，随着写作环境和读者需求的变化，作家们在使用李渔的叙事方法时，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甚至需要融入新的创作元素。数字时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审美的习惯，因此传统叙事规则需要与现代创作实践相结合。其次，这一理论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核心观念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存在差异。当强调个性表达、多元价值的现代创作理念，遇到基于传统文化土壤形成的叙事体系时，理论的指导作用自然会受到限制。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4.3. 众创式转化与核心失焦困境
当下的数字媒介环境催生了众创式的叙事形态，从传统单一作者的线性创作模式，转变为多人参与、多线程推进的集体创作，如网络文学续写、同人创作、互动小说乃至开放式游戏叙事等新形态。“在信息传播主体多样化的今天，社会叙事已从少数人主导，演变为多传播主体的网络叙事与主流叙事共生的状态。”[13]李渔强调的“立主脑”——即作品须以核心主题统摄情节发展，保持结构的集中与统一。但此原则在众创叙事中面临着根本性挑战。众创式叙事天然具有去中心化特征，参与者的创作目的、审美追求和表达方式往往有所差异，创作过程缺乏稳定的主题统合机制，容易演变为多元观点与情节线索的简单叠加。因此，传统叙事所依赖的单一“主脑”常常被消解或分散，作品呈现为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状态，整体结构松散，内核难以凝聚。
与此同时，“密针线”与“减头绪”的结构原则在集体动态创作中亦难以维系。李渔强调情节之间须前后呼应、逻辑严谨，线索设置宜精不宜繁，以避免叙事芜杂与结构臃肿。然而众创叙事往往依赖即兴创作、实时互动与读者反馈驱动，情节走向常随参与者意愿临时调整，缺乏整体谋篇布局的系统规划。这种生成方式虽有利于激发即时的创作活力与社群参与感，却也容易造成情节前后断裂、伏笔遗失或逻辑矛盾的境况，形成“针线”稀疏、线索芜蔓的叙事面貌。在极端情况下，作品可能沦为片段化、跳跃式的灵感拼贴，失去传统叙事所讲究的有机整体性与逻辑自治。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众创机制在扩大叙事参与民主性的同时，也可能削弱作品的深层意涵与艺术完整性。李渔叙事理论始终将主题集中、结构严谨视为保障作品艺术质量与意义传达的基础。但在以互动性、流量与即时满足为导向的数字创作生态中，为吸引并维系广泛参与，叙事往往倾向于迎合大众趣味、强化情节的感官刺激性，而忽视对核心命题的深入开掘与持续建构。主脑的涣散不仅导致作品意义漂浮、深度匮乏，也使得创作者的独特艺术判断与思想表达面临“碎片化”乃至于无法被表达、接受的风险。
众创式转化在拓展叙事生产边界的同时，也使李渔理论所依托的“作者主权”“主题中心”与“结构可控”等传统前提发生动摇。核心失焦不仅是技术层面结构控制的困境，更是数字时代叙事权力分散、意义生产机制转型在理论层面的折射。传统叙事理论在应对“创作民主化”趋势时，如何在保持艺术核心的集中性、完整性与开放、多元的参与机制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理论难题。
5. 结论
李渔的叙事理论以“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为核心原则，形成于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勃兴与市民文化崛起的背景下。其理论强调主题集中、结构严谨与线索简化的创作智慧，既是对传统戏曲创作弊端的革新，也契合了市民阶层对通俗化、戏剧性叙事的审美需求。在当代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媒介形态的剧变，李渔的叙事理论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其核心原则被证明具有跨时代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创作环境与受众需求的变迁也促使这一传统理论必须进行适应。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李渔的叙事理论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适用性。在传统书籍主导的年代，作家们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这与李渔强调的“结构严谨、主题明确”原则高度契合。例如，作家会通过主线和副线的巧妙结合，让故事逻辑更加清晰。到了网络时代，随着小说、短视频等新形式的兴起，李渔的理论依然展现出灵活调整的能力——网络小说通过清晰明了的核心故事和其他辅助情节来突出作品主题，短视频则通过精简情节、聚焦关键冲突来适应快节奏的观看需求。这些现象说明，传统理论可以通过调整策略适应新的创作环境：比如互动剧通过确定核心主题来协调多人合作创作，短视频平台通过强化情节衔接来弥补碎片化叙事的不足。这些实践不仅延续了李渔叙事理论的精髓，也证明了它在现代技术环境下仍然具有指导价值。
然而，李渔叙事理论在转化过程中也存在挑战。数字技术引发了“叙事民主化”，削弱了创作者对文本的绝对控制，信息爆炸导致冗余内容冲击故事核心内容，“减头绪”的难度增高。同时，接受者对非线性、多线索叙事的偏好与传统线性结构相对，部分创作者为迎合快节奏阅读，简化情节而牺牲深度，偏离了李渔对“形神兼备”的追求。这些困境本质上是传统文化资源在技术主导时代遭遇的普遍问题。李渔叙事理论的转化也带来了诸多启示，传统文论只有坚持核心原则、灵活适应媒介特性，才能在当代焕发出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