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内关于历史城市形态与地方志舆图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成果体系，相关成果多聚焦区域中心城市或典型区域[1]，对中小县城、尤其是江淮腹地普通县级城池的细致重建相对不足。以吴宏岐[2]、鲁西奇[3]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历史城市地理学出发，揭示传统城市空间结构与政权运作、礼制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图像学研究则着重于方志舆图的构图原则与符号体系，强调其所反映的地方空间认知[4]；制度史取向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舆图的绘制与使用深嵌于国家与地方的行政实践之中，是理解地方空间呈报与治理逻辑的重要线索[5]；近年结合地方志数据库与历史GIS的研究日益兴起，为城市形态定量化分析与空间复原提供了成熟路径[6]。
庐江古为舒国地，汉初置舒县，汉舒县故城位于庐江县东，即古舒城[7]。隋大业三年(607年)正式设县，五代十国时开始在行政区划上隶属庐州，并延续至清末。庐江作为皖中腹地的重要县域，地处长江与巢湖之间，自秦汉以来因形势变迁而屡迁治所，至明清时期方趋稳定，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支撑的区域性城镇格局。然而与其历史地位相比，庐江县城的空间形态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受制于文献散佚与遗存破坏，城墙走向、街巷结构及官署、学宫等要素的布局缺乏系统梳理，旧城形态长期处于不明状态。故方志城池图成为突破性材料。
基于舆图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与图像清晰度，拟选取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庐江县志》所载县城图为基础进行复原。古庐江城位于今安徽省庐江县城内，西靠大别山余脉，山峦叠嶂、逶迤向南；北部毗邻巢湖，水系发达；东北部则为广袤沃野，县域中部地势起伏，以丘陵为主，其城池大致范围以文明路、文昌路交汇处为中心，为周瑜大道西南侧、县河西北侧区域。由于现代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旧城格局已难以辨识。方志城池图所呈现的城垣轮廓、街巷脉络与地理人文要素，为重构县城历史空间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理解地方空间认知与绘图实践提供了图像依据。且通过对这一舆图的细致解读与空间复原分析，对中小县城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位置与特征提供更具实证性的讨论。
2. 庐江县城的历史变迁(表1)
“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8]，城址的演变往往就是该城池的城墙修筑过程。庐江县城旧为舒县城之地，隋唐时期正式设县，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
庐江县城为庐江郡旧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屡经迁徙。南北分争之际，战事频仍，“邑为戎马之冲，因徙于偏隅以避之”[7]。至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县治迁至今址，城市格局由此趋稳。唐光化年间(898~901年)，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于此营建紫芝坊宅第，进一步巩固其地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宋祝况《重建县治记》有载：“晋宋以还，为庐郡，隋大业中改为县。周世宗时，陈留谢公为令，‘遂因农隙，爰徙公衙于县南百余步，就崇明馆而创之。’”[9]宋代，县署在小北门内重修，行政布局随之调整。元末明初，县城逐渐向东、南方向延展，城池规模扩大。元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邑人许荣为保乡邦，修筑土城，“周围约五百丈，高一丈有奇”[9]，城边有池塘，宽二丈五尺，深六尺。共设立五个门：镇东门、凤台门、桐城门、大西门和北门，并环以水塘，形成较成熟的防御格局。
明清时期，庐江县城的城池营建与城墙构造趋于制度化、规范化。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知县胡旸在任时重筑县城土墙，通覆以瓦，东北凿濠俱深六尺，广一丈五尺，东南有民用水塘(李家塘)，西有绣溪、南河，并在东、南各立一个水关。镇东、桐城门(通济门)建砖楼，名丹桂楼、际云楼，楼以其坊名；凤台、大西门、北门为木门。正德七年(1513年)，知县马旷在凤台门和大西门上砌石筑城增垒，移北门城墙，改设小东门。嘉靖丙戌(1526年)，由于民众表示小东门不便出行，时任知县的周良会“仍开北门，名曰拱辰，并以东作名东门，西成名西门，时阜名南门，通济名小西门，宾旸名小东门”[9]。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水患肆虐，庐江县城地处低洼，西南方向城墙被洪水冲刷坍塌百余丈，刘裁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修城墙并将小东门移至东水关处，更好地衔接水路交通与城东通行路径。万历初年，县城完成由土城向砖城的关键性转变，城墙结构更趋牢固。崇祯十二年(1636年)，战乱破坏城池，知县耿廷箓再次加固城池：“建牛马墙量多者派修五丈，次三丈，又次一丈；浚濠阔五丈、深一丈八尺；建重关，并建西南石坝二处至。”[9]
清代城池多次整修。顺治十二年(1655年)，孙宏喆“筑南门滚坝，蓄水灌濠，修益重关及各门城楼、城铺”[9]，全面提升县城的防御与管理功能。雍正、乾隆时期官绅屡次出资修缮城墙与水利设施。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水患损毁城墙，咸丰、同治年间因战乱再度修补，同治十一年(1872年)封堵南水关、改设西水关，以改善排水。民国时期虽屡遭战事冲击，旧有城墙部分仍存并经整修，用途逐渐转向行政与公共空间。20世纪前中期的多重冲突与动荡，对城墙造成了较大损毁，至1949年前后仅余北门部分尚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空间扩展与防御功能弱化，城墙逐步拆除，至20世纪70年代旧城形态基本湮没，仅少数基址和地名仍可见旧城痕迹。然方志中所绘城池图与历史记载，仍为今人追溯庐江城池格局与历史变迁的重要依据。
Table 1.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walls of Lujiang County Seat
表1. 庐江县城城池修筑与变迁表
时期 |
主要修筑与变更 |
概要特征 |
魏晋南北朝 |
县治因战乱多次迁徙 |
城址未定，尚无稳定城池格局 |
唐代(7~10世纪) |
县治定址今地；杨行密营建紫芝坊 |
城址趋稳，地方政治中心初具规模 |
宋代 |
县署重修、行政布局调整 |
城内政务空间逐步完善 |
元末明初 |
城向东南拓展、加固城池 |
城市空间延展，初具完整城池形态 |
元末~14世纪中叶 |
修筑大型土城，设五门及护城池塘 |
形成成熟的土城防御体系 |
明代中期(15~16世纪) |
重筑城墙、凿濠、建水关、调整城门 |
城防设施日趋制度化、规范化 |
明代后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 |
全面以砖代土重建城墙 |
城池由土城向砖城完成关键转型 |
清前中期(17~18世纪) |
多次修缮城池、水利改造、加固城防 |
城墙结构稳定，水利与防御体系融合 |
清末(19世纪中后期) |
水患与战乱致城墙损毁，频繁修补 |
城防功能弱化，维护压力增大 |
民国时期 |
旧砖城部分保留，局部整修 |
城池功能从防御转向行政与公共利用 |
1949~1970年代 |
城墙逐步拆除，多数地段湮没 |
旧城形态消失，遗迹仅存于基址与地名 |
3. 清光绪时期庐江县城的复原
分析明清时期城市形态构成要素，以地方志为切入点，梳理方志中涉及城市形态的相关条目，提炼出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10]。结合清代庐江县城城池图信息与方志记载，拟从城墙城址、衙署、学校、坛庙、祭祀、街巷、桥梁七个方面入手，探讨清代庐江县城的空间组织与城市形象建构。
3.1. 城墙、城门与水关
光绪时期庐江县城的城墙格局基本沿袭万历年间的重修成果，城墙周长852丈，约合今2726米，城周环绕护城河(即县河)，文明河贯穿城内，为重要水系，“由东水关入西……折西出西水关，入城河”[9]。城池整体呈菱形，墙高1丈5尺，墙底宽9尺、顶宽6尺。城门6座，小北门外设有瓮城，水关2处。
东门有一，名阳和门，有城楼一座，门外有一吊桥，名通道桥，在今庐江电力大厦附近；南门有一，即时阜门，有城楼一座，门外有一吊桥，名迎薰桥，位于今牌楼路与沿河东路交叉口附近；西门有二。其一为小西门，名通济门，门外有一吊桥，名通济桥，在今西门湾路与城中路交叉口附近。另一为大西门，名利成门，门外有一吊桥，名重锦桥，在今庐江实验中学南门附近；北门有二。东为大北门，名迎恩门，门外有一吊桥，名迎恩桥，在今庐江县老公路站宿舍附近。西为小北门，即拱辰门，门外有一吊桥，名拱辰桥，位于今周瑜大道与庐巢路交叉口附近。另有水关两处，东水关位于大北门东，为文明河东出水口，与县河相连；西水关位于小西门南，设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知县李如篪塞南水关，改西水关，穿李氏私塘，四口并为一口，借以出水”[9]。
3.2. 水系
清代庐江县水系以自然河道为依托，亦有多处人工修缮与干预，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与地方治理需求，主要包括城内文明河与环城县河。
文明河：城内水系以文明河为主干，横贯县城东西，是县城最早开凿的人工河道之一。嘉庆《庐江县志》中记作“新河”[11]，位于县治东侧半里处，开凿于杨吴时期。据志载，文明河之水源发于冶父山东南诸岭与塔山，旧水道引自枋河，西流入城，经东水关环绕学宫。同治年间战乱，后修补城垣，堪舆家认为，应整修旧坝，疏通水路，使水复循旧道流经护城濠，“庶学基、县基俱利云”，故“塞南水关，开西水关，导水由李家塘出坤申方，汇城外绣溪之水，绕西湾归县河，经掷杯桥，带水帘洞，下升仙桥，汇八字口水”[9]。后在庐城城市空间的现代化演进中，文明河不断调整，其流向改为直通县河。原先贯穿城内的河道大多被填平或封闭，改建为今文明路。
县河：乃庐城水系之主干河道。其上游接纳诸多支流，整体水势呈东北流向。至城西北角，经通济桥入城后，河道有所分化，其中一支引水折东注入文明河，环绕南城，经掷杯桥、升仙桥一线东流，与冶父山东南山麓与西南坡之水一道，于捧檄桥附近汇合，再次转为西南流。最终，该水系“至八字口，交拍笑桥河东入沙湖，南达黄陂湖”[9]。该水系具有城市排涝、防御、生活用水等多重功能，是庐城选址的重要自然基础。
李家塘：李家塘位于城西南隅，原为李氏望族经营的四口连塘。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将其并开为一塘并设西水关，使其成为城中水系通向外河的重要节点，兼具排水与调蓄功能。
3.3. 街巷与桥梁
清代庐江县城在整体格局上保持了外轮廓形态的基本稳定，而城内空间布局则伴随城市职能的演进不断进行局部调整与优化。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庐江县志》所载州城图可见，城内街巷分布有序，功能空间划分逐渐趋于合理，体现出晚清时期地方城池在形态规整与功能整合方面的成熟发展。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庐江县志》所载州城图观之，庐江县城街巷体系较为完整，布局呈现出明显“纵横交织、主次分明”之势。以城中心的十字街与文明河为核心枢纽，南北通衢与东西大道交汇贯通，构成了城内主要交通轴线。街巷按照空间等级与功能分区合理分布，主街宽阔平直，直通四门；次街、小巷则依坊巷、宅第、庙宇与学宫等自然延展，形成层次分明的空间网络。
各类桥梁多依托街道、坊巷与庙宇布设，其形制与位置既顺应地形，也体现出礼制与功能的双重考量。部分桥梁因自然灾害或环境扰动而受损，亦屡有重修与重建，展现出地方士绅与民间力量对城市交通与公共设施持续投入与维护的历史过程(表2)。
Table 2. Major bridges within the Lujiang County Se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表2. 清代庐江县城内主要桥梁表
桥梁名称 |
修建或重修时间 |
所在位置 |
修建或重修者 |
文德桥 |
光绪元年(1875年)建，光绪十年重修 |
学宫左侧 |
邑绅曹德庆捐建 |
武定桥 |
光绪元年(1875年)建，光绪十年重修 |
学宫右侧 |
邑绅曹德庆捐建 |
青云桥 |
光绪七年(1882年) |
奎星楼东 |
知县陆鼎敩率绅修建 |
三思桥 |
原在小北门内县署前，后改名“兴贤” |
县署前/改为东龙桥 |
不详 |
鱼市桥 |
明正统三年(1438年)重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再修 |
金刚寺西 |
僧大安(明代)，邑绅(清代) |
水月桥 |
清乾隆年间 |
水月庵左、潘公祠右 |
众姓筹建 |
通道桥 |
同治三年(1864年)重建，同治九年(1870年)再修 |
东门外吊桥 |
知县吴燮和、周铭率绅重建 |
迎薰桥 |
光绪年间 |
南门外吊桥 |
知县陆鼎敩率绅重修 |
通济桥 |
明嘉靖间、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四年(1878年)多次重修 |
小西门外吊桥(旧名桐城桥、平成桥) |
刘川、陈允中、潘鼎立等 |
重锦桥 |
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 |
大西门外吊桥 |
众姓 |
拱辰桥 |
同治初年(1861年)重建 |
小北门外吊桥 |
防军总兵陈自明捐资 |
迎恩桥 |
道光年间修建，咸丰年间毁 |
大北门外吊桥 |
宛虞廷(道光年) |
3.4. 衙署与学校
1) 衙署为县城的行政中心。庐江旧县署在三思桥北，明洪武乙巳(1374年)迁建至恺悌坊北侧，清代历任知县多遵旧制重修与扩建。太平天国势力占领庐江城时，“衙署被毁，租居民房，吏役散处，档案分存”[9]，直至晚清仍未完全恢复。
2) 县文庙最初建于城池南门附近，建造年代已不可考。清顺治四年(1647年)，知县周迓祚与举人毕翼周、生员徐愈壮重建正殿，为清代庐江县文庙之始基。咸丰年间兵乱再起，庙宇再度受毁，同治六年(1867年)，知县黄光彬与地方绅士合力筹资重建。
3) 教谕署、训导署、试院为庐江县学宫重要附属建筑，清顺治九年(1652年)，教谕钱念主持修建，康乾年间屡次增修扩大规模，咸丰年间，“邑经兵燹，县署被毁，幸有邑绅筹款购备公所”[9]，同治六年(1867年)得以重建，基本恢复原制，延续学宫礼教制度的功能空间。
4) 奎星楼位于学宫东南隅，为象征文运与科名的建筑。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邑绅刘家鸾、鲍瑚倡捐督工创建，门楼一座”，咸丰年间楼毁。至同治七年(1868年)，由绅士潘鼎新主持重建，并拓展周边地坪、整顿周坦，完善附属设施，恢复其文教象征地位。1977年11月，因年久失修而致墙体倾斜，终被拆毁[12]。
5) 潜川书院，取庐江古称“潜川”命名，明清以降，地方官绅因袭其制，纷纷设立书院以延续斯道。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知县李天植与乡绅共襄义举，于旧察院旧址及所购民地之上创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琴任庐江知县，为振兴庐江文教，“琴葺治书院，劝诱诸生，讲求实学”[13]，使潜川书院一度文气再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潜川书院改为潜川学堂。民国16年(1927年)改为庐江中学校。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将书院房屋作地方机构办公与居住之所[12]。
3.5. 礼制空间：坛庙与祭祀
清代庐江县坛庙设置完备，祭祀制度沿袭明制，多承载着国家礼制与地方教化的双重功能，“祀典之设，凡以为民也”[9]。坛庙不仅是官方举行祈谷、秋报、风调雨顺等礼仪活动的场所，也体现“天地君亲师”传统观念在地方层级的制度化表达，构成清代县城形态中不可或缺的礼制空间。
1) 社稷坛，县志载位于“小西门外绣溪坊，方广二丈五尺，高三尺”[9]，建于明洪武初年，虽经年累修，几度更替，然其坛址始终未曾迁移，位置保持稳定。
2) 山川坛位于县城南门外升仙桥以南，坐北朝南，依山临水。该坛始建于明洪武初年，由知县伍塾所建，清雍正十年(1732年)，知县陈庆门重修。
3) 先农坛位于县东门外约二里处，初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
4) 武庙(关帝庙)，旧名武安祠，初设于儒学东侧。据志书记载，明代多次修缮武庙，正德九年(1514年)，“知县刘梦熊修学，撤其材，以益学宫”[9]。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县令于拱辰门外城河之东岸重新选址建庙，恢复祀典。清咸丰年间，武庙毁于兵火。同治初年，时任防军总兵、云南籍将领陈自明出资捐建，使庙貌复兴。
5) 文昌宫位于儒学门左侧，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知县吴宾彦联合教论金佐、训导赵飒主持修建；咸丰年间战火波及，文昌宫遭毁；同治六年(1867年)，地方绅士潘鼎新再次主持修复。
6) 城隍庙位于城内大北门内高地之上，旧址相传为曹操避暑台，地势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为城中风水上佳之地。始建于明洪武年间，“为邑人赵继宗合族地，后捐为庙基，知县伍塾建庙”[9]。后经多次增修，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城池因遭攻占而多有毁损，惟城隍庙独存，庙貌完好。入清以后，顺治、康熙、乾隆朝历经修葺，使庙貌益加庄严。民国时期，曾将县衙迁至城隍庙办公。1949年后，孔庙与城隍庙连成一片，至1998年新县政府建成前，一直做为中共庐江县委、县政府办公之地。
7) 八腊庙位于城东北隅，地名“香花墩”。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知县陈庆门奉敕设立，乾隆年间重修，专祀八蜡之神，“古祭八蜡在十二月，近代则于春秋丁祭之后，盖取春祈秋报之意，各有义也”[8]。后光绪七年(1881年)重建，恢复旧观。今址位于县庐江公园内。
8) 毛公祠，此祠祀西汉毛义。最初位于东门外，清雍正七年(1729年)，署知县纪咸于原址重加修建，道光末至咸丰年间战乱再起，毛公祠再度毁损。至光绪年间(约1875年后)重修，使该祠得以延续。
9) 陈公祠，又名大忠祠，明万历间建。祀兵部侍郎陈植。
10) 吴公祠，在南门内大街，清同治四年(1865年)建祀。
11) 鲍公祠，在南门内大街，清同治十年(1871年)建祀。
12) 潘公祠，在城内良弻桥西，清同治十年(1871年)建祀。
13) 夏公祠，在南门大街，清光绪十年(1884年)建祀。
3.6. 古迹
1) 金刚寺始建于唐光化元年(898年)，初名“光化寺”，后更名为金刚寺。金刚寺历尽战乱、天灾、改朝换代之沧桑，民国十二年(1923年)，实际禅寺海林、济林二禅师在当时县知事马维騄协助下，募化重修金刚寺，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落成。至抗战初期，日机屡炸庐城，佛龛被毁。20世纪50年代中叶，寺院又被卫生院占用。1996年，释本明法师主持重修寺院，使金刚寺得以重现昔日风貌。2003年，金刚寺先后被公布为巢湖市重点寺观、庐江县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寺址位于今庐城中心四牌楼西侧。
2) 周瑜墓位于县城东门外横街朝墓巷，“吴周瑜墓在县东门外二里许”[14]，建于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基地约5亩，兆域高约8尺，有封无表，平地起坟，墓门向东，基周绕以石刻栏杆，旁建木质六角“谈笑亭”[12]。清咸丰年间，墓地遭破坏。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覃振元掘周瑜墓，后又重新修建，筑基成台[12]。1989年5月27日，周瑜墓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晨光社区。
4. 结语
庐江县城自隋唐设县以来，历经宋元明清数代沿革，其治所位置大体稳定，至清代城池形态已臻成熟。城池平面近方，东南濒临县河，西北依托丘陵，四周环以护城濠，形成“山环水抱、因水设防”的地理格局。庐城依自然地势而筑，既借地形高下以固防御，又以水系环绕营造出“内城外濠”的江淮平原典型城池形态。城内空间结构分布规整，以南北中轴和东西大街交叉为中心，构成庐城“十字街区”格局。县署居城中偏北，为行政核心；东南区域分布学宫、文昌宫、奎星楼等文教建筑，构成礼教中心；城隍庙、武庙、山川坛等礼制建筑散布其间，象征政治与信仰的共存；南部及东南沿街地带多为市井商铺与居住区，映照出庐江城兼具礼制秩序与市井生活的地方面貌。
研究基于清代方志、舆图及地形资料，并结合现代测绘与地理信息比对，对庐江县城的城池形态进行复原性探讨，重点识别了城池平面格局、功能分区与文化空间布局。由于史料残缺及实地遗迹保存有限，所呈现的成果仍属初步探索，尚未能深入揭示城池形态演变背后的政治变迁与社会经济动力。后续可进一步结合考古勘察与数字建模，从时间序列与区域比较的角度，探讨庐江及周边县城在明清时期的空间演进与发展规律，为江淮地区古代城镇形态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实证基础。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2018VJX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