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常交融共生，形成独特的文化记忆。战国末期蜀郡守李冰，因主持开创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天府之国”基业，而在历代正史中功绩昭彰。但其形象在后世的流传与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神话化”演变轨迹。所谓“历史神话化”，与古史辨学派所揭示的“神话历史化”——即上古荒诞不经之神怪传说被后世理性阐释并吸纳为古史系统——的路径恰恰相反，一般学者认为，它指“原始神话时代结束以后，奴隶制社会的人们在神秘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对于始祖和其他为家族(民族)事业发展有特殊贡献人物的神化而形成神话故事的过程”[1]。这一过程在李冰身上体现得尤为完整：从《史记》中“凿离堆”的郡守，到《风俗通义》中化牛斗江神的英雄，再到《华阳国志》立祠祭祀的对象，最终在唐宋文献中演变为锁龙斩蛟、飞升登仙的“川主”，其形象嬗变呈现出清晰的层累轨迹。
2. 李冰治水神话化的具体表现
李冰的神话化历经数百年动态演变，其过程交织着情节的传奇化、信仰的符号化与形象的神性化。三者彼此渗透、循环促进，传奇叙事滋养信仰实践，信仰实践反哺叙事传播，最终共同完成了李冰从历史人物到神话符号的身份升华。
(一) 情节的传奇化
早期的史传记载奠定了神话演进的基石。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所述“蜀守冰凿离堆，辟沬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2]然而这一朴素记载却在后世催生出丰富的神异叙事。东汉《风俗通义》开始出现李冰化牛斗江神的传说，而东晋《华阳国志》则进一步记载了相关镇压法术，“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南江，命曰犀牛里”[3]。这些神异情节在唐代诗歌中得到呼应，杜甫在《石犀行》中咏叹：“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4]诗作既反映了镇水传说在唐代的广泛流传，又体现了文人阶层对这一神话叙事的理性思考。
唐代文献在继承前代叙事的基础上，为李冰神话注入了新的神怪形象，其斗争对象开始明确为“龙”与“蛟”。唐代《成都记》记载：“江神龙跃，冰不胜……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5]此处的“江神”已具化为“龙”，并首次出现了李冰死后神魂化为龙，继续与恶龙争斗的情节。同时期，《创筑罗城记》开始出现李冰斩蛟的情节，“及李冰为守，始凿二江以导舟楫，决渠以张地利，斩蛟以绝水害；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由冰之功也”[6]。“龙”与“蛟”作为更具象、更强大的水神象征在唐代文献中的集中出现，标志着李冰神话的奇幻色彩与冲突得到了显著增强。
降及宋代，李冰神话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情节创新与叙事融合。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将李冰塑造为“有道之士”，称其“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7]。这与前代记载中李冰多凭勇力或智谋斗神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宋代文化思想对神话叙事的深度渗透与改造。与此同时，新的核心情节开始诞生。范成大在《离堆行·序》中记载：“沿江有两岸中断，相传秦李太守凿次以分江水。又传李锁孽龙于潭中。”[8]“锁龙”这一元素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治水故事的结局，更因其囚禁与控制的内涵，为后世戏曲、传说提供了延展叙事的空间。此外，宋代“官本杂剧”中已有《二郎神》等剧目，虽然直接描绘李冰的戏文存世不详，但足以表明其神话家族的故事已开始进入勾栏瓦舍，借助戏曲这一新兴的市民文艺形式进行传播。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持续壮大，共同推动了市井文化的繁荣。在此背景下，戏曲艺术作为最具群众基础的娱乐形式迅速成熟，从而为李冰神话的广泛传播搭建起坚实的民俗舞台。在戏曲创作方面，清代戏曲家杨潮观的《灌口二郎初显圣》杂剧融合李冰父子治水传说，延续“化牛斗江神”传统，通过锁孽龙于离堆、设伏龙观等情节展现鲜明地域特色。民间戏曲如广元射箭提阳戏《出二郎》则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剧中串联了“担山赶日”“锁孽龙”等多个李二郎传说片段，展现出民间戏剧对神话材料的灵活运用。这一时期，“川主戏”已形成固定表演程式，其演出与祠庙祭祀活动紧密结合，在神诞庙会等场合频繁上演，使李冰治水神话通过戏曲表演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巩固了李冰作为巴蜀地域保护神的信仰地位。
通过史传、诗歌、戏曲等多元媒介的创造性互动，李冰治水的历史叙事逐步完成了从现实功绩向神迹传说的转变。各类艺术形式在继承中创新，使“斗江神”“制石犀”等核心情节单元日益丰富，共同塑造了李冰作为治水英雄与道教神祇的复合形象，展现了历史记忆在跨媒介传播中的强大活力。
(二) 信仰的符号化
李冰治水的传奇叙事并不止于文本，同时还通过具体的祠庙、仪典等物质载体与实践，沉淀为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民间对其神迹的集体想象，催生了实在的崇拜空间与行为，从而完成了从文学想象到民俗实践的跨越。
1. 祠庙体系
李冰祠庙的兴建始于东汉，1974年都江堰出土的东汉李冰圆雕石像，证明当时已存在纪念李冰的仪式性场所。至南朝齐建武年间（494~498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原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迁走，在原址改祀李冰，并命名为“崇德庙”。这一转变标志着李冰信仰正式被纳入官方祭祀体系。此后，祠庙历经扩建与演变，宋代增塑李冰之子二郎像，清代正式定名为“二王庙”。二王庙的建筑布局具有鲜明特征，其主要建筑包括供奉李冰夫妇的老王殿、供奉三眼二郎神的主殿，以及配殿青龙殿、白虎殿等十六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灵谱系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庙内戏楼(乐楼)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正对二郎神大殿，这一布局使戏曲演出从娱乐活动升华为“演戏娱神”的仪式，强化了李冰父子的神性权威。
此外，从分布情况来看，李冰祠庙的分布格局与其治水功绩的地理范围密切相关。除都江堰二王庙这一中心祭祀场所外，在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区如茂县、汶川等地也建有众多川主祠。这种以都江堰为核心、向水利系统辐射区域延伸的祠庙网络，充分体现了李冰信仰作为地域性水神崇拜的特质。各祠庙虽规模形制各异，但通过相似的空间布局与祭祀活动，共同维系着这一信仰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2. 祭祀仪典
祠庙为李冰信仰构筑了神圣场域，而周期性的祭祀活动则为其注入了持续的生命力。这些仪式不仅是历史功绩的缅怀，更承载着民众随时代变迁的现实关切——从最初禳解水患的朴素愿望，逐渐扩展为对农事丰稔、地域平宁等多重福祉的深切祈愿。
官方主导的清明放水节，其仪式流程严谨而规范。这一源于都江堰岁修制度的祭祀活动，在每年清明时节举行。据记载，仪式开始时，随着三声炮响，两岸顿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堰工们依次进行拆除搪梁、砍断“岭子木”等专业操作，最后用大绳拉倒“揭槎”放水。主祭官随后策马奔向成都，祈求水流顺畅。这套盛大的仪轨，其内涵经历了从祭祀自然水神到独尊李冰的演变，最终将纪念历史功绩与祈求当下神佑融为一体。在此，李冰的形象超越了历史人物，成为集治水智慧、工程奇迹与神灵庇佑于一身的信仰符号，承载着官方与民间对水利安定与农业丰收的共同期望。
与官方的祭祀典礼相呼应，民间的祭祀活动则展现出更为生动的面貌。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相传为李冰父子诞辰，川西各地的民众便自发前往二王庙祭拜。庙会期间，祠庙的戏楼上照例上演《李冰斗龙》等剧目，香客们在焚香祭拜之余驻足观戏，在观看演出时不忘向大殿行礼。这些祭祀行为，既是对李冰父子神迹的颂扬，也隐含着民众祈求风调雨顺、稼穑丰收的美好愿望。在四川羌族地区举行的“川主会”等祭祀活动，则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祭祀往往包含神像巡游、三牲献祭以及集体清理灌溉沟渠等特色活动，既延续了传统祭祀的核心要素，又融入了地方文化的独特理解。通过这些各具特色而又内在关联的祭祀活动，李冰信仰得以超越单纯的祠庙建筑，真正融入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成为维系地域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
3. 川主神号
李冰信仰的符号化，在历代王朝的持续推动下不断强化，并最终在清代达到顶峰。李冰神性地位的确立始于宋代，开宝七年(974年)被敕封为“广济王”，并定例由官方祭祀，标志着其信仰被纳入国家祀典。清代进一步提升其祀典规格，雍正五年(1727年)敕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祐王”，其子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乾隆年间更通过御赐匾额、规范祭仪等措施，最终确立了“春秋二祭”的定制，完成了李冰祭祀从国家推崇到礼制完备的完整过程。而这一进程的最高体现，是李冰在清代被正式尊奉为“川主”。所谓“川主”，意为“一川之主”，是巴蜀地区至高无上的地方神祇称号。李冰能获此尊崇，直接源于其主持修建都江堰、根治岷江水患、奠定“天府之国”的不朽功绩。从宋代的“广济王”到清代的“川主”，李冰的形象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到地域最高保护神的符号化历程。
从二王庙的兴建到放水节的延续，再到“川主”称号的敕封，李冰信仰通过一系列可见可感的符号与实践，完成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实践的转化，同时其形象作为巴蜀地域的保护神，长期稳固于民间社会之中。
3. 李冰治水神话化的动因
“李冰”这一形象从历史人物向神话符号的转变，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既植根于具体的治水实践，又与地方文化的建构需求密切相关，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的宇宙观念和信仰体系。
(一) 治水需求与工程奇迹的投射
李冰治水神话的形成，首先根植于战国末期成都平原严峻的水患现实与都江堰工程带来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巴蜀地区的自然生态与经济基础，更因其工程成就的超越性，为后世的神话叙事提供了现实土壤。
战国时期成都平原虽土壤肥沃，却长期受岷江周期性水旱灾害困扰。受地势影响，岷江在平原形成“地上悬江”，致使洪涝频发：雨季洪水“鲸吞良田”，平原沦为汪洋；旱季因玉垒山阻隔，江水无法引流灌溉，造成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种“非涝即旱”的极端环境严重制约蜀地农业发展。面对这一挑战，李冰任蜀郡守后展开系统治水实践。他创造性地提出“无坝引水”理念，通过开凿宝瓶口、构筑分水鱼嘴、设计飞沙堰三项主体工程，构成完整的水利调控体系，实现“四六分水”的科学调配。为保障工程长效运行，李冰还建立了严格的维护制度，创立“岁修”制度，总结“深淘滩，低作堰”的治理要诀。他为精确监测水位，命人刻三石人立水中，以“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3]为警戒标准；又凿制石犀、石马置于江中，兼具清淤标志与镇水象征的双重意义。
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建成，使蜀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据《华阳国志》记载，工程完成后，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3]，一跃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3]。密集的灌溉网络滋养万顷稻田，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仓；同时，“穿二江成都之中”的航运水道，也促进了物资流通与区域经济繁荣。面对如此宏大的工程奇迹，时人自然将这份功绩神圣化。精妙的工程技术在民众口耳相传中逐渐演化为神异传说：镇水的石犀被附会为“厌胜水精”的法器，科学的水位监测被传为“与江神盟约”，李冰本人也被赋予“化牛斗蛟”的神力。这种将非凡功业予以神化的自发趋向，正是李冰形象从历史走向神话的本源，也为后续神话叙事提供了源自现实的叙事原型与信仰基础。
(二) 自然崇拜与集体记忆的升华
李冰神话的建构，不仅源于具体的治水实践，更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独特的自然观与集体记忆的塑造机制。在先民的精神世界中，自然力量既是被敬畏崇拜的对象，也是需要沟通对话的客体，这种双重心理为历史人物的神话化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华夏先民对自然力量始终怀有复杂的矛盾心理。《诗经》中“汉之广矣，不可泳思”[9]的咏叹，流露的是对江河的敬畏；而《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的“水逆行，泛滥于中国”[10]，则道出了水患带来的深重苦难。这种既依赖又抗争的双重情感，在岷江流域表现得尤为鲜明。《华阳国志》载：“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3]正是这种自然力量双重性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中“江神每岁须童女二人”[11]的传说，生动体现了先民将自然灾害人格化的思维特点——通过赋予自然力以人格意志，进而寻求通过祭祀、盟约等人际交往方式与之达成和解。
李冰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治水实践恰如其分地回应了这种民族心理。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既非对自然的盲目崇拜，也非对自然的粗暴征服，而是通过乘势利导的智慧，实现了人与水的和谐共处。这一治水理念在《华阳国志》记载的“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3]中得到了生动诠释——石犀既是镇水的象征符号，更是疏导水势的科学标志。而李冰化牛斗江神的传说，则以神话叙事的方式，表达了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的勇气与智慧。随着都江堰工程效益的持续显现，关于李冰的集体记忆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升华。从《史记》中朴素的“凿离堆”，到《华阳国志》中生动的“操刀入水中，与神斗”[3]，再到《成都记》中神奇的“冰神为龙，复与龙斗”[5]，这一清晰的演变轨迹展现了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强化机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民众不自觉地淡化了复杂的技术细节，而将其中蕴含的抗争精神与智慧通过神话叙事不断放大。这种记忆的演变并非对历史的背离，而是集体情感对历史事件的创造性重塑，是民众通过自己熟悉的话语体系对历史功绩的理解与传承。
在此过程中，李冰形象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的转变。历代文献记录着集体记忆的演变轨迹，每一时代都基于自身需求对其形象进行重构与丰富，最终使“李冰”这一形象超越具体时空，升华为华夏治水智慧与抗争精神的象征。
(三) 文化传播与记忆建构的推动
当李冰神话在民间积累起丰厚的叙事土壤后，其进一步定型与升华，则有赖于系统性的文化传播与持续性的记忆建构。这一过程并非单一力量所致，而是官方与民间、文本与表演、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类文化载体在互动中形成传播网络，推动李冰形象从历史人物向文化符号的深层转化。
在这一传播体系中，不同的文化载体以其独特方式参与神话的塑造与传播。戏曲以其生动的舞台表现，将文献中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具身化的艺术形象。从宋代的“杂剧”到清代的“川主戏”，戏曲不仅传播了李冰传说，更通过程式化的表演与脸谱、戏服等视觉符号，强化了其作为神祇的威严形象与道德典范。文人的诗文集则从另一个层面介入神话建构，如范成大在《离堆行·序》中记载“李锁孽龙”传说，杜甫在《石犀行》中对镇水石犀的咏叹，均是以文人视角对民间叙事进行提炼与雅化，既提升了传说的文化品格，也注入了儒家“济世安民”的价值取向，实现了神话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志和民间艺术在李冰神话传播中的协同作用。地方志以《成都记》为代表，采取“神龙治水”这类亦史亦神的叙事策略，在保存历史内核的同时容纳神话想象，从而为民间创作提供了兼具权威性与开放性的文本基础。宋元时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与市井文化的兴起，说书、唱本等民间艺术形式以此为蓝本，对“斗蛟锁龙”等情节进行艺术加工，融入方言俗语，增强戏剧感染力。官方对这种民间传播持默许态度，因神话蕴含的治水安民、教化地方等思想，既符合儒家治理理念，亦有助于强化地域认同与社会整合。各类文化载体在李冰神话传播中形成了良性互动。戏曲从文人诗文中汲取题材与意境，文人的创作灵感往往源自民间传说，而地方志书则承担着筛选与整合各类叙事合法性的重要功能。这种跨媒介、跨阶层的传播机制，不仅拓宽了神话的接受范围，更在反复讲述与重塑中，使李冰形象逐渐超越具体时代与地域，沉淀为巴蜀地区共享的文化记忆与认同符号。
4. 李冰治水神话的当代续写
在当代社会，李冰治水神话经历了深刻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过程呈现出双面性：一方面，神话通过多元路径实现创新性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另一方面，新兴媒介的改编在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对神话的内核与叙事传统构成了新的挑战与潜在风险。
(一) 当代续写的创新实践
李冰神话已突破传统祭祀范畴，通过文创产品、数字技术、影视改编、互动体验与学术研究等多种路径，实现了从“历史神话化”到“当代文化化”的转型。
文创与游戏的深度融合是当代实践的突出体现。文创产品如“石犀茶具”与“闷墩儿”形象，将文化符号融入日常生活，互动游戏则开辟了沉浸式叙事的新维度。例如，国风手游《忘川风华录》将李冰塑造为可供玩家交互与培养的角色，使其治水功绩在互动体验中深入人心；线下实体游戏如什邡市博物馆推出的《冰心鉴》剧本杀，则让青年群体通过角色扮演，在解谜与协作中切身理解李冰的治水智慧与文化精神。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表达的边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藏品《李冰与都江堰》，通过三维建模重现历史场景；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构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体验；虚拟数字人“李冰”与动漫IP开发则通过沉浸式体验推动神话的年轻化转型。
学术研究领域的持续深化为李冰神话的当代阐释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学界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趋势与组织化特征。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与西华大学李冰研究中心等专业平台的建立，汇聚了历史学、考古学、水利工程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这些平台积极推动学术交流，如2023年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与李冰研究学术研讨会”汇聚众多学者，深入探讨了李冰文化创造性转化、都江堰学与水文化等多个前沿维度。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色：水利工程学者从流体力学角度解析都江堰工程的科学原理；历史学者利用新出土的秦简牍重构李冰治水的历史语境；民俗学者则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持续追踪李冰信仰在民间的当代流变。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李冰历史贡献的认识，更发掘出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价值。李冰“乘势利导”的治水理念为现代河流治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格言更被引申为企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隐喻。这种学术研究与当代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二) 媒介改编的挑战、变异与风险反思
然而，当神话进入大众传媒与消费市场，不同媒介的逻辑开始深刻介入叙事，导致李冰形象在重塑过程中面临内核稀释、语境抽离与意义重构的风险。对比不同媒介的改编策略，可以清晰洞察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商业考量。
以纪录片《山河岁月·都江堰》和动画电影《川流不息》(2023)为例，二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改编路径。纪录片作为纪实性媒介，其核心文化逻辑是知识传递与历史致敬。它运用航拍、水下摄影等高科技手段，全景展现都江堰工程的科学原理与生态智慧，将李冰塑造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工程师与规划者，强调其功绩的真实性与历史纵深感。其商业考量相对隐性，更侧重于文化声誉与社会效益的获得。与之相对，动画电影作为奇幻性媒介，其核心逻辑是娱乐消费与情感共鸣。《川流不息》将李冰重塑为一位与自然对话、充满成长弧光的少年英雄，对“化牛斗江神”等经典情节进行了大幅简化与青春化演绎。这种改编旨在降低理解门槛，以鲜明的角色、紧凑的剧情和视觉奇观吸引年轻观众，其商业诉求(票房、衍生品)更为直接。这两种改编分别强化了神话的“历史理性”维度与“情感故事”维度，却也分别面临“趣味性不足”或“历史深度削弱”的质疑。此类改变实践中，潜藏着以下几重风险：其一，内核扁平化。为迎合快节奏叙事，李冰神话中蕴含的复合治水智慧与集体精神，易被简化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斗龙”故事，使其形象从“天人合一”的实践者降维为超能力角色，抽空了核心的哲学内涵。其二，语境消解。手游、动漫等常将神话元素从原有的地域信仰与历史脉络中剥离，转化为可拼贴的“国风”符号，导致李冰与都江堰及巴蜀社会的深层关联弱化，存在沦为悬浮背景的风险。其三，消费主义收编。在文创与IP化过程中，神话的神圣性与教育性可能让位于商品的趣味性与市场性，过度萌化或戏说易导致文化精神被娱乐化消解，使传承沦为浅表的符号消费。
因此，李冰神话的当代续写，是一个在创新表达与内核守护之间寻求平衡的辩证过程。成功的转化，不应是单向的迎合或解构，而应是一种“创造性的忠实”。它要求改编者深入理解神话背后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价值，在运用新媒介、新语言时，既要敢于想象，也要心存敬畏。学术研究的深度介入、跨领域创作团队的协作以及基于文化责任的审慎评估，或将成为规避风险、引导神话在当代健康传承的关键。
5. 总结
李冰治水神话的千年流变，完整展现了中华文明“历史神话化”的典型路径。通过情节的传奇化、信仰的符号化与形象的神性化三者互动，真实的历史功绩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逐步升华为具有地域认同功能的神话叙事。这一过程既根植于其卓越的治水实践与工程奇迹，也离不开自然崇拜的心理基础与系统性的文化传播与记忆建构。进入当代社会，李冰神话的续写呈现出创新与挑战并存的复杂面貌。一方面，其通过文创、数字技术、影视与游戏等多元载体实现创造性转化，展现出传统资源的现代活力；另一方面，媒介改编也带来了神话内核扁平化、历史语境消解及被消费主义收编的风险。不同媒介基于自身逻辑与诉求对神话进行重塑，促使我们必须在创新表达与内核守护之间寻求审慎平衡。
综上所述，李冰治水神话的生成、定型与当代转化，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被神化的个案，更揭示了文化记忆通过叙事、仪式、媒介不断被选择、强化与重构的动态过程。它昭示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既需要与时俱进的创造性，也离不开对精神内核与历史深度的敬畏与持守。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冰研究中心项目“李冰治水的神话建构与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LBYJ2025-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