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地名文化研究

The Cultural Study of “Erlang” Place Names

摘要: 本文以“二郎”地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首先梳理了二郎形象的多元来源，指出李二郎因与巴蜀地区治水历史的紧密关联而最具历史依据。随后追溯李二郎从历史人物逐渐演化为民间神祇的过程，继而对全国范围内的“二郎”地名进行分类，归纳为信仰依附型、功能寄托型与地形附会型三种命名类型，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其形成机制与文化含义。最后，文章指出，“二郎”地名在构建“人–神–地”互动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既体现了民众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方式，也强化了地方社会的文化凝聚力与道德秩序，是中国民间信仰在地理空间中的生动体现。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Erlang” place names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explor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ocial functions embedded within them. It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diverse origins of the Erlang figure, arguing that Li Erlang possesses the strongest historical basis due to his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of the Ba-Shu region. The study then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Li Erlang from a historical figure into a popular deity, subsequently classifying Erlang-related place names across China into three categories: belief-attachment, function-projection, and terrain-association. Through specific case studies, it analyzes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s.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Erlang” place nam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human-deity-land” relationship. They reflect popular perceptions of nature and society while reinforcing local cultural cohesion and moral order, serving as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folk beliefs within geographical space.

1. 引言

二郎在治水传说与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形象的历史建构与神话演变，深刻反映了政治权力、民间信仰与地方文化的复杂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二郎”逐渐由历史人物演化为文化符号，并被广泛嵌入地理空间，形成丰富的地名体系。本文通过梳理各地“二郎”地名的类型与文化内涵，探讨其如何承载治水历史、规范社会秩序并凝聚地方认同，从而揭示中国民间文化中“人–神–地”三者共构的精神脉络与信仰传承。

2. 二郎形象考辨

(一) “二郎”身份的核心争议

1. “李二郎”说

在都江堰，“灌口二郎”，史籍记载与民间故事说法都比较一致，即李冰之子李二郎。关于这一形象的起源与神话化演变，详见后文“李二郎形象溯源与神话化过程”相关论述。李冰在秦时出任蜀郡守，主持修建了泽被千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1]。其子二郎则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在治水大业中立下卓著功勋。李二郎的崇拜在宋代后期开始广泛流行，此后在元、清两代不断被加封，地位愈加尊崇。由于皇帝敕封，方志见载，李二郎享祀灌口的说法长期流布全国。所以自古以来，四川都江堰的灌口一带崇祀二郎的香火不断延续，承载着人们对李冰父子治水功绩的世代纪念。

2. “赵二郎”说

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龙城录》载：“隋时有赵昱，隐居青城山学道，因隋炀帝迫其入仕，出任四川嘉州太守……于是州人顶戴，奉为神明……但又在嘉陵江水涨溢为患时，几度显神。”[2]唐太宗从地方官的奏折中获知此故事后，即封他为“神勇大将军”，在灌江口为之立庙。而后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至四川时，又加封其为“赤城王”“显应侯”。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记载：“昱持刃入水有顷，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民感其德，立庙于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3]故当地民众为赵昱立庙于灌江口，此后便称为“灌口二郎”。

3. “杨二郎”说

“杨二郎”即杨戬，这一形象在《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中均有所体现。《西游记》第六回，对二郎神的出身、居所和相貌有详细的描写：“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4]在《封神演义》中，杨戬是姜子牙麾下最重要的阐教三代弟子之一，“只见杨戬，带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贯金锁甲，系玉束带，凛凛威风气宇昂。……杨戬有九转炼就元功，七十二变化，无穷妙道，肉身成圣，封清源妙道真君”[5]。这与《西游记》中的二郎神形象高度重合，从此“二郎神姓杨名戬”的说法随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流行而深入人心，以杨戬为代表的“二郎”，凭借文学艺术的加工与传播，成为明清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二郎神”。

4. “石二郎”说

1974年3月，都江堰灌口河底出土一尊石人，其衣襟与双袖刻有隶书题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6]，经专家考证为纪念战国水利家李冰的东汉石人像。1975年1月，在距其出土地点约37米的同一河床，又发现一尊圆雕石人。其石质、造型及风化特征与李冰像一致，推测为“造三神石人”中的另一尊，第三尊尚未出土。李冰为蜀郡太守，按古制应配侍从。东汉圆雕重视对称美，董仲舒《春秋繁露》云：“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7]此论体现了汉代阴阳并存、天人合一的思想。据此推测，李冰像的侍从应为两人一组，当时侍从称为“郎”，人们则对两尊无名侍从称“郎”，故简称“二郎”，二者皆为石雕，遂俗称“石二郎”。

综上所述，“二郎”姓氏虽众说纷纭，但从其与巴蜀地区水利历史的内在联系来看，正因李冰父子治水功业卓著，后世民众在传颂其事迹的过程中不断加以神化与演绎，以彰显其功德与神力，“李二郎”说最具历史依据与地域根基。

(二) 李二郎形象溯源与神话化过程

1. 形象溯源

从西汉至唐代的史籍中，如《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均未见有关李二郎的记载。至于北宋时期，李二郎的形象开始在历史记载中出现，其历史记载或封号沿革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Table 1. Detailed table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itle evolution of Li Erlang

表1. 李二郎历史记载与封号沿革详表

时间	文献出处	原文	封号或身份记载
北宋	《宋会要》	“诏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特封灵惠侯，差官祭告。”[2]	灵惠侯
北宋元丰年间	《东京梦华录》	“元丰时，国城之西，民立灌口二郎神祠。云：神，永康导江县广济王之子。”[8]	灌口二郎神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	《东京梦华录》	“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自早呈拽百戏，至夕而罢。”[8]	灌口二郎
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	《朱子语类》	“蜀中灌口二郎庙……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9]	初封为“王”
元顺帝元年 (1330年)	《元史·本纪第三十四文宗三》	“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10]	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
清雍正五年 (1727年)	《同治南溪县志》	“国朝雍正五年，钦奉恩纶，敕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子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11]	承绩广惠显英王
清光绪四年 (1878年)	《清实录·光绪朝实录》	“以神灵显应，颁四川灌县二郎庙匾额曰‘安流利济’。加封二郎神为‘显英普济昭福王’。”[12]	显英普济昭福王
民国十四年 (1925年)	《李公父子治水记》碑	“况二郎实佐其父，史传朗如，安得舍公而专祀之哉？”[13]	李冰之子二郎

综上，自北宋《宋会要辑稿》等资料记载起，李二郎作为李冰之子的身份开始在历史记载中出现，并且明确提到其曾协助父亲治水的事迹。此后，李二郎的形象在南宋、元、清及民国时期的史料中逐渐丰富，逐步形成了对李冰父子治水功绩的认知与纪念，体现出李二郎形象从地方治水功臣到广泛认可的历史人物的演变过程。

2. 二郎形象神话化过程

李二郎最初作为李冰的治水助手进入民间祭祀，职责主要是掌管水患与疾病。蜀地遭遇水灾、旱灾或疫病时，民众常以祷告求助，逐渐使“二郎”的神格提升，成为守护水土、安定百姓的神明。本文所涉“二郎”相关地名数据，主要来源于以《同治南溪县志》《清实录·光绪朝实录》等清代至民国县级方志为核心，追溯地名初始背景与沿革，参考国家统计局《2023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及《内丘县地名资料汇编》等地名普查资料，确保现代地名行政归属与使用状态准确，再结合《华阳国志》《宋会要辑稿》等历史文献及张伟然、华林甫相关学术著作，补充文化语境与演变线索。地名筛选遵循四项标准：聚焦直接含“二郎”二字的地理实体，优先选择文献可考、覆盖全国多区域多类型、明清至今名称未变的地名。统计采用文献梳理法、类型归总法。“二郎”形象神话化演变过程，详见表2。

Table 2.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mythologization of the Erlang fig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status

表2. 二郎形象神话化与地位演变过程表

时间	文献出处	原文	封号/身份	意义
唐	《教坊记》	“……二郎神、醉乡游、灯下见。”[14]	“二郎神”词牌	名字首次见于文献，以曲牌形式流传，反映民间早期信仰。
五代十国	《宋会要辑稿》	“川人号护国显应王，开宝七年去王号。”[15]	护国灵应王	首次被地方政权正式封“王”，从民间信仰提升为国家祭祀神祇。
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	《宋会要辑稿》	“八月，改封昭惠显真人。”[15]	昭惠显真人	被崇信道教的皇帝纳入道教神祇体系
明代	《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	封为“昭惠显圣二郎真君”[4]	昭惠显圣二郎真君	在道教体系中由“真人”晋升为“真君”，神格理论完备。
清雍正五年(1727年)	《清实录》	“敕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子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11]	与李冰并祀，庙宇更名为“二王庙”	从陪祀升格为主神，与父亲李冰平起平坐，标志着其在信仰中地位的最终确立。

总之，李二郎由史入神的漫长历程，自唐教坊曲名流传，至明清时期加封昭显。并且，二郎在都江堰灌口地区，逐步获取稳固的神格，其祭祀地位也从早期崇德庙中李冰的陪祀，最终在清雍正年间升格为与父亲并列为王，庙宇亦更名为“二王庙”，标志着其在官方与民间信仰中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

3. “二郎”地名的命名类型与文化含义

在地名文化研究领域，当代学者早已突破传统地名考证的局限，将地名视为承载历史记忆、信仰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文化符号。如华林甫在《中国地名学源流》[16]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系统梳理中国地名学理论体系，通过对先秦至民国时期地名学发展脉络的考证，强调地名与历史地理变迁、民俗文化传承的深度关联，明确提出地名是记录地域历史的“活态文献”，其价值不仅限于地理标识，更蕴含着人群对空间的认知与情感联结。他还在《论中国古代地名学理论的初步探讨》[17] (《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中，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剖析地名命名的文化逻辑，为解读“二郎”这类信仰关联型地名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张伟然则在《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18]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以湖南为个案，探讨民间信仰对区域地名体系的塑造，尤其在《湖南古代的民间信仰及其区域差异》[1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一文中，通过分析神祇祭祀场所与地名的对应关系，指出神祇崇拜通过地名命名实现地理空间的神圣化，使普通地域转化为具有信仰意义的文化空间。这些研究为解析“二郎”地名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而本文聚焦“二郎”这一特定神祇相关地名，通过分类梳理其命名类型与形成机制，进一步细化了信仰驱动型地名的研究维度，补充了神祇形象从精神崇拜到地理空间落地的具体过程分析。“二郎”地名在中国的广泛分布，不仅反映了地方信仰的力量，也展现了文化传播的多元路径。从四川、重庆到陕西、安徽等地，二郎信仰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扎根，形成了独特的地名文化景观。通过对这些地名的深入分析，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二郎信仰如何与地方历史、自然地理等因素交织，共同形成了“二郎”地名文化，详见表3。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nationwide Erlang-related toponyms

表3. 全国“二郎”相关地名统计表

省份	地级市	区/县	村/镇	名称类型	备注
四川省	成都市	天府新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南充市	南部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南充市	营山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南充市	仪陇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绵阳市	安州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绵阳市	江油县	二郎峡	地形附会型	峡谷
	泸州市	古蔺县	二郎镇	信仰依附型
	泸州市	古蔺县	二郎滩	功能寄托型	河流
	达州市	大竹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达州市	渠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资阳市	雁江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资阳市	安岳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宜宾市	三江新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宜宾市	三江新区	二郎山	信仰依附型	山脉
	广元市	剑阁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广元市	苍溪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广安市	武胜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简阳市	镇金镇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巴中市	南江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内江市	隆昌市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乐山市	高新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雅安市	天全县	二郎山	信仰依附型	山脉
陕西省	汉中市	洋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汉中市	宁强县	二郎坝镇	信仰依附型
	汉中市	南郑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汉中市	西乡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汉中市	宁强县	二郎坝	功能寄托型	水电站
	安康市	汉阴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安康市	汉滨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安康市	岚皋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榆林市	神木市	二郎山	信仰依附型	山脉
安徽省	滁州市	南谯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滁州市	定远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滁州市	凤阳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滁州市	全椒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滁州市	南谯区	二郎湖	信仰依附型	湖泊
	滁州市	南谯区	二郎山	信仰依附型	山脉
	阜阳市	太和县	二郎镇	信仰依附型
	阜阳市	阜南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阜阳市	太和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安庆市	宿松县	二郎镇	信仰依附型
	安庆市	宿松县	二郎河	功能寄托型	河流
	亳州市	蒙城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河南省	驻马店市	西平县	二郎镇	信仰依附型
	驻马店市	泌阳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洛阳市	汝阳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洛阳市	嵩县	二郎沟	地形附会型	河流
	漯河市	召陵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信阳市	平桥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许昌市	禹州市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商丘市	永城市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重庆市	合川区		二郎镇	信仰依附型
	璧山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铜梁区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沙坪坝区		二郎关	功能寄托型	山脉
甘肃省	陇南市	西和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陇南市	武都区	二郎顶	信仰依附型	山脉
	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	二郎剑	地形附会型	湖泊
河北省	沧州市	盐山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沧州市	盐山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山东省	德州市	齐河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济宁市	金乡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山西省	晋中县	平遥县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大同市	天镇县	二郎山	信仰依附型	山脉
湖北省	襄阳市	枣阳市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贵州省	赤水市	天鹅堡	二郎坝	功能寄托型	水电站
广西省	百色市	靖西市	二郎村	信仰依附型

1. 信仰依附型

“二郎”地名是地方文化的承载体，同时也是人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境内共有三十五处因建有二郎庙而得名“二郎”的地名，广泛分布于四川、陕西、安徽等省份，类型涵盖村落、街道、山脉、河流。如，四川成都市天府新区二郎村据《华阳国志·蜀志》(中华书局，2023年)记载“灌口周边多祀二郎，庙旁聚落渐成村邑，以庙名之。”[6]结合民国《李公父子治水记》碑中“二郎祠下民聚居，称二郎村”[11]的描述，可证该村因村东二郎庙得名，且祭祀活动自清代延续至今。陕西汉中市宁强县二郎坝镇在《汉中府志》(清代)中有载“宁强二郎坝，明时建二郎庙以镇水患，商贾往来渐成集镇，故名二郎坝镇”[20]，《2023年宁强县统计用区划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3年)明确该镇仍沿用此名，与历史文献记载一致。二郎庙作为信仰中心，吸引了因祭祀与庙会活动而聚居的民众，逐渐形成完整的村庄或街道，地名也由此以庙名命名。这类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承载着人们对二郎神的敬仰与精神依托。庙宇成为社区核心，庙前集市和庙会构成重要的社交场所，庙名也从信仰空间转化为地理标志，最终成为地方象征。“二郎”地名，既记录着二郎庙的分布，也见证了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中的深刻渗透。它们常与庙会、祭祀和治水传说相连，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2. 功能寄托型

“二郎”地名是自然环境与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人们借二郎神的庇护功能为地理实体命名，使其承载超越地理标识的现实意义。例如，四川泸州市古蔺县二郎滩在《同治泸州直隶州志・水道志》中“二郎滩，赤水河段险滩也，民祷二郎镇水，筑滩头祭祀台，故称二郎滩”[21]，清代《蜀水经》中提及“二郎滩旁设渡，以神名祈安”[22]，说明该地名因民众寄望二郎神守护水运安全而生，承载防御水患的功能期待。重庆沙坪坝区二郎关《巴县志》(民国)“关隘篇”载“二郎关，扼成渝要冲，明时驻军设营，旁建二郎庙以镇关，故称二郎关”[23]，清代《重庆府治所》中提及“关下民信二郎护关，每逢兵事必祷之”[24]，可见该地名寄托了民众对关隘防御安全的期待。在这些地名中，二郎既是治水英雄，也是家园守护的精神支点，神话力量通过命名融入现实，维系着地方精神。

3. 地形附会型

“二郎”地名中的地形附会型命名，通常源于人们将自然地貌特征与二郎神的神话形象相联系的文化实践，是信仰与地理认知相结合的典型产物。河南洛阳市嵩县二郎沟《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引《襄陵县志》载“嵩县有二郎沟，相传二郎担山赶日，扁担划地成沟，民附会其形，称二郎沟”[25]，且《嵩县地名志》(1985年)提及该沟“呈狭长形，两端高、中间低，形似扁担划痕”[26]。与传说相符。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二郎剑《青海府志·山川志》(清代)记“青海湖东南有沙嘴，伸入湖中，形似剑，民谓二郎斩妖之剑所化，称二郎剑”[27]，现代《共和县地名普查报告》(2020 年)亦描述该沙嘴“长约2公里，形态如出鞘长剑”[28]。地名起源与地形附会传说一致。总体来看，这类“二郎”地名的出现，表现出民众将自然景观与神祇形象相融合的信仰逻辑，山川河流被纳入神话语境，成为承载地方记忆的文化地标，使自然地貌在精神层面获得再度“神化”。

综上，这三类地名共同构成了一张生动的文化地图，深刻体现了二郎信仰如何从精神崇拜走向具体的地理空间，并最终融入地方记忆与日常生活的完整过程。

4. 二郎地名文化中的文化内涵与功能表达

(一) 承载治水功绩

在中国的民间记忆中，二郎的核心神格源于其治水功绩。“二郎”地名的出现，正是将这一神话具象化与地理化的过程。如“二郎坝”不仅指实际的水坝，更如同一座“微缩水利工程”，唤起人们对“人定胜天”历史的集体记忆。这类地名是地方记忆的象征，承载着对治水英雄的敬仰，并延续了李冰父子的治水精神。同理，二郎滩、二郎河、二郎沟等地名，都共同传递着一个信念，它们将“虚”的神话，定于“实”的地理空间，使这片土地被视为由神力塑造和守护之地。通过命名，神话不再限于口头流传，而成为可感知的地理现实。因此，“二郎”地名在语言与记忆中延续着信仰的力量，人们通过口耳相传，使治水精神得以传承，成为民众顺应自然、祈求安康的象征。

(二) 规范信仰秩序

“二郎”地名通过赋予自然空间神圣性，参与建构社会秩序与信仰规范。如“二郎山”被视为神灵居所，民间自发形成禁止砍伐、污染等禁忌，在信仰威慑中形成道德约束与生态保护机制。地名由此划定神圣与世俗的边界，引导人们对自然保持敬畏与节制。这类地名也将信仰融入日常生活，如“二郎村”以庙宇为中心形成公共空间与精神核心。二郎神作为正义象征，其名号附着于地名，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监督，强化集体行为的善恶标准，塑造民间自治规范。由此，信仰通过地名固化为文化结构，持续支撑地方社会秩序。

(三) 强化地方集体意识

“二郎”地名是凝聚社区的重要机制。以四川古蔺二郎镇、陕西宁强二郎坝镇为例，每年围绕二郎神诞辰的庙会、祭祀和集体活动，将居民组织起来，在协作中强化共同体意识。地名因此超越了地理标识，成为情感认同的纽带。地名也承载着代际传承的口头叙事。长辈讲述的“二郎治水”“二郎护村”等故事，塑造了家族与村落共享的精神记忆。年轻一代在聆听中，将地名、土地与神话相连，形成文化归属感。通过仪式与叙事的双重作用，“二郎”地名持续维系着地方社会的精神团结与文化延续。

综上所述“二郎”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构成了一个连接人、神、地的活态文化系统。它通过信仰将自然空间转化为精神场所，借助神的权威规范人的行为，并以集体记忆凝聚社区认同。这一地名在时空与日常生活中流转，持续塑造着中国人对于土地、秩序和信仰的深层理解。

5. 结论

“二郎”信仰起源于李冰治水的历史记忆，其神格自始就带有“惠民”“保民”的仁政底色，体现了人们对水利功绩与秩序观念的精神化表达，并在千年流变中不断被政治权力、地方社会与民间信仰所重塑。作为信仰的具象符号，“二郎”地名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中承载了神话叙事，使“治水安民”的理念在艺术表达、民俗仪式与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这类地名不仅赋予山川以神性，也在地方社会的伦理认同与文化象征凝结为集体记忆，生动体现了“人–神–地”民间信仰体系的建构逻辑。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冰研究中心项目“李冰治水的神话建构与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LBYJ2025-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