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文明作为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其文化体系以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复杂的符号系统为特征。在此宏阔背景下，酒文化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消费层面，演化为一个承载着集体记忆、社会规范与哲学思辨的核心文化符号。它深度参与了中华审美范式的建构，尤其为古典诗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意象资源与灵感源泉，并由此生成一套丰富而独特的诗学表达系统。自其肇始，酒文化便内嵌于中国文人的精神谱系与创作实践之中，对文学本体的演进、文人身份的确立以及社会文化风尚的变迁，均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Abstract: As a paragon of a continuous civilization, the cultural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a sophisticated symbolic system. Against this grand backdrop, wine culture transcends the mere dimension of material consumption and evolves into a core cultural symbol that embodies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norms, and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It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aesthetic paradigm, and has particularly provided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imagery and inspiration for classical poetry, thereby generating a rich and distinctive system of poetic expression. Since its very inception, wine culture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 spiritual pedigree and creative practices of Chinese literati, exerting a lasting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 the establishment of literati identity, and the change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1. 引言
在中国传统文学生态中，酒与文学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度的共生关系。其中，作为核心文类的诗词，其内在的美学特质与情感结构，与酒文化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互文与互构。从文学史观之，诗为源，词为流，二者共同构成中国韵文的主脉。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概念，是用来表现意境、抒发感情的投射物。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诗人将主观的情感融入客观物象当中，从而构成意象[1]。而“酒”作为贯穿性的核心意象，自早期便深度参与了这一诗学体系的建构。它并非被动地作为描绘客体，而是积极地介入诗词的意蕴生成与空间拓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生产性的文化符号。更为关键的是，酒催化了创作主体的非日常心理状态，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关键的审美契机与灵感动力。
2. “酒”的起源及文化源流
杨印民先生在《帝国尚饮：元代酒业与社会》中提到：“酒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在各个时代皆具有普遍性，而酒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则因为时代或政权的不同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特殊性。”[2]社会进程的本质是人类逐渐超越自然属性，社会性不断深化与制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构成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石。酒，作为劳动实践的产物，其酿造史据考“至少有6000~7000年”[3]，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关于酒之起源，古有仪狄造“旨酒”(一种由水果发酵而成的酒)与杜康造“秫酒”(一种由粮食谷物发酵而成的酒)的传说[4]，这反映了先民对不同酿酒原料与工艺的早期认知。在酒的类型学上，古人已有“清酒”与“浊酒”之分野：“清酒”经滤沥而质地清澈，如李白《行路难》中“金樽清酒斗十千”所描绘，成为奢华与高洁志向的象征符号[5]；“浊酒”未经过滤而略显浑浊，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浊酒一杯家万里”所述，则常与边塞的苍茫、旅人的愁绪及生活的质朴意蕴相关联。这两种意象在诗词中的选择性运用，并非简单的物质属性指涉，而是诗人依据特定情感结构与审美需求所进行的符号化编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从功能演进的视角考察，酒文化最初主要服务于祭祀仪式，体现了先民在原始宗教中对祖先与神灵的敬畏及对丰饶的祈愿。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其应用场域逐渐扩展至宴飨、酬唱等社会交往领域。追本溯源，酒文化的系统化与制度化实与西周“礼”文化的建构密切相关。西周青铜器可见“酓秦酓”即“饮秦饮”文字。应是秦人早期活动地域出产名“酒”的宝贵记录[6]。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揭示了“礼”作为社会秩序核心规范的地位。西周的礼制通过一套浸润着等级差异，充满人文关怀的仪式规范，规约着从贵族至庶民的各类行为，酒文化亦被纳入此一宏大框架之中。正如文化史家柳诒徵所指出的，饮食(包括饮酒)行为成为区分社会尊卑的重要媒介。儒家思想强调“孝悌”伦理，进一步将长幼尊卑的秩序原则内化于饮酒礼仪之中。《礼记·曲礼》所载“侍饮于长者”的详细规程，以及《世说新语》中关于饮酒前行拜礼的记述[7]，均生动体现了酒文化中“礼”的实践性与约束力。因此，酒文化的制度性发端确可追溯至西周礼乐文明，这一渊源清晰可辨。此后，经由儒家思想的吸收与转化，“酒礼”与“酒德”观念日益成熟，对酒文化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 “酒”意象在古典诗词中的情感意蕴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中，酒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书·食货志》有云：“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抚衰养疾。百里之会，非酒不行。”由此可见，酒不仅是一种饮品，更被纳入国家治理与礼仪实践的体系之中，其在祭祀、宴飨、医疗与社会交往等场合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酒文化的精蕴深度融入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肌理，不仅强化了诗歌“言志”与“缘情”的美学传统，也使之成为承载复杂情感与生命体验的重要符号载体。
酒在诗词创作中常作为灵感触媒与审美情境的构成要素。诸多传世名篇皆创作于酒意微醺或酒兴勃发之际，如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等。在酒精作用下，诗人的情感阈限得以松弛，想象力与表现力往往得到激发，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美学状态，使其创作突破日常逻辑，呈现出强烈的情感张力与艺术个性。从主题与情感表达的角度，酒意象在古典诗词中主要承载以下几类意涵：
其一，抒发人生感悟与生命哲思。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以酒起兴，在宴饮的背景下展开对生命短暂与功业未成的深沉喟叹，展现建安时期文人面对乱世的生命自觉与时间焦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句，则将酒建构为排解现实苦闷与实现精神超越的媒介，体现出酒在乱世文人精神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其二，表现人际交往与情感沟通。酒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诗词中常以酒为纽带，呈现人情之温厚与交往之和谐。孟浩然《过故人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以简淡笔触勾勒出田园语境中饮酒闲话的亲切场景，传递出超越功利的生活意趣；白居易《琵琶行》“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则通过“添酒”这一行为，重启宴饮情境，为后续的情感共鸣与命运对话铺设了叙事框架。
其三，寄托政治抱负与自我张扬。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古代文人，常借酒抒发其济世情怀与个体豪情。李白诗歌尤为典型，《行路难》中“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以极言宴饮之盛反衬内心之郁结，而结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则在酒的催化下，完成从现实苦闷到精神超越的转折；《将进酒》更将酒与自我价值的张扬推向极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强烈自信，依托于酒所营造的狂放语境，形成震撼人心的艺术表达[8]。
其四，宣泄怀才不遇之郁结与羁旅乡愁之眷恋。酒亦常与失落、孤寂、漂泊之情紧密相连。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中秋独酌中寄寓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与人生旷达之思；杜甫《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个人潦倒与家国衰败的双重悲慨中，酒成为无法承载其沉重愁绪的符号；李清照《声声慢》“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则以酒之“淡”反衬愁之“浓”，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酒已无力慰藉其深哀巨痛。
综上所述，酒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具有高度的符号弹性和情感承载力。不同诗人依据各自的生命境遇与审美取向，赋予酒以各异的情感色彩与象征意义，使其成为贯通个体情志、社会交往与文化精神的核心意象之一。酒与诗的深度融合，不仅拓展了诗词的表现维度，也使得诗词成为观察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重要窗口[9]。
4. “酒”文化的古今社会功用
在学理层面追溯，酒文化在本质与形态上均可溯源至西周的“礼”文化体系。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礼”常被归纳为道德伦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酒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亦逐渐衍生出具有规范意义的“酒礼”与“酒德”。《说文解字》释“礼”为“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表明礼起初与祭祀仪式密切相关，酒在其中作为通神之媒介，亦承载着宗教与伦理的双重功能。酒与前面提到的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直接，但是对于情意这一方面，则存在比较深入的影响[10]。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与人际关系复杂化，“礼”的内涵逐步由事神之仪扩展为社会生活中基于风俗习惯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及其相应仪式。“德”在《说文》中训为“升也”，引申为顺应天地人之道以修养身心、和谐社会。人作为社会性存在，其行为须在一定的伦理框架内展开，因此，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凝练而成的“酒礼”与“酒德”，实质上构成了一套对社会成员具有引导与约束功能的规范系统，旨在维系人际和谐与社会秩序。具体而言，酒礼体现于一系列仪式化行为中，例如宴饮中尊长居上座、晚辈敬酒时杯口低于尊者等，皆可视作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在饮食文化中的符号化呈现。扬之水说周代制度是“以族为经，以家为纬”，因此周礼十分重视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宗法制宗族内部秩序，从《诗经》中的宗族内部宴饮诗可以看出，酒起到了巩固宗法制，和谐人伦，凝聚宗族的重要作用[11]。
除礼仪行为外，饮酒习惯亦被纳入伦理教化范畴。先秦儒家尤其强调“中道”思想，孔子论诗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礼记·经解》亦主张“温柔敦厚，《诗》教也”，二者皆蕴含着情感表达与行为举止须符合“中和”之度的伦理理想。这一思想延伸至酒德领域，即表现为对“节制”的强调。适度饮酒在古代医学与养生观念中，被认为具有活血舒筋、怡情遣兴之效；然而过度纵酒，则被视作违背礼制、戕害身心乃至破坏家国秩序的行为。历史上常引以为戒的案例是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其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奢侈放纵，更指向一种政治伦理的失序与统治合法性的瓦解。商纣之例在后世叙事中常作为“酒德”反衬，警示世人饮酒须有节、有仪、有度[12]。
由此可见，酒礼与酒德共同构成了传统酒文化的规范维度，它们既源于礼制传统，又融入了儒家伦理的中和精神，在长期社会实践与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一系列具象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导向，对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与道德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尽管饮酒的场合与形式有所变迁，但其中所蕴含的节制、尊让、和谐等伦理原则，仍具有一定的文化延续性与现实参照意义。这样，借酒抒怀就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13]。
综上所述，酒作为一种兼具物质实用性与精神象征性的文化载体，已深刻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结构与意义网络之中。其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可上溯至《诗经》时代的仪式记载与西周礼乐文明的制度框架。在历史进程中，酒文化通过与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艺术的持续互动，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演变，也显著丰富了文学的表达维度与美学内涵[14]。历代文人通过对酒意象的创造性书写，将个人情志、社会关怀与哲学思考注入其中，使得酒不再仅是宴饮之物，更升华为一种凝聚着情感记忆、审美体验与伦理意识的文化符号。在这一互文共生关系中，酒的醇香与诗的墨香相互渗透、彼此激发，共同构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道深邃而绚烂的风景线，不仅赋予诗歌以更为强韧的艺术生命力，也使其焕发出跨越时代的精神光辉。
因此，对酒文化与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不仅关乎一种饮食习俗或文学母题，更可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意系统、文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审美价值的生成机制，提供一个富有启示性的阐释视角[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