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麻姑仙坛记》自大历六年(771)四月刊立于抚州南城后，根据大字原碑世间逐渐衍生出了《麻姑仙坛记》中字本与小字本系统。其中，中字本以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刻本最具代表，然据历代著录记载，学界普遍认为其系后世伪托之作，故本文不对其进行着重探讨。相较于此，小字本自欧阳修《集古录》评其“非鲁公不能书”始，历经宋、元、明、清受众多书法家、收藏家瞩目，逐渐形成了南城原刻本、越州石氏翻刻本及停云馆摹刻本等系统。鉴于小字本在版本源流、具体特征及其递藏情况上呈现出了极为复杂的脉络，下文结合了大字《麻姑仙坛记》，系统梳理了小字本系统的版本谱系。
2. 《麻姑仙坛记》原碑湮灭的再考证
关于《麻姑仙坛记》原碑(图1)的湮灭问题，历代文献著录或提及简略，或语义模糊不详，诸如“旧碑为雷所破”“旧石焚毁山中”“元季兵燹，流落人间”([1]: p. 157)等结论，虽为后世学者反复援引，却难掩其结论的笼统与逻辑上的空白。
大历六年(771)颜真卿撰书《麻姑仙坛记》后，据《南城县志》卷三“此碑初藏于麻姑山后藏于府库”([2]: p. 338)的记载，可证中晚唐时期原碑仍藏于麻姑山处。唐末五代时虽战乱频繁，然此碑未遭损毁。至北宋时期，李觏《鲁公碑》诗云：“他人工字书，美好若妇女。猗嗟颜太师，赳赳丈夫武。《麻姑》有遗碑，岁月亦已古。……唯恐此碑坏，此书难再睹。安得同宝镇，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时，莫教凡眼觑。”([3]: p. 26)
Figure 1. Song dynasty rubbing of the Record of the Immortal Ma Gu’s Pavilion (Detail),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图1. 宋拓《麻姑仙坛记》(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诗中透露出了北宋时人唯恐原碑损毁，颜鲁公绝世书法再难重现的深切忧虑。结合曾巩《颜碑》所云：“碑文老势信可爱，碑意少缺谁能镌？已推心胆破奸充，安用笔墨传神仙？”([4]: p. 24)可知，北宋时期《麻姑仙坛记》虽为原碑但其“碑意”已有少缺。此外，官方为保护颜体真迹，特将其移藏于府库之中，若非重大祭祀不得示人。至南宋时期，历史文献中却记载了《麻姑仙坛记》碑石重返于麻姑山的事迹。周必大记载：“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观大火，焚荡几尽。古杉星列，亦随飞烟，众碑皆断裂，杂瓦砾中，独公《坛记》岿然其旁。祝融回禄曲意护持如此，故并记其异，为后世忠臣之劝。十月甲子周某记。”([5]: p. 738)结合楼钥《攻媿集》所述：“颜鲁公，尝为抚州刺史，至今有南城县《麻姑仙坛记》。南城，今属建昌军，郡人祠公于仙都观中。……庆元六年，观遭火灾，祠宇灰烬，巨石皆毁裂，大钟亦融，液不可寻。而公之碑独俨然，人益敬之。太学宁君居麻姑下，下与观相望，慕公之为人，以私财撤而新之。求记于余。”([6]: pp. 1-2)庆元六年(1200)仙都观遭遇火灾，祠庙建筑尽成灰烬，巨石崩裂，唯独《麻姑仙坛记》石碑尚存。那么，本应秘藏于府库之碑何以重现于麻姑山之中？考证历代《南城县志》，“颜鲁公祠”条中明确记载：“在麻姑山仙都观十贤堂内，宋绍兴二十七年知军事胡舜举建，元季毁于兵。”([2]: p. 66)宋绍兴二十七年(1158)，胡舜举于仙都观中十贤堂内建造了颜鲁公祠。
由此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原碑在唐末两宋时期的流转脉络：唐末五代之际，原碑仍藏于麻姑山内；北宋初年迁至府库中；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8)，因颜鲁公祠的新建，《麻姑仙坛记》原碑重归于仙都观；庆元六年(1200)仙都观大火，碑石于火灾中奇迹存留。后至元明之际，关于原碑流传及损毁问题存在诸多歧义。据吴澄《跋赵子昂书麻姑坛碑》载：“颜鲁公《麻姑坛碑》，在吾乡。旧碑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体浸失其真。”([7]: p. 434)吴澄(1249~1333)作为临川崇仁(今江西乐安)籍的元代大儒，其地方权威性不容忽视。结合前文所述，原碑南宋时期确存于抚州南城(今江西抚州)麻姑山，而吴氏所述“在吾乡”应为临川崇仁(今江西乐安)。鉴于蒙元南下过程中江西地区战乱频发之情况，地方重要碑刻由南城向崇仁转移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观之，吴澄所言原碑于元初遭雷击损毁重刻之说可信度较高。明代谢士元又言：“颜碑刻于唐大历六年，鲁公纂文，纪山迹也。石腻书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间。永乐初，为蓟州卫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纪元，其子泰献于府，遂什袭藏之，盖欲其可久也。”([7]: p. 431)其中，“元季兵燹，流落人间”之说虽与蒙元战争背景相呼应，但是“永乐初，为蓟州卫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是否确为大字原碑尚存疑问。
3. 《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的出现
欧阳修《集古录》载：“右小字《麻姑坛记》，颜真卿撰并书。或疑非鲁公书，鲁公喜书大字。余家所藏颜氏碑最多，未尝有小字者，惟《干禄字书》法最为小字，而其体法与此记不同。盖《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此所以惑者疑之也。余初亦颇以为惑，及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故聊志之，以释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书。”([8]: p. 160)欧阳文忠于治平元年(1064)所书跋语，乃现存历史著录中有关于《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的最早记载。其通过对比家藏颜体碑刻，指出《干禄字书》与小字《麻姑仙坛记》存在明显笔法差异——前者结体宽博舒展，后者则显刚劲精炼。此外，其虽初疑非鲁公所作，但经反复鉴察其笔法细节后，终认定非颜真卿不能为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赵明诚于《金石录》中所言：“右唐《麻姑仙坛记》，颜鲁公撰并书。在抚州。又有一本，字绝小，世亦以为鲁公书，验其笔法殊不类，故正字陈无巳谓余：‘尝见黄鲁直，言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鲁直犹能道其姓名，无己不能记也。’小字本今录于后，使览者详其真伪云。”([9]: p. 232)据赵明诚《金石录》中对于陈师道所言的转述，可知黄庭坚不仅否定小字本为颜书，更具体指认其出自庆历年间(1041~1048)某位佛门学书者之手。这一记载较欧阳修题跋约晚六十年，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结合二家之所言，不免产生疑问：其一，小字本《麻姑仙坛记》是否确为颜真卿所书还是后世依据《麻姑仙坛记》原碑翻刻而成？其二，若为翻刻，究竟是何时出现？据此，本文认为需从文献学与书法史双重角度加以审视。
考诸颜真卿生前所书碑刻，《元次山碑》《八关斋功德记》《颜氏家庙碑》等典范之作皆以大字楷书示人，未见有同碑异体、特书小字之情况。此现象或与唐代碑碣制度相关——在官方纪功、宗教祭祀等庄重场合，碑铭书写必以官定形制尺寸为标准，断无同文分书、大小二体之理。但仅因上述缘由断定小字《麻姑仙坛记》并非颜真卿所书，实属牵强。《麻姑仙坛记》的撰书绝非普通的地方性书写，而是融合了个人信仰、唐玄宗对于麻姑山的推崇等文化背景，具有政治书写意涵的书写实践产物。那么，大历六年(771)颜氏若于同时撰书大、小字《麻姑仙坛记》，定会在唐代时便有所记载，而不至于从宋人题跋中窥见小字《麻姑仙坛记》的“真实身份”。由此可以推断，《麻姑仙坛记》小字本并非出自颜真卿之手，乃后人据原碑翻刻而成。
那么，翻刻本究竟出自何时？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建立起正统文化体系，其广泛收集王羲之书法，致使右军书学独尊一时，彼时书家对于颜真卿书法的接受及师法是极为有限的。至欧阳修于治平元年(1064)首录小字《麻姑仙坛记》时，距颜氏书丹已近三百年，其间文献记载的断层现象令人存疑。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小字本乃“历中学佛者所书”(1041~1048)的论断，与欧阳修的鉴藏活动存在时间上的重叠。综合上述信息，可以推测小字本《麻姑仙坛记》出现于北宋初期，而北宋中期或许是小字本集中制作的重要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书坛普遍崇尚萧散简逸得书法风格，为何时人却对于颜氏雄浑庄重的楷书推崇备至，并将其缩摹成小字且不断翻刻呢？关于此现象，或许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和书法审美变迁等角度进行分析、推测。从政治背景上看。北宋仁宗时期由于“庆历新政”(1043~1045)的施行，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儒学思潮的复兴，使得书法品评发生了一定转向——由技法论向道德论，由形式美转向人格美。颜真卿及其书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士大夫群体通过重塑颜真卿“忠烈书风”来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化认同。其次，从书学审美上看。宋代书学普遍以“二王”为其学习典范，而“二王”书迹又多集中于《淳化阁帖》(992)之中。那么，倘若想要打破世人皆宗法“二王”书学的学习路径，则需要重新审视并选定新的学习“目标”。此时，政治背景的转变使得“以人论书”成为了书法品评的主流。颜鲁公因其人品、才情、学问、修养，备受推崇，其书学成就遂被推至继“二王”之后的第二座高峰。然而，颜氏传世楷书多为大字，罕见小字，如何师法其小字书风便成为了宋人所关注的重点。颜真卿逝世已逾两百年，真迹难寻，那么将其《麻姑仙坛记》原碑缩摹为小字，进而制作出小字刻石、拓本，便可弥补这一遗憾。随着不断翻刻，世人对其小字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迟疑逐渐转向了接受、学习乃至推崇。最后，从书写媒介上看。由于造纸技术的成熟与印刷术的发展，宋代刻帖极为兴盛。《淳化阁帖》(992)的出现使得民间对于这一形式争相模仿，私家刻帖之风由此盛行。加之文人书斋文化的兴起，宋代文人“案头金石”的审美需求直接促使时人将具有庙堂气象的《麻姑仙坛记》原碑翻刻成小字本，以此将其引入书斋——既保留了原碑的庄严法度，又契合了文人案头赏玩的雅趣。在此背景下，小字本可视为由抚州地方官署与汴京刻书作坊合作生产的“文化商品”，以此满足文化市场对颜氏法帖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所谓“历中学佛者所书”([7]: p. 430)的论断，或隐含了其对商业刻书侵蚀书学正统的批判，其指认的“学佛者”，或许正是参与商业刻经的写经生群体。
4. 《麻姑仙坛记》小字本版本考
考究历代文献，笔者所见小字本《麻姑仙坛记》的版本主要有：南城本、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刻本、玉兰堂刻本、季膺刻本(章田刻本)、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玉版刻本、“具鞭”本、黄肇龙刻本、北京龙安寺本。下文将结合相关历史著录对各版本的风格特点略作考述。
4.1. 南城本
明代著录中已见对南城本的记载。都穆在《金韮琳琅》中引吴澄之言：“《麻姑碑》在吾乡，旧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体浸失其真，被焚者乃临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无恙也。”([7]: p. 431)其认为《麻姑仙坛记》大字原碑损毁于元代，而南城小字本原石于明代尚存。藩益王朱祐滨亦云：“抚州南城县旧有颜鲁公《麻姑仙坛碑》，后分南城入建昌，碑随入公廨，闻为一守橐之归，而命俗工摹一碑于郡，今所相传者是也。余广访宋拓，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阴卫夫人等书，一一并留，不差毫发，临池者尚鉴余之苦心哉。”([7]: p. 431)藩益王所言“旧有颜鲁公《麻姑仙坛碑》”实为南城小字本原碑。互参季膺万历乙酉(1585)六月题识：“郡之旧迹碑阴，有唐卫夫人、褚河南、虞永兴、欧阳率更、薛稷、柳河东、李北海诸小楷，可与公仙坛并传者也，因并刻之。”([7]: p. 431)可进一步确认，南城原石碑阴处有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七家小楷，此为南城本重要特征。
此外，清代张廷济多次论及小字《麻姑仙坛记》。其言：“欧书碑搨最旧者最肥；颜书碑搨最旧者最瘦。此《小字麻姑仙坛记》系南城原刻断本，笔法谨严，而较他断本为少瘦，是真原刻之最旧者。……余家有南城真本三，以此为最旧云。”([10]: p. 78)又言“麻姑仙坛记小字本，行列如此严密而庄重，端凝不作单弱之笔，有泰山严严气象，且笔势仍宽绰有余，铢黍中具寻丈之势，非鲁公谁能辨此。谓庆历中人伪书，谬也。此石是南城旧石，固不待言”[11]。张廷济所见为“断后本”，该本布局谨严，笔力雄浑，气势恢宏，故力驳黄庭坚“庆历伪书”之说。
有关南城“断后本”的记载，杨宾《铁函斋书跋》及唐石题跋亦有详考。其中，杨宾在《跋旧拓建昌麻姑坛记》中称：“此建昌原石，非万历间章田重刻本也，而纸墨亦旧。丁亥夏六大得之金陵吴氏。《小字麻姑记》余家有四本，原无出此本之右者。子孙其宝之。”([12]: p. 50)《跋石公断本麻姑坛记》中载：“《金陵琐事》云：‘姑碑为建昌府库吏所跌，万历年间季膺诏工章田重刻。’则今日行世大抵皆章本也。此本古意宽绰，与陆氏家拓相同，而断痕犹在，其为跌后本无疑，无怪乎省吾之宝之也。临摹一通，跋数语归之。”([12]: p. 10)唐云于大石斋题跋更为精审：“南城小麻姑仙坛记原刻本向不多见，世所见者大都从越州石氏本摹出，文氏停云馆亦然，南城本书法方朴雄厚，结字宽博，气势磅礴。……南城本原刻第十八‘乃浅于往者’之‘往’字‘彳’部首撇笔回锋向上。翻刻本则直撇而下。此本纸墨古色盎然，神采奕奕，拓墨虽略掩字口，无伤精神，且第五行‘色旌旗’之‘色旌’二字未泐，真宋拓南城原刻本无疑，可宝也。”([13]: p. 2)此段题跋不仅详述版本特征，更从笔法细节论证真赝伪，极具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著录多集中于南城“断后本”，而南城“断前本”风貌究竟如何？据前文所考，小字本原碑应出现于北宋初期，北宋中期或为小字本的集中制作时期。据此，则可据北宋文献推知。欧阳修《集古录》载：“右小字《麻姑坛记》，颜真卿撰并书……盖《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此所以惑者疑之也。余初亦颇以为惑，及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8]: p. 160)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跋〈麻姑坛记〉》亦云：“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发，然后为尽。如以此字与《中兴颂》参校，当知余言为信。”([7]: p. 430)从上述记载中可知，欧、李二人所评小字本笔法精严、气势紧结，且未言石碑断裂之事，故可推断二人所见应是南城“断前本”。较之“断后本”，“断前本”气韵贯通，法度完备，传世稀见，实为珍贵。
综上，南城本(图2)为宋拓本，碑阴处有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柳公权、李邕七家小楷。其笔法虽属小楷，然具大字气象，结体宽博，气象恢宏。根据石碑保存状况及拓制时间，南城本可明确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为南城“断前本”，以欧阳修、李之仪所载为代表。碑面完好，字口清晰，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其二为南城“断后本”，以张廷济、何绍基鉴藏为代表。虽石已断裂，然神完气足，笔势宽绰有余，明代以后流传渐广，成为后世研习颜体小楷的重要范本。
Figure 2. Song Dynasty Rubbing of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detail),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图2. 宋拓《麻姑仙坛记》(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2. 越州石氏本
何绍京题跋见于何绍基家藏《小字麻姑仙坛记》三种合册中第三本后，其云：“前二刻俱唐刻原石，虽时有先后，均宋拓可宝。后刻乃越州石氏本，亦宋拓之极者，近亦罕见矣。今夏余复得原石大字、小字各一，毡蜡极精，洵是宋拓。有陆谨庭、潘榕皋诸公题跋。小字本后缀麻姑山仙坛小画，不着款，笔意酷似梅花古衲。曾屡经兵火而不□于难，神物自有神护也。近复得一指顶单行本，拓甚旧而非《忠义堂》石，且字类褚不类颜，与杨龙石所宝之宋拓指顶本毫发无异，余疑是宋人临本耳。咸丰元年仲冬(1851)大道州子愚何绍京识于自娱山房。”[14]可见，除南城本外，越州石氏本(图3)亦为宋刻本。
此外，诸家在越州石氏本与南城本的风格韵味上多有辨析，所见各异。何绍基于丁酉(1837)年跋云：“《小字麻姑坛记》，余所见原石墨拓数十年来殆近十番，要以此本为第一无上妙品。山谷老人所睹本殆未必过之也。自文摹本出，扁锋取态，作俑者乃《越州石氏》耳。……近见宋拓《越州石氏》本，为《停云馆》所自出，犹远逊此本也。”([15]: p. 896)明确指出越州石氏本笔锋扁平，笔意上已偏离原石风貌，实为明代停云馆刻帖的祖本。张廷济于道光十六年(1836)比较南城本与越州石氏本时言：“顷得《越州石氏刻》真本，视此少肥，各有胜处，皆艺林墨宝也。”([10]: p. 783)张氏认为越州石氏本较南城本略显丰润，二者虽风格略异，然皆属艺林珍品。此评较为中立，未分高下。唐云指出小字本多出自越州石氏一系，并批评其笔力虽存雄健而失古朴韵味，字形结构已见松懈，气象格局亦逊于原石。其言：“南城小麻姑仙坛记原刻本向不多见，世所见者大都从越州石氏本摹出，文氏停云馆亦然，南城本书法方朴雄厚，结字宽博，气势磅礴。越州石氏本则雄而不古，结体松懈，气短势弱。”([13]: p. 2)
总言之，越州石氏本为宋代重要翻刻本，是文氏停云馆刻本的祖本。该本在笔画形态上趋于扁平，结体略见丰润，虽出自宋工，然在古朴之气、雄浑之势上较南城本已有较大差距，体现出了翻刻过程中笔意损耗与时代审美渗透的双重影响。
4.3. 停云馆刻本
停云馆刻本(图4)系明代文徵明所摹刻，其底本出自越州石氏本，为明代中期以后流传较广的小字《麻姑仙坛记》重要版本之一。张廷济于道光三年(1823)题跋中详述其所见：“右《小字麻姑坛记》文氏
Figure 3. Engraved copy from the Shi Family of Yuezhou
图3. 越州石氏帖刻本
《停云馆》原刻初拓本，三十年前丁字溪南王禹九上舍鼎所贻。字迹较南城断本为少肥，然行间茂密，宽绰有余。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长洲之视建昌，未应多让。况《停云》原刻，文归钱舟壑司臬朝鼎，继归毕秋帆制府沅，今在冯鹭庭太史集梧家。小楷书率多重摹，若此旧拓，不得不璠玙视之也。”([10]: p. 783)张氏指出，此本字形较南城断后本略为丰润，然行气茂密，格局宽博，认为长洲文氏摹刻本不逊于建昌原石。同时，更详述该本的递藏脉络：自文氏始，经钱朝鼎、毕沅，终归冯集梧收藏，可见其在清代已被视为善本。
Figure 4. Engraved copy from the Tingyun Guan Model Calligraphy
图4. 停云馆帖刻本
4.4. 玉兰堂刻本
玉兰堂刻本为明万历年间姜氏玉兰堂所摹刻，属于明代后期翻刻系统之一。“玉兰堂”为文徵明之斋名，姜氏或与偶同或袭用之([16]: p. 42)。陈威指出：“此明万历间玉兰堂摹刻本也，碑尾原有‘万历庚寅云易姜氏玉兰堂摹勒上石’一行隶书，此本已脱，盖裱时截去之矣。碑上左角裂文，以之模仿南城原石而不似，病在曲而不直。阅此一忘，而知其为仿作也。”[17]据此可知，该本试图模仿南城原石断裂痕迹，然笔画曲势失真，未能逼真，因而易被识破为后摹之本。
4.5. 季膺刻本(章田刻本)
关于季膺刻本之由来，罗汝芳记曰：“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学宫，见旧墨圣座东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樵竖于涧底拾出碑版，字迹犹无恙，先君以其奇遘，辄珍袭一幅。”([7]: pp. 431-432)明洪武初年(1368年后)，建昌府修建学宫时曾于殿东发现旧碑，遂委仙都观道士立于殿隅。至正德年间(1506~1521)，樵夫于山涧中拾得碑版，字迹尚存，罗父因感此奇遇遂珍藏一拓。又言：“后碑入郡中，渐就刓裂，观者每为怅快。兹郡公雁山季先生将图翻刻，而莫获善本，得是册，色喜，遂命工入石，郡人罗汝芳书。”([18]: p. 133)可知，小字原碑后被移入建昌府衙，日渐损泐，直至季膺任内主持翻刻。
季膺于万历乙酉(1585)六月所作题跋可与之相印证：“仙都观坛即蔡经故居，王方平来会仙人蔡经之处。颜鲁公记其事，手书入刻。往在京师见一旧本，笔法奇劲，精采焕发，当时购之不得，后十馀年来守建昌，此刻匣贮郡斋，启视之，石方广盈尺，中断，字多磨灭不可辨，为之慨然。偶过近溪罗大参所出藏书本，点画波发与京师所见豪发不差，何异龙剑之合，遂传之以传。郡之旧迹碑阴，有唐卫夫人、褚河南、虞永兴、欧阳率更、薛稷、柳河东、李北海诸小楷，可与公仙坛并传者也，因并刻之。”([7]: p. 431)季氏任建昌知府时，于官署所藏木匣中得一小字刻石，石长宽不过一尺，已从中断裂，字迹多已磨灭，且后刻七家小楷。因其笔法奇崛刚劲，与罗汝芳所藏珍本点画波磔极为类似，遂借罗汝芳所藏拓本摹刻之，且将碑阴七家小楷一并重镌，此即“季膺翻刻本”之由来。
有关章田重刻版本，今人著录中多以“章田重刻本”称之，然而考究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章田所刻亦受季膺之请，故何碧琪等人所指“章田重刻本”([19]: p. 111)应正名为“季膺翻刻本”。
4.6. 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
明藩益王朱祐滨于重刻碑跋中详述其源流：“抚州南城县旧有颜鲁公《麻姑仙坛碑》，后分南城入建昌，碑随入公廨，闻为一守橐之归，而命俗工摹一碑于郡，今所相传者是也。余广访宋拓，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阴卫夫人等书，一一并留，不差毫发，临池者尚鉴余之苦心哉。”([7]: p. 431)可知，小字旧碑因行政管辖变动，迁至建昌府官内，后遭官员私自离开府衙，仅命普通工匠摹刻一石置于郡中，世称“俗工摹刻本”即为此物。为存原迹风貌，藩益王广搜宋拓，聘请良工精摹重刻，并原样复制碑阴诸家小楷，收藏于府，是为“藩益王重刻本”。
《跋〈建昌小字麻姑帖〉》中另载：“壬午春见孔东塘家小字《麻姑记》，碑阴有赵松雪临卫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稷、李邕六人书。东塘曰：‘此益王所刻建昌府碑也。’今此帖得自建昌，又帖尾有褚书，其为益王本无疑。然比之孔本则又缺卫、虞、欧、薛、李五种书，而多一记柳，岂别有故邪？抑装拓之不全邪？”([12]: p. 19)可知孔尚任家藏“藩益王重刻本”拓本，其碑阴有赵孟頫临六家小楷，唯缺柳公权之书。值得注意的是，何碧琪在《〈石渠宝笈〉所载〈麻姑仙坛记〉相关问题》([19]: p. 111)一文中将孔尚任家藏本定为“孔尚任藏本”。然本文认为，该本实为“藩益王重刻本”之拓本，碑阴独少柳河东小楷极有可能是在拓印或装裱时的疏漏所致，故不足以将其视作为独立的版本系统。
4.7. 玉版刻本
陆之垓《跋〈右麻姑仙坛记〉》中称：“右《麻姑仙坛记》，相传宋元间已零落不可摹，明初玉版复续，当世咸诧异之，知为神物之呵护也。兹本乃先曾祖藩宣江右时所购，时支给官库一金。后刻纷纭，而嘉禾项氏颇得其概，然神采远矣。……时康熙改元(1662)仲夏三日，西吴陆之陔记。”([20]: p. 2)其言小字《麻姑仙坛记》原碑于宋元时期已残，至明初乃有玉版刻本出现，时人视若神物。其曾祖曾购得一本，虽后世翻刻众多，然神采已逊。叶奕苞《金石录补》中亦载：“右碑高六寸，广尺许，相传为玉版，可怀袖。唐颜鲁公真卿撰书，共九百余字，字甚小，有寻丈之势，为鲁公正书第一。”([7]: p. 432)叶氏所言“可怀袖”即为“玉版刻本”的最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玉版”之称或受元明时期“玉版兰亭”之影响，反映出时人对法帖形制与材质的审美偏好。
4.8. “具鞭”本
王澍于《虚舟题跋》中言：“余所得犹是南城元本，为新建裘鲁青所遗，以较大字，精神结构无毫发异，惟见‘鞭著经背’作‘具鞭’、叠字皆作‘二’，为小异耳。颜鲁公书，大者无过《中兴颂》，小者无过《麻姑坛》，然才小虽殊，精神结构无毫发异，熟玩久之，知《中兴》非大，《姑》非小。”([7]: p. 435)王氏认为其所藏裘鲁青所赠南城原石本与大字本精神结构毫无差异，唯一区别为“鞭著经背”写作“具鞭”，此为“具鞭”本名称之由来。然而，何绍基家藏《小字麻姑仙坛记》三种合册中第二本后的题跋却提出异议：“虚舟谓小字本见‘鞭著’作‘具鞭’，今视此及南城重本均不然，不知所据何本。”[14]何氏检视自藏本未见“具鞭”写法，对王澍所据版本来源存疑。张维屏亦持相似观点，其跋云：“《麻姑山仙坛记》有大小二本，小本多覆刻，此本为云谷农部友石斋所藏，展玩久之，遒劲繁结，诚如欧公所云：‘非鲁公不能书也’。‘见鞭著经背’，此本是‘见’字非‘具’字，以文意推之，当以‘见’为是，虚舟跋南城原本乃谓作具何耶。”张氏从文意的角度论证“见”字为妥，质疑王澍“具鞭”之说是否确为原石面貌。由此可见，“具鞭”本虽见于著录，然其真实性在清代学者中已有争议。
4.9. 黄肇龙刻本
黄肇龙刻本在学界论述较少，主要见于地方志记载。《道光南城县志》卷十七载：“《麻姑仙坛碑》抚州刺史颜真卿登麻姑山撰《仙坛记》手书小楷，镌于石，高不满尺，长尺余，笔法奇劲，精彩焕发。碑阴附刻卫夫人、褚河南、虞永兴、欧阳率更、薛稷、柳河东、李北海诸小楷，悉称神品。益藩潢南道人记云：‘为一郡守橐之，归爰访宋拓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今不可观矣。’又万历乙酉太守季膺自称于近溪罗大参处得睹本镌之以传今。据罗近溪记云：‘正德中，山溪樵竖于涧底拾出，其碑版字迹犹无恙，后入郡中渐就剜裂。郡公雁山季先生翻刻行世，然历年既久，仍归乌有。’乾隆甲戌(1754)，郡守黄肇龙访得原拓善本，中有裂痕，命工镌石，镶嵌仙都观殿上。”([21]: p. 257)县志中对于小字《麻姑仙坛记》碑阴小楷记录极为完善，又引明代藩益王、季膺及罗汝芳等人摹刻事迹，记载了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黄肇龙访得带有裂痕的原拓善本，命工重刻之事。“黄肇龙刻本”可视为清代中期地方主持翻刻之例。
Figure 5. Ten edition systems of the small-character The Record of the Magu Immortal Altar documen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图5. 历史著录中所见十种小字《麻姑仙坛记》系统
4.10. 北京龙安寺本
杨宾《铁函斋书跋》中有两则题跋涉及北京龙安寺本，一言“此北京龙安寺本也，不知何年何人刻，较停云馆、玉烟堂差小，而奇古则过之”([12]: p. 16)，二言“《小字麻姑坛记》，余旧所见者四：一在从弟石公所，二藏吴门陆氏，皆不知所从出，一在余家，为北京龙安寺本，然皆非建昌也。此本得之张平州中丞家，相传为其尊甫澹明方伯官豫章时所拓，而断痕犹在，则真建昌元本矣。何以秀润有余，奇古未足，翻出陆氏本下耶？尚有待于世之知之者”([12]: p. 18)。杨宾曾藏此本，虽刊刻时地及刻工现已不可考，且其形制较停云馆刻本、玉烟堂刻本略小，但胜在气韵奇拙古朴。
5. 结语
历代著录中记载的小字《麻姑仙坛记》版本系统纷繁(图5)，可考者主要包括南城本、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刻本、玉兰堂刻本、季膺刻本(章田刻本)、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玉版刻本、“具鞭”本、黄肇龙刻本、北京龙安寺本。依据现存状况，上述版本可划分为两类：其一为迄今仍有实物传世者，如南城本、越州石氏本、停云馆刻本、玉兰堂刻本；其二为仅见于文献记载而实物已佚者，如季膺刻本(章田刻本)、俗工摹刻本(藩益王重刻本)、玉版刻本、“具鞭”本、黄肇龙刻本、北京龙安寺本。此类失传版本虽无实物印证，但可从明清以来的题跋、方志、书论等记载中窥其摹刻源流、基本形制与艺术特征，对于全面梳理小字《麻姑仙坛记》的版本谱系与传播历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