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深刻重塑产业生态与市场格局，企业如何实现信息化转型，已成为推进企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系统梳理了该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化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呈现三大核心方向：其一，突破传统研究框架，从新生产要素视角切入，深入探寻企业信息化的创新路径与实践范式；其二，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耐心资本壮大的时代需求，为企业信息化拓展了多元发展空间与制度支撑；其三，以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型生产要素为核心依托，探索技术赋能企业信息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通过对本年度研究成果的系统考索与整合分析，旨在为加速企业信息化进程、推动企业现代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oundly reshaping industrial ecosystems and market landscapes, the realiz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transformation by enterprises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issue in advancing their modernization endeavors. Grounded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s its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cerning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from this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he relevant studies exhibit three core orientations: First,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it delves into the innovative pathways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new production factors. Second, it closely aligns with the contemporary dem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xpansion of patient capital, thereby broaden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space and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s for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Third, centering on emerging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t explore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routes through which technology empowers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By conduc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utcomes of the current year,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accelerating the informatiza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s and facilitating their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了企业信息化的概念[1]，此后在世界各国相继得到了重视并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在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跨越式发展。“十五五规划”也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由此可见，信息化体系建设对于企业管理越来越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企业信息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如何作用于推进企业信息化一直为学者所重。“企业信息化实质上是将企业的所有业务过程和管理过程计算机化和网络化”[2]，基于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2020~2025年五年间学界关于数智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企业信息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将在探讨在企业信息化转型中新的转型内核和实施策略；二是伴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下，如何做到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并助力企业的信息化转型；三是数智时代在企业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数据资本等新生产要素加速企业的信息化进程，加快企业的现代化步伐。
2. 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
2.1. 研究方法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企业信息化研究为题，综合考察了近五年(2020~2025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深入剖析在企业信息化中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为便于考察学界的研究动态，增强本文的理论支撑。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和综合分析法两种研究方法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介和分析。首先，通过CNKI、读秀学术搜索、万方数据库等学术平台，查阅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经济、企业信息化、数字技术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资料，以便更加全面、详实地掌握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化研究；其次，研究过程中，综合了经济学、哲学和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理论，从多方面、多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企业信息化问题。
2.2. 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
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数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基于员工数据采集、清洗等活劳动、用户的无偿交互劳动以及企业的物化劳动。这个过程中，价值产生源自于员工的活劳动，而不是企业的资本投入。因为“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3]。马克思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深入剖析，在劳动层面否定了企业独占数据所有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这种个人所有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个人所有制实质上是在剥夺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消费资料将会形成最高级的个人所有制，而不再是私人的财产。不过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企业信息化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这是基于资本增值的二重性而言。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归属直接决定着剩余价值的归属。因此作为资本的企业必须加快信息化进程，最大程度上将劳动者和生产要素纳入生产过程，“这个过程蕴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价值追求”[4]。因此，本文选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此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企业信息化研究现状的理论框架。
3. 以企业信息化转型机理与实施策略为方向的研究
南开大学乔晓楠教授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大工厂理论构建模拟了人工智能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模型，经过严谨细致分析最终得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有利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一新动能对经济结构、生产效率等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5]。本文虽未提到企业信息化等名词，但人工智能作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对其理论模型的建构与分析仍是置于企业信息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故将其置于理论支撑研究板块进行探讨。全要素生产率解释和衡量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质量等重要指标，也是重要理论模式。企业是生产力发展组成部分之一，其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企业的现代化、信息化与生产力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息息相关。因此赵峰、晏宇翔等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构建中国新型供需关系、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卡点、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来实现质的提升[6]，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现代化、信息化进程势必会加快。这为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化也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本文虽然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并强调了从供需两侧发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但是突出的是理论探讨，在具体优化路径上缺乏针对性的建议。上述学者强调企业信息化的重要性，并且从学术视角、理论视角等方面探讨了其发展的重要性。部分学者在看到了企业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价值后，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下寻求其突破的逻辑，同时也将其置于新型生产关系和新发展格局的环境中，强调企业信息化不能脱离新发展格局下完善内需的现实要求，在这个现实挑战和现实考验之下，一些学者提出企业信息化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呼应的，因此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注重流通环节建建设，全完善流通体系”[7]等建议。这一建议为推进企业信息化进程中相关性的体系构建、机制完善和制度保障提供了系统思维。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能为提升企业自身的管理、数据安全以及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都会得到质的飞跃[8]。企业的信息化现代化涵盖国计民生各个领域，探讨现代化、信息化不可空谈理论而缺佐证，故郑吉伟、初传凯两位学者以低空经济为视角，探讨这一领域的空间生产逻辑，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低空经济发展路径，即“确保空域资源的公有化配置”“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构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低空产业”、“构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低空产业”[9]。本文虽以低空经济为视角，但发展经济的主体是企业，郑、初二位学者提出的确保公有化资源配置、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构建产业集群等建议也可以助力其他领域的企业实现现代化，但其研究格局有待逐步扩大。贺秀峰、李京泽二位学者在深入分析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互动的关系和重要性后，提出可以从引导资本流向、宏观调控、加大科技投入、产业协调发展等方向加快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会迎来飞跃与创新，对企业的信息化转型大有裨益。企业信息化离不开创新，吴智、殷丽婷以沈阳国有企业为具体考察案例，通过比较分析、实地调研等方式，最终提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从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数字化转型等维度来进行实践，国企作为我国企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其现代化对于加快企业信息化进程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张延芝认为在数字经济磅礴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应具有系统思维，系统诊断并制定战略规划，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指导企业的信息化建设[10]。
综上，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已突破理论内涵如何推动企业信息化的单一框架，转而从新生产要素、新型生产技术、新发展格局及具体实践案例等多元维度切入，系统探寻企业信息化的创新路径与实践范式。但是以上学者的研究却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在一定程度上陷于重理论轻实践的窘境，如乔晓楠构建的人工智能经济影响模型侧重理论模型的构建，未转化为实践策略；其次是亟需树立系统观念，注重整体结构，如王秋的新发展格局相关建议未关联数字技术等核心要素，郑吉伟等人的低空经济案例研究也未能形成多要素协同的整合分析框架。
4. 以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为方向的研究
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函数的深刻改变和社会化大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不仅是某个或某些具体产业的发展，无论工业、农业、服务业都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重要创新与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11]。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同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发展新质生产力既为企业信息化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因此，企业信息化进程中如何适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当前已为学者关注。周文、何雨晴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体制机制等要素[12]，在体制机制方面，作者认为“实现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活力”、“健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保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有利于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企业的信息化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积极配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和有益的外部交流，因此这一观点也可以为企业信息化提供理论助力。同时，作者还勾画了新知生产力的未来图景：促进数实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引领产业变革新浪潮，持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开辟发展新赛道，未来产业蓄势待发。可以发现，作者描勒的未来图景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实现的路径，同时也为企业信息化进程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但是作者却没有运用具体案例和数据图表来支撑本文的核心观点，此外，作者对于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因素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虽有认识，但却未尝试进一步分析，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徐政、江小鹏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时代特征、理论意义与关键着力点——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13]一文中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即贯彻新教育理念，充实人才队伍。优化产业结构，奠定新业态产业基础。加大新要素研发力度，构建科技新体制以及绿色发展，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绿色经济。可以看到，徐、江二位学者分别从教育、产业结构转型、科技体制和数智化发展等方向提出了学术思考，这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发展进行了学术探索，同时也是助力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理论参考。不过文中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各个关键着力点之间的联系缺乏整体思维，没有将人才培养、产业结构调整、科技体制创新和数智化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联动看做一个一个组织系统进行分析。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的适配性及其相互促进的可能性探索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企业作为耐心资本的一部分，发展与壮大耐心资本也可助力企业信息化进程。“发展耐心资本”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资本理论所做出的创新探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着重强调。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也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陈绍辉和孙熙国关注的是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协同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与进路，其对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适配性的考索，同样可以为企业信息化进程提供有益参考。陈、孙二人认为“耐心资本聚焦于长期价值的创造与较高的风险承受，新质生产力则凭借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全方位革新”。要推动二者的协同发展“迫切需要政策引导、市场培育与企业合作的紧密衔接和协同发力”[14]，既能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健前行提供坚实支撑，也能加快企业信息化进程。与前两位学者从政府、市场和企业三方合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视角不同，钱思序探讨的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并探讨了其实践路径：首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成为耐心资本的提供制度保障；其次，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耐心资本“脱实向虚”；再次，推动国有资本成为耐心资本中的“压舱石”。这些措施高屋建瓴，既能壮大耐心资本亦能推进企业信息化进程。
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视角的研究，聚焦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保障，重点关注优势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的实践路径。这类研究普遍认为，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围绕二者互动关系展开的深入探索，也进一步拓展了企业信息化进程的实践边界与实现路径，为信息化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这些研究视角过于宏观，提出的理论设计缺乏具体案例作为实证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理论效能的发挥。此外，视角多聚焦于制度、机制等方面，对于小微企业在信息化进程中如何享受到体制机制的保障、如何运用科技、人才现代化转型基础、如何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的探讨不够深入。
5. 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企业信息化为方向的研究
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5]这一经典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工业革命，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作为机器生产的承载者和推动者，企业也在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中迎来蜕变。故研究企业信息化进程，不能忽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因此很多学者都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数智化助力企业信息化的可行性。
尹凡华提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劳动所塑造的经济空间深刻改变着资本的循环运动”[16]，他认为数字技术是资本加速循环的基底，其应用减少了交易成本。数据要素、数据自由流动渗透于资本循环全过程，能够为资本加速循环提供必要的原材料。不过作者并未对数字劳动在资本循环以及数据这一生产资料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数字平台依托网络效应加速资本循环，一是数字平台数据要素参与资本循环的场景，二是数字平台的深度参与能够缩短资本循环的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的数字化进呈与企业的信息化进程一体相关，并行考察。李清华、何爱平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核心理念，通过对数字资本的数据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数据化的深入分析，最终认识到数据资本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剥削逻辑在流通领域的延展”[17]。两位学者对数据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上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为完善数据要素和数字资本的管理体制提供了研究范本。不过这篇论文突出了对数据商品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数字资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论述不够充分。刘晓欣、桑乾坤二人则更加具体地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发表了《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18]。提出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正确引导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实体经济等政策建议，这在政策层面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也为二者的载体——企业信息化提供了政策引导。王峰明、胡铭杨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应当资本与限制资本并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并进，发展科技与保障就业并行，其目的是避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索洛悖论”[19]。当前企业的信息化需要拥抱数字经济，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劳动在劳动形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数字经济数字劳动发展时间相对较短、运行机制存在不足等因素，延伸出了不少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推动数字经济向前发展、保障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是企业信息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张百合提出要“顺应生产关系变革趋势，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和运行规则，以抑制数字资本的负面效应，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和劳动解放”[20]。吴思涵、冯琦认为可以通过赋予劳动主体真正的自由、筑牢数字基础设施保障、拓宽信息知识获取途径等方式消弭数字资本发展过程出现的劳动剥削、恶性竞 争、主次不分等一系列问题[21]。助力企业、社会健康成长，使得数字经济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张百合与吴思涵、冯琦虽然都关注数字劳动中数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情况，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但综合来看，吴张二位学者的研究聚焦于顶层设计的完善，而张百合则更加关注具体措施落地。张威立足当前数智化时代大背景，提出企业应结合“互联网+”的时代要求，制定差异化的信息化战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的建设，以求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22]。姜秀杰认为可以从构建技术演进体系、打造数据安全防线、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合理管控成本等方面探索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可行路径[23]。
综上可知，在社会深度数智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学界对数据资本的本质属性、运作规律与价值实现机制已形成更为系统深入的认知。学者们在深刻阐释数据资本与数字经济核心价值的同时，更聚焦于如何通过这一新型资本形态的科学运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数字生态。这一研究目标既契合人民对美好数字生活的需求，又能有效助推企业信息化与现代化转型。但是，现有研究多聚焦政府与市场协同、数字技术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单一视角，对各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效能没有进行深入剖析。例如周文、何雨晴的研究未深入论证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徐政、江小鹏对各发展着力点的耦合关系缺乏系统性思维，仅关注各部分效用的发挥，未进行整体性的考量。
6. 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推进的当下，企业信息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企业信息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核心方法论，因此系统梳理该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从现有研究脉络来看，理论探索已实现多维突破：其一，跳出单一的内涵解读框架，学者们以新生产要素为切入点，深入探寻企业信息化的创新路径与实践逻辑；其二，新质生产力视角的研究聚焦经济体制等上层建筑完善，对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形成积极预期，为企业信息化拓宽了发展边界；其三，数智化研究维度深化了对数据资本本质属性的认知，正通过探索这一新资本形态的运作机制，为企业信息化注入持续动能。
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企业信息化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已有研究虽然为企业信息化转型提供了实践路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企业信息化的研究较为零散、分散，亟需树立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视角；其二，已有研究大多是从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和耐心资本的实践策略进行企业信息化实证研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其三，已有研究将企业信息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背景相结合较少，且只是浅尝辄止，未深入研究。因此在未来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中，加强企业信息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是极具战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