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税收营商环境是营商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外部条件的总和。其质量不仅直接影响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与税收遵从度，也深刻影响市场主体的投资意愿与行为，进而对一国或地区的整体市场环境与经济增长产生深远作用。在各类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税收营商环境始终是关键评价维度之一，其表现直接关系到整体评估结果。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不仅能有效推动税制改革，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税收营商环境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与产业布局。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创新与发展，其在税收营商环境建设中既带来新机遇，也伴随新挑战。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2.8%，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动力。
在学术研究层面，数字经济税收治理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其核心在于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型税收挑战，并借助数字技术优化税收治理体系。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对税收治理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其虚拟性、流动性和隐匿性特征对传统税收治理体系构成了全方位冲击。国际研究较早关注到跨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进行利润转移与税基侵蚀的问题[1]，并指出其动摇了传统税收法律关系的法理基础。国内研究则进一步具体化这些挑战，系统分析了纳税主体分散、收入定性模糊、税法“滞后性”等制度性瓶颈[2]，以及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征管难度与风险提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为治理优化提供了新工具。主要路径包括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提升征管效能与纳税服务水平。例如，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有助于打破数据壁垒、增强信息可信度，大数据分析可推动服务智能化[3]。研究同时强调，技术赋能需与制度创新协同，应构建适配数字经济的法治框架[4]，并通过政策稳定性降低企业税收不确定性[5]。总体来看，该领域研究已从问题识别阶段，演进至倡导“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治理新模式。
税收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则经历了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应用、从一般性框架到本地化适配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估体系。早期研究侧重于构建理论框架，如王绍乐、刘中虎(2014)基于“4E”理论提出涵盖税收法制、征管效率、纳税成本与满意度的多维度体系，突破了单一税率视角[6]。随后，研究重点转向本土化实证，贾铁丰(2020)结合中国税务绩效指标研制的评价表并开展区域测度，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跨越[7]；祝成南(2021)等学者进一步推进了体系的科学化与系统化[8]。近年来，研究更加注重评价体系的动态适应性与区域差异性。学者普遍认为，评价体系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进行差异化调整[9]，推动研究向精准化、务实化方向发展。同时，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10] [11]，并注意到其影响存在企业与地区异质性[12]。因此，当前研究已形成融合制度、征管、服务等多维度，并兼顾统一框架与地方适配的综合视角，为政策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数字经济税收治理与税收营商环境评价已展开广泛探讨，普遍认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以及税收营商环境对吸引投资、促进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国外研究较早关注数字技术与经济行为的关联，并通过实证验证税收环境优化对经济活力的提升效果；国内研究则逐步形成“技术 + 制度”双轮驱动的优化框架，并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对税收治理的“双刃剑”效应。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尤其缺乏针对具体区域及行业的深入分析，聚焦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并结合数字经济视角的研究尤为不足，未能充分结合该地实际展开探讨。因此，本研究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系统分析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的现状与存在问题，以期为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电商税收治理新模式提供参考。
2. 电商税收营商环境
电商税收营商环境是围绕电商企业纳税活动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服务与监管条件的总和，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与合规效率。当前，我国通过制度优化与技术赋能，正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电商税收生态[1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国家税务总局带领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坚持主动作为、同向发力、全国一盘棋，聚焦经营主体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发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中的关键作用，推动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更高、国际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更好[14]。
未来，需在“放管服”平衡中深化改革，既要通过政策激励培育市场活力，也要以精准监管护航公平竞争，推动电商税收营商环境向法治化、智能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3. 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现状
H市作为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城市，其税收营商环境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动H市税收营商环境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可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当前，数字经济已广泛应用于H市税收治理的各个环节中，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出了涉税费数据共享联动、“惠税通”服务品牌、V-Tax远程可视化自助办税系统等举措，实现了办税流程简化、数据共享加强和执法规范统一[15]。
为了对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有更具体的了解，本课题组对H市125家代表性电商企业从四个方面开展了问卷调查，同时对H市税务、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提供的2023年度相关业务数据进行的标准化评分。权重通过专家打分法(德尔菲法)确定。等级划分标准：A优秀 ≥ 85分，B良好70~84分，C一般55~69分，D较差 < 55分。结合问卷调查及标准化评分，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评价结果见下表1。
根据表1的评价结果，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的综合评价等级为“一般”，企业评分与部门数据评分分别为57.2分与62.5分，均未达良好标准，反映企业实际体验与政府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各维度表现呈现分化态势：在“政策适配性”方面，三项二级指标均处于一般水平，其中“政策解读一致性”企业感知最低；“征管智能化”中“执法标准清晰度”表现相对较好，达到良好等级，但数据共享与风险监管的实时性仍有不足；“服务精准度”维度呈现明显差异，“线上服务便捷性”获评良好，显示出数字化建设成效，而“专业服务能力”与“退税办理效率”则拖累整体表现，处于一般水平；在“共治协同性”方面问题较为突出，“行业自律作用”被评为较差等级，部门协同与社会监督效能也仅达一般。总体而言，评价结果既反映了H市在执法规范性与线上服务便利化方面的积极进展，也揭示了其在政策传达一致性、服务精细化、数据整合及协同治理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为后续针对性地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清晰导向。
Table 1. Evaluation of the e-commerce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ity H
表1. 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评价情况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权重 |
评价结果 |
等级 |
企业评分 (满分100) |
部门数据评分 (满分100) |
(A优秀/B良好/C一般/D较差) |
政策适配性 |
新业态政策覆盖度 |
0.09 |
58 |
62 |
C |
政策更新及时性 |
0.08 |
55 |
60 |
C |
政策解读一致性 |
0.08 |
52 |
57 |
C |
征管智能化 |
数据共享完整性 |
0.1 |
60 |
65 |
C |
风险监管实时性 |
0.09 |
56 |
63 |
C |
执法标准清晰度 |
0.08 |
63 |
68 |
B |
服务精准度 |
专业服务能力 |
0.09 |
57 |
61 |
C |
线上服务便捷性 |
0.1 |
68 |
75 |
B |
退税办理效率 |
0.08 |
53 |
58 |
C |
共治协同性 |
部门协同效率 |
0.07 |
54 |
59 |
C |
行业自律作用 |
0.05 |
48 |
52 |
D |
社会监督效能 |
0.04 |
50 |
55 |
C |
综合得分 |
1 |
57.2 |
62.5 |
C |
4. 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存在问题
4.1. 政策适配性不足，新业态与规则体系结构性失衡
依据政策执行理论，政策适配性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前提。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发展，H市现行税收政策存在明显滞后性，政策适配性不足已成为制约电商行业规范发展的首要瓶颈，表现为政策覆盖的碎片化。H市作为跨境电商及直播电商的集聚地，汇聚了大量以直播带货为核心的本土电商企业，但现行税收政策主要基于传统贸易模式制定。针对跨境电商不同贸易模式下的涉税信息报送标准，以及直播电商中佣金结算和平台补贴应税属性界定等关键问题，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16]。例如，部分跨境电商企业反馈，在保税仓发货与直邮模式转换中，税收优惠的适用边界存在模糊地带，导致企业因政策理解偏差而面临合规风险。直播电商企业则面临收入确认时点混乱、应税与非税收入划分不清等问题，加剧了申报错误[17]。
政策更新机制与电商业态创新节奏脱节。当前，H市电商产业中涌现出私域分销、社交电商等新模式，其交易链路复杂、资金流向隐蔽。然而，税收政策的修订周期长于新业态的培育周期，形成了政策空窗期。以平台型电商企业为例，其为小微卖家提供的流量扶持、佣金激励等措施，在现行政策中缺乏明确的税务处理指引，导致企业税务筹划无所适从，也为税收征管留下漏洞[18]。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度不足，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减免增值税、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未能通过精准画像实现靶向推送，致使大量初创电商企业因信息不对称而错失政策红利[19]。
政策解释的权威性与一致性缺失。不同部门对同一电商涉税产品及政策的解读存在差异，例如，税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电商刷单行为的税务定性标准不一，导致企业在合规整改中面临两难困境。基层税务人员对电商新业态政策的理解掌握不足，面对虚拟货币交易、跨境电商支付等新型交易模式时，无法提供权威统一的政策指导，放大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4.2. 征管效能薄弱，存在数据壁垒
数字治理理论强调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当前，H市电商税收征管体系未能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征管效能薄弱体现在数字治理能力与监管模式两方面。电商交易数据通常分散于平台方、物流企业、支付机构等多个主体，税务部门尚未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机制。尽管已出台《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但H市部分电商平台仍存在信息报送不及时、不完整等问题，平台往往仅提供基础交易流水，缺乏支付方式、退货信息等关键数据，导致税务部门无法精准核算企业的应税收入。例如，类似于抚松县出现的电商直播间销售额高但账面收入低的数据偏差现象，在H市也较为常见，根源在于税务部门缺乏完整数据链，难以核实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
监管模式滞后加剧了征管困境。目前，H市税务部门仍主要采用传统事后稽查的监管模式，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事前预警与事中监控。面对电商企业高频交易行为，无法实现实时数据监测，只能依赖企业自行申报，处于被动征管状态[20]。尤其是对小微电商及个体卖家的监管更为薄弱，这类主体往往未办理税务登记、未进行纳税申报，且经营场所隐蔽、交易记录易删除，形成征管盲区。在跨境电商领域，由于缺乏与海关、外汇等部门的协同监管，对跨境交易真实性的核查难度大，企业甚至可能通过虚报等手段逃避纳税义务。
4.3. 服务供给短缺，供给侧存在矛盾
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服务供给应满足公众需求。当前，H市电商税收服务体系中存在供给侧短板，服务能力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服务专业化水平低是核心问题之一。电商行业的特殊性要求税务服务人员不仅掌握税收政策，还需熟悉电商运营及交易流程。然而，H市税务部门缺乏专业的电商税收服务团队，现有人员未接受过系统性的电商知识培训，在面对企业提出的平台佣金税务处理、跨境退税核算等专业问题时，难以为其提供精准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部分H市农产品电商企业反映，从农户采购原材料时因无法获取合规发票导致进项税抵扣困难，而税务人员对此类问题的辅导多停留在政策宣读层面，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策略[21]。
服务形式单一，难以满足电商企业的多元化需求。目前H市税务部门的服务模式仍以线下窗口为主，线上服务虽已开展，但多局限于申报纳税等基础功能，无法为电商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在“618”“双11”等促销活动期间，面对交易高峰期和发票需求激增的电商企业，无法通过线上渠道快速办理发票增量等业务，仍需等待税务部门下户核查，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对于跨境电商企业，退税服务效率偏低，申报流程繁琐、审核周期长，部分企业退税到账时间甚至超过10个工作日，严重影响了企业资金周转。
4.4. 共治机制缺失，协同存在壁垒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合作以实现高效治理。电商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需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共治，然而H市尚未构建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部门之间存在推诿现象，形成协同壁垒。部门间协同机制不畅是主要问题，税务部门与市场监管、海关、外汇等部门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与传递不足，数据未能实时互通。例如，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电商企业注册信息及经营范围变更数据，未能及时同步至税务部门[22]，导致税务部门无法精准识别征管对象。海关部门的跨境电商报关数据与税务部门的退税数据脱节，进一步增加了退税审核的难度与风险。
行业自律作用发挥有限。H市电商协会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其在规范行业税收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未能积极参与税收政策宣传与制定，也未开展常态化的培训活动。部分电商企业仍存侥幸心理，试图通过隐瞒收入、虚开发票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行业协会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以规范企业行为，未能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良好氛围。此外，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能力未得到充分发挥，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对电商税收政策研究不够深入，难以为电商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税收筹划与合规辅导。
社会监督体系不完善，未能形成多元化监督网络。H市对电商企业税收违法行为的监督力度不足，社会举报渠道不够畅通，缺乏健全的举报奖励机制，降低了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社交媒体对电商税收违规行为的曝光力度有限，未能充分发挥正面引导与负面警示的作用。此外，电商平台作为交易重要参与方，其主体责任未得到充分落实，部分平台为吸引商家入驻，未对商家的税收合规情况进行有效审核与监管，甚至存在协助商家隐瞒收入等违规行为，加剧了税收征管难度。
5. 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路径
5.1. 构建适配性政策体系，适应新业态发展
针对电商新业态发展趋势，H市需构建动态调整、精准匹配的税收政策体系，以解决政策滞后性问题。建立政策精准供给机制，结合电商行业调研梳理政策需求，分类分析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不同业态的涉税痛点。H市可参考延边州制定的《跨境电商税收服务管理指引》经验，结合本地电商产业发展特点，制定《H市电商行业税收合规与服务指南》，明确不同交易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标准、发票管理要求及税收优惠适用条件等关键内容。针对直播电商中的佣金结算、平台补贴等核心问题，需出台专项管理办法，清晰界定应税收入范围及申报时点。针对跨境电商，需细化保税仓发货、直邮、海外仓发货等不同贸易模式的税收政策适用规则，消除政策模糊地带。
优化政策更新与传导机制，建立电商税收政策动态调整机制，跟踪监测新业态发展趋势，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政策。H市可借鉴青岛市税务局“政策找人”经验，依托税收大数据构建电商企业精准画像，按企业规模、经营模式等维度分类，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定向推送。搭建多元化政策宣讲平台，通过完善征纳互动平台、电商行业协会官网、电商平台公告等渠道，全方位解读税收政策要点。针对新出台政策，积极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活动，邀请业务骨干、专家进行讲解，确保企业准确理解政策内涵。
确保政策解释的权威性与一致性。建立电商税收政策统一解读机制，由市税务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定期发布政策解读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消除部门间解读差异。组建电商税收政策解读专家团队，针对基层税务人员及企业反馈的政策疑问提供权威解答。组织基层税务人员开展电商业务培训，提升其政策执行能力，确保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统一性。此外，建立政策实施评估机制，定期收集企业反馈意见，评估政策适用情况，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
5.2. 提升征管数字效能，构建智慧监管体系
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需积极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联与精准监管，完善电商税收征管体系。H市应建立全域数据共享机制，由政府牵头出台《H市电商交易数据共享管理办法》，明确税务、市场监管、商务、物流企业、电商平台等主体在数据共享方面的职责。搭建并完善市级电商交易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支付流水、物流信息、数据报表等信息的实时汇集与互通共享。强制要求辖区内电商平台按规定报送涉税信息，明确报送范围、格式与时限，对未按时报送的平台实施相应惩戒。可借鉴抚松县通过平台手续费倒推销售收入的方法，利用数据比对技术，实现电商企业申报收入与实际交易数据的精准核验。
创新监管模式，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H市应依托税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电商税收风险预警系统，设置交易异常、发票违规等风险指标，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并及时推送风险提示。针对小微电商及个体卖家，可由电商产业园或行业协会统一代办税务登记，由平台委托代征税款，破解征管盲区。在跨境电商领域，建立税务与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实时核查退税数据、资金流动数据等，防范虚假交易或骗税行为。
完善执法标准，提升征管公信力。制定《H市电商税收执法操作规范》，明确不同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与流程，确保执法公平公正。推行柔性执法模式，对轻微税收违规行为优先采用警告提醒、约谈辅导等方式，引导企业自主整改。对严重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并作为典型案例对外发布，发挥警示作用。建立执法人员电商业务培训机制，提升其对新业态新模式的执法能力，确保执法精准有效。同时，畅通企业维权渠道，设立电商税收执法争议处理窗口，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5.3. 优化服务供给，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聚焦电商企业实际需求，构建全链条税收服务体系，为电商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打造专业服务团队，选拔熟悉税收政策与电商运营的业务骨干，成立电商税收服务专班。针对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等不同业态设立专项服务小组，定期开展专项培训，邀请电商平台运营专家、税务师事务所专业人员授课，提升团队服务能力。可借鉴白山市江源区税务局上门“体检”经验，为重点电商企业提供一对一定制服务，针对其在采购、申报等环节的涉税难题提供精准解决方案，如协助农产品电商企业规范开具收购发票，解决进项税抵扣问题。
丰富服务方式，提升服务便捷度。持续优化线上服务平台，整合涉税功能，实现电商业务“一网通办”。针对电商大促期间的服务需求，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发票增量限额及时审批、退税优先办理等服务。可借鉴青岛市南区税务局税企直联群做法，建立重点企业直联机制，及时响应涉税诉求。针对跨境电商领域，优化退税流程，缩短审核周期，确保税款在三个工作日内到账，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构建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为新注册电商企业提供“开业大礼包”服务，包含税务登记指南、政策解读、申报操作视频等，并安排专人进行培训辅导。对成长型企业定期开展税收合规体检，提供财务管理、涉税风险管控等建议。针对转型期企业，提供专项政策辅导与涉税规划服务。
5.4. 健全协同共治机制，形成多主体联动治理格局
为优化电商税收营商环境，需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部门协同、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电商税收协同共治体系。强化部门间协同，由市税务局牵头定期召开跨部门工作会议，协调解决业务问题。例如，市场监管部门需将电商企业注册及变更信息同步至税务部门，海关部门需将报关数据与税务部门退税系统对接，以提升监管效能。具体的分工职责见下表2。
同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支持H市电商行业协会成立税收合规专业委员会，邀请税务业务骨干参与，共同参与税收政策制定与宣传工作。可借鉴安阳市税务局在电商行业协会设立税务合规实训营的经验，定期开展税收培训、政策解读沙龙等活动，提升企业合规意识。完善社会监督体系，构建多元化监督网络。畅通社会举报渠道，设立电商税收违规举报热线及线上线下举报平台，实施举报奖励机制，激发公众监督积极性。加强与媒体合作，通过专题报道、典型案例曝光等方式，强化舆论监督。落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商家税收合规审核机制，并配合完成整改工作。
Table 2.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e-commerce taxation in city H
表2. H市电商税收协同共治主体职责分工表
治理主体 |
核心职责 |
具体任务 |
市税务局 |
牵头统筹、政策制定、征管执法 |
制定电商税收政策；开展税收征管与执法；组织跨部门协同 |
市场监管局 |
主体监管、信息共享 |
电商企业注册登记与变更管理；同步企业信息至税务部门 |
海关 |
跨境监管、数据对接 |
跨境电商报关监管；共享报关数据与税务部门退税系统 |
电商协会 |
行业自律、政策传导 |
制定自律公约；开展税收培训；反馈企业诉求 |
电商平台 |
信息报送、代征代管 |
报送商家交易数据；代征微小卖家税款；审核商家合规资质 |
社会公众与媒体 |
外部监督、舆论引导 |
举报税收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宣传税收政策 |
6. 结语
H市电商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良好的政策设计需配以高效透明的执行和贴心的公共服务，才能真正提升营商环境的制度软实力。H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具有区域意义，也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未来，将在数字税制构建、跨境税收协调等领域继续深化研究，力求提出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为推动H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